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历史 妙文! 正说历朝十大冤案——曾静、吕留良案

本文全文阅读地址:http://book.tiexue.net/Book/13843/

清初文字狱数不胜数,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有案可查的就有170多起。在这些文字狱中,处理过程和结果最为“出奇”的则是雍正年间的曾静、吕留良案。这桩文字狱案,不仅株连攀扯规模大、诛戮杀伐酷、迁延时间长、涉及范围广,更让人啧啧称奇的是其处理过程可谓绝无仅有:真正实施行动的案犯被判无罪,死去数十年的文人无罪获罪;当权者竟然与案犯公开辩论,甚至亲自著书印发批驳;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征求士人对处置案犯的意见;其继位的儿子则反其道而行之,将此案处理结果完全推翻;最为显著的是,它是历史上第一个用负面教材树立皇权威望的案例——这到底是怎样一个奇特荒诞、令人瞠目结舌的冤案呢?

在正式讲述这起文字狱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本冤案的重要人物——雍正皇帝。

提起雍正,人们总会想起附加在其身上的诸多谜案,这些传说轶闻扑朔迷离,又惊心动魄,令人真假难辨。

关于雍正,最大的谜案就是他的即位之谜,其父亲康熙是有清一代诸位皇帝中子女最多的一个,他共有55位子女,其中儿子35个。除一些早殇外,尚有24个孩子。除去年幼的,到康熙四十七年,20岁以上的共有12位。承继大位只能从这12个皇子之间选择一个。哪位皇子继位就成了康熙最头疼的大事。

,

在此之前,满清统治中原后,没有实行汉族的立嫡制,而采取了由本族大臣会议推定皇位继承人的制度。皇太极死后,就是由满族贵族会议推出福临继位,是为顺治;顺治死后,却没有采用这种推选制度,而是由孝庄太后用遗诏决定由玄烨继位,是为康熙。这就开启了用遗诏决定皇位继承人的先例。

7

康熙皇帝雄才大略,一生勇武,在位61年。他对诸皇子都疼爱有加,悉心照顾,精选名师教授技艺,让他们学习各种本领。同时,他为避免诸子争位,采取生前确立太子的方法,以彻底打消其他诸子觊觎皇位的念头。康熙对排行第二的胤礽很是偏爱,是有原因的。胤礽的母亲孝诚仁皇后深得康熙宠爱,但生下胤礽因难产离世,康熙悲痛万分,把胤礽看得比其他儿子为更娇贵。康熙十四年(1675),胤礽还不到两岁,就被康熙立为太子,备受恩宠,在教育上也另开炉灶。随着太子年龄的增长,康熙还逐渐让他参与处理政务,阅览奏折,并给他讲解兵法军务。胤礽聪颖灵透,也不负众望,很快熟习了不少的政务军务。

但随着时间推移,十年、二十年过去了,太子做皇帝的欲望日益强烈,而父皇的身体却依然健壮,丝毫没有逊位的意思。太子本来就有后台,生母孝诚仁皇后的祖父索尼是一代重臣,康熙出征时任辅政大臣,父亲是领侍卫内大臣噶布喇,叔叔索额图则是大学士,当时的宰相,都是当时康熙宠信的大臣。他们都希望胤礽尽早继位,以巩固本派的势力地位。太子借助他们的支持,逐渐拉拢了一批大臣,形成了一股力量不小的政治势力,被称为“太子党”。太子暗示手下大臣寻找时机含沙射影地劝告康熙退位。康熙一生英明果断,察觉出太子及其同党势力的企图,怒不可遏,叱责太子说:“朕不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盛怒之下,将索额图找借口处死,试图杀一儆百。未想太子不知悔改,反而派人窥探监视父皇行动。康熙忍无可忍,以太子“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为由,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宣布废黜胤礽太子位。此时,已经距离册立太子33年。康熙本人也很是悲伤,七天七夜不思寝食。

这场宫廷变动并没有使诸皇子之间的争夺皇位的斗争有所缓和,反而适得其反,诸子见皇位空缺,各人又有了均等的机会,更纷纷加紧活动,不久就出现了以皇八子胤禩为首的皇八子集团。胤禩史书称其“有才有德”,很得众人喜爱。因皇长子胤禔没有得到太子位,其生母惠妃又曾抚养过胤禩,胤禔和胤禩同病相怜,关系密切,又有皇九子允禟、皇十子胤礻我(这个字打不出来),十四子胤禵、大臣鄂伦岱、王鸿绪等都依附胤禩,形成了与太子党不相上下的争夺皇位的政治势力。其后,康熙逐渐察觉出苗头,将胤禩革去爵位,打算囚禁起来,在诸皇子的求情下方才作罢。不过这场争斗让他觉出皇储的空缺将使诸子间的争斗更烈,就于四十八年(1709)重新复立皇二子胤礽为太子。

艺术中国

胤礽重登太子位,较先前稍稍收敛了一阵子,但不久又凶相毕露,开始密谋夺位。其他诸子认为,父皇既然废了一次太子,自然可以废第二次,仍然明争暗斗不止。康熙见难以操控,于五十一年(1712)第二次废去胤礽太子位。同时对太子集团的几个骨干分子进行了残酷打压,将尚书齐世武“以铁钉钉其五体于壁而死”,已死的步军统领托合齐锉尸焚烧,以示深恶痛绝之意。

就在太子党和皇八子集团都遭到打击的同时,一贯沉默寡言的皇四子胤禛浮出水面。胤禛在太子和八子之间保持中立,对皇位也表现得毫无兴趣,自称是“天下第一闲人”,流露出清心寡欲、与世无争的超然姿态。但暗地里,他时刻注视着时局变动,准备反戈一击。他接受幕僚戴铎“过露其长,恐其见疑;不露其长,恐其见弃”的建议:在父皇面前,既不过于展示自己的才华,以免使父皇怀疑自己怀有异心,也不故意装笨,以免使父皇认为自己没有能力,而是不动声色地吟风弄月。对待父皇,尊敬、忠诚又极力表现出孝敬顺从,对待兄弟手足,友爱和睦。康熙让他做的事情,他尽力完成得完美无缺,表现出非凡能力。康熙对他的急躁易怒的脾性很是反感,胤禛全心改正,甚至不惜请人给他讲授枯燥乏味的禅学。最后他认为自己已经改变了暴躁的毛病,就郑重其事地请求父皇不要把将他“喜怒不定”的评定写入档案。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胤禛一步步赢得了康熙的信任,同时在身边也培植了不少私人,其中以皇十三子胤祥、十七子胤礼以及大臣年羹尧、隆科多最为心腹。出于对胤禛的信任,后来康熙身体欠佳时,就将必须由皇帝亲自操办主持的祭天仪式让胤禛代行。

与皇四子胤禛同样受到康熙看重的,还有皇十四子胤禵。他与胤禛同母,均是孝恭仁皇后,两人关系却很是一般。胤禵聪颖机灵,年龄上很有优势。康熙对他很是喜爱,有意锻炼其能力。五十七年(1718)十月,康熙任其为抚远大将军,征伐新疆、西藏的叛乱军队。康熙把胤禵的出征仪式搞得非常隆重,以向众臣展示胤禵在自己心目中的位置。而胤禵也确有才能,不负所望,屡败敌军,更得到康熙的封赏。不少大臣认为胤禵是康熙最后选定的接班人,纷纷向他靠拢。

康熙本人却一直为没有解决好皇储问题而日夜忧思,身体每况愈下,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凌晨,康熙病重,不豫,急召在京的诸皇子入宫。当时胤祉、胤礻我(这个字打不出来)、胤禩、胤禟、胤禛、胤祹、胤祥等先后到达,由舅父、步军衙门统领隆科多带领入内叩见父皇。次日晚上八时,皇上驾崩,正在人心惶惶之时,隆科多忽然颁布康熙遗诏:“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消息传出,一时间,朝野议论纷纷,大臣们窃窃私语,几个兄弟更是或明或暗表示反抗。皇八子胤禩连夜与皇三子胤祉密谋,十四子胤禵从前线匆忙赶回京师,更是桀骜不逊,不承认胤禛即位,甚至要与之分庭抗礼。

