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文化精神

讲 演 者: 陈漱渝


舒乙:今天请陈漱渝讲演,主要讲鲁迅的人学思想与人格魅力。陈先生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业务副馆长,是专家型的领导人。他原来是博物馆的研究室主任,当了很长时间,主要负责鲁迅研究和有关学术活动。他还是中国鲁迅研究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他有很多的著作,印数比较多的一部鲁迅传记叫《民族魂》,印了很多版。鲁迅明年就是120岁。1981年有一个鲁迅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当时陈先生写了不少东西,发表好多文章,以后他在鲁迅研究上有很多史料考证成果,考证得非常详细,出版了好几本专著。所以,关于鲁迅的细微末节,你问他永远考不住。他同时又是个散文家。我们大陆的学者,他是比较早的一个到台湾去的。他很早就被台湾的学界请到台湾去考察,所以他去的次数也多,呆的时间也长,见的人也多。他去的早,还有一批老先生当时还健在,他都一一去拜访过。台静农先生是鲁迅先生的好朋友啦,也是学生这一辈的,又是好朋友。所以,他这本关于台湾访问的散文集,叫《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他这个散文集很畅销。同时他还是传记作者,他是《宋庆龄传》的作者,所以你们要问他宋家的什么事,什么三姐妹、弟弟、哥哥、爸爸、妈妈,什么太太等一些,你全问他没事,他今天一会就讲这个。下一节是这样的,今天讲演大概还是两个小时到11点半,然后大家提问,他来回答问题,用半个小时和大家交流。下一次还没有完全定,杨义是老跑,老出差,老逮不着,所以我们不断得要抓像陈教授这样的垫场人。本来他是在我们的议程之内,他在后面,现在提前把他抓来。正好我们在前4天吧,在这开“林海音学术研讨会”,他也发言了。正好杨义又跑了,到南方去开会了,我跟我们吴馆长也商量那好办,前面就坐的陈漱渝把他抓来。陈教授非常爽快说,我可以提前。他今天就来了,我们下一次,当然还是去抓杨义,隔周应该是11月12日。我发现隔周有非常不好的地方,大家容易忘,每个礼拜来得好像不是那么顺利。好在昨天,不是晚报登了“尴尬”吗?晚报很义气,说没事以后你这办讲座,我每期都给你登广告,免费预告。晚报要登预告,那我估计这屋装不下了,但还可以提醒大家哪天什么人来讲什么课,但是也背不住,因为大专家临时有事的事经常发生,所以我们得随时兜里揣几个人救场,实在不行,就是我自己救场。咱们初步预定11月12日,还是请杨义讲中国文学,如果还有什么变化,咱们晚报上见。


现在请听陈教授讲课。




刚才舒馆长说过,救场如救火,所以我来得也风风火火,既然风风火火,就难免准备得不充分,发言中粗糙疏漏之处在所不免,希望在座各位能够不吝赐教。今天到这里来我是很高兴的,在国内参加这种活动在我的一生中是第一次。我平常很少出来讲课,别的单位给我讲课费我也不去。大家知道,现在我们这个社会日新月异,经济所有制多元化,带来了意识形态多元化,作为一个学者,我感到今天做人很难,说话也很难。想使自己的观点得到大家的认可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不大愿意说话。过去我在国外参加过这样的活动,那是社区性的业余文化活动,听众很踊跃,听讲座没有功利目的,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现在我们国家的首都也有这样的集会,说明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我们国家的变化是非常深刻的。大家来听这种老少皆宜的讲座,都是一个目的:不断都要提高自己的文化品味,没有什么现实的功利目的,这使我感到很欣慰。


