汉字改革史

文字改革运动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五四时期到1949年,文字改革从提出口号到“拉丁化新文字”的摸索实验,再到实验停止。第二个阶段从1950年到1985年,文字改革作为国家语文政策的基本方向,通过行政力量推行汉字简化、汉语拼音方案等文字改革的辅助措施。第三阶段从1986年转入新时期,国家语文政策的基本方向从文字改革转为语言文字规范化。下面按文字改革发展的三个时期阐述,汉字简化问题争鸣作为附带问题单独阐述。


摸索阶段:五四时期到1949年


五四时期,出于对中国落后状况的反思,一批了解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把国力的落后归咎于教育的落后,又把教育的落后归咎于汉字的落后,于是提出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口号。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像是声讨汉字的檄文。他提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傅斯年(1919)也说:“凡些须懂得外国文的人,便知道中国文字和英法德等国文字的难易,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1923年国语研究会所编《国语月刊》出版特刊“汉字改革号”,对汉字发起了全面的批判。该期发表了钱玄同《汉字革命》、黎锦熙《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赵元任《国语罗马字母的研究》、蔡元培《汉字改革说》等文章,大抵主张废除汉字,并连带研究词连写和罗马字母拼写等问题。钱玄同再次用强烈的言辞否定汉字,说“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汉字不便使用,“足以证明”汉字“这位老寿星”“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该期封面把汉字画成仓皇逃命的牛鬼蛇神,被拉丁字母杀得东躲西藏,一败涂地。汉字改革专号的出版,标志着以废除汉字和实现拉丁化为宗旨的中国新文字运动的正式发起。

1928年,在苏联的瞿秋白、吴玉章、萧三、林伯渠等开始了创制中国拉丁化文字的工作。不久由瞿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1931年9月,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参崴开幕。大会作出了《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其中涉及对汉字的评价,认为汉字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现在的时代。提出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指汉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

瞿秋白是主张废除汉字,制定拉丁文字方案的重要奠基人。他发表过一系列抨击汉字的激烈言辞。瞿秋白曾经提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化必须罗马化。罗马化或者拉丁化,就是改用罗马字母的意思。这是要根本废除汉字。”瞿秋白接受了文字具有阶级性的思想,认为“汉字不是现代中国四万万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士大夫——百分之三四的中国人的文字”。(李敏生2000:302-305)

鲁迅也赞同文字改革,提出要废除汉字。他在多篇文章中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作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李敏生:307)

1935年12月,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在上海成立。会议草拟了一个《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征求各界人士签名。其中说到:“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是这教育大众的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一个绝大的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写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是没有四声符号麻烦的新文字,是解脱一个地方言的独裁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是已经出现了。”这里说的“新文字”,指的就是当时侨居海参崴的中国人制造的“拉丁化新文字”。(李敏生:363)

废除汉字的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汉字难学难写难认,是普及教育的障碍。拼音文字只要记住几十个字母,学习起来容易得多。二、汉字不是记音文字,不能跟语言完全结合,不便推广白话文。三、汉字不便记录来自欧美的现代科技名词。四、文字是有阶级性的,几千年来汉字只为封建贵族服务,而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为了代替汉字,于是设计了一套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新文字,叫“拉丁化新文字”。

当时也有人不赞成废除汉字。例如1936年吴俊升提出:“我们教育者实在不应也不必附和废弃汉字的提议,而应在改良汉字的教学上多用功夫。第一,应该更适当的确定常用字汇,以为教学的根据;第二,应该就儿童学习的心理和汉字本身的体系,研究出汉字的经济学习法。”(转引自:王力1957)这是想通过改革教学方法来提高学习汉字的效率。

1939年7月,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发表由倪海曙执笔,陈望道修改的《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新纲领主张采用拉丁字母,一方面“反对立刻废除汉字的过左的主张”,同时“也反对把汉字看作万古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字灵物崇拜的顽固主张”。

1940年5月24日,当时的教育部主管人员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认为汉字“历史悠久”,有“六书之明体用”,而且“中华民族之所以巍然独立于世界,绵延数千年,文化之寄托,民族之团结,实有赖于文字之统一”;说拉丁化新文字不标声调,有很多同音词,“欲易更难”。(纪事:85)这是对汉字价值的正面肯定,和对拉丁化新文字是否容易学习的质疑。