44岁的皇四子胤禛就此承继了皇位,改年号为雍正。但不久,社会上就流传出雍正篡位的种种传言:有人传说雍正是篡改康熙遗诏继位,他和隆科多串通,将诏书中“传位十四子”中的“十”改为“于”,变遗诏为“传位于四子”;有人传言他向康熙进献了一碗人参汤,喝完人参汤康熙就驾崩了,是谋父夺位;更有人说,康熙本想传位十四子,结果诏书被隆科多藏匿,而改宣胤禛继位;还有人说,康熙本将帝位传给胤祯,因“祯”与“禛”形近音同,胤禛遂顶替胤祯继位,还把玉牒中的字挖去更改以模糊视听,等等。这些传言使刚刚继位的雍正处于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境地,也使他刚刚掌控的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采取手段遏止流言的传播,其政权就有被颠覆和扼杀的危险。雍正心里十分清楚,这些流言来自于反对他的诸兄弟中。他们不甘心让一直沉默寡言的胤禛占有帝位,想方设法地颠覆朝政。雍正帝不能不采取高压手段对待这些敢于叫板的人。

艺术中国

康熙驾崩,雍正刚刚即位,就下令京城戒严,关闭城门,禁止诸皇子进入大内。6天后,待宫内一切收拾稳妥,方才打开城门。当时年满20岁的皇子共有15人,除皇长子被康熙终身囚禁、皇七子病故和十三子胤祥、十六子胤禄、十七子胤礼与雍正同党未遭迫害外,其他十个兄弟都遭到雍正的残酷打击。大致情形如下:

皇长子胤祀,因为太子胤礽说情而被康熙夺去封爵,软禁起来。雍正继位后,也不准释放,到雍正十二年(1734)病死。

!

皇二子胤礽,也即被两立两废的旧太子,被康熙囚禁。雍正即位,将其迁到山西祁县郑家庄幽禁,雍正二年(1724)年病死。

皇三子胤祉,对皇位不甚热心,而喜好琴棋书画,还参编了《古今图书集成》,也因曾为胤礽出谋划策被发配遵化守陵,又因牢骚满腹被雍正夺去爵位,幽禁到景山,雍正十年(1732)病死。

皇五子胤祺虽没有参与结党,也被削去封爵,与三哥同年病死。

皇八子胤禩才华出众,但因曾公然结成八子党与雍正争夺储位,是雍正最为嫉恨者之一。雍正知道他势力较大,采取擒贼先擒王的办法,认为只要打倒胤禩,其党派自然解散。他欲擒故纵,先封其为亲王,让胤禩与隆科多共同任总理事务大臣,以消除其戒心。不久就找借口罚其在太庙前跪了一日一夜,罗织了他40条罪状,削去封爵,改名为阿其那(满语意思为猪狗),囚禁起来。胤禩备受折磨,被害死去。雍正公布的消息说皇八子在禁锢中“患呕哕”病死。

皇九子胤禟是胤禩的同党,他知道雍正放不过他,就放言说将“出家离世”。雍正根本不理,罗织了其28条罪状,削去宗籍,逮捕囚禁起来,取名塞思黑(也是满语猪狗之意),后又将其械往保定幽禁。胤禟同样备受折磨,于雍正四年(1726)九月死去。雍正公布的消息说是以“腹疾卒于幽所”。

c

皇十子胤礻我(这个字打不出来)也与胤禩是同党,雍正借口让其出使外蒙古,打算将其流放。皇十子推脱有病,雍正命其在张家口驻停,不久又召回京师夺去爵位,拘禁起来。直到雍正驾崩也没有释放。

十二子胤祹没有结党谋位,也被降职贬爵,只是他比较幸运,没有被软禁,到78岁时才病死,那时已经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了。

十四子胤禵是最被看好的继位者,因此也成了雍正最为嫉恨的弟弟。雍正继位不久,就令胤禵回京奔丧,实是解除其军权。胤禵一到北京就被软禁在遵化看守康熙的景陵,被革去郡王封号,后又改囚禁于景山,直到乾隆即位才得开释。

艺术中国

十五子胤禊没有结党,也被雍正命令去守景陵。

雍正对诸兄弟手足的残酷打压,可谓心狠手辣。随着权欲的膨胀,雍正瞅准时机,又对大臣大开杀戒。年羹尧、隆科多是他除去的最重要的大臣。

年羹尧(1679-1726),字亮工,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康熙时,年羹尧任四川巡抚,定西将军,军功卓著。雍正继位后,收胤禵兵权归年羹尧掌管。他运筹帷幄,驰骋疆场,曾配合各军平定西藏乱事,率清军平息青海罗卜藏丹津,立下赫赫战功。被升为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还被加封太保、一等公,高官显爵集於一身。雍正二年(1724)人京时,得到雍正帝特殊宠遇,真可谓位极人臣,倍受尊宠。

隆科多(?~1728),满洲镶黄旗人,其父为一等公佟国维,其姐为康熙的皇后。隆科多被康熙任命为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他原来与皇八子胤禩关系密切,后见雍正势力大增,改依雍正。康熙死时,大臣只有隆科多一人在场,成为顾命大臣。他以拥戴雍正谋位功劳,备极宠任。雍正继位,升其为吏部尚书、总理事务大臣,加太保,公开称为“隆科多舅舅”。

年羹尧、隆科多是雍正即位的最得力助手,两人一主外一主内,一主武一主文,世人称雍正“内得力于隆科多,外得力于年羹尧”。两人权力大增,逐渐忘乎所以,恃功骄傲、专权跋扈、肆弄权柄,渐露不臣之态。雍正忍无可忍,于三年(1725)三月,借口年羹尧奏章中将“朝乾夕惕”写成“夕惕朝乾”,认为其怠玩昏聩,削去军权,改授杭州将军,不久又连降十八级,诏定犯92条大罪,其中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残忍罪4条、忌刻罪6条,迫其自杀。同年五月,雍正又借口隆科多结党营私、欺瞒皇上,将其贬斥边疆开荒,几年后,又罗列其41条大罪,终身监禁于畅春园。直到雍正六年(1728)六月死去。

艺术中国

但关于雍正即位的传言迅速传播,引起了人们的纷纷猜测。雍正为控制流言、打击政敌而以不可告人的手段残害手足的恶行被时人视为禽兽行为。对雍正即位的猜测与当时依然横亘在部分汉人心中的反清意识一结合,竟然触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案。

案件的起因还要从头说起。

雍正六年(1728)九月二十六日上午,驻屯西安的川陕总督岳钟琪练兵完毕,正由一队清兵拥护着乘轿返回总督衙门。当队伍行进到署前西街时,忽然一个30多岁的男子拦轿大喊,说向岳大人投书。岳钟琪令随从接过书信,见信封题“天吏元帅岳钟琪”,大惊失色,不敢当即拆开,急忙让人将投书人带回衙门。

H

回到衙门,岳总督才打开信封细读。该信署名“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所谓“无主游民”,就是不服从于朝廷。在当时情境下,敢这么自称无疑是对满清朝廷不满的人。信的内容是策动岳总督率兵谋反。这封书信的原文史料上没有见到,不过从当时审讯的奏折、口供和《清文字狱档》中可以看出书信的大致意思:

一是陈述华夷之辨,认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当前朝廷是满洲女真人,是夷狄,“夷狄即禽兽”,他们入主中原是“盗窃王位”。华夏与夷狄不共日月,如何能以皇皇大夏之民效忠于夷狄禽兽政权?因此要反对满清政权,恢复汉朝天下;二是谴责雍正是失德的暴君。信件罗列了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利、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奸佞十大罪状,以阴谋诡计篡位,天理难容,认为这是禽兽所为,根本没有威望统率百姓;三是信件指出雍正即位以来,国家灾害频仍,“寒暑易序,旱涝交替,五谷少成”,“山崩川竭,地暗天昏,积尸载路”,穷人更穷,富人更富,反清情绪高涨,一触即发,“湖广、江西、广东、云南、贵州六省,在我一呼可定”,此时反清时机成熟;四是策划岳忠琪起兵谋反,称岳钟琪是民族英雄岳飞的后代,劝他继承先祖品德,不能“俯首屈节于匪类”,“今握重兵、据要地,当趁时反叛,为宋明复仇”,从而恢复汉朝统治。

岳钟琪读完信,登时冷汗直冒。对于他来说,在这个节骨眼上,怎么处置这封信无疑关系很多人包括自己及家族的性命。岳钟琪为何如此惧怕这封信函?

