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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之帝还是法兰西之王——1813战略态势浅析兼谈莱比锡战役

一、总局势:天平的倾斜

当别列津纳河的灾难和马莱阴谋都过去后,当拿破仑如野史所说先去见了德茜蕾再进入杜伊勒里宫皇后的房间后,他对于1813年要做些什么是有清楚坚定的决心的。“如果我是我的儿子,也许我会在损兵折将之后缩回国内签定和约,太太平平的统治下去。”一个帝王因战场的惨败或政治上的大错而“引咎”退位,传位子侄,使王朝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这种做法在欧洲是可以施行的。但是,那样的特权只属于正统君主,这就是为什么希特勒在穷途末路时叫嚣要德国和自己同归于尽而裕仁却可以让国民认为麦克阿瑟是天皇的“幕府将军”。拿破仑的极度自傲之下掩盖着深深的自卑,“殿下一生,逃不过一个‘篡’字!”看到妻子给父皇写信时称呼的那一大串传统头衔,他对哈布斯堡这个虽已血统退化但历史悠长的王族油然生羡。他如何才能使自己建立的王朝正统化?他的太子诞生后,近卫军那些单纯的老掷弹兵相信罗马王摇篮上遮蔽的嫩枝会长成荫庇他们的参天巨树,但帝国的文武显贵没有这么天真。当马莱在巴黎宣布皇帝已死在俄国,信以为真的重臣们没有一个想到要拥立罗马王。第一帝国不过是一个倒金字塔,如果拿破仑在耶拿、艾劳、弗里德兰或莫斯科被一颗流弹击中,帝国立即会分崩离析。当初约瑟芬曾苦劝他:“波拿巴,千万不要自立为王!”如果我们高估一下这位欢场荡妇,她是否已清楚认识到自己不能再生育,继承人问题会是悬在拿破仑头上的利剑?看看亚历山大和丰臣秀吉的前车之鉴吧(原来我读谢国良编的《拿破仑战争》,里面在分析各兵种时说:“重骑兵在实战中行动笨拙,战斗力不强。但拿破仑迷恋帝制的威严,故重新起用之。”看来史家们都认为拿破仑的正统帝王思想在他的行为中打上了极深的烙印)。


在1813年,他选择战争而非和平,是为了儿孙的宝座稳固,为了把马征力战的江山变为代代相传的社稷。如同刘邦和朱元璋晚年所做的,他必须为儿孙披荆斩棘。也许这还不是全部原因,当时他的敌人们还没有把他赶下宝座的信心,何况他还是奥皇的女婿,很可能将来他死后罗马王亲政之前玛丽-路易丝会有一段摄政期,给奥国带来收益。保持一个中等强大的法国,不仅符合奥国,也符合英国的利益。在后来拿破仑流放厄尔巴期间,英奥不就与波旁王朝秘结同盟对付俄普么?直到1813年六七月间,“武装调停”的奥国,向拿破仑提出的最后条件仍旧是不算过分的,他必须放弃德意志、波兰和从奥国割去的伊利里亚省(前南斯拉夫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但可以保住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另外西班牙他能守得住的地方也归他。他为什么不满足于把这样一个仍可算作“帝国”的版图留给儿孙呢?人的性格中总有相互矛盾的因素,拿破仑也不例外,在1809年从西班牙回师击败奥国并与之结亲后,他似乎真的厌倦戎马,对半岛战局听之任之,醉心于家庭生活,直至有子。艰苦的征俄败局,似乎又唤起了他的奋争之心,使他决心和所有敌人决不妥协的斗争到底,回击命运对他的挑战。在征俄的惨败后,有人以为他会作些妥协或者对自己估价不再那么高,1813年4月15日,塔列朗对施瓦尔岑堡说:“拿破仑皇帝一定要变为法兰西国王。到目前为止,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建立帝国。他丧失了军队,也就丧失了帝国。他不再为军队而征战,就会为法国人民而媾和,那时他就会变为法兰西国王了。”可惜,拿破仑仍有信心也确实具有物质力量再重建一支军队。他自豪的告诉奥国特使梅特涅:“我有士兵的灵魂。”“象我这样的人,不会在乎一百万人的牺牲。”仅仅做法兰西之王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他是皇帝,即使在俄国损兵折将,也最多是按照在提尔西特的甜言蜜语,把东欧之帝的头衔交给亚历山大,自己仍然是西欧的皇帝。为了这个称号,他情愿冒着丧失一切的危险战斗到底。