1947年6月12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召开基本教育预备会,讨论到拉丁化新文字问题。据《新闻报》载:会上“亦有人主张废除汉字,提倡汉字拉丁化,多数专家反对,谓我国各地方言大多不同,倘用拉丁化文字,势必分化中国之统一。我国数千年来之历史文化,悉以汉字记载,且国人学习汉字,几无一感到困难者,倘一旦废除,无异断送我一脉相承之固有文化。”

1947年11月,朱经农在《教育杂志》发表反对拉丁化新文字的意见。他认为,一、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都是用汉字记载下来的,一旦把汉字废了,将来中国人就无法阅读古书、了解中国文化。二、中国文字原系一字一音,同音的字实在太多,用罗马字拼起来,真不容易分别清楚。三、同一字各地读音不同,个人照自己的乡音用罗马字拼出来,会变成完全不同的许多字。将来中国的文字,化为无数种不同的文字,没有法子可以统一,也弄得彼此不能互相了解。统一的文字与国家的统一有密切的关系,破坏数千年来文字的统一,将有不良的结果,不可不慎重考虑。(纪事:103、104)

拉丁化新文字从20年代末开始尝试推行,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实践表明,拼音文字必然受到劳动大众欢迎的说法主要出于一些知识分子的推测和想象,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克服的困难。陆志韦在《五四纪念再谈谈新文字》(《进步日报》1949-5-4)的文章中说,“在老解放区,拼音文字好象推行不开”,认为“过去的工作可以说是失败了,至少没有完全成功”。但文章仍然认为,是汉字的“封建性”阻碍了拼音文字的推广。这种“封建文字的锁链又是双重的”,一是“只许写文言文”,二是“只许用方块汉字,不许用拼音文字”。把推行拼音文字的障碍归咎于汉字的“封建性”,是受到文字阶级性认识的影响。

毛泽东在1949年12月到次年2月访问苏联期间,曾在跟斯大林谈话时阐述这样一个论点:汉字和汉语尽管不易掌握,但实际上是所有人都能学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学的,只要愿意学和不断提高。(纪事:125)这个论点好像是针对当时流行的文字具有阶级性、以及大众难以掌握汉字的认识误区而发的。

不同意见的对垒,使人们对汉字的认识逐渐深化和全面,诸如汉字可以立刻废除,文字具有阶级性的一些偏激认识也逐渐得到克服。

推行阶段:1950-1985年

新中国建国以后,毛泽东主席曾多次表示过赞成文字改革的看法。毛主席在1951年提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在1956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会上吴玉章同志讲到提倡文字改革,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以采用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吴玉章同志在这方面说得很有理由,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20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在这方面实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为汉字那么好。有几位教授跟我讲,汉字是世界万国最好的一种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国人发明的,大概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出在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但是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的事情是早已有之的,例如,阿拉伯数字,我们不是久已通用了吗?(纪事:219)

文字改革工作得到国家的有力支持,先后成立了文字改革协会(1949),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2),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4)(这三个机构前后相承,下文简称为“文改会”)。文改会的最初目的是研究并试验拼音文字,因拉丁化新文字不宜再推行,于是重点改为设计新的拼音文字方案;1950年又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的指示,首先进行汉字简化工作,以便当前使用。

当时主流派对汉字的基本评价,是对于五四时期认识的延续。吴玉章为五四纪念谈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时再次提到:“中国文字主要是汉字,有许许多多不合理的地方。因为它太繁难:难认、难写、难记,是中国教育普及、文化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纪事:128)罗常培(1952)说现代汉字“必须一个一个地学习字的读音,必须一个一个地学习字的意义。这对于提高大众文化是一有阻碍的”。(纪事:164)