艺术中国

岳钟琪(1686~1754),字东美,号容斋,四川成都人。他是将门之后,父亲岳升龙官至四川提督,谥号敏肃。康熙五十年(1711),岳钟琪由同知改为武职,被任命为四川游击。数年后,他随军出征进攻入侵西藏的蒙古准葛尔部,因作战英勇,数立奇功,康熙六十年升为四川提督。雍正元年(1723),他与时任四川总督的年羹尧合力征讨青海罗卜藏丹津,直捣敌巢,大获全胜,仅用15天时间就歼敌八万余众,被升为参赞大臣,授三等公。随后,他又先后征讨谢尔苏部,平定青海,由甘肃提督升任甘肃巡抚。雍正三年(1725)四月,年羹尧被除兵权,七月由岳钟琪接任川陕总督一职,统辖诸路军马。仅仅一年多时间,岳钟琪就由一个带兵冲锋陷阵的提督升到统辖一方军权的封疆大吏,升迁之快令人咂舌。而更为重要的是,川陕地区是清朝西北边境的最后防线,向南可控湖广云贵,向北则连京师冀豫,这一带是清廷的咽喉要害,其军事长官自康熙设川陕总督19年来,一直由满族官员担任。岳钟琪身为汉人被授予这一重柄,不只是因为他的谋略才华、卓著功勋,更因为他对清廷的忠心耿耿。岳钟琪深知自己身居要职,又为汉人,必然遭到满汉官员的嫉妒打击,诽谤诬陷。而雍正帝多疑猜忌的性格,更让他如履薄冰,终日惴惴不安,不敢有丝毫懈怠。一度权势熏天的前任年羹尧的下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

正在岳钟琪小心翼翼地生怕出篓子的时候,社会上忽然传出流言,说岳钟琪是宋朝抗金爱国名将岳飞的后代,有意效仿祖宗抗金,正筹划起兵造反,推翻满清。流言还绘声绘色地说,岳钟琪和雍正已经产生了矛盾,雍正三次找他赴京觐见,他都找借口不去。雍正五年(1727),岳钟琪驻扎在成都,有男子在街上叫喊“岳公爷带领川陕兵马,欲行造反!”并号召民众从岳爷造反。这个无中生有的宣扬,让岳钟琪惊恐不已,命人将此人捉拿,严厉查处他是否有后台,但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出什么,就把此人当作疯子砍头,上疏说明详情,并一再声明:“卑职不敢檄讯,不敢隐匿。”随后还引咎辞职。雍正却很大度地宽慰他:“数年以来,在朕前谗谮岳钟琪者甚多,不但谤书盈箧,甚至有谓岳钟琪系岳飞之后,伊意欲修宋金之抱负者。岳钟琪懋著功勋,朕故任以西陲要地,付以川陕重兵。而奸邪之徒,造作蜚语,谗毁大臣,其罪可胜诛乎?”但岳钟琪并未就此释怀,他清楚地看到:年羹尧当年也曾这样被雍正夸赞,后果却极为悲惨。

^

就在这节骨眼上,又出现了投书事件,自然让岳钟琪浑身上下发凉。他决定严讯投书人,借此机会向皇上表明忠心。他担心自己一人审讯没有旁证,就派人去请陕西巡抚西琳共审,不巧西琳正在校场检阅兵士,没有闲暇。岳钟琪担心事久生变,又不敢遽动大刑,遂让按察使硕色坐在密室中听审。他传来张倬,和颜悦色地与之交谈。从谈话中得知,因为湖广连年大水,积尸载道,张倬受其师父之命,从四川一直跟随岳钟琪前来投书,劝岳元帅起兵造反,推翻清廷暴政。而再往深处问其师父情况,张倬只说师父夏靓能力超群,在当地威望颇高,湖广、云南、广西、四川等地民众全听他号令,可以一呼而起,其他的则怎么也不说。

艺术中国

岳钟琪见软的不行,开始动用大刑,并从张熙身上搜出《握机图》和《格物集》两本书册。大刑用了不少,谁知这个张倬很是硬实,被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依然不说。岳钟琪怕夜长梦多,就连夜写出奏折向雍正禀报,打算将犯人押往京师审讯。九月二十八日,雍正接到奏折,觉得张倬不过是一个疯癫汉子,没有必要小题大做,批复“竟有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认为岳钟琪操之过急,不必当日就用大刑,应该缓缓设法引诱犯人招供,此人既敢投书,就抱必死之心,即便押解到京师审问也不过如此。

艺术中国

岳钟琪按照谕旨,放弃动刑,苦思冥想,终于想出审讯计策。他请人为张倬疗伤,好生招待,又让与张倬同籍的咸宁县县丞李元装作仆人,搬来和张倬同居一室,照顾张倬起居。两人同为湖南人,说话很是投机。李元故作诡秘地向张倬说起岳钟琪为名门之后,早有异心,寻机谋反光复汉室,只是处境不妙未敢轻举妄动,张倬大为感动。九月二十九日,岳钟琪见时机已到,唤来张倬,与他促膝交谈,甚至垂泪痛骂清廷,表示愿与张倬盟誓,结为兄弟,共同迎聘其师父夏靓作军师,共举大事。张倬信以为真,兴奋不已,欣然同意,向岳钟琪交待了一切。

2

原来张倬原名张熙,字敬卿,他的老师也不叫夏靓,而叫曾静,湖南郴州永兴县人,生于康熙十八年(1679),此时已经49岁。因应试屡次不第,只好放弃举业以教学授徒糊口,自称“蒲潭先生”。张熙25岁从学于曾静门下,与之同学的还有一个廖易。曾静家境清贫,又收了两个学生在家居住,不仅住房紧张,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与兄嫂反目。张熙、廖易家中也清贫如洗。曾静看到百姓流离失所,富户养尊处优,怨愤之情渐增,又兼他参加科举时,曾读过浙江文人吕留良所编的《时文评选》,受吕留良思想影响很深,联想到自己身处绝境,更增添了不满情绪。他在自己的书中说:“土地尽为富者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认为只有推翻满清,贫民才能翻身。他听说川陕总督岳钟琪为岳飞之后,还与雍正不和,经过分析认为岳钟琪最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于是,雍正六年(1628)五月,曾静亲自起草书信,由张熙携带,与其堂叔张勘同去给岳钟琪投书。两人四处打听岳钟琪的行踪,从贵州跟到四川,得知岳钟琪已经驻屯陕西,又追到陕西。九月十三日,两人抵达西安,从百姓口中得知岳钟琪并不像流言所传的那样,既不是岳飞的后代,也没有雍正三次召见不赴的事。二人心灰意冷,不想再去投书。张勘更是胆颤心惊,极力撺掇回返,张熙却仍在犹豫。张勘见此,撇下张熙,偷偷跑了回来。张熙把心一横,既然千里迢迢跟来,无论是真是假,也不能虚此一行,辜负恩师的期待,于是出现了拦轿投书的闹剧。

张熙还供出,师父曾静对浙江已故理学大师吕留良的思想学问推崇备至。去年还曾让他赴浙江吕留良家中拜求吕氏著述,当时吕留良已死,其儿子和学生接待了张熙。张熙在那里逗留了几日,带回几本书籍。曾静“始而怪,既而疑,继乃信”,对吕留良顶礼膜拜。

岳钟琪审出详情,喜不自禁,连夜向雍正写出第二份奏折,将自己如何设计盟誓引诱供认过程汇报一遍,同时强调张熙已“将其师实在姓名、居址、并平素与伊师往来交好、诋毁天朝之人,各姓名、居址一一吐出”。九月三十日,雍正接到奏折,很为岳钟琪忠心为国、奋不顾身的精神所感动,因为当时人们相信与人盟誓后渝盟是要遭受天遣的,他在批复中说:“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此等盟誓,再无不消灾灭罪,赐福延生之理。”

艺术中国

奏折上去之后,岳钟琪并未闲着,他继续与张熙“谈心”,张熙此时已经毫无戒备,陆续交待了一些相关人物,如与曾静一样崇拜吕留良的72岁老教书先生、华容县诸生谯中翼、永兴县教谕刘之珩,还交待出自己在西安借助一晚的宝鸡县贡生毛仪,以及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吕黄中、长孙吕懿历和学生严鸿逵、沈在宽等诸多相关人物。

'