约翰-霍兰-罗斯这样描写1813年初选择战斗的拿破仑:


“事实上,如果他不把西班牙计算在内,纵观当时军事局势,在很多方面他是可以放心的。英国的力量由于美国对它宣战而受削弱了。在中欧,他仍处于压倒优势的地位。他掌握了几乎全部的普鲁士要塞。虽然他损失了一支大军,但这个损失很大程度上是由波兰、德意志、意大利和其他较小民族分担的……在战争中,俄军方面未见有任何军事天才出现。至于反法同盟,他的全部经验使他有理由相信,这些陈旧的同盟机器,即使得到英国补助金的润滑,生锈的齿轮也只能缓慢地勉强运转,负荷稍重就要出故障。在马伦哥,在奥斯特利茨,在弗里德兰,都是这样,有什么理由说历史不会重演?


正当他全凭过去的经验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时,预示中欧新时代即将来临的一些事件正在发生……”


是的,在战略的天平上,他的对手们已有了两个新的砝码:两线作战和德意志的觉醒。即使对于1914年的血气方刚的德国,两线作战也是频频袭扰的恶梦;尽管当时德国发达的铁路系统一昼夜间能够完成十万大军在东西线之间的调动,俄军在东普鲁士的攻势仍迫使德军从西线抽出两个军东援而影响了马恩河战役。在拿破仑的辉煌时期,他只需在一条战线上作战,而且还从未同时对这条战线上的三个主要敌人作战。1796年他根本不需要考虑普鲁士;1800年他翻越阿尔卑斯时,苏沃洛夫已销声匿迹;1805年如果十万普军袭击他的后方,他还能在奥斯特利茨庆祝加冕周年吗?1806年他被困在艾劳时,奥国又没出手。但一旦西班牙成为他的西线,1809年奥国独力就几乎击垮了他;即使普奥都成为他的同盟,俄国也能让他铩羽而归。


拿破仑了解法国人,见识过他们的狂热,而且知道这种无秩序的造成革命期间大屠杀的狂热是可以用大炮来对付的。但他不了解德意志的日尔曼人的狂热,这种狂热是不动声色的服从秩序的狂热,希特勒后来正是利用这种狂热给世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伤害。在1813年,这种狂热对拿破仑的威胁决不亚于西班牙人,在耶拿战役后浴火重生的普鲁士已成为德意志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俄国拥有无穷无尽视死如归的兵员和已经成熟起来的亚历山大一世,被拿破仑逼上战场的奥国能成功地把东南欧多个民族团结成一个整体,再加上普鲁士这个新生的赫拉克勒斯,要同时对付它们,是不是在进行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二、西班牙:“壮士断腕”或“釜底抽薪”?


