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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不寻常的夜晚。


1048年正月十八,宋仁宗正在皇后寝宫里休息,一声凄厉的惨叫却撕碎了夜空。侍卫叛乱,闯进后宫杀人。这让习惯了文治的皇帝多少有些紧张,倒是曹皇后先镇定下来,吩咐严守宫门,保护皇帝,又派心腹去调救兵、预备救火——这一点非常聪明,正是她的预见,叛贼们纵火烧宫的计划流产了。


这一夜之后,曹皇后在史书上留下了生动的形象。


第一次变法的旁观者


宋仁宗有三个皇后:第一个郭皇后是“包办婚姻”,垂帘听政的太后一死,他就找个理由把皇后废了。第三个是深受宠爱的张贵妃,不幸早亡,仁宗思念之下追封为后。真正陪伴了他大半个帝王生涯的,是第二任皇后曹氏。


在北宋,许多皇后和妃子系出平民。曹皇后的出身,可以说是非常高贵了——她是北宋开国名将曹彬的孙女。大多数时候,她温柔简朴,最喜欢的活动是带着宫女妃嫔,在宫里种点庄稼,采桑养蚕。唯有“夜半平宫乱”之际,才显示出将门之女的非凡胆识,令宋仁宗大为佩服。


有个显赫的娘家,对皇后来说,未必就是好事。外戚干政,是所有帝王都小心提防的。曹皇后饱读史书,不愿重演历代皇后家族的悲剧。终她一生,不单独和娘家人见面,连对亲弟弟曹佾也不例外。册封皇后的当天,她的叔叔曹琮上奏,辞谢皇帝的封赏:“我既然成了皇后的亲属,就不应该再受恩典了。”另一个亲戚曹仪也自请罢免军职。


在朝廷,曹家没有一个高官;在后宫,皇后没有争过一次宠。张贵妃仗着得宠,越礼提出要借皇后的仪仗出游,曹皇后并不介意。得意忘形的张贵妃回宫后向仁宗炫耀,仁宗十分生气,狠狠训斥她扰乱礼仪。


然而人生在世,总有在乎的事。不在小处,就在天下。一旦涉及国家问题,曹皇后十分主动。“夜半平宫乱”过后不久,闰正月十五,仁宗兴致勃勃,想在宫中再张一次灯,重温“灯火阑珊处”的元宵气氛。曹皇后觉得,一来铺张,二来百姓会有闲话,便据理力争,再三劝阻,让仁宗取消了计划。多年以后,她对孙子宋神宗回忆这段皇室夫妻的生活时,说道:“我以前听到了民间的疾苦,一定会告诉皇帝;仁宗皇帝听了我的话,也常常会颁发赦令。”


轰轰烈烈的范仲淹“庆历新政”,在宋仁宗的支持下开始了。此时,曹皇后提出过一些反对意见。但总体上,她保持了一个旁观者的清醒。大变法带来的人心动荡、新党和旧党的激烈论争、丈夫作为皇帝如何驾驭朝局,这一切她都看在眼里,成为日后她竭力纠正宋神宗变法的经验之源。


脆弱皇权的保护者


1063年,仁宗去世,英宗继位。


然而,这一次皇权交接,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么顺利。仁宗无子,继承人空悬多年,皇族和大臣暗潮涌动,各有人选。自幼被曹皇后领养在宫中的赵曙,一直徘徊在太子位置的边缘。即使仁宗晚年,决意立他为储,位子也不稳固。英宗赵曙在惴惴不安中登基,随时可能动荡起来的政局,却因为两个人得以平稳过渡。


一个是宰相韩琦;另一个,就是刚刚升为太后的曹氏。


仁宗死时,曹皇后就在他身边。众人嚎啕大乱,她忍泪而起,下令封锁死讯,宫廷上下装作仁宗在世的样子。她特意把御医们留下,以防泄密。


这个秘密一直保守到第二天天亮,韩琦奉命进宫。来不及哭灵,头等大事是确保太子即位,避免皇位之争。两人安排好一切,才公布仁宗驾崩、英宗即位的消息。从这时起,韩琦成为曹后有力的支持者。