今天我讲话的题目叫作《人之子——鲁迅》。“人之子”是相对于“神之子”的一个概念,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被称为“神之子”。鲁迅不是“神之子”。他是我们中华民族孕育的一个优秀的精神代表,他是“人之子”。在我们国家有一个历史阶段,鲁迅曾经被神化,被捧上了云端,大家需仰视才能见。所谓神化鲁迅,准确地说,就是在文革以前或文革期间,有一些政治人物出于现实的功利目的,把鲁迅过于政治化了,让鲁迅为某些现实的具体政策服务。比如说,我们号召栽树,就发表一篇《鲁迅与植树》;又比如说,我们现在实行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好,就说鲁迅只生一个儿子。文革时期评《水浒》,就把鲁迅的话拿出来批宋江,实际上是影射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这样搞来搞去,导致一些读者对鲁迅产生反感,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厌恶和尚,恨及袈裟”,讨厌那个和尚连他身上那个袍子也讨厌。在长期的宣传过程中对鲁迅形象的展示也不是很全面,大家看到的多是他横眉怒目的一面,很少看到他慈眉善眼、人性丰富的那一面,这样就造成了鲁迅和当代读者——特别是相当一部分青年读者之间的隔膜,所以我首先要讲讲现实生活当中的鲁迅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有一个原来在上海,后来到香港定居的作家兼漫画家叫叶灵凤,给鲁迅画过一幅漫画像。画面上是一个大酒坛子,鲁迅喝得醉熏熏的躲在坛子后面,露出一张阴阳脸,醉眼朦胧看人生。所以很多读者就误认为鲁迅是个高阳酒徒。实际上鲁迅讲过,饮酒的危害他是深知的,他是学医的人嘛,所以他喝酒是很有节制的,并不常喝酒,也很少有烂醉如泥的时候。当然了,如果要细究,偶尔也有喝酒失态的情况。比如说1925年端午节,他家去了几位年轻的客人,有他后来的太太许广平,有他的房东俞芳姐妹、许羡苏,有这么四位小姐。谈得很高兴,鲁迅喝了五碗酒,还有六碗葡萄酒,于是就把许广平的脑袋往桌子上摁,打了俞小姐一拳,吓得这四位小姐拔腿就跑,逃出了鲁迅在阜城门西三条的寓所,到白塔寺逛庙会去了。这次喝酒失态是有文字记录的。除此之外,我还没有考证出什么鲁迅经常喝酒,是个酒鬼。还有人说是鲁迅好讲话,讲话南腔北调,讲话时露出满嘴的黄牙。为什么满嘴黄牙呢?因为抽烟多,所以又有人说鲁迅是个大烟鬼。实际生活当中鲁迅确实抽烟比较多。他讲过他是一个意志力很强的人,惟独在抽烟这个问题上为什么意志力会这么薄弱。一天抽三十枝,多的时候抽五十枝,所以有人形容鲁迅是连珠炮式地抽烟。什么是连珠炮呢?就是说他很少用火柴。他在日本写作时经常彻夜不眠,一边抽烟一边写,抽完烟以后烟头就插在炭盆里边。这枝抽完插个烟屁股,那枝抽完插个烟屁股,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那个炭盆就像一个马蜂窝,这样当然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鲁迅仅仅活了56岁,比现在的我要年轻4岁,他是死于肺心病,所以借此机会奉劝大家节制抽烟。鲁迅的生活是非常平民化的,他有很多农民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他就喜欢吃炒饭,南方炒饭不是用煤而是用柴火,炒出来特香;另外喜欢吃一种火烧,那壳焦黄焦黄的,叫蟹壳黄;还喜欢吃辣椒。为什么喜欢吃辣椒呢?因为他18岁那年到南京求学,只带了他妈妈给的18块大洋,钱很少,冬天没有钱买棉裤,于是吃辣椒取暖,以后就养成了吃辣椒的嗜好。鲁迅吃饭是非常简单的。他一个人在厦门大学当教授的时候,有一个酒精炉子,改善生活的时候就煮点火腿肉。到了上海安了家,许广平给他做菜,但是他也很少吃鱼。为什么呢?因为吃鱼就得挑刺嘛,挑刺就要费时间嘛,费时间就影响他的工作嘛,所以他很少吃鱼。鲁迅的衣食住行都是非常简朴。


现在我们鲁迅博物馆的所在地就是鲁迅在北京的第四个故居。北房三间,左边一间是原配夫人朱安的卧室,中间是一个过道,右边是他母亲的卧室。自己没有地方睡,因为他和他夫人分居,所以就在中间过道延伸出一个小窄条,作为他的工作室兼卧室,那里面摆着一张木板床。如果大家去参观就可以看到,他的母亲睡的是用棕绳绷的一种床,很柔软。他的夫人睡的也是那种床。可是他睡的就是窄窄的木板床,垫的褥子也是薄薄的。他的朋友郁达夫不理解,在一篇回忆录里说,鲁迅长期独身生活,所以垫得薄一点,睡得硬一点,是为了抑制性欲。但是鲁迅自己不是这么解释的,鲁迅说,一个人如果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会为生活所累。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在生活有太多的考虑和追求,就容易玩物丧志。鲁迅穿衣服很不讲究,特别害怕穿新衣服。因为小时候家里穷嘛!家庭破产,偶尔给他做件新衣服,母亲总是再三叮咛,不要划破了,不要弄脏了,使他感到种种的拘束。穿旧衣服就很方便了,吃完饭满嘴油,就拿袖子这么一擦,就当成手绢了,很简单。鲁迅在上海时,冬天穿一个棉袍,棉袍很沉重,鲁迅身躯很矮小,又得了肺病,不胜重负。后来许广平给他做了一件丝棉袍,但是鲁迅舍不得穿,去世后做了他裹尸的尸衣。鲁迅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他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黄包车,所以鲁迅跟人力车夫的关系非常好,也有很多的故事。比如,有一个人力车夫拉车拉到半路上,他的脚被划破了。鲁迅把他请到家里去,用镊子把那个玻璃渣拿出来,给他包好了又多给了点钱。现在这把镊子还保存在绍兴鲁迅纪念馆。他还写了《一件小事》,把自己的内心世界跟人力车夫的精神境界进行对比,发现自己虽然学识渊博可是灵魂里面有阴暗面,倒不如那个浑身泥土的人力车夫高大。