我们可以把拿破仑在1813年初定下的决心概括为“寸土不让”,注意是“寸土不让”而不是“战斗到底”,因为后者还可以有适当的迂回委曲,“将取之先予之”“间接路线战略”,而前者则是和敌军硬碰硬作死战到底的正面对抗。拿破仑决心要把这场从塔霍河到维斯瓦河的战争打下去,如果他连俄国控制华沙都不能容忍,又怎么会让他的长兄约瑟夫自动取下西班牙的王冠?何况1812年的战局是约瑟夫在表面上取得了胜利,收复了因马尔蒙萨拉曼卡之败而失去的马德里。对于法国1812年的财政赤字和1813年的军费支出,西班牙是个重要的财源,从1811年11月开始的十七个月内,絮歇在巴伦西亚一省就掠夺了两亿里亚尔(西班牙货币名)。“守马德里只是为了榨取军饷,能多榨一日就多守一日。”而在重建大军时,西班牙驻军又成了军队骨干的来源,按罗斯的数字,1813年初就调走了三万余精锐(一千二百军官、六千军士和二万四千老兵)。富勒称此时西班牙法军总数达二十七万,另有资料说是二十二万;罗斯则肯定地说,即使是在维多利亚战役后苏尔特得到全权时,西班牙法军仍有十五万。不管是哪个数字,考虑到1814年苏尔特仅以五万余人与威灵顿周旋,我们可以认为在1813年初,拿破仑只要痛下决心,从西班牙能够调兵十万。这十万兵留三万在国内组建新军,以七万于3月中旬投入易北河一线,绝对可使中欧战局改观。


如果不是约瑟夫而是苏尔特或马塞纳全权指挥维多利亚战前的十六七万驻西法军,那会怎样?约瑟夫与苏尔特不和,非欲除之而后快,结果在维多利亚他只能依靠已成过气人物的茹尔当。在兵权贵一的原则下,处理好大将与亲贵的关系,是古今中外的最高统帅都必须重视的问题。且看《三国演义》中吕蒙袭荆州前的这段:


孙权召吕蒙商议曰:“……卿与吾弟孙皎同引大军前去,如何?”孙皎字叔明,乃孙权叔父孙静之次子也。蒙曰:“主公若以蒙可用则独用蒙;若以叔明可用则独用叔明。岂不闻昔日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普自以旧臣而居瑜下,颇不相睦;后因见瑜之才,方始敬服?今蒙之才不及瑜,而叔明之亲胜于普,恐未必能相济也。”权大悟……令孙皎在后接应粮草。


有多少拥有将帅任命权的君主,面对想在重大军事行动中“镀金”的亲眷能象孙权一样“大悟”?“拉丁人重视家族的特性”终于使得拿破仑“不爱江山爱亲人”。


到了1813年12月的绝望处境中,拿破仑又指望对西班牙突出奇计,以政治解决军事。他与一直被软禁在塔列朗城堡的西班牙王斐迪南七世订立《瓦朗塞条约》,把西班牙王权交还给他,条件是英法两国军队都撤出西班牙国土,真可谓异想天开。即使复位的斐迪南真能得到地方政府的狂热支持,西班牙军怎么能用武力赶走并肩作战多年的英军?西班牙平民又怎能拒绝向财源充足、一向按价付帐的威灵顿提供军需?就算西班牙要求英军按期撤出,这种困境也可能逼得威灵顿孤注一掷,突入法境占领波尔多这样的港口,让英国舰船入港补给陆军。这种幻想只能说明,拿破仑思想中“先入为主”成分的比重,他越来越依靠自己的主观臆想了。


总之,在西班牙战场,他要么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不和威灵顿纠缠,大踏步后退到比利牛斯山采取守势,以节省兵力;要么釜底抽薪及早贯彻“兵权贵一”的原则,以求在尽可能靠西靠南的战线上阻挡住威灵顿,确保北方诸省的财源。但他两样都没有选择,结果是兵员、财源、威信尽失。维多利亚之战的直接损失虽不大(七八千人吧),但这一消息传到中欧时,正值停战期间,沙皇命令俄军大唱赞美诗庆祝。俄军为自己没有参加的战役唱赞美诗,实属首次,可见此役对联军的精神作用,也许还促进了奥皇最后下决心反对自己的女婿。拿破仑不也承认了吗?“正是这个西班牙脓疮把我毁了!”