50年代初,也曾出现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大公报》(1950-9-3、4)曾连载张锐光的《斯大林论语言学对于中国语文问题的启示》,表达对汉字拉丁化的不赞成意见。李仁发表《拼音文字必须有类符》(《中国语文》1951-6),对拉丁化新文字做了较全面的批评。反驳文章有曹伯韩《新语文运动中的一些思想》(《人民教育》1951-2),针对不同意见,就有关文字改革的六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一、反驳汉语同音异义的字太多,拼音文字行不通的观点。二、认为所谓文字的民族形式并不在于文字的笔画或字母,而在于文字所表达的语言。三、反驳没有统一的民族语言,因而谈不到建立拼音文字的观点。四、批评把文字改革看得过分容易的认识。五、反驳拼音文字不如方块汉字易识易记的观点。六、批评先把新文字研究好了再推行的认识。(纪事:151)仁言信(周有光)发表文章批评李仁“把拉丁化新文字说成‘幼稚不堪’、‘一文不值’、‘行不通’、‘失败’了,这都完全不是事实”。

1957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上半年,大鸣大放;下半年,学术问题成了政治问题,一些人因为在文字改革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7年上半年,《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纸,以及《中国语文》、《拼音》等杂志陆续刊登了一些讨论文字改革的文章,其中包括对文字改革持不同意见的文章。文改会于5月16日、20日、27日三次召开文字改革问题座谈会,多数参加者表达了自己对文字改革的意见。批评性的文章和意见,总括下来大概有这些观点:

一、汉字是优秀的文字,并不见得那么难学难认。

唐兰(1957b):“从中国文字发展的历史来说,我始终坚持中国文字有很大的优点,它的繁复难学等缺点是可以逐渐克服的。”他认为采用拉丁字母,势必把“每个人民习惯了的形式全部撇开,重起炉灶,根据语言来造文字”;“这种移山倒海的气魄是雄伟的,能否做到,是否值得去这样做,都还是要很好考虑的。”

陈梦家(1957d):“汉字是有好处的。(一)汉字是统一的,超方言的,不论什么地方的人写的东西大家都能看懂,不象拼音文字那样。(二)汉字在辨认上容易。(三)汉字有注音成分在内,如松、柏。(四)汉字的笔画很少,英文的one,汉字写作一;英文的man,写作人;英文的university这么一长串,汉字只“大学”两个字。我们对汉字的评价应该是公平的,不要光说自己不好。(五)中外各国的语言都是变的,但文字不能经常变,文字要定型,不能随便拼,不然就不能作为工具了。”“汉字虽然非常多,但是常用的并不多,普通人认识三千就可以了。……有了这三千字,就来研究怎么教。有人说汉字难学,我说不难,所以难,是教的人没教好。”

骆瑛的文章说,一位五十余年从事英语研究的人切身体会到,汉字并不难学。还说,曾研究汉字三十余年的奥地利文字学家罗逸明,曾经把十种外国文字和汉字比较,证明汉字比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都容易学。(杜松寿1957)

二、表意汉字是历史的选择。

陈梦家(1957a):“用了三千多年的汉字,何以未曾走上拼音的路,一定有它的客观原因。中国地大人多,方言杂,一种统一的文字可以通行无阻。汉语单音缀,有声调,而各地声调多少不一,同音语多,用了拼音文字自然引起许多问题。”

陶坤:没有理由可以断言“象形文字一定就落后于拼音文字”,也没有理由说“文字都要发展成为拼音文字”,“汉字的存在就是文字并不都要发展成为拼音文字的例证”。(倪海曙1957)

关锡来信:〔说到汉字何以未走上拼音道路的原因〕“主要是方块汉字符合汉语的条件,拼音文字绝不符合我们的语言。”(陈梦家1957c)

翦伯赞发言:“文字是历史的产物,改变是历史的过程”,“我激烈反对废除汉字。要废除汉字,除非决心把历史文化遗产丢掉不要,从野蛮人干起”。(倪海曙1957)

《光明日报》对群众来信意见的综述提到汉字有优点,拼音化有困难:“汉字望文生义的优点,是任何拼音文字所没有的。拼音文字则需要先经过音的阶段,然后才能达到知意的阶段”;“汉语中同音词很多,拼音化无法克服这个矛盾”;“汉语的方言复杂,对拼音化很不利”;“用拉丁字母代替汉字大大地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感情”;“方块字不难学”;“汉字不便于打字拍电报的缺点,是可以通过现代的科学技术来解决的”。(倪海曙1957)

蒋善国(1957)抽象地赞成文字要改革,但具体论证却意在阐明汉语不宜采用纯表音的拼音文字:“以内容极为丰富,历史非常悠久的汉语言文字,不是单纯的拉丁字母只注音记音所能担起这个千斤胆子。”

三、汉字还要使用。

陈梦家(1957a)“首先肯定了我们使用了三千年以上的汉字还是很好的工具,是简单而不复杂的,是和汉语语法相联系的,是一种不必废除的民族形式。”

唐兰发言:“不应当忘记在今天汉字还处在当家地位,不能否定他。”“拉丁化新文字能不能用还在未定之天,目前我们不能宣传汉字必须撤退”。(倪海曙1957)

四、希望“文改”工作要谨慎行事.