到上海去以后,鲁迅喜欢走路,而且走路的姿态非常性格化,是一往无前的姿态,很少左顾右盼,更很少回头观望。这一生活细节被冯雪峰写到他的《回忆鲁迅》这本书里去了。偶尔改善生活也有雇出租车到江湾看电影兜风的时候,看完电影回来以后就再也舍不得搭车了。他家里人很多,还有他弟弟,他弟弟的孩子,他就让妇女孩子搭车回去,自己坐在马路边上等电车。像这样的细节给女作家萧红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鲁迅既然是一个人,当然会有他的喜怒哀乐。他认为人生最有趣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跟朋友聊天。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跟敌人战斗要穿盔甲,可是跟朋友聊天就可以赤膊,无所不谈,坦诚相见”。所以鲁迅认为人生的一大乐趣就是和朋友热烈地交谈。鲁迅小时候想,是不是当皇帝很舒服?当皇帝多风光啊!后来到北京一看,皇宫的建筑那么刻板,设想皇帝上朝的时候,金口一开,底下群臣叩首,Yes,Yes,Yes,他觉得人活到这个份上,听不到不同意见,没有意思。他高兴的时候跟人聊天,不高兴的时候沉默不说话,就好像得了一场大病。有一天,他的夫人许广平发现鲁迅失踪了,让小儿子去找,结果儿子也找不着了,许广平更着急了。后来在阳台上发现父子二人。因为鲁迅不高兴,就一个人躺在阳台上,海婴找到爸爸以后,也乖乖地躺到爸爸身边去了。两人这么躺着,让许广平又生气又心疼。鲁迅不高兴就沉默,非常可怕的沉默。他有他的喜也有他的怒。


在动物和昆虫当中,有几样鲁迅非常厌恶的东西,比如白蚂蚁、蟑螂、苍蝇、蚊子、猫。他为什么讨厌白蚂蚁呢?因为他看到白蚂蚁就联想到我们生活当中一些自私自利之徒。那些白蚂蚁不是啃木头吗?一路吃过去,留下的是一条排泄的粪。贪官胡长清之流就是蛀虫,给后代留下的是一条粪。


为什么他还讨厌蟑螂呢?因为鲁迅嗜书如命,特别喜欢看书。蟑螂在书上拉点粪便,就把书给毁了。他为什么讨厌苍蝇呢?因为他觉得苍蝇在无论多么干净纯洁的东西上都要留下一堆蝇屎去糟踏它。我感到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故意糟踏先贤的人也有点像苍蝇,越是纯洁越是美好的东西,它非要在上面拉点屎。在中国消灭苍蝇是非常艰难的。鲁迅有一年经过河南看见一个小孩躺在路边,脸上叮着五、六十个苍蝇,他仍旧安然入睡。所以鲁迅当时说一句俏皮话,他说与其在中国提倡消灭苍蝇,不如提倡一种当五、六十只苍蝇叮在脸上都纹丝不动的涵养。


他为什么讨厌蚊子呢?因为蚊子吸血,跟跳蚤吸血不同。跳蚤吸血是咬一口就走,可是蚊子总是喜欢先发一通议论,好像是在说,你的血该我喝,我喝你血有理。鲁迅由此想起了生活当中有一些掠夺者、剥削者,都是为自己的行为来进行辩护,跟蚊子一样。鲁迅特别讨厌猫,他有仇猫的情结。我这样讲不是希望大家把家里的猫都宰了,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伟人的业余爱好并不都是楷范。有人在《北京晚报》上写文章,说鲁迅喜欢打麻将。我就说你爱打就打,不爱打就别打,不要把鲁迅扯在一起,这是你个人的事情。鲁迅不喜欢打麻将,但并不排除我们可以把打麻将作为一种娱乐。


鲁迅为什么会仇猫?因为他小时候养隐鼠,他研墨写字,那小隐鼠就爬到毛笔的杆头上,挺好玩的。后来不见了,为什么呢?被猫吃了。到上海养鱼,第二天早上起来鱼缸里的鱼少了几条,被猫叼了。有一天许广平从外边回来,看到家里黑着灯,可是里边劈啪一阵乱响,她以为进了小偷或是强盗在打劫呢。后来推门进去一看,是鲁迅光着脚在打猫,把那猫打得是东奔西窜。鲁迅仇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鲁迅喜欢夜间工作,可是猫每年春季到了晚上就要嚎叫,叫得他心里发毛。嚎叫就是发情,鲁迅认为,谈恋爱是个人的事情,是隐私,不必大模大样的张扬。后来鲁迅想到,有人结婚时大发请帖,到处去请客,这些人有点像猫。当然,鲁迅也有他的七情六欲,特别是爱情,他并不是不配爱的人。