三、维斯瓦河、奥得河、易北河:退与守


1812年12月5日,拿破仑离开大军残部回巴黎,把指挥权交与缪拉。此时他已看出欧仁的坚定比缪拉的冲动更能稳固军心,但因为威信和面子的缘故还是选择了后者。813年1月16日,缪拉“忽然想起他是那不勒斯国王,就抛下了大军,回意大利享受南方的阳光去了”;接着贝尔蒂埃病倒回国,只有欧仁在独力支撑。按拿破仑的命令守住维斯瓦河和华沙一线根本是欧仁力所不能及的,此时柏林的法国驻军长官都无法阻止城内青年出城去东方南方参加普军,欧仁不可能把充满敌意的普鲁士国土作为他的后方。苏联编的《著名军事人物》评价欧仁是“英勇刚毅”,富勒则说他“完全是个无能的宫廷将军”。他1809和1812年的表现可以说是前者,1813则是后者了。1月18日,俄军渡维斯瓦河,2月7日进入华沙。维斯瓦河是华沙的屏障,奥得河则是柏林的屏障,两河之间的平原地带却无险可守,1914年8月,保卫东普鲁士的德军第八集团军司令一提出要退到维斯瓦河,总参谋长毛奇就被柏林可能遭遇的危险吓坏,急调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来挽回局势,还从西线抽出两个军东援以致影响了马恩河战役。但两河之间的直线距离怎么也有四百多公里,1945年1月苏军的坦克部队突破维斯瓦河,一气冲到奥得河东岸后也得停下来。欧仁却没有试图背靠柏林据守奥得河,二月底就放弃奥得河防线,3月4日退出柏林。他根本不敢及时和如实的向继父汇报前线局势,以至于拿破仑要依靠英国报纸来了解大军残部的情况。3月5日他还给欧仁写信说,能在柏林呆多久就呆多久,如果有必要可以把它一把火烧掉。可3月7日,欧仁已退到了易北河上的维滕堡,距柏林有170公里了。



这里就要追究拿破仑统筹全局的责任了,如果他任命达武或拉普这样的铁腕人物负责柏林,不难把这个充满敌意的城市变成一个坚固的防御基地,就像达武在汉堡做的那样。柏林不仅有大量的粮食储备(1813战局的第二阶段法军极度缺粮),还是一个精神象征。普王决心反法时,他是离开了柏林去较偏远的布雷斯劳准备作长久之计,如今柏林轻易就回到普鲁士人手中,这无疑对德意志的民心士气是极大鼓舞,对于拿破仑是如骨鲠在喉。后来从包岑战役到登内维茨战役,柏林始终远悬北方,以妖妇的媚笑,诱惑法军分兵致败。欧仁不守奥得河有兵力不足的因素,这是因为他在从维斯瓦河退下时,按拿破仑的意旨,在但泽等要塞留下了五万四千守军。这些都不是新兵,尽管他们的体力可能已在从俄国的撤退中耗尽,但只要给他们恢复的时间,这些百战之余的精兵又可以发挥相当的战力。3月中旬欧仁在马格德堡有五万军,如果这些要塞守军还在就有十万,一个坚决反攻就可能复夺柏林。拿破仑“寸土不让”的决心没把达武安置在柏林,却把拉普这样不可多得的坚强人物困在了但泽。3月12日,远离主力130公里的千余哥萨克骑兵袭击汉堡,法守军数达三千,还有众多的海关人员,但两位久历戎行的守将:圣西尔和劳里斯东都惊慌失措下令弃城,你可以说劳里斯东是个庸才,但圣西尔这位公认的防御能手为何也大失水准?当时如果拉普在汉堡,可能也会不知所措。但是,只要守将有通常的冷静,汉堡必不会失,达武就不用北上,而可以牢牢掌握住德累斯顿进而控制萨克森的军队,给急于抢功的布吕歇尔一个迎头痛击。圣西尔的慌乱说明了当时易北河一线法军的斗志已低到如何程度,迫切需要有人来扭转这一局面,这个人选非拿破仑莫属。