两天后,十月初二日,岳钟琪又发来奏折,并把张熙所投书信呈递上来,请求赴湖南捉拿曾静等人。雍正读了书信,原先对此案不屑一顾的心情陡然逆转,怒气渐渐升起:“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亦未料其逆情如此之大也。”他决定要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又担心岳钟琪起疑,在批复中安慰他说:“凡谕卿之旨,少有心口相异处,朕之诚实卿必尽知,而卿之忠赤朕实洞晓。”云云,称赞岳钟琪“实朕股肱心膂之大臣”,使岳钟琪更死心塌地地为其卖命,不必提心吊胆。

雍正六年(1628)十月十一日,投书案发生的第15天,雍正派副都统海兰启程火速赴湖南,彻查缉捕曾静等相关涉案人员。经过十余天的跋涉,二十七日,海兰抵达长沙。当时的湖南巡抚王国栋对本辖区发生的这起大案还懵然无知,见钦差大臣突然降临,登时手忙脚乱,急忙安排官兵连夜出动,赶赴各地捉拿案犯。

艺术中国

因为对手都是些手无寸铁的书生农夫,整个缉捕行动进行得很顺利。未几日,各地上报捕拿情况:郴州知州拿获曾静,永州知州拿获刘之珩及陈立安,长沙知府抓获张新华及张照、张勘、岳州知州拿获谯中翼等。海兰下令将所有案犯都押解到长沙统一审讯。

海兰和王国栋马不停蹄,随到随审。审讯结果大致如下:

艺术中国

审讯谯中翼供称,他系华容县县学学生,已72岁,入学28年,只知苦读,不问世事,极少结交外人,根本不认识曾静,只是和刘之珩有过文字之交,自己为他写过一篇序文。

艺术中国

审讯张新华供称,他今年60岁,张熙是其第二子,因儿子跟随永兴县的曾静学书,不事生产,被自己赶出家门。今年初,张熙回家卖掉房屋田地,说要筹集干大事的路费。至于干什么事,自己一概不知。

张勘供,他是张熙堂叔,今年五月,张熙来家交给他几两银子,让自己跟他去川陕,没有说什么事情。两人从四川走到陕西,九月二十四日,张熙方告知是去投书给川陕总督,自己害怕牵连,连夜逃回。十一月初二日,刚回到家,次日就被抓捕。张熙所为何事并不知情。

审讯刘之珩称,自己是宁远县教谕,不认识张熙等人,从张熙身上搜查出的《握机图》和《格物集》两书,虽是自己所著,但书中并没有犯禁之处。

对于要犯曾静,海兰、王国栋如临大敌,连夜熬审。逮捕曾静时,衙役从其家搜出《知新录》《知己录》等数十本书籍,其衣衫里搜出一张写有“蒲潭先生卒于此”的纸条,表明他已抱定必死之心。面对酷刑和声色俱厉的审讯官,曾静吓得浑身瑟瑟发抖,全盘供出:

+

自己今年50岁,原是永兴县秀才,后被革去。永兴县地处僻远,消息闭塞,百姓没有见识,自己因对当廷不满,又误听流言,才决定让张熙、张勘去投书。刘之珩是自己从前的老师,很有学问,陈立安是刘之珩的得意门生,他们都反对投书。自己不顾他们劝阻,私下采取行动。对于谯中翼,但从没有谋面,只读过其著作,很是钦佩。自己平素推崇程朱理学,当代最敬仰浙江学者吕留良。早年时自己因应试读到吕留良评选的时文,深受启发,派张熙去浙江访求书目,得知湖州严鸿逵、沈在宽都是吕留良的嫡传弟子,尽管自己没有和他们见过面,也计划等投书事成后将此类人等推荐给岳钟琪,一并举事。在书信中所说的“六省一呼而定”的话,不是自己有造反迹象,更不是已经串通勾结四方,而是因近年湖广、江西、广东、云南、贵州六省旱涝频仍,民不聊生,欲揭竿而起,自忖是上天欲行大义灭绝满清夷狄,实际上绝无同谋,更没有党羽。

!

海兰、王国栋见审讯进展顺利,急忙向北京报告,同时又反复审查从曾静家里搜出的书籍。这些书籍既有曾静本人的,也有吕留良的。书中又提到了车鼎丰、车鼎贲、施虹玉、孙学颜等人。他们抓住这些线索,再次熬审曾静得知,车鼎丰、车鼎贲是严鸿逵、沈在宽的朋友,施虹玉已经病死,孙学颜文章很好,也崇拜吕留良,这些人曾静都很崇拜,上书之事与他们无关。即便如此,海兰仍飞檄至浙江总督李卫,让他在抓捕吕家后代的同时,将此几人一并抓捕审讯。

雍正远在北京,时刻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和审讯情况。他仔细审读海兰报来的奏章,渐渐对湖南地区民众思想的混乱不羁局面担忧起来,对湖南地方官王国栋心生不满。又见海兰、王国栋两人审讯来审讯去,曾静招供的内容没有预想的那么严重,认为是两人审讯不力,又考虑到海兰是武官,不熟悉审讯策略,就派专门负责刑狱审讯的刑部左侍郎杭奕禄为钦差,于十一月三日离京赴长沙复审。二十六日,杭奕禄风尘仆仆抵达长沙,宣读圣旨,严旨切责王国栋,随即开始重新调查审理。他按照雍正指使,少动大刑,采取岳钟琪的策略,用计谋诱使案犯供出同谋。杭奕禄心领神会,和颜悦色地与曾静面对面促膝而谈。

曾静原已抱定必死之心,现在忽然受到这种礼遇,受宠若惊。杭奕禄向他历数了清朝鼎革以来的种种歌舞升平的大好景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先说:“圣祖仁皇帝六十余年,恩泽入人之深,当今皇太子孝敬慈惠,恭俭文明”云云,又说:“当今圣上得知你们留恋故明,故有心谋叛也是血性男子,但皇上惶惑,晚明皇帝昏聩荒淫,与我朝康熙怎能相比,当今圣上更是宵旰达旦,仆身为民,你等如何惑于妖言,主张什么‘华夷之辩’,真是莫名其妙。”一席话让曾静深受触动,悔恨交加,涕泗俱下,俯首认罪,说自己处于荒野僻远之地,不知天高地阔,犯下弥天大罪,甘愿受死。杭奕禄见时辰已到,就让曾静交待上书的幕后指使和党羽同谋。曾静再三表示,上书是自己一手操纵,根本没有同党。

艺术中国

杭奕禄见没有什么收获,软硬兼施,又进行了多次审讯,曾静最后拍胸发誓,确无指使同谋。杭奕禄与海兰、王国栋经过深入剖析,最后终于确定:曾静投书案确实没有同党,也没有深入谋划,更没有“六省在我一呼可定”的可能。三人遂共同向雍正写出最后的审结报告。在报告中,三人的结论是:曾静乃一荒村野夫,并无党羽同盟,只有一二学生相从。因考试五等,心生怨愤,试图蛊惑策反大臣,罪不可赎,应置诸极刑,其他所牵涉诸人,亦当定罪。其所供出的严鸿逵、沈在宽、吕毅中等人都是其平素推崇而并未谋面之人,是否串逆,自当浙省审讯后可定。

m

在杭奕禄、海兰、王国栋奉命在湖北大肆搜捕逮系的同时,另一路缉捕行动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即由浙江总督李卫查抄已故的吕留良家。

吕留良何许人也?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吕留良(1629-1683),比曾静整整大50岁。他又名光轮,字庄生,又字用晦,号晚村,人称吕晚村,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人。康熙年间崇德改称石门,所以又称石门人。吕留良少负责才气,八岁作文。明清鼎革之际,他图谋复兴故明,参加了抗清斗争,失败后,归家授徒。顺治年间他参加了一次科考,成为秀才。此后连年周旋于科场。自顺治十七年与浙东余姚学者黄宗羲、黄宗炎兄弟和张履祥结识,往来论辩程朱理学,摒斥阳明心学,从此对科考深恶痛绝,对自己的行为懊悔不迭,捶胸顿足,发誓不再步入科场,彻底与满清朝廷决裂。康熙五年(1666),他归隐故里,以“天盖楼”为名编选时文,声名大噪,“身益隐,名益高”,被尊称“东海夫子”。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开博学鸿辞科,浙省官员推荐吕留良,他誓死不赴。次年,郡守又以隐逸推荐,他吐血满地,索性薙发为僧,更法名为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从此“屏绝礼数,病不见客”,康熙二十二年(1683)病死。著有《吕晚村文集》《东庄吟稿》等。吕留良发扬了朱熹的种族之辨思想,更进一步强调“华夷之辩大于君臣之伦”,陈述应“抗清攘夷”,他的一些诗作中如“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等用隐晦的手法表达出反清复明的民族意识。