1906年,鲁迅25岁那年,他妈妈给他拍了电报:“母病速归”,他就从东京赶回来了。原来他妈妈听了一个谣传,说是他娶了一个日本太太,带着孩子在日本东京的神田散步,所以就把他骗回来。绍兴有一个姓朱的姑娘,叫朱安,比鲁迅大三岁。订婚的时候鲁迅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希望朱安放足,不要裹成三寸金莲,因为鲁迅是新派人物,当时是维新运动以后;另外他希望朱安能够识字。鲁迅从小丧父,他不大愿意伤母亲的心。他经常在外,母亲身边也应该有一个贴身的人侍奉。结果结婚那天,吹吹打打,新娘子的花轿抬到了周家的门。轿子还没有落地,一双小绣鞋就从轿子里掉下来了,因为朱安要让鲁迅高兴,穿的鞋还比脚大,结果还没有下轿,鞋子就掉下来了,她根本就没有放足。鲁迅的妈妈都放足了,是半天足,另外也自学文化。朱安有一次给鲁迅写信,鲁迅日记上写了几个字,“得妇书,其言甚谬”,说明双方没法沟通。夫妻之间不是动物似的苟合,总是要有些心灵的交流,所以鲁迅完婚以后三天就回到了东京,从此以后跟朱安一直分居,以礼相待。为什么不离婚呢?离婚就等于休妻。如果当时把绍兴的一个乡下妇女给休了,那等于断了她的生路,活都活不下去了。鲁迅在生活上对朱安照顾得很好,感情上是没有交流的,所以他反复跟朋友讲,朱安是她母亲送给他的一件礼物,至于什么是爱情他是不知道的。在婚后20年中,鲁迅一直过着古寺僧人般的生活。一直到1924以后,许广平才闯入了他的生活。


鲁迅和许广平是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结识的。当时鲁迅在女师大讲授中国小说史和文艺理论,教室前排有一个女学生老举手提问,后来又写信向鲁迅倾诉人生苦闷,她就是许广平。许广平对鲁迅采取的是主动进攻姿态,而鲁迅却一直退缩,认为他“不配爱”:一,他比许广平年长18岁;二,有一位形式上的太太;三,受北洋军阀政府迫害,生活上不安定,鲁迅惟恐辱没了对方。然而许广平崇仰鲁迅的人格、学识,认为她跟鲁迅有反抗旧社会的共同思想基础。许广平一生下来,就把一泡尿撒在妈妈的肚皮上,根据迷信说法这是不吉利的事情,所以妈妈不怎么喜欢她。有一次,她的父亲喝醉了,把许广平许配给了一个姓马的土豪劣绅家。她长大以后,知道马家的少爷是个不良少年,于是在她哥哥的帮助下——哥哥可能变卖了家里的几件古董——逃到天津上学,从天津女师毕业之后考入北京女高师。在北京遇到一个表弟叫李小辉,两人非常要好。突然有一天,许广平得了“猩红热”,他表弟来看她,给她送藏青果。她病好了,去回看她表弟,她表弟已经死了。为什么死呢?是从许广平这儿传染了猩红热,表弟来看表姐的病,回去以后自己染上了,表姐好了,他死了。这件事给许广平内心的创伤是很深的。她说,以后每年李小辉死的这个日子,她就感觉到内心的酸痛,就好像一个关节炎患者遇到了冬天一样,是内心的隐痛。就这么一个女孩子,后来碰到鲁迅这样的人生导师,在女师大学生运动当中又是同壕作战,所以她对鲁迅产生了爱慕追求之情。1925年10月21日那一天,许广平到“老虎尾巴”给鲁迅送一大摞抄稿,鲁迅就坐在藤椅上,她坐在藤椅旁边,她主动地握住了鲁迅的手。她似乎听到了鲁迅急促的呼吸声,于是自豪地说:“你被我征服了!”这一天,鲁迅亲了她。从此时此刻开始,师生之情就转变成了恋人之情。这些细节都有一些文字记载,不是我在这里信口开河。1926年双方就南下,想为自己未来的家庭准备必要的物资基础。1927年10月在上海正式同居,鲁迅跟许广平恋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以后跟许广平是10年携手共艰危。