翻到中文版《拿破仑文选》最后一页最后两行,你看到的是:“可是时间是必要的要素……他需要时间,上帝创造世界也需要七天。”拿破仑4月15日才离开巴黎,他所需的这些时间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是的,他有了新建的二十五万大军,但这支新军在吕岑以十四万五千人对联军八万八千,在包岑以十六万对九万六千,都以高于联军的伤亡代价逐退敌人而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甚至抓不住一个俘虏。时间只给他的军队带来了数量优势,而数量优势又无法决定战局,那对这时间的需要还有什么意义?他为什么不在3月中旬带着从西班牙抽出的七万精锐赶到易北河开始战斗?即使他不从西班牙调兵孤身赶到马格德堡,那里也有麦克唐纳的第十一军,劳里斯东的第五军,那托尔-莫堡和塞巴斯蒂安的两个骑兵军,共计五万余人,还可以加上达武和王达姆的将才,猛冲柏林。守城的只有维特根斯坦率领的四万联军,既然拿破仑可以在德累斯顿以十二万人对二十二万,在莱比锡以十六万对二十八万,为什么不可以用五万猛攻四万?何况四万联军中的二万普军是由约克指挥,这家伙因签定陶罗根协定而出名后,就自命为不世奇才,连布吕歇尔的帐都不买,他怎能和徒具蛮勇的维特根斯坦齐心协力?柏林是势在必失,即使是到3月底,联军的这种状况仍未改观。而拿破仑还是在巴黎。后人说6-8月的停战对联军的好处大于法军,殊不知,3-4月拿破仑呆在后方,也是对联军的好处大于法军。

地理和时间,都被拿破仑推到了联军一边,就像把自己的岳父推到联军那边一样。


四、莱比锡:“与任何审慎的观念不能相容”?


1813战局的第二阶段开始时,拿破仑的主力云集德累斯顿到维滕堡的易北河两岸,占据有内线优势,可以各个击破北、东、南三面的敌人三个方面军。此时最有把握最具主动性的做法,是以主力北上,加上汉堡的达武和马格德堡吉拉德兵力的策应,全力击败贝尔纳多特的北方面军,占领柏林,解斯德丁和但泽之围。但这一果断行动带来的必然后果是:联军另两个方面军会师占领德累斯顿,萨克森倒戈。仅仅是为了控制住萨克森,拿破仑就没有全力北进(我不明白萨克森这块鸡肋在战略天平上到底能有多大分量?它不过向法军提供了第七军的两个师和一些骑兵,大概一万五千人而已。难道德累斯顿一失,萨克森平民就会象西班牙人一样发动狂热无畏的游击战?法国大军就会饿死?德累斯顿一直在法军手中,但到9月法军依旧饿得要死),而是派出三个集团(乌迪诺攻柏林,麦克唐纳向西里西亚,圣西尔守德累斯顿)对付联军三个方面军,自己率精锐在三个集团之间机动,指望在任一集团纠缠住敌人后,自己能及时赶到予敌以致命打击。但现在的战场很广阔了,乌迪诺受挫的大比仑在德累斯顿北面140多公里,麦克唐纳惨败的卡茨巴克河在德累斯顿东面160公里,拿破仑不可能及时到达需要他的每一处地点,何况联军还尽量避免与他接触,只是狠打他的助手们。只有在德累斯顿,由于波希米亚方面军指挥者们(沙皇、普王、施瓦尔岑堡和包括莫罗、约米尼在内的一大堆参谋)意见不一,优柔寡断,拿破仑才抓住了敌人,获得唯一一次大捷。其余的各次增援行动只是疲于奔命而已。马尔蒙早看出了这点,告诉拿破仑说你赶到的那一处可能会取胜,但同时你不在的那两处就会大败。他劝诫拿破仑集中兵力,不要让助手们远离德累斯顿去独立执行重大任务。当时拿破仑还告诉元帅们:“我不在场,我的助手们就一定要等候我,不要冒险侥幸。”但这个原则后来并未执行。他命令乌迪诺去“用五十门榴弹炮把柏林打成一片火海”,吩咐麦克唐纳一有可能就攻击布吕歇尔的西里西亚方面军,自己都放心的不在场,结果如何呢?而在德累斯顿大捷后的追击中,正因为皇帝离战场不远,元帅们都放心的不再采取主动行动只等他的安排,圣西尔和莫蒂埃根本不去关注为得到元帅杖孤军奋进的王达姆,招致了库尔姆之败。(近来读战史有了这么个看法:拿破仑的错误往往被他的将帅们放大,而希特勒的错误往往被他的将帅弥补,这也许就是拉丁人和日尔曼人军事素养的区别。越到近代,拉丁民族在战争方面越不擅长。意大利人从罗马以后直到墨索里尼都只有任人宰割;西班牙军队在17世纪罗克瓦战役败给孔代后全面走向衰落;法国的军力武运在1916凡尔登回光返照后,法兰西民族就只有追求时尚和抵制好莱坞了)