吕留良死后的第45年,即雍正六年(1628)十月,曾静案发。因曾静对吕留良推崇倍至,供述中不时提到吕留良,其家中又搜出吕留良作品,雍正即着浙江总督李卫“严缉查拿匪类,以速慎为要,正犯勿要漏网”。此前,吕留良和其儿子吕葆中已先后故世,李卫只好逮系吕家子孙。吕留良的四子吕黄中、九子吕毅中、长孙吕懿历等均被逮系入狱。其学生严鸿逵,字赓臣,浙江湖州人,为人刚直,崇奉师父思想学说,曾被推荐为清廷修纂《明史》,拒不应召。此时他也已病逝。严鸿逵的得意门生沈在宽与严鸿逵同为湖州人,因张熙来求书时曾拜访过他,也被逮系。同时被逮系的还有刊刻吕留良书籍的车鼎丰、车鼎贲兄弟,私藏禁书的孙用克、周敬舆以及学生房明畴、金子尚等数十人。吕、严、沈家中所藏书籍均被封存,准备进呈雍正。



李卫一气逮系了数十人,同样不敢疏忽,连夜鞫讯,但问来问去,数人都与曾静、张熙没有太多关系。只审问出,曾静去年派弟子张熙不远千里来吕家访书,会见了吕毅中,花80两银子购得吕留良的一些著作。在浙期间,张熙还拜见了严鸿逵、沈在宽等人,拜见车鼎丰、车鼎贲兄弟时,两人还送给张熙一两银子作为返程路费。

:

李卫连审了几天,所得到的只是上面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再也审不出其他情形,便奏报雍正。

湖南、浙江两地的缉捕审讯都接近结束,案情至此,似乎已经完全明朗了。投书者、策划人、动机意图等等都已审明,只要将所牵涉诸人一一问罪即可结案。

艺术中国

但事情却远未结束,这才只是开启了冤案的一个小小序幕。

艺术中国

雍正皇帝对此案的关心程度远远高于其他文字狱。他看到那封书信中论他的十大罪状,完全是自己继位以来皇宫政治事件的浓缩概括,不禁“惊讶堕泪”,并说“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他怎么也想不通:曾静一个山村野夫,见识短浅,不可能有深邃的思想,也不可能得到宫内秘闻。远在湖南闭塞山村、几乎足不出户的曾静怎么会对戒备森严的皇宫内幕了如指掌?他从哪里得到这些自己极力封锁的绝密消息呢?

当时,雍正刚刚粉碎胤禩集团一年多,胤禩、胤禟先后毙命,但其党羽还充斥朝野。他们对雍正极度仇恨,四处散播谣言,兴风作浪。社会上,百姓对雍正即位和残害手足的猜测此起彼伏,雍正处于舆论漩涡当中,如不控制这些流言,皇位很难稳固。曾静一案的适时发生,使他意识到胤禩集团残余势力的威力。雍正自然而然想到了自己的兄弟政敌。为此,他在给杭奕禄等人的批复中表明自己对本案的态度:“盖其(指曾静)分别华夷中外之见,则蔽锢陷溺于吕留良不臣之说,而其傍欺朕躬者,则阿其那(即胤禩)、塞思黑(即胤禟)、胤禵之逆党奸徒,造作蜚语,布散传播,而伊误信以为实之所致。”言外之意,要借此一案,痛下杀手,彻底清除胤禩势力,才是最好的出路。

于是,雍正再下谕旨,令各路重新审问案犯,追查所投书信中的消息来源,鞫问案犯“何从听闻”,务得实情。谕旨所到,湖南、浙江又是一阵恐慌忙碌。

雍正七年(1729)正月二十二日,湖南、浙江、陕西几乎同时接到雍正的加急旨令,着将案犯严加看管,押赴京师由刑部审讯。于是,杭奕禄等从湖南押解曾静、张勘等人,李卫从浙江押解吕毅中、沈在宽等人,岳钟琪从陕西押解张熙、毛仪等人向北京开拔。在发给湖南的圣旨中,雍正还严旨切责了湖南巡抚王国栋,认为属地百姓风习凶恶,其作为属官竟然毫无察觉,系严重失职。

i

三个月后,各路犯人先后抵京。到京的第三天,京审正式开始,怡亲王胤祥受雍正的旨令在刑部大堂主持审讯。本案进入第二阶段。

在审讯中,胤祥一改地方官动用大刑的招数,心平气和、苦口婆心地诱导曾静等人。曾静原本的“英雄气概”此时荡然无存,不仅俯首认罪,而且毫不知耻地对雍正歌功颂德起来,称呼自己一口一个“弥天重犯”,说自己“识浅见小,错听谣言,误解经文,又得这些无知流言夹杂胸中,所以有此妄言,悔恨无及”,“今蒙皇上金丹点化,幸而已转人胎”云云。

]

胤祥见曾静俯首帖耳,便进一步追查消息来源。曾静供出他是听安仁县生员何立忠和永兴县医生陈象侯说的。胤祥随之行文湖南方面抓获两人审讯,两人都供称是从茶陵人陈帝锡那里听说的。何立忠听陈帝锡说到了皇上的诸多罪状,陈象侯则从陈帝锡处听说了岳钟琪抗旨等事。

i

胤祥将此禀告雍正,雍正很是兴奋,下旨湖南地方顺藤摸瓜,着手逮系。不过他清楚,这个陈帝锡也不过是个传声筒,造谣之人一定是也必须是胤禩集团势力。他又着从湘返京的杭奕禄结合湖南审讯情况再审曾静。

杭奕禄此时心领神会,知道雍正是想借曾静打击胤禩等政敌,在审讯中也就引导曾静“据实吐供”。曾静在湖南受审时,曾供称他听他人说皇上将皇二子胤礽的妃嫔占为己有,杭奕禄追问他从何处听说。曾静供出,是雍正五年(1727)五六月间听一伙被押解的犯人所说。当时这伙犯人是被流放到广西烟瘴之地的,路过衡州,停歇期间跟路人说了很多宫廷内幕消息,路人信以为真,四处传说。杭奕禄得此供词,如获至宝,遂即上奏雍正。雍正大吃一惊,严旨着广西地方尽快查实,该地犯人中是否有是年五六月间经过衡州者,火速上报。同时又着刑部列出雍正五年发配湖南、广西的案犯名单,由兵部急送湖广总督、湖南巡抚和广西巡抚,让他们按名单核实。

湖南巡抚王国栋因自己地盘上发生了这么大的案子,心里一直战战兢兢,担心丢了乌纱帽,不时上奏表示自己夙兴夜寐,稽查办案,其后见将曾静等犯人调往北京审讯,自己虽然遭到切责,但官位仍在,才长出一口气,认为躲过一劫。未想,半年不到,上头又让他缉捕审讯何立忠、陈象侯、陈帝锡,正忙得昏天昏地,心急火燎。六月初十日一早,又接到了兵部火票和怡亲王胤祥的亲笔信,让他按名单排查流放犯人。

王国栋很容易就将何立忠等三人捕获。审讯得知,何立忠又叫何忠立,是在其女婿病死发丧时,曾静前来吊丧,说起女婿度量狭小,何立忠顺口说当今皇上“度量大”,听说朝中有人上谏本也能置之度外。皇上“度量大”之言是听陈帝锡说的。陈象侯则供认自己曾为曾静妻子看病时,谈起川陕总督岳钟琪抗旨还被视为忠臣,也是听陈帝锡所说。审讯陈帝锡,供出他给何献图看风水时,听其妹夫张继尧所说。再缉捕何献图,何献图却矢口否认。王国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张继尧捕获。张继尧却只是大呼冤枉,供认是听路人所说,至于何人,则记忆不起。这场审问持续了四个多月,案子兜了一个大圈又回来了,没有任何实质性突破。