鲁迅一生文学活动有30年,跟许广平结合之后的创作的成果超过了此前的20年。1929年许广平怀孕了,生下了他们爱情的结晶——儿子周海婴。当时是难产,医生问:“万一发生生命危险,是留大人还是留小孩?”鲁迅毫不犹豫地说:“留大人!”后来母子平安,生下一个小男孩,因为这个婴儿在上海出生,就叫海婴。鲁迅49岁得到这孩子,50岁抱着海婴照张相,特别喜欢。有些朋友说,你是不是对孩子太宠爱了,就嘲笑他。鲁迅为了答复那些朋友,写了一首七言绝句《答客诮》,写的是:“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意思就是说:没有感情怎么能说是真正的英雄豪杰呢!爱孩子爱下一代难道就不是大丈夫了吗?爱下一代难道是妇女的专利吗?知道吗?在深山老林兴风狂啸的兽中之王——老虎,还时时回头关注着它身后的小老虎呢。这表现了鲁迅对孩子的挚爱,也表现了他对年轻一代的挚爱。


鲁迅在家庭当中是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鲁迅不仅对海婴,对其他很多儿童,都是非常喜爱的。他在北京白塔寺砖塔胡同住的时候,有几个小女孩,一个属猪,一个属牛,鲁迅就跟她们开玩笑,叫野猪啊!野牛啊!鲁迅是属蛇的,所以孩子们也跟鲁迅开玩笑,叫他做野蛇。鲁迅说你这就露怯了,怎么叫野蛇呢?蛇不都是野的吗?哪有家蛇呢。牛和猪有野牛有野猪嘛,对不对?蛇哪有家蛇跟野蛇呢。可见他跟孩子是打成一片的。那时候街上有人卖萝卜赛梨,就是卖的心里美萝卜。那些小姑娘就说:周伯伯,卖萝卜赛梨的人来了。鲁迅知道什么意思,就买点给她们吃。一会又有小贩吆喝卖桂花汤圆,孩子们又说,周伯伯,卖桂花汤圆的来了。鲁迅又买几碗给她们吃。可见鲁迅是非常有人情味的人,一个没有人情味的人要当一个好作家,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说鲁迅是人而不是神,但是他又不是凡夫俗子,他是伟人、是巨人。为什么说他是伟人是巨人呢?过去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说鲁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通过拨乱反正,大家觉得对毛泽东也应该三七开,毛泽东在文革中也犯了大错误。那么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是不是拔高了鲁迅,神化了鲁迅?这个问题到现在我仍然是倾向于毛泽东的看法。我们一个一个说吧。


为什么说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鲁迅一生写了三部小说:《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特别是在《呐喊》当中,他塑造了像阿Q这样不朽的典型,已经毫无愧色地进入了世界文学著名典型人物的画廊。他的散文诗集《野草》包含了鲁迅的人生哲学,是最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技巧的作品,在世界上得到了公认。著名的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其中有《藤野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些名篇,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学教材。除此之外,鲁迅还有十六部杂文集。杂文是鲁迅的一种新型的创造,他把传统的短评和诗的因素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现代一种新型的战斗的文体,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一个创举。


鲁迅对于世界文学的独特贡献是什么呢?我想,一是塑造了阿Q这个不朽的典型;二是创造了杂文这样一种新型的文体。难道说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还有什么可以置疑的吗?鲁迅一生给我们留下的创作,总共有三百万汉字。这是我们用电脑统计的,不包括标点符号,不是版面字数,是实际的汉字用量。


除此之外,鲁迅还有二百五十万字左右的译文。鲁迅很少翻译那些世界著名大作家的经典之作,比如译《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他翻译的都是当时俄国、东欧、巴尔干半岛那些弱小国家的、弱小民族的作品。这是他独特的翻译取向。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些国家的境遇跟当时的中国相近,鲁迅想从中寻求一种反抗和叫喊的呼声,来打破旧中国万马齐喑的沉默局面。他翻译的方法是直译,就是说不仅要准确翻译外语的词义,而且要把外文的一些表述方式、语法结构也移植到中国来,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翻译有三个要素:信,达,雅。信就是要忠实于原文;达就是要流畅;雅就是要有点文采。这三者不能同时得兼的时候,到底哪个因素是最主要的呢?鲁迅强调的就是“信”,要忠实。而胡适强调的是达和雅。所以胡适翻译往往走样,删改原文,所以有人把胡适的翻译称为“胡译”。现在有些翻译家大辞典里边没有胡适的名字,我倒觉得是不对的。我觉得胡适也是一个翻译家,只不过他跟鲁迅比较起来翻译风格有所不同。