但事情还没完,英宗病了。


这个在皇宫中战战兢兢十余年的新皇,终于不堪长期心理压力,精神失常了。仁宗大殓当天,他神智不清地号呼奔走,不能成礼。韩琦没有办法,只得向曹后建议垂帘听政,主持大局。


与很多垂帘听政的太后不同,曹后深受丈夫的影响,“天下计不从一人出”。大臣有疑而不决的事请她定夺,她会召集众人商议。垂帘,对曹后来说不是一种权力,而是一种责任,这个责任关乎她祖父血战而来的江山、她丈夫经营一生的天下。她不得不冷静而谨慎地担负起来。


垂帘一年,朝政井然,两朝交接平稳度过。英宗康复后,她得以还政,重新隐居深宫。


第二次变法的平衡者


纵观北宋历史,后宫女性真正发挥政治作用,都是在成为太后之时。


身为母亲,曹后是悲伤的。英宗在位四年,就一命呜呼,短暂得让人觉得曹后所有努力,都像徒劳。然而,英宗皇位的确立,为年轻锐进的宋神宗铺好了一条路。神宗是英宗的独子,没有继承人压力,又得到了祖母的悉心栽培,他心中有万丈蓝图,渴望创造一个盛世强国。


曹后目送心爱的孙子走上皇位,本来十分欣慰。但没过几天,她就懵了——自己一手培养的孙子,竟和当年被仁宗冷落的王安石一拍即合,决意厉行变法!


此时,朝中还有不少仁宗“庆历新政”的老臣。但是这一批人,已亲身经历了那一轮激进改革的痛苦,以及后来仁宗长期温和路线的成效。所以,王安石更加激进的变法方案提出之后,反而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


宋神宗和王安石陷于空前的孤独。


他们不得另选一批新人。但这些人,或为钻空子,捞油水;或走捷径,爬仕途。他们把改革变成了一个“怪胎”——群臣反对,百姓也反对。


王安石喊出了石破天惊的“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掀开了一场关于“国是”的争论。这场争论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形成于宋太祖,延续至仁宗、英宗的开明议事风气,开始消失。朝廷成了“一言堂”,容不得不同的声音。


深居后宫的曹后,最担心的就是“一言堂”。政令的改变,对国家的影响是一时的;政风的改变,却有无穷后患。她终于出面:“新法有其弊端,现在民间深怨青苗法和募役法,难道皇帝不该想想吗?”动情处,她声泪俱下。


政策上的劝说宣告无效,曹后转而致力于人事问题,以此维系朝政的平衡,不至于出现向改革派一边倒的情形。


1079年,在欧阳修、韩琦、富弼等名臣相继因反对变法而被贬黜之后,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爆发了,苏轼因诗中有不满改革的句子而获罪。


弥留之际的曹后,把宋神宗叫到病榻前:“当年仁宗在科举考试中得到苏轼、苏辙两兄弟,高兴地对我说 :‘皇后,我替子孙觅得了两个宰相之才。’现在苏轼入狱,你怎知不是仇人中伤呢?就算他的诗有所不妥,也只是小过错,不可伤了朝廷的中正平和之本。”


苏轼由此得以保全。


与此同时,对已成众矢之的的王安石,曹皇后也叮嘱神宗:“王安石的确有才学,可惜仇人太多,你若真爱惜人才,不如让他暂时离京外任。”


言毕,是年冬天,曹后病逝于开封。


改革大幕落下了


曹后一生,经历了北宋两次变法。身为女子,她的角色受到了限制。但是,当一群士大夫为了确立自己的主张而大闹朝廷时,深宫中的曹后却能致力于保全双方的精锐力量,为后世子孙留下一批声名卓著的人才。这样的远见,让后世无法忽视她对国家长远发展的贡献。


6年之后,宋神宗也抱憾而亡。哲宗即位,祖母高后垂帘听政。北宋没有第二个曹后,高后不是一个具有宽大胸襟和冷静头脑的人,她全面否定了王安石变法,变法大臣一律被贬。后来,哲宗亲政,叛逆的小皇帝又全盘反对祖母,要全面恢复王安石新政。但北宋也没有第二个王安石。一来二去,北宋朝廷上再听不到不同的政见,只有不断加深的党争和一遍一遍被修正的“国是”。


亡国的钟声,已经慢慢敲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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