王国栋急得满头大汗。正在他手忙脚乱时,雍正却忍无可忍了,在王的一个奏折上批他“胡说,溺职之极!”王国栋心惊胆颤,又连夜熬审陈帝锡等人,并动用大刑。陈帝锡受刑不过,承认谣言出于自己之口,但又惧怕被族诛,又改口说是听路人所言。王国栋正在为如何上奏犯难,忽接到圣旨,着将陈帝锡等解赴京师。王国栋忧喜参半,于雍正七年(1729)九月二十八日派人押送案犯赴京。

王国栋惴惴不安,很难再象上次那样轻松。他意识到雍正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为了立功赎罪,他捕风捉影,加紧缉拿辖地可疑人员,一些人为捞得奖赏而揭发他人传播谣言,弄得草木皆兵。王国栋疲于奔命,急于求成,没有详查就奏报上去,更引起雍正不满。十月初七,雍正下旨,以王国栋“苟且塞责、纵奸旷职”,免去官职,由赵弘恩接任。

王国栋所以被免,根本原因在于他没能领会怡亲王胤祥信中所暗示的内容,没有把握住雍正通过陈帝锡牵涉过路犯人,进而牵涉阿其那、塞思黑等政敌的真实意图,自然不受重用。

赵弘恩接任后,即转变思路,严查雍正五年五六月间经过衡州的犯人,很有成效:雍正五年四月初七日犯人马守柱,五月二十二日犯人达色,六月初四日犯人蔡登科,七月初十日犯人耿桑格、六格和太监吴守义,七月二十四日太监犯人霍成均等发往广西时均在衡州停留。逆犯达色、耿六格等驻停衡州时,逢人称冤讪谤,还说什么“皇帝只好问我们的罪,不好封我们的口”等等。

与此同时,广西的排查工作成效更显。广西巡抚金鉷接到密旨和名单后,即刻在全省查核,共查得该年途经衡州流放广西的人员八人:马守柱、蔡登科、耿桑格、耿六格、吴守义、霍成、达色、哈达琏及其子成德。其中蔡登科、耿桑格已病故,其余六人均在流放地服刑。金鉷派人秘密调查此数人背景,证实六人多系胤禩集团的太监。他们熟知宫廷内情,对雍正不满,被判流放,心怀怨恨,四处辱骂以泄私愤。

艺术中国

雍正接到奏报,很是满意,在金鉷的奏折中批道:“料理可嘉之至。地方中既被此辈流言,已蛊惑数年矣。但乡愚无知者,信疑之间不可言无常。竭力留心开示,凡有发往人犯处,皆不可疏忽。务将阿其那等不忠不孝不法不臣处一一详细委曲宣谕,务人人知悉方是,不可草率疏忽从事。”

S

至此,曾静案中诬谤皇帝的消息来源,历经曲折,终于真相大白于天下。余下的就是给曾静、张熙等首犯定罪判刑。雍正也降下谕旨,命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翰林、刑部等将该案细细研审,依据刑律定罪。几个部门将案犯又逐一提审一遍,曾静此时已经很是乖巧,将自己的罪行全部推在吕留良和胤禩身上:“实因住在深山穷谷,愚昧无知,是以吕留良之逆说悖论,得以迷心。惟其有吕留良之悖论在心,所以阿其那、塞思黑、胤禟之党羽匪类,并发遣广西人等之奸谋流谤,得以惑听。二者交乘,相因为害,遂至酿成亘古未有之极恶而不知。”这一供罪,完全迎合了雍正借以打击胤禩势力和清除吕留良思想的意图。雍正大为满意。

刑部审讯完毕,奏报雍正说:曾静狂逆凶狡,罪大恶极,轻信流言,惑于悖论,肆意妄为,编造逆书,诋毁本朝,投书策反,无可宽赦。而且他一个山村野夫,受皇恩五十年,竟为谋逆之事,自古未有,必须予以严惩。拟定罪如下:曾静凌迟处死,曾静祖父、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等男十六岁以上者,依律斩立决;男子十五岁以下者及母、女、妻、妾、姊妹、子的妻妾等赐给功臣家为奴;财产充公。张熙与曾静共谋不轨,听从逆贼指挥,赴陕投书,也应凌迟处死。

雍正看后,却不以为然。他召来刑部官员和内阁九卿,晓之以理,开导他们并非必须处死曾静、张熙。雍正七年(1729)十月七日他颁布上谕说:“今日诸臣合词请诛曾静、张熙,伊等大逆不道,实从古史册未有,以清律论之,万无可赦。但朕之不行诛戮者,实有隐衷。”他认为之所以不处曾、张死刑,原因在于曾静经过历次开导,已经幡然悔悟,而且他是受歪说悖论迷惑,不能辨别真相才实施行动,并非元凶首恶,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是曾、张投书,朕至今还不知道吕留良、阿其那、塞思黑等奸臣逆贼的罪行,从而进一步打击政敌,使百姓免受蒙蔽,“即此则曾静不为无功,即此可以宽其诛矣”。在上谕中,雍正冠冕堂皇地说:朕统治天下,从不以自己的喜恶奖罚,曾静投书内容狂悖,但只诽谤我自己,没有殃及先祖,且无反叛实事,可以免死。

艺术中国

但刑部九卿大臣们却认为,曾静罪不可赦,不能免死,又上奏请依律处死曾静,以明朝廷之法,泄臣民之愤。雍正却坚持己见,毫不退让,又降旨说:宽宥曾静一案,朕已考虑周详,前旨已明,卿等不必再奏。诸臣见此,只好作罢。雍正最后又降旨说:“地方上人士,亦不得疾恶暗伤,即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

曾静、张熙两人在投书谋反时,慷慨激昂,似乎已抱定必死之心,事实上却胆小如鼠,受过这许多捶楚,经历几次出生入死,早已魂飞魄散,为求一命,不惜颜面,跪地求饶,战战兢兢等待判决。他们自知罪孽深重,很难获生,也基本没有生还之念。两人为求一生,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写出《归仁说》一文,《归仁说》是曾静在雍正授意下写的一篇服罪归顺总结,表明其已经死心塌地归依圣朝:“此身若在,愿现身说法,化导愚顽。倘不能生,则留此一篇,或使凶恶之徒,亦可消其悖逆之念。”未想如今真的被赦免,能活着走出牢房,九死一生,大喜之外,许诺要死心塌地报答清廷。

雍正则早有打算,他要让曾静、张熙作反面教员,四处演说宣讲清廷国泰民安的景象,颂扬皇上功德消除影响。在他的诏令下,雍正八年(1730)正月二十三日,在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下,曾静、张熙开始赴南方各地巡回演讲。他们的路线是沿着思想较为混乱的省份,从江苏、浙江到江西、湖南一带。巡游一圈后,雍正又降旨湖南巡抚赵弘恩,将曾静接回湖南老家,奖赏一千两白银,给假一年,假满后到观风整俗使衙门任职。赵弘恩因处理曾静案有力提拔,自然一一照办。

在处理曾静、张熙的同时,雍正有着更深刻的见解。他认为胤禩势力的诬谤使自己陷于被动,成为众矢之的,自己要扭转这种情势,消除影响,必须对其谣言予以回击。而更为重要的是,曾静、张熙这些山野村夫,居于穷乡僻壤,反清思想却根深蒂固,对清廷深恶痛绝,恨之入骨,甚至铤而走险将之付诸行动,是受了吕留良著作和思想的影响。他们本无见识,读到吕留良著作,如醍醐灌顶,遂“妄以此人是本朝第一等人物,举凡一切言议,皆当以他为宗”,“中留良之毒深,所以不察其非,而狂悖发论至此”。这些都说明,思想犯吕留良的遗毒不除,可能会有千千万万个曾静、张熙起来谋反,为此要从根本上清除吕留良的思想毒害,让百姓更新观念,抛弃与满清对立的思想。

于是,雍正七年(1729)五六月间,雍正接连颁布三道上谕,批驳吕留良的邪说。他还和曾静当面辩论,借以阐发自己对华夷之辨的见解。曾静当然只有唯唯诺诺称是。雍正根据所投书信的内容,一一诘问,如如何理解华夷之辨、人兽之别;清统治八十余年是否真的造成乾坤反复、山崩川竭;百姓是否真的都在到处呼号怨恨满清;如岳钟琪者是否就是俯首臣节、尽忠于匪类等等。曾静一一顺从作答,歌功颂德,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