即使拿破仑的助手们吃了五次败仗,即使布吕歇尔已于10月初渡过易北河成功与贝尔纳多特会师,拿破仑在10月初仍旧占有有利的态势而绝非已成困兽,因为他可以集中自己的二十五万兵力,或向北攻击贝尔纳多特和布吕歇尔的十四至十六万人,或向南攻击施瓦尔岑堡的十八万人。他也确实试图这样做:10月2日,他以缪拉率四万人守莱比锡,圣西尔和穆东率四万人守德累斯顿,自带十五万人北上,但他却让内伊做前敌指挥去寻找布吕歇尔或贝尔纳多特,自己把大本营扎在莱比锡与维滕堡之间的迪本一带,在焦躁不安中等待了“处于如此严重的危急存亡的关头”的四天。内伊的北进至少迫使贝尔纳多特北退,从而使他的北方面军六万人无法在16日加入莱比锡战场,也不能向西彻底切断法军从莱比锡的唯一退路。如果拿破仑代替内伊亲自北进,有可能把虽一度会师但仍分别行动的贝尔纳多特和布吕歇尔各个击破。但是他累了,就像在德累斯顿大捷后离开战场一样,只是呆在后方等待。直到13日,他得知巴伐利亚倒戈的确信,意识到自己通往法国的退路受到极大威胁,这才行动起来,下令撤退,但只是把主力退往莱比锡。


为什么他选择莱比锡做决战之地?该城位于肥沃的萨克森平原之中,是庞大的公路系统的枢纽,地处要冲,财富丰盈,是易北河防线法军的主要补给基地,是联军志在必得之处。德累斯顿战役前波希米亚方面军本来是矛头直指莱比锡的,当时是要切断法军的补给,而10月初联军则是要在莱比锡会师,一旦会师成功,无论拿破仑的主力是在莱比锡以西还是以东,联军都可以凭借数量优势压垮他,而易北河防线的法军就全成了瓮中之鳖。当拿破仑得知巴伐利亚倒戈而退向莱比锡时,他下一步最稳妥的做法是立即放弃易北河防线,全军西撤,一直退到莱茵河,以三十万军固守西岸,安安稳稳做他的法兰西国王,静待反法同盟的争吵分裂,还可以相机进取。1814年进行着艰苦本土防卫战的拿破仑,在2月10日的尚波贝尔之战后,自信地说:“如果明天我同今天一样幸运的话,那么我在十五天内就会把敌人赶到莱茵河,而从莱茵河到维斯瓦河只有一步之差。”维斯瓦河正是他在提尔西特与亚历山大商定的东西欧帝国的分界线,当然河上的华沙是归他的西欧帝国;而莱茵河可算是法国的东疆,在拿破仑看来,从法兰西之王到西欧之帝只有一步之差,就像从伟大到荒谬只有一步之差。但要迈出王与帝之间的这一步,就必须象塔列朗所概括的那样,有三十万军。三十万军是在法兰西称王的资本,用作赌博的筹码,也许会赢得西欧之帝的冠冕,也许会输掉一切。