陈梦家(1957b):“在没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的宣布汉字的死刑。”“主张拼音的人,不要过于简单的认为全国大多数的人全赞成拼音,此事还得大家讨论,包括反对的人在内。”“文字这东西,关系了我们万万千千的人民,关系了子孙百世,千万要慎重从事。”

周祖谟发言:“没有把文字为什么要改革这个根本问题提出来讨论,对于如何来改革的问题也没有好好地讨论”,这是文改工作中的缺点。(倪海曙1957)

《光明日报》群众来信意见综述提到:文字改革“一家独鸣”,“已经形成一种压力,似乎谁要对文字改革表示怀疑,就会被人扣上一顶‘思想落后’的帽子,甚至会被人加上‘反对中央实行文字改革’的罪名”。“事实上在文字改革的宣传中,已经出现过‘只有帝国主义分子和唯心主义者才反对汉字改革’之类的吓人的论调。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有人敢于坦率地写反对意见的文章,也必然会遭到‘围剿’。”“不赞成汉字拼音化的人不是少数,但过去都没有说话”。(倪海曙1957)

当时的一些民主人士也提出文改的工作方法和公布程序问题。据说,“章伯钧、罗隆基……说文字改革没有经过全国讨论,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罗隆基说“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章伯钧说(文字改革问题)“现在不是从法律程序上提出讨论,而是把它作为根本性的问题提出来讨论”。(杜松寿1957)

支持文改的文章中,李振麟(1957)的文章涉及的问题较广。其基本思想是:(一)“我们不但承认汉字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且也承认今天它仍然在起作用。即使将来有了拼音文字,汉字仍然要作为汉民族的古典文字为人们学习。”但是“汉字在今后作为全民交际工具是不适合的。”(二)“从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世界文字有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是:从图画文字经过表意文字而到拼音文字(中间还有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两个阶段)。跟表音文字来比,汉字在文字发展史上是比较过时的东西,不能把它的优点夸大,说得比处于文字发展高级阶段的表音文字还好。”(三)“认为汉字是决定于汉语的特性这个错误论点的必然结论就是汉语不适于用拼音文字。汉字本身的发展历史就否定了这个说法。”他所说的“汉字本身的发展历史”指的是假借字的使用和形声字为主的现象。(四)“汉字不是不能改动的汉‘民族形式’”。(五)“既然现在的文字有的是进步的,有的是比较落后的、原始的,既然文字的本质不过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工具,它跟任何民族和任何民族语言都没有必然的联系,也谈不到什么‘民族形式’,那末,当咱们为没有文字的语言创立文字或是原来有文字而进行文字改革的时候,完全可以选择世界上最进步的文字,也完全应该用政令来推行这种文字。这叫做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六)“我们主张文字改革的逐渐过渡是,汉字和拼音文字在长期共存中,逐渐走向以拼音文字为全民交际的书面语。”这篇文章立足于说理,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李振麟强调了从“图画文字-表意文字-拼音文字”的文字发展规律来看问题,这是富有理性的。周有光的提法略有不同而基本思想相同:“更重要的是文字制度的发展。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从形意制度(picto-ideographic writing)到意音制度(ideo-phonetic writing)再到拼音制度,拼音制度又从音节字母到音素(音位)字母,从只表辅音到兼表元音。音素字母的拼音文字是人类的伟大发明,它用最少的符号写出任何复杂的语言。从形意制度到意音制度是文字发展史的第一次飞跃,从意音制度到拼音制度是文字发展史的第二次飞跃。”“任何一种语言,可以用繁难的符号书写,也可以用简易的符号书写,可以用意音制度书写,也可以用拼音制度书写。更正确地说,任何一种语言,如果它的文字符号是繁难的,迟早要发展为简易;如果它的文字是意音制度,迟早要发展为拼音。这是落后让位于先进的规律,决不因为语言特点和社会习惯的不同而有例外。”(周有光1979:2-3)