1

当然,雍正知道,曾静没有什么深邃的思想,根本不是他交锋的对手,重要的是要借他批判吕留良的反清思想,同时对胤禩集团势力的谣言进行反击。鉴于此,他亲自主持编纂了旷世奇书《大义觉迷录》。

=

《大义觉迷录》共四卷,7万余字,内收雍正上谕10道,曾静供词47篇,张熙口供2篇,后附曾静《归仁说》一篇。雍正将这桩文字狱案涉及的全部谕旨、审讯口供、秘密记录等都收录进去。该书上谕每篇都洋洋洒洒数千言,极力批驳华夷之辩的荒谬。雍正认为“华夷无别”,舜是东夷人,周文王是西夷人,两人却都有很大功绩。满族虽为外族,但比起身为汉族的明朝皇帝更能统治好国家,“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有苗、荆楚、猃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所以,根本不能依据居地的远近区分夷狄,更不能将夷狄视为禽兽。这样,雍正树立起“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观点。

更重要的是,雍正在上谕中对所投书信中列举的他的十大罪状一一作了批驳,认为这是“阿其那等蓄心阴险,存倾陷国家之念,怀与皇考为仇之心,而一一加之于朕。播散讹言,分门立户,各各收买党羽,欲以蛊惑人之耳目,俾素蓄逆念之人,蠢动而起,然后快心,祖宗之社稷所不顾也。”他逐一透露出自己如何即位、如何对待父母兄弟、如何孝悌忠信的真实情况,以此批驳加在他身上的这些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十大罪状,如批驳其迫害兄弟云:“又如逆贼加朕以屠弟之名,当日阿其那以二阿哥获罪废黜,妄希非分,包藏祸心,与塞思黑、胤禩、胤禵结为死党,而阿其那之阴险诡谲,实为罪魁,塞思黑之狡诈奸顽,亦与相等。胤禩狂悖糊涂,胤禵卑污庸恶,皆受其笼络,遂至胶固而不解,于是结交匪类,蛊惑人心,而行险侥幸之辈,皆乐为之用,私相推戴,竟忘君臣之大义,以致皇考忧愤震怒,圣躬时为不豫,其切责阿其那也则有‘父子之情已绝’之旨。其他忿激之语,皆为臣子者所不忍听闻。”

雍正的本意是借此解释自己即位后种种行动,以冲破流言,却无意中使历代列为禁地的宫中内情泄露于外,如诸子之间的尔虞我诈、大臣之间的朋党争斗等等,而且这种事情没有旁证,自然越抹越黑,让雍正的形象更受损坏。

艺术中国

《大义觉迷录》中曾静的供词以雍正与其对答的形式记录下来,曾静的口供虽多但千篇一律,均是认罪伏法、歌功颂德之语。《大义觉迷录》纂成后,雍正即下旨颁行全国,并强调要使“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之读书士子并乡曲小民共知之”,各地学校都要贮存一册,使“人人观览知悉”,违令者一经查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云云。

艺术中国

再说曾静、张熙回到湖南老家,本来是带着枷锁坐着囚车出去的,这下子忽然荣归故里,自然耀武扬威一番。未想却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曾静到长沙的当天,一夜之间,长沙全城贴满了传单,内容说将于八月十九日这天把曾静、张熙绑架出来沉入池塘里处死。湖南巡抚赵弘恩本想让曾静到各县乡演说,现在见激发众怒,怕曾、张有什么闪失不好交待,登时如临大敌,与雍正钦派的湖南观风整俗使臣李徽深入分析,也没有搞清贴传单着是拥护清廷从而对赦免曾静不满,还是抵制清廷而痛恨曾静投降卖身。他即刻向雍正奏报,不久得到回旨,将曾静送回老家永兴县避风,暂停巡游各地演说。

一段时间后,风头已过,曾静、张熙就堂而皇之地到观风整俗使来任职了。

此时,雍正皇帝已经将重心转移到对吕留良异端邪说的清查上来。他很清除,吕留良作为江南地区名人,其所选的时文,被众多有意科考的士子奉为圭臬,影响甚广。他的思想已经为许多人吸收传播,这无疑对本朝统治极为不利,必须彻底清除。象曾静那样的山野村夫,没有什么思想,成不了什么气候,不会有大的危害。而如吕留良这种在士人中名气威望较高的人,其悖论邪说就很容易传播出去,必须严厉抵制,为此雍正着令将吕留良另立一案,从严查稽,捉拿疑犯。

浙江巡抚李卫不敢怠慢,马不停蹄地东奔西跑,逮系吕氏族人和学生,严审详查,最后审明他们并没有勾结反叛迹象。但雍正却并不就此放弃。他将吕留良著作通读一遍,不由勃然大怒,认为吕氏著述中遍布邪说:



一是吕留良强调“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夷之辩”的观点清初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就已经提出。吕留良又加以阐发,更强调民族气节,认为要分清华夷,然后才能讲君臣关系。如果统治者是夷狄,就不能作其臣子,为其效忠。雍正对这一观点极为反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将吕留良骂了个狗血喷头;

二是吕留良著述中蔑视满清,视满清朝廷如无物。作品中称清朝直呼其名,“其日记所载,称我朝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就是不承认有清朝,对清朝皇帝也直呼其号。而对于已亡的明朝,吕留良则充满留恋向往之情。这让雍正很不是滋味,甚至有些委屈;

三是吕留良尤其是其学生严鸿逵、沈在宽记录了当时发生的很多自然灾害,认为这是上天示警,昭示满清统治残虐。如吕留良日记载:“四月末,京中起怪风三日,其色大红,著人面大红”,严鸿逵的记载更为详细:“索伦地方,正月初三日,地裂,横五里纵三里。初飞起石块,后出火。近三十里内居人悉迁避。”又记:“十六夜月食,其时见众星摇动,如欲坠状,又或飞或走,群向东行。”雍正对严鸿逵所载最为反感的是这一条:“热河水大发,淹死满洲人二万余。”雍正气急败坏,严加痛斥,批驳说:康熙四十八年六月,连降暴雨数昼夜,热河地势低洼,百姓遭淹,朝廷曾派二三百名官兵驻扎赈灾,当时除几个百姓因木筏触石而死外均得到救助,何有二万人死?况且热河一带各族人混住,为何单单淹死满洲人?

艺术中国

此外,雍正还指出,吕留良与逆藩吴三桂有勾结,互通书信,听闻吴三桂兵胜则欣然有喜,听闻朝廷兵胜则怅然若失,嗟伤不已。这都表明吕留良辈“处心积虑,助虐迎寇,大逆不道,无出其右”。最后,雍正意犹未尽,说吕留良的猖狂悖乱之说令人痛心疾首,不可胜举。思想上的谋叛比行动上的谋叛更为可怕。此等人满脑犯上作乱的思想,应该给予严惩。他下令刑部、九卿依律对吕留良的罪行定罪判刑。

x

雍正八年(1630)十二月十九日,刑部经过讨论,拟定了对吕留良等案犯的处置意见:“吕留良身列本朝子矜,追思旧国,诋毁朝章,造作恶言,妄行记撰,猖狂悖乱,罪恶滔天,允宜按律定罪,显加诛灭,以扶人纪,以绝乱源。”定罪如下:吕留良虽死,应戮尸剖棺,其子吕葆中也应戮尸,吕毅中应斩立决,其子孙及兄弟伯叔、兄弟之子及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等都应定罪,同时要通过各省、府、州、县,将吕留良的文集、诗集、日记等著作,不论是否刊刻印刷,限期一年,尽行销毁。

刑部满以为如此严惩定能合雍正心意,孰料雍正并不表态。曾静一案,雍正的“出奇料理”,令刑部官员大跌眼镜。此次不知皇帝又作何意。果然,奏折上去许久,皇帝毫无反应,数月后,才降下谕旨,其大致意思是:



