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原创】“我的家乡在河南”之抗战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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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送华北流亡学生“闯潼关”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直逼山东省德县(今德州市),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退,济南遂落入日军之手。中华新闻专校及山东《工商月报》、《家庭周报》、《济南晨报》相继停办。不久,河南省的黄河北岸及豫东大部分地区也被日军占领。为了宣传抗战、安定民心、鼓舞士气,1938年1月15日,在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张钫(字伯英)、国民党中央赈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朱庆澜及国民党中央赈务委员会委员、洛阳行都慈幼院院长郭芳五(又名郭涵)的支持下,洛阳《行都日报》创刊。

此时,华北大部分地区已沦入日军之手,大批流亡的青少年学生聚集在洛阳,衣食无着。郭芳五受朱庆澜的委托,安排洛阳行都慈幼院收容这批青年、儿童,从七八岁的初小学生到三十出头的男女高中生,共收容1100余人。为了保证这些青年、儿童的安全与学习,郭芳五又根据朱庆谰的指示,护送这批学生赶赴西安。

那是1938年年末,日军已占领了黄河北岸的山西风陵渡、平陆、陡门及河南盂县一带,还时常隔河炮击,使得陇海铁路潼关段路基被毁,西行的火车只能通到常家湾,要到潼关还须步行15公里。到了深夜,学生们开始“闯关”。沿山有一条仅能容一人通行且长达十几华里的濠沟,他们就沿沟前进。并且规定了纪律:不准有火光,不准出声。就这样,这支长长的队伍在日军的炮声中竟无一人掉队,全部安全通过潼关。过潼关后,火车还是走走停停,走了三天三夜才到达西安。安全到达西安后,朱庆澜在西安孤儿院接见了大家。他还请全体学生吃了一顿“罗汉菜”。

这批学生中,初中、小学部的有800余人,住在粱府街西安女中,;高中部300余人,住在早慈巷西安高中,由甘肃清水国立十中联系,代表国立十中聘请河南盂津籍画家李式如先生负责管理。一个月后,甘肃清水国立十中校长许季康派该校训育主任张文峰等到西安把这批学生接走了。不幸的是,张文峰在途中与修路工人发生冲突,被工人群殴致死。学生们都安然抵达清水,分别入国立十中及其附属小学学习。

为黄龙山河南难民请命

1939年1月中旬,国民党中央赈务委员会电令郭芳五视察陕西黄龙山河南黄泛区难民的生活及生产情况,并汇报赈济意见。郭芳五此时已年近花甲,又值寒冬腊月,进山确有困难。经向朱庆澜请示,郭芳五委托阎少显代表国民党中央赈务委员会视察黄龙山灾区。于是,阎少显骑着雇来的小毛驴从西安出发,辗转消南、蒲城、白水,沿崎岖山路走了七八天,才进入黄龙山。当时,国民党中央赈务委员会和陕西省政府在黄龙山垦区设有一个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李象九系杨虎城将军在黄龙山拉杆子时的老搭档。办事处下设有区,区设区长。在黄龙山的河南难民约4万余人,而办事处人力有限、财力微薄,各区区长仅能勉强照料一下难民的生活(如打窑洞、开荒地等),但对难民的衣物、医药、农具、种子等,均无法全盘计划和安排。

阎少显进山的第二天,即由李象九主任及各区区长陪同,步行巡视整个山区,历时共半月。河南难民虽住在窑洞里,能避风雨,但却衣食无着。无论男女老少,个个衣衫槛褛、鸠形鹄面。此时已至隆冬,不少人还单衣赤脚。垦荒,没有工具;种地,缺乏种子。阎少显在各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说:“我是代表国民党中央赈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朱庆澜和委员郭芳五来探望大家的,回去后一定将这里的情况向中央赈务委员会汇报,尽快解决难民们的生活和生产自救问题。”难民们听后喜出望外,欢声雷动,亦有痛哭流涕者。

归途中,阎少显写了一份数万字的视察报告。该报告在详细叙述了难民生活的惨状后,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扩大黄龙山垦区管理机构,派遣大员主持工作,充实人力;第二,请求紧急拨款100万元。报告还请求立即采取两项紧急措施:1.急调粮食衣物若干,以应急需;2.速备种子、农具及医药设施,发展生产,安定生活。

是年除夕,阎少显赶回西安,在郭芳五举行的除夕家宴上汇报了视察黄龙山灾区的情况。郭芳五非常赞赏他此行的成果,激动之余,即席赋诗,赠七律一首。可惜年深日久,此诗的内容已无从可考了。次日是大年初一,朱庆澜又以“罗汉菜”相招待,并誊抄了阎的视察报告,以他和郭芳五联名的形式呈报国民党中央赈务委员会。经国民党中央赈务委员会委员长屈映光签署,该报告被提交给国民党政府,最后由行政院例会作出决议:一、将黄龙山垦区办事处扩大为黄龙山垦区管理局,并遴选朱庆谰兼任黄龙山垦区管理局局长;二、拨给黄龙山垦区急救专款98万元。这样,黄龙山垦区河南难民的生活、生产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后来,此决议刊登在1939年3月某日重庆出版的《中央日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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