鲁迅翻译的态度非常谨严,“字典不离手,热汗不离身”。为了对读者负责,不能够胡乱翻译。鲁迅用这二百五十多万字的翻译作品,在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架起了一道文化的彩虹,文化的桥梁。除此之外,鲁迅还辑录和校勘了49种古籍。据粗略统计,鲁迅留下的文学遗产达一千万字左右。大家想想,鲁迅只活了五十六年,文学活动是30年,30年当中留下的文学遗产将近一千多万字。数字有时候是很枯燥的,可是有时候具有诗一般的魅力。“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三千、九都是数字,引起了我们无限的遐想,想到了庐山瀑布那种壮观的场面。通过鲁迅这些数字,五十六年,三十年,一千多万字,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都能像鲁迅那样珍惜自己的一生,像鲁迅那样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我们就能为祖国、为民族、为人类作出多么大的贡献。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我觉得是不容置疑的。现在有些人在文学上颠覆鲁迅,说鲁迅没有什么了不起,一部长篇小说也没有写过。文学家的文学地位不是可以用他选择的文体或作品的篇幅来衡量的。


有人说鲁迅不是思想家,因为他不像马克思写过《资本论》,也不像列宁写过《国家与革命》。但是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西方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鲁迅很少有纯思辨的著作,但是他对中国社会,对中国历史,对中国人生的很多精辟的看法,都包含在他的九百多篇杂文当中。其论述的广泛性,思想的深刻性,他同时代的很多思想家也难以比肩,你不能说他不是思想家。谁说老子不是思想家呢?老子只不过留下了《道德经》五千言,那里面充满了很多深刻的辩证法。谁说孔子不是思想家呢?孔子也没有留下理论专著,《论语》是他的弟子记载了他的一些言行。一句话就是一个深刻的观点,这是中国思想著作的一些特点。鲁迅著作里面对中国的历史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对中国的现状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对中国的未来走向也进行了科学的前瞻,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现在再谈谈鲁迅是不是革命家。这里面牵涉对革命这个词汇的理解,以及对革命者的理解。如果你把革命理解为暴力革命或者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那鲁迅当然不是革命家。鲁迅理解的革命就是变革,就是吐故纳新。鲁迅显然不是战士,虽然他也讲过,如果拿起枪来,他自信也不在于别人之下,但是他毕竟没有参加过武装斗争。


毛泽东曾经讲过:我们中国革命有两条战线,文武两条战线。武装战线的总司令是朱德,文化战线的总司令就是鲁迅。鲁迅在上海10年当中,我们党处于一种被镇压的地下状态,可是我们的左翼文艺运动,在当时几乎成为了惟一的文艺运动,对形形色色的买办文艺、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御用文艺进行斗争,所向披靡,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制造了舆论,这是让国民党感到很害怕的。那么,能不能说鲁迅是革命家呢?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参加过巴黎公社的街垒战,但是他们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提供了思想武器,他们是名副其实的革命家。鲁迅是什么革命家呢?他是思想革命战线的斗士,他从事的是疗救中国人精神创伤的工作,是思想革命的先锋,思想革命的战士。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毛泽东对鲁迅“三家”的评价,我觉得也还是正确的,对于鲁迅来讲应该是知己知音。有人说:毛泽东不懂鲁迅,对于这种看法,我是不敢苟同的。


在鲁迅的文化遗产当中,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人论。什么叫人论呢?就是人把自身作为对象,来自觉思考的这门学问,就叫人论,人来研究他自己。希腊神话里边有一个神叫阿波罗,他向人类下过一道神谕:认识自己。人应该善于认识自身。你是谁?你从哪来?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所以人论是人类精神崛起的一种显示,也是文化理论的一个中心部分,是人类思想史、认识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鲁迅从事文化活动30年,这30年一个总的宗旨是什么?就是两个字:立人。为什么鲁迅要关注人的问题呢?因为鲁迅出生于清朝末年,那时候外敌入侵,我们国家风雨飘摇,山河破碎。怎么救中国呢?先进的中国人经过了反复的思考,比较早的就是一些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像张之洞,他觉得英国人为什么大量在中国倾销鸦片,敲开了我们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靠的是军舰!那么我们用白银,买点军舰,组织舰队,我们国家就能够强大嘛!于是我们组建了舰队——北洋水师。


甲午之战我们跟日本的海军打仗,双方的装备旗鼓相当,结果我们是全军覆没,虽然有邓世昌这样的英勇将领为国捐躯,还是没有挽救这场战争的失败。甲午之战的失败给中国人很大的震动,认识到单靠坚船利炮救不了中国,中国还需要多一些政治方面的变动,所以后来出现了梁启超、康有为这样的维新派。这个维新派也不是要推翻清王朝,只是想在政治制度上搞点改良。中国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欢迎革命的,也想走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的道路,结果搞了个“百日维新”,就是以谭嗣同等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断头流血告终,表明了冥顽不灵的清王朝拒绝在政治上做任何点滴的让步和改变,这样就把中国人逼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孙中山为代表的反清民主派进行武装斗争,发动各种各样起义的过程当中,革命党人没有时间关注人的精神问题,比较忽视思想启蒙,他们的精力侧重在武装斗争、暴动。在先进的中国人从器物层面、政治层面对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进行反思之后,鲁迅等再从精神层面进行了反思。