吕留良素怀悖逆不臣之心,欺世盗名,令许多士人遭受蒙蔽,还尊其为“东海夫子”,天理国法人情都难宽宥,但普天之下,士人众多,定然有人认为吕留良之罪不至于处于极刑。朕一贯慎于用刑,驱除奸邪,务须合乎众心。吕留良的书籍著述,朕认为不过是他盗用窃取前人余唾,妄发议论。那些有识见的士子不会被他愚弄,以前被其迷惑者也已经幡然悔悟。如果按照你们的定罪,将吕著尽行销毁,倘清除不尽,世人就会讥笑我们说大话,言不行行不果,倘真的全部销毁,后人听闻吕氏著作悖逆,却无书可证,难免怀疑是否真的悖逆,到时我们也没有辩驳的证据,这更可能引起后人对我们的不满。所以,“著将廷臣所议,行文直省学政,遍行询问各学生监等,应否照议将吕留良、吕葆中锉尸枭示,伊子吕毅中斩决,其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刻印刷暨抄录者,进行燔毁之处,著秉公据实,作速取具该生监等结状具奏。其有独抒己见者,令其自行具呈该学政,一并具奏,不可阻挠隐匿,俟具奏到日,再降谕旨。”也就是说,他要在全国士子中间民主公开地征求处置吕留良的意见,举行一次全民公决,然后再行定罪。

艺术中国

雍正九年(1731)十二月,皇帝正式下诏严禁焚毁吕氏书籍,同时命大学士朱轼等将吕书《四书讲义》《语录》等逐条驳斥,纂辑成书,刊刻后在全国各学宫发行,并派出学官与《大义觉迷录》四处宣讲。

艺术中国

当然,雍正玩的这场政治游戏,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是皇帝故作姿态,挖好陷阱等人来跳。对于那些敢于跳出来表达异议者,自然有大狱伺候。尽管如此,仍然有人敢站出来为吕留良说话。先是湖北汉川县一个私塾教师唐孙镐起来表示反对处决吕留良等人,他认为对于处治吕留良,人们纷纷呶呶,“此曰锉骨,彼曰扬灰,此曰焚书,彼曰灭族”,使皇上无可分辨真相,异口同声附合皇帝,主张严惩吕留良。如今“朝廷已无诤臣,后之修史者不讥笑我朝无人物乎?虽然,莫谓无人也,犹有不怕死的唐孙镐在!”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他随即被投入监狱。随后,浙江天台县的齐周华也起来反对。作为吕的老乡,他钦佩吕留良的思想和文章,撰写了《独抒己见奏稿》,为吕留良辩解,还写了一篇《祭吕留良文》,将吕留良比作宁愿饿死也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结果他被判终身监禁。

m

这样的事情在全国发生了好几起,但大多数地方风平浪静,死气沉沉。时间又过了一年,直到雍正十年(1732)十二月十二日,雍正才懒洋洋地颁布上谕:“据征询各省读书生监,众口一词,吕留良父子之罪罄竹难书,律以大逆不道,实为至当,并无一人有异词者。”十三日,雍正颁布对吕留良案犯的处理结果。在谕旨中,一再表明自己的好生之德。因吕氏家族人数众多,全部处死于心不忍,拟从轻处罚。最后,该案经法司、廷臣、督抚、学政、藩臬、提镇等合奏,雍正最后定案:吕留良、吕葆中戮尸枭示,吕毅中斩立决,吕氏家族其余人等,从宽免死,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其诗文书籍,不必销毁,财产由浙江地方官变卖充本省工程用费。

十二月二十七日,判决严鸿逵凌迟处死,因他已经病故,戮尸枭示;其祖父、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等男十六岁以上者斩立决,十五岁以下者及严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等俱押解到京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籍没充公。沈在宽凌迟处死,其家族成员按律治罪,黄补庵斩立决,妻妾子女给功臣家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二千里;车鼎丰、车鼎贲、孙用克、周敬舆等斩监候,车家直系亲属流放二千里。吕留良的门徒房明畴、金子尚,革去生员,杖一百,携妻流三千里;其余弟子陈祖陶、沈允怀、沈成之、董吕音、李天维、费定源、王立夫、施子由、沈斗山、沈惠侯、沈林友等,革去教谕、举人、监生、生员资格,杖一百,徒三年。

至此,曾静、吕留良案以雍正满意的结果告一段落。

艺术中国

雍正十三年(1725)八月二十三日,雍正暴亡于圆明园。关于雍正的死,众说纷纭,也成为历史上的一个谜案。其中一个说法是由一个叫吕四娘的女侠闯入皇宫割去了他的脑袋,而这个吕四娘就是吕留良的女儿。据说吕家满门抄斩时,吕四娘被人救出,拜师学艺,练就高超武艺,之后乔装打扮混入了皇宫,寻机杀死雍正,替她父亲报了血海深仇。

b

二十四五岁的弘历登位,是为乾隆皇帝。他亲眼目睹了曾静策反被释放、吕留良被重惩的全过程,内心对父皇的做法很有意见。刚刚即位一个多月,乾隆皇帝就完全抛开父皇谕旨中的“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的嘱托,十月初八日,他颁布诏令,称“曾静大逆不道,虽置之极典,不足蔽其辜,乃我皇考圣度如天,曲加宽宥。夫曾静之罪不减于吕留良,而我皇考于吕留良则明正典刑,于曾静则屏弃法外者,以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止于圣躬也。今朕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证曾静之罪,诛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愤。”

当初,雍正处死吕留良而释放曾静的理由之一是曾静诋毁朕自身可以原谅,而吕留良辱及先祖则难以饶恕。乾隆以其之矛还治其身,找到绝不允许攻击父皇的借口,准备拿曾静、张熙开刀。

艺术中国

而且,更令乾隆感到羞辱的是父皇亲自编纂的那本《大义觉迷录》。这本书不仅没有按照雍正意图起到原有的宣传作用,更没有起到打击政敌、消除影响、巩固帝位的作用,反而欲盖弥彰,完全成了掩耳盗铃,此地无银三百两。

这部书中的两个主要内容一是驳斥“华夷之辩”,一是抨击雍正逼父屠弟的传闻。它的广泛传播,客观上却宣传了吕留良的“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观点,使百姓人人皆知,同时让百姓更意识到满清异族统治,使民间的反清意识更加高涨;而书中雍正对自己承继帝位、打击手足的辩解,越抹越黑,将宫闱中的绝密内幕公示于天下,使世人看到了宫闱之地的丑陋龌龊,这自然是高高在上、故作高深的皇帝们最为禁忌的。而曾静、张熙两个山村野夫,愣头愣脑,竟然也胆敢投书策反,最后还有了官职,荒唐透顶不说,更可怕的是,留着他们,只能成为反面教材,只要一看到或提到他们,人们就会想起雍正的罪证,这种人不除如何能重树皇宫禁地的尊望?

W

康熙随之下诏着湖广总督、湖南巡抚,即刻锁拿曾静、张熙,派人押解来京。两个月后,十二月十九日,乾隆皇帝降旨刑部,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随之,又颁布旨令,将《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全部从民间搜辑收回焚毁,严禁私藏,违者严惩。

至此,在乾隆帝雷厉风行的处理下,曾静、吕留良案鲜血淋漓地落下帷幕。

最后,还有必要一提的是,那个被曾静策反的岳钟琪,先是以忠心耿耿地破案受到嘉奖,其后也遭到猜忌,被雍正加以“怙过饰非,误国负恩”的评价,逮系下狱,被叛“斩监候”, 差点被雍正处死,幸而雍正暴亡,才得以保全脑袋。

m

曾静、吕留良案,是历史上颇为奇特的一场冤案。该案持续数年,当断不断;现行犯该杀不杀,思想犯却无罪获罪;皇帝苦口婆心地与案犯进行长篇辩论,还亲自编书印发全国;在处治罪犯时,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进行了一次民主测评;更可称奇的是,子翻父案,而且翻得如此彻底。如此等等,都让这场冤狱成为一场荒谬绝伦的过家家游戏。皇帝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法司、刑部完全成了其操纵的木偶,应有的刑罚可以因皇帝的旨意而减去,也可以因皇帝的旨意而加重。曾静被刑部判死罪,皇帝一声令下就回家做起官职,吕留良已死去数年也因皇帝的一声令下惨遭锉尸、家破人亡。清代的律法有着严格的量刑标准,已经较以往各个朝代完备,但在那种权力集于一人的制度下,根本不可能得到实施,也不可能有所谓的民主,这一“出奇料理”的冤案再一次证明了此点。当时在山西夏县县城张贴出的一首无名诗反映了人们对此案的心声:

M

走狗狂惑不见烹,祥麟反作釜中羹。

看彻世事浑如许,怒发冲冠剑欲鸣!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