拿破仑把十八万军集中在莱比锡,不是为了保卫莱比锡本身(作为补给基地,城内并无足够的军火,也不清楚当时饥疲不堪的法军是否要完全依赖城中粮草),而是为了阻止联军会师,抓住最后的各个击破的机会取胜。而莱比锡对于防守者来说,是个极其糟糕的阵地。它的城墙古旧,毫无军事价值;从北、东、南向城市会聚的七条大道均被联军封锁;法军一旦失败,唯一的退路还必须经过洪水泛滥的普莱泽河和艾尔斯特河(后来贝特兰率第四军在林德瑙村死战居莱的奥军才保住了这条退路,但如果施瓦尔岑堡把17日到达的俄将本尼格森部四万生力军投入这里,则法军无人可以漏网)。威灵顿在1814年1月评论说:“波拿巴(威灵顿从来不承认拿破仑的帝位,自始至终只称他的姓氏,我觉得这种英国式的固执很有意思)置身于其他任何军官都会避开的境地,而且留在那里太久,与任何审慎的观念不能相容,如果……主动撤退,情况就会不同,联军也不可能如此斗胆逼近莱茵河。”是的,拿破仑可以避开莱比锡,另选一个有利阵地,但联军就是要在莱比锡会师,会师之后拿破仑就注定被压垮,他是在为他的西欧之帝的宝座孤注一掷,在敌人选择的赌场上掷骰子。


既然是孤注一掷,人们就会问,为什么不把所有的筹码都用上去?为什么不集中他所能动员的全部兵力?罗斯说莱比锡惨败后,困在波兰和德意志的要塞守军达十九万人,乔治-勒费弗尔说留在德意志的法军有十二万,这两数字应该都包括汉堡和德累斯顿的兵力。即使汉堡的达武来不了,德累斯顿的四万人(按富勒的数字,圣西尔十四军二万八千,穆东即洛鲍伯爵的第一军一万二千)却可以握在手中。10月7日拿破仑曾命令圣西尔于8、9日撤出德累斯顿,十二小时之后又令其不动,而19日却下令他自行突围。富勒说拿破仑是害怕放弃该城萨克森就会倒戈,真不明白,当时在易北河东的一半领土已被联军控制的萨克森小邦,到底有什么魅力让拿破仑梦萦魂牵难以割舍?军事需要服从政治需要?这里没有政治需要,因为拿破仑此时在政治上的设想和行为绝不符合法国的利益,也不符合他自己和家族的长远利益,不是政治需要,而是政治野心,还是那句老话,他的军事天才最终为政治野心所葬送。


在10月15日,拿破仑有个取胜的机会,即集中手上的十五万人向南攻击施瓦尔岑堡的十八万人。但他耽误了一天,16日晨才命城北各军南下。而此时布吕歇尔所部已到达城西北,紧紧咬住了正退出预设阵地的马尔蒙第六军,北面总指挥内伊被迫派索汉的第三军去增援,而第三军本来是要参加南边的大攻击的,面对战斗力并不强的施瓦尔岑堡所部,法军多一个军就可能造成不同的局面,但索汉那一军一万五千人两边的战斗都没赶上。其实16日那天法军诸将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德劳特150门炮的集中使用,默费尔特的被俘;但重头戏即缪拉的万骑冲锋应该可以有更大的战果的,但好象只冲散了两营步兵,缴获26门炮,联军只用十三个骑兵中队就应付过去了,初读此节时,我还不敢相信,怎么缪拉的一万二千骑被十三个中队击退?!真有强弩之末的意思了。


