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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18岁,慈禧“撤帘归政”,把一个勾心斗角的社稷交给这个少年。


光绪执政10年,渐渐长大,面对旧疮新疾,渐渐失去耐性,幻想一夜之间,把额娘的经济改革引向深入,拓展成全面的******。论其最大失误,是没能利用慈禧的威望,反而企图背弃她以获得更彻底的改革成果,最终酿成大祸,被夺了皇权。此后,光绪在幽闭中又活了10年,明明不在政坛,却是内外政治势力讨价还价的棋子,无言地被利用着。


不过,就此以为光绪百无一用,其实并不科学。


被利用,也是一种用途,一样可以引发利用者的纷争,改写历史。事实上,光绪亲政10年,自觉搅动了历史,禁闭10年,历史围绕他产生着激烈震颤。没有他的存在,历史完全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至少清末法制改革不会因为他而先兴后废,又因为他而由废再兴。


1897年12月,光绪干了将近9年,青岛却被德国人抢去。那时候,建设部有一位39岁的司长助理,叫“康有为”,他比皇帝还急,比皇帝还气,于是第5次违规,越级上书,开具救国药方。康有为这次上书内容,与前4次不同,所猎更为详尽,其中大量涉及司法改革。其中有如下慷慨陈词,“国事付国会议行,行尊降贵,延见臣庶,尽革旧俗,一意维新。大召天下才俊,议筹款变法之方;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请务必注意,其中“采择万国律例”一句,是中国人第一次发出古代法律国际化的呼吁。不过,建设部长淞桂,守法意识特别强,坚决不予代呈,所以光绪没能看到这份改革建议。


康有为很聪明,颇知传媒力量,他估计皇帝多半看不到自己的建议,就通知了媒体,造成宣传势能。不久,天津、上海、长沙的报纸陆续披露,上海大同译书局紧锣密鼓,筹备印发单行本,许多京官辗转传抄,很是热闹。



监察部有一位书记,叫“高燮曾”,他觉得“行尊降贵,延见臣庶”甚对,所以上书光绪,建议打破皇帝只见四品以上高干的旧规,直接召见康有为。不成想,高书记被恭亲王奕訢骂了,康有为很沮丧,决定回广州教书,京官不做了,但民政部长翁同龢却极力挽留他,发誓一定要让他跟皇帝搞一次非常接触……总之,110年前的12月,北京正在为皇帝能否接见基层干部,闹得满城风雨。


经过翁同龢的努力,最后的解决方案是,光绪委托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外交部长兼国防部长荣禄、翁同龢、司法部长廖寿恒、民政部副部长张荫桓询问康有为,然后汇报。光绪听了汇报,异常兴奋,想亲自见一见康有为,但再次被奕訢劝止。最后,君臣各退一步,批准康有为可条陈所见,获得直接给皇帝写信的特权。

今天回头看,这是一桩小事,当年却引起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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