后来有人指出,“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是世界上所有文字中两个最大的不同系统。认为西方的这个文字演进三阶段也同样适合于中国的汉字,这个结论,完全是靠理性判断和逻辑推理的方法得出来的,并无事实根据。而且,以前和现在的所有论者皆无法提供足以证明这个结论的事实根据。”(刘光裕1985)

1957年的论战,是因不正常手段而终结,文字改革(汉字简化)工作错过了惟一一次早期修正和完善的机会。从此人们噤若寒蝉。直到拨乱反正,学术上一般问题的争鸣才开始正常化。

1958年1月,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到有关汉字前途的问题,他说:“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做出结论。”“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鸣,我在这里不打算多谈,因为这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范围。”这个提法是稳妥而合理的,对文字改革工作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期阶段:1986年以来

1985年12月,国务院将原来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委和国家语委于1986年1月6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这个会议确定当前已经进入了以“四化”建设为重点的新的历史时期。会议宗旨是在党的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的指导下统一思想,明确任务。中央规定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当前的主要任务。关于汉字地位和文字改革问题,新的提法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必须强调的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汉字作为国家的法定文字还要继续发挥它的作用。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它是帮助学习汉语、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注音工具,并用于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方面。”这是明确表明现行汉字的合法地位,并表明汉语拼音不具有文字性质。这是对“汉字过时论”的否定。二、“汉字的前途到底如何,我国能不能实现汉语拼音文字,什么时候实现,怎样实现,那是将来的事情,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现在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讨论,并且进行更多的科学研究。但是仍然不宜匆忙作出结论。”这表明文字改革不是当前的任务,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讨论。

在“不同意见可以讨论”的气氛下,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和评价汉字优劣及文字改革运动的得失,出现不同意见的争鸣是正常的。而且,只有充分开展不同意见的争鸣,才有利于学术发展和对语言文字工作认识的进一步深入。

1989年,由袁晓园任社长兼主编、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主办的《汉字文化》杂志创办。这是一个明显带有学派气味的刊物。该刊旗帜鲜明地鼓吹“汉字优越论”,反对“废除汉字,走拉丁化道路”。出于学术争鸣的需要,《汉字文化》的诞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许多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和学者曾在该刊发表文章。

1991年10月23日,由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江西师范大学、江西电视台联合摄制的电视系列艺术片《神奇的汉字》在北京举行首映式。该片热情赞颂汉字伟大的历史功绩和卓越的现实价值,对文字改革运动加以反思。其中对于汉字优越性的表述,有些提法值得商榷,引起争议。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文字应用管理司于1992年1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神奇的汉字》专家座谈会,并以《〈神奇的汉字〉专家座谈会纪要》作总结,对《神奇的汉字》予以较严厉的批评。随后《汉字文化》发表文章《语言文字工作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加以反驳。

新时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讨论汉字问题的文章很多。下面摘录80年代以来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和观点(按时间为序;摘录难以全面反映该作者的观点,请阅读原文)。

张志公(1984):“汉字生命力之所以这么强,我想第一是由于汉字同汉语这种语言相适应。”又根据文化传统的继承性和教育的连续性规律,认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汉字不能废除,也废除不了”。

高家莺(1986):“文字是记录语言、传递信息的视觉符号系统,它的基本职能是供阅读。据统计,现代科学研究有30%~40%的时间是花在阅读文献资料上。随着人们阅读需求量的空前倍增,阅读速度问题就变得突出起来。”她从“四个方面对方块汉字和拼音文字的阅读速度进行了比较。比较结果表明:方块汉字比拼音文字信息密度大,视觉分辨率高,字形占空间小,有利于提高阅读速度;虽然方块汉字的感知单位与语言单位的一致程度比拼音文字差,影响了阅读速度,但就总体来说,方块汉字的阅读速度还是比拼音文字快。”