至少16日的奋战为拿破仑再争到了一个机会:17日果断撤出,他仍旧可以有十六万军保卫莱茵和他的王座,但似乎这时他已丧失了决断力和活力,德累斯顿战役中的拿破仑,1814本土保卫战中的拿破仑与1813年10月的拿破仑,相去天壤。他的军事才能似乎完全被拉丁民族的冲动特质所左右,就是1914年战前法国军事学术中一味强调的那种冲动,此时在拿破仑的身上就外化为不能自制。所以在威灵顿看来,此时的拿破仑“与任何审慎的观念不能相容。”这种冲动给他带来了战场上的失败,但也最终成就了他,乔治-勒费弗尔在《拿破仑时代》结尾写道:“他的行动的原动力来自想象,即其性格中不可克制的进取精神。”正因为进取精神不可克制,所以他对自己阵发的无所作为的症候也不可克制;进取精神使他绝不妥协的与命运对抗,而阵发的症候使他在绝不妥协中失败。有人称拿破仑不是他命运的创造者而是他命运的产物,也就是在此意义上说的吧。“他能永远具有动人的魅力,其秘密即在于此。因为人总是被追求权力的浪漫主义梦想所萦绕,即使只是在转瞬即逝的热情所激动的青年时代。”


以后的事实都是我们所熟知的,这里只看看富勒的总结:


艾尔斯特河边的战场上,尸积如山,血流成河,近代的欧洲却从此蜕出了中世纪的蜕壳。


结语:最后一人和第一人


从欧洲进入火药时代以来,战争也只是王朝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国界调整。路易十四旷日持久的征讨和腓特烈大王死中求生的苦战,固然在军事史上留下精彩的章节,却没有从深层触动欧洲社会,甚至连作为战场的“神圣罗马帝国”幌子下分崩离析的德意志也没触动,仍旧是“一年有多少天,德意志就有多少诸侯国。”确立了君主立宪的英国满足于维持欧洲均势,而不在乎这种均势是由什么社会制度所维持的。作为英国人的罗斯认为,如果拿破仑的父母随科西嘉民族运动领袖保利流亡英国而其贵族身份又被承认,拿破仑可能投身军界成长为比马尔巴勒公爵和威灵顿更出色的将领,他会打垮法国的革命军,甚至使波旁王朝复辟,但欧洲其余各国不会因他有任何触动。在法国大革命前,欧洲的帝王们不是残暴就是庸碌无能,甚至根本就是疯子,他们把自己的民众禁锢在中世纪的黑暗和愚昧之中。武功赫赫的腓特烈大王留下的普鲁士不过是雇佣兵加农奴制。法国大革命组织起的军力能够打下荷兰、比利时和瑞士,但能够把一个个强国的帝王赶出首都的,只有拿破仑。他把意大利自命历史久长的贵族寡头“共和国”热那亚、威尼斯一口气吹掉,清扫了德意志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灭国七十二,加盟十六邦。有人嘲笑拿破仑作出的国界变更“缺乏长久性”,那只是故意不看国界内的变化罢了。当19世纪后半叶普鲁士担任起德意志统一的重任时,它所要面对的不是三百多个而只是四十多个邦国了;趾高气扬纵马巴黎的俄国军官,很多后来成为了十二月党人的中坚;在《皇村之歌》中高唱“低头吧,高卢!”的普希金,终于也以拿破仑为自由的标志……拿破仑的魅力能使人们很快忘记他带来的灾难,只见一代代青年兴奋若狂的去他墓前顶礼膜拜。


标志着法兰西帝国崩溃的莱比锡战役又称“民族大会战”,拿破仑用自己奋争后的失败,证明了中世纪的帝国模式在欧洲的结束,一个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已经成型,比利时、瑞士这样的小国,也可以屹立于列强之间,即使一度被强力占领,也不可能被长久征服或同化。正是拿破仑对各国社会的冲击才使欧洲真正蜕出了中世纪的蜕壳,开始了新的历史篇章。在文学史上,称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薄伽丘是近代的第一位诗人,我们也可以把类似的评价给予拿破仑;史家们把欧洲近代史的起点定为1640年英国革命或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即使不去改变这种说法,我们仍旧能说:拿破仑是“中世纪近代”的最后一人,同时是“真正近代”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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