鲁迅当时就感到,在未来国与国的竞争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提高国民的素质。他在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里面就讲,“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世界各国激烈竞争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培养人,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人培养好了,什么事情就都好办了。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我们回想鲁迅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有没有它的深刻意义,是不是一种预言呢!现在我们国家经过改革开放20年,变化有目共睹。当然,现在我们社会上有“黄赌毒”,有分配不公、贪污腐败,但是我们回首往事,现在我们经历的毕竟还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盛世。你看我们今天能集中在这么一个设施现代化的报告厅来交流学术,也说明了我们改革开放后的深刻变化。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改革开放又面临很多阻力,出现那么多的腐败分子、蛀虫,构成现代化的障碍。什么问题呢?归根结蒂是人的素质问题。没有人的现代化能够有社会的现代化吗?所以鲁迅始终关注人的主体性问题。我前面讲过,鲁迅的著作汉字量是三百万字,其中“人”字就出现了二万一千三百六十二次,所以人是鲁迅毕生文化活动的一个关注焦点。鲁迅关注中国的每一个人,关注中国的民众,无论是个人的问题,民众的问题,鲁迅都谈了很多。他曾经设想要写一部《中国人史》,只是因为环境的险恶,健康状况的日益恶化,没有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宏愿。


关于中国人应该是什么样子,鲁迅有一些正面的构想,也对于中国人的一些阴暗面进行了深刻剖析。中国人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投入时代洪流?鲁迅勾勒了一个构筑新型民族性格的蓝图。他在早期著名的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里面就谈过。他说:我们现代人起码应该有三种素质:一,耐劳作的体力,也就是健全的体魄!二,纯洁高尚的道德。三,广博自由、能够容纳新潮流的精神。身体是人的物质基础。未来社会竞争激烈,没有一个强壮的身体,不能够承受工作的重负。听说在美国搞电脑一年有7—8万美金的收入,但是电脑技术日新月异,就要求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耐劳作的体力,恐怕就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未来人。二,纯洁高尚的道德。鲁迅认为人的道德可分为四个层次:最低的层次叫作损人不利己,好比强盗放火。强盗下山跑到贫民家里去,老百姓住在窑洞里面,强盗闯进去一看,什么也没有,都是破衣服破裤子,什么也捞不到,一把火把门板给烧了。把老百姓的门板烧了,北风往里边灌,老百姓睡不好,没地方住,强盗有什么好处呢?强盗也一无所获。所以鲁迅认为这种损人不利己的勾当反映了一个人最低的道德面貌。稍强的就是损人利己。这是从古至今一切剥削阶级共同遵从的道德:把个人、少数人的幸福建立在大多数人的痛苦基础之上。损人利己,这是蚊子和跳蚤的哲学。到了“五四”时期,那些先驱者们追求一种既利己又利他的道德,我为我争来了利益,那么我也要顾及别人的利益,人我两利。但是在道德的天秤上,人这一端和我这一端,很难达到绝对的均衡,要么偏重于我,要么偏重于人。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道德的最高的境界,鲁迅认为叫做损己利人。牺牲自己造福他人,造福人类,造福社会。鲁迅说,他愿意自己扛住黑暗的闸门,把下一代放到光明宽阔的世界当中去,让他们幸福地生活,合理地做人。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损己利人的精神。鲁迅说,为了浇灌文艺界的鲜花,他愿意做一撮泥土,这是什么精神?这也是损己利人的精神。鲁迅愿意给青年人当梯子;愿意给青年人当垫脚石。鲁迅给青年人看稿子,一边吐着血,这是什么精神呢?这是一种损己利人的精神。他只是希望青年人有出息一点,能够踏上他的肩,跨越他的成就,这样他就心满意足了。当然,在当今的社会当中,要求每一个人都达到这样的精神境界,那是不现实的,但是这应该成为我们的一种道德追求。中国古话讲“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所以我觉得应该追求向往这种精神,弘扬这种精神,而不应该嘲笑。现在居然有一些剧团在舞台上公开嘲讽鲁迅,说鲁迅吃的是草,挤的是奶,这不是人。这不是人?那是什么呢?难道胡长青是人,成克杰是人?人应该怎么生,路应该怎么行?想一想!起码对于像有这样一种道德追求的人,我们不应该去贬斥他。一个社会没有一些先进分子做出牺牲,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后人铺路,这个社会能够前进吗?