许嘉璐(1989):“现在摆着两条路。一条就是继续沉浸在汉字落后论中,冥想着一个世纪、两个世纪,或者更多世纪之后,实现拉丁化。因为汉字也是约定俗成的,也是进入了民族的观念和意识之中的,一朝之间改,天下大乱。恐怕得随着一代一代人的辞别人世,即使拉丁化,慢慢要到几个世纪。可是时代不等人呀。这一条路就要拖我们四个现代化的后腿,拖我们迎接挑战的后腿。另外一条路,就是大家一起来研究汉字的特点、汉字的优势,充分利用它,发挥它的优势,来迎接挑战。”(转引自:《汉字文化》1996-3:1)

周祖谟(1991):“过去很长时间,很多的学者认为汉字难认,难念,难写。其实呢,对于汉字的性质,以及它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上所起的作用跟它的特殊性并没有很好的深入地去研究,去理解。”“对汉字而言,第一我要说它是科学的,第二是容易学。关于容易学就是指的刚才讲的教学方法要有科学性的安排。”

袁晓园(199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所谓表形→表意→表音的人类文字发展的共同规律是不存在的,建立在这个不存在的规律的基础上的‘汉字落后论’、‘汉字难学论’、‘拉丁字母万能论’是错误的,由此而制定的走向拉丁化拼音化方向的‘文字改革’,也是完全错误的。”

苏培成(1992):“汉字是汉族人民创造的自源文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后还要继续使用下去。”

尹斌庸(1992)认为汉字的习得效率应该说是比较低的(与拼音文字比较)。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基本符号数太大。二是类推率太小。“尽管如某些人所说的,汉字有许多独特的优点,但是习得效率低的这个大缺点是无论如何否定不了的。最现实的办法就是采用汉语拼音作为辅助文字工具,来弥补汉字习得效率低的缺点”。

王开扬(1992):“百年来的汉字改革运动史表明,无论是改良汉字,还是改革汉字,其动机都是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的,而不赞成的人都是从少数人的方便和好恶出发的,两个阵营划然有别。”

伍铁平(1993):“既然我们现在和可见的未来用的是汉字,教的是汉字,自然应该歌颂汉字。如果我们仍然像上引名家(按指瞿秋白、鲁迅、吴玉章等)那样贬低汉字,或者像当代个别人有个时期那样,宣称‘汉字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并在课堂上这样教学生,学生还会好好学习汉字吗?爱国主义教育中包括热爱祖国的语言和文字,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就我所翻阅过的文献来说,我国大陆40多年来很少进行热爱汉语和汉字的教育,这是严重的失误。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某君对‘赞美汉字’如此反感,说它是‘一风吹’是‘为少数人着想’。”

侯一麟(1994):“哪种语言用哪种文字,决不是随意的,是由这种语言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是经过了几千年的自然选择、适应、修正过程的。一但用了一种文字体系,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其影响和制约,汉字源远流长,已经对汉语有巨大的影响,并业已成为汉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仅从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角度讲,汉字拼音化也行不通。”

尹斌庸、苏培成选编的《科学地评价汉语汉字》(1994)选辑了一批讨论汉字评价的论文,其中较多是批评“汉字优越论”的文章。《汉字文化》发表了一些比较系统地总结和反思“汉字落后论”的文章,如汤云航的《“汉字落后论”评议》,谢晖《走出汉字改革的误区——汉字落后论批判》等。

平心而论,新时期关于汉字问题的讨论,从语言文字学专业水平来看,持汉字优越论的作者群当中非专业人士相对较多。不过,专业水平较低,不见得眼光也一定较低。当年陈梦家(1957c)曾说:“群众对于语文的知识,可以是不高的,但不能说成是幼稚的。可以是不很正确的,但不一定象专家那末有成见——那些可能是对的成见,也可能是极错误的成见。文字改革是一切使用汉字的人的事,群众都有说话的权利;他们说的话可以是不在行的,但不一定都是错的。”所以,对于非专业作者的意见宜从大处着眼,而不应纠缠于细枝末节问题。

我们注意到,讨论文章有的还存在感情用事的缺点,或火气较大,或语含讥讽,有的还扣帽子,甚至上升到“立场”问题。但是总体上看,这是一场思想解放以后出现的学术争论。这些争论将有助于语言文字建设的健康发展。我们相信,只要本着追求真理的信念,客观、理智、科学地看待汉字评价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人们对汉字的认识必将越来越全面和深入,并逐渐接近认识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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