第三,广博自由、容纳新潮流的精神,就是不能够僵化,不能够保守,不能够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现在说全球经济一体化,那么国外有很多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都要来学,不能因为我们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跟人家不一样就不学。到现在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国与国之间谈判靠什么?就是靠两个字:实力!没有实力就抬不起头,做不起人,国家就没有尊严。坦白地讲,我们现在还受一些超级大国欺负。他们为什么狂呢?就是因为他们航空母舰比我们多,导弹防御体系比我们完善,所以他就敢用火箭打你。先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又用中国大陆压台湾,强迫台湾买他的飞机,再用台湾压大陆,两边赚钱。现在我们要统一祖国,要维护世界和平,靠什么呢?靠的是实力。怎么样才会有实力?那就要有一种广博自由、容纳新潮流的精神,把一切对于我们国家民族有用的东西都拿过来,为我所用。鲁迅提出的人格建构,我觉得概括了德、智、体三个方面,非常全面。他同时还希望中国人能够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这都是鲁迅正面的思想。但是鲁迅的主要的笔力,还是用于剖析国民性中的负面因素。国民性并不是一个非常科学的概念。为什么说有国民性这个东西呢?因为我们有很多人处在一个大体上相同的地理环境当中,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机制,耳濡目染,总有一些共性。但是人与人之间毕竟不完全一样。人之不同,各如其面。世界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滴相同的水珠。所以鲁迅讲国民性,讲中国人如何如何,并非指所有的中国人。说中国人保守,也有不保守的呀;说中国人勤劳,也有不勤劳的呀;说中国人勇敢,也有不勇敢的呀。鲁迅是就大体而言。


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病症进行了广泛的诊断,认为中国民族精神的一个总纲,就是“面子”。什么叫纲?纲就是鱼网的总绳,那个总绳一拉,鱼网就锁住扣了,鱼就捞起来了。中国人精神的纲领就是面子,这好比一个人头上的辫子,抓住辫子人体就会被牵动。什么叫面子呢?面子这个词说起来似乎都懂,解释起来并不容易讲明。简单地说,一个人有两张脸,一张脸叫有形之脸,一张脸叫无形之脸。有形之脸就是从额头到下巴颏这个地方,有的叫圆脸,有的叫瓜子脸,这个有形之脸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另一张脸叫做无形之脸。这个面子是跟每个人的社会地位、个人尊严、人格追求都有关系。有面子或者没有面子,这只有在人和人之间的互动的过程当中才能产生,一个人独自在家里就不会产生有没有面子这个问题。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昨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家喝酒,喝高了,吐了一地,而我酒醒后,脸一擦,地一扫,又呼呼地睡着了。这有没有面子问题呢?不存在面子问题。我自己喝,自己吐,自己扫,谁也没瞧见,不存在面子问题。如果今天我陈教授穿着西服在这讲课,讲了一半,哇地吐起来了,我就丢了面子。所以只有在人和人互动当中才会产生有面子或者没面子的问题。而面子是中国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跟家族制度、封建礼教、伦理观念密不可分。为什么这样讲呢?比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观念,就跟家族制度有关。我们家出了一个省长,省长夫人光荣,小姨子也光荣,小叔子也光荣,都觉得光荣,都觉得有了面子。


面子观念跟伦理观念也有关系,比如说长幼有序,贵贱有别。贵人有面子,贱人就没有面子。所以,面子这个问题在中国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面子观念有他正面效应,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不要脸,这个社会就很难设想了。比如有时候,我们在街上碰到不顺心的事想跟人吵,后来想一想,觉得在大庭广众吵架挺丢面子,便决定忍一时之气!又比如当学生的觉得在班里考试,考糟了会丢面子了,所以期末会努力点,上课听讲会认真点,所以面子有它正面的效应。但是鲁迅批判的面子观念是一种虚伪的道德观念,主要是批判面子观念的负面效应。


鲁迅早年关于面子问题有一个谈话,题为《面子和门钱》,门钱就是过去进衙门要给差役使点钱。后来专门写了篇文章叫做《说面子》,大概意思是说,中国人的社会地位不一样,面子的标准也不一样。比如说,当时北京人力车夫在冬天的时候把棉衣脱下来,坐在墙角里边晒太阳,一边晒,一边掐虱子。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写王胡逮到虱子,还咬一咬,看脆不脆。人力车夫在墙角里捉虱子,他很坦然,并不觉得很丢面子。如陈教授现在在现代文学馆,脱了衣服逮虱子,就觉得太丢人了。身份地位不一样啊!反过来,这人力车夫回家一进门,他老婆给他一个大耳光,或者踢他一脚,他倒在地上哇哇哭起来了,他在人力车夫当中从此就抬不起头。人们会说这个车夫怕老婆,被老婆打了,对他来讲,这才叫丢面子。如果中国人不敢正视现实,仰慕虚荣,爱面子很容易跟不要脸混同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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