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学生群体染怪病事件:被GDP遗忘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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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红薯煮熟了,大的人吃,小的喂猪。山村里的孩子长期吃不到肉,红薯白菜是他们的主要食物。为省下几元车钱,孩子们要走6小时甚至一天去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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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场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导致的“怪病”恐慌曾笼罩了整个拖布卡镇,实际上这是维生素B1缺乏引起的群体性末梢神经炎,一瓶普通的药丸就可解决问题。


20元能干什么?在广州,它不能让孩子们去肯德基饱餐一顿,不能去电游室痛快一场,但在1800公里外的昆明市东川区拖布卡中学,这是孩子们一周生活费的全部。他们几乎一周不吃一次肉。


10月底,这里194名学生突然出现集体足掌疼痛的病症。11月初,医疗专家揭开真相,这是学生因平时饮食结构单一,营养状况不良,导致缺乏维生素B1而引起的群体性末梢神经炎。除了食堂烹饪方式不当,贫穷是最根本原因,而物价上涨为之推波助澜。


这次病症,与广州等发达城市因营养过剩出现越来越多的肥胖学生,形成了鲜明对比。


1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称,2006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达到69.05%,在全国经济实现较快增长的同时,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仍在扩大。


11月25日,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预测,今年财政收入总规模可达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万多亿。


昆明学生营养不良集体发病事件,让公众更有理由发问,国力增进是否惠及普通百姓和弱势群体?东部经济狂飙突进的同时,是否需要福泽西部边远地区?


当中国经济如策马狂奔,像拖布卡这样的西部边远山区还在像老牛拉犁。2006年,广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万元,拖布卡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899元,是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四分之一、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十三分之一。


一场袭击194人的“怪病”


专家认定,这是一种由于维生素B1缺乏引起的群体性末梢神经炎


10月28日下午,拖布卡镇中心学校校长正率队参加东川区教育系统篮球赛,接了一个电话后脸色突变。他的下属彭尹贵看到,他挂了电话后对大家说:“糟糕,拖布卡中学一百多学生脚疼,可能是传染病。”简短会议随即召开,校长要求各所属小学统计是否也有脚疼的学生,“赶紧上报,不要对外声张。”


第二天一大早,镇卫生院6名医生戴着口罩进驻拖布卡中学。紧接着,东川区、昆明市、云南省先后派出大批医疗人员赶到。他们检测了食堂的水、食物,对部分学生抽血化验,同时启动公共卫生安全应急预案。但大家发现,它既不像食物中毒,也不像是传染病。


大约从一周前开始,陆续有学生反映脚疼,最初并未引起校方警惕。初一学生孙玉琴说:“先是双脚脚趾有针扎般的疼,后扩散到脚心,似有撕裂般感觉。”同年级的徐光强则说,他最怕早上起床后穿鞋,脚尖的痛楚让他哇哇大叫。一些严重的同学,需要搀扶才能走路,甚至有人拄着棍子上学。


到10月29日,这个学校脚疼的学生已经增至194人。疼痛集中在足掌前三分之一处,白天缓解,晚上加重,极少数人恶心、头晕。有12人住进镇卫生院观察,症状更重的3名学生和1名老师则被送往昆明治疗。


恐慌在学校和镇街道上蔓延。孙玉琴和同宿舍一名脚疼的女生,被其他同学要求调换床位,住在宿舍的同一个角落,连洗脚也必须与众人分开,这让她们感到委屈与孤立。镇上开饮食店的张云兰说,紧张的气氛让她想起了4年前的非典,她告诫母亲尽可能少出门。


调查中医生发现,脚疼者多为女生住校生、初二、初三学生,她们正处于身体发育期。同时,医生们注意到,食堂大米疑为陈米,且淘洗过多、加工不当,在煮得半熟后把米汤拿去喂猪,蔬菜长年品种单一,主要是土豆、白菜,学生们家穷,几乎不买肉吃。


医生们怀疑是营养不良,在给学生补充维生素B1药丸后的3至5天,脚疼症状逐渐消失。最后,专家认定,这是一种由于维生素B1缺乏引起的群体性末梢神经炎。民政部门送来7吨新米、3吨面粉、2头猪和2筐西红柿--这些都是富含维生素B1的食物。学生们美美享受了一周的免费晚餐猪肉,有嘴馋男生甚至在一次就餐中,先后偷偷领取了5份猪肉。有人欲出面制止,但老师们商量后,决定宽容相对。


几乎同一时期,拖布卡3所小学的60多名学生也喊“脚疼”,但经检查,只有4人的症状与上相符。东川区卫生局局长张建华认为,这可能是一种集体臆症,心理作用造成的。播卡小学3年级女生张关娇膝盖疼,在外打工的父母打电话叫她去看医生。结果,村医给她开了一瓶复方岩白菜素片--一种“镇咳祛痰”的药。


医疗组直到11月中旬才撤离高山之巅的这所学校,学生们每天在老师监督下服用3次药丸,这时已经痊愈。“虚惊一场!”张建华说。最初,他们还在为是否将这场大规模的“怪病”上报至卫生部而举棋不定。实际上,2小瓶普通的药丸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它们在拖布卡就能买到,价值4元。


一周生活费20元


富含维生素B1的蔬菜追不上高涨的CPI


20元能干什么?在广州,它不能让孩子们去肯德基饱餐一顿,不能去电游室痛快一场,但在拖布卡中学,这是孩子们一周生活费的全部。


孙玉琴每天的菜单大致如此:早上1至2个包子,中午是土豆、白菜、酸菜,晚上是土豆、米线、豆腐,每个菜0.3元,加上米饭,每天的伙食费是2.9元至3.4元,一周5天在校,伙食费在16元左右。剩下的4元用来买本子、笔,和女孩子们喜欢的小玩意,却从不舍得买肉吃。“肉要2元一份,只有这么一小勺,”她把拇指和食指围拢,做了个手势说,“而且里面好多是蔬菜和辣子,不划算。”


初三年级的张才花,一次回到家里对弟弟抱怨说:“食堂的菜分量越来越少,也越来越难吃了。”


红岩村村民鲁文华记得,去年拖布卡中学有3家小食堂,“有竞争,哪家好就往哪家去,”但现在,3家变成了1家,由校方管理,“肯定就没有以前好了。”但东川区教育局副局长杨玉华说,这是学校管理的需要,原来3家食堂各自为政,对校园食品卫生安全不利。


同样是这个理由,学校也禁止学生从家里带菜进校。食堂卖的基本是本地产的蔬菜,相对便宜,而西红柿、豆芽等富含维生素B1的蔬菜需要从遥远的市区运来,价格远比本地菜高,而且涨得厉害。


10月中国CPI(消费者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上涨6.5%,为10年来最高,而云南省CPI涨幅更达8.1%。广州的白领开始把家里做好的盒饭带到办公室,重庆3名市民为了抢得一桶减价11元的菜籽油而被拥挤失控的人群踩死。在拖布卡,猪肉已从去年的每公斤10元涨到22元,连本地蔬菜也涨了一半。


坊间怀疑,拖布卡中学食堂在物价上涨背景下使用陈米,减少菜肴分量,但校长不愿发表任何评论。脚疼事件发生后,东川区教育局要求所有寄宿制学校在加工大米时,务必把煮后的米汤拿出来给学生喝,而不是拿去养猪。但除此之外,副局长杨玉华表示也没有更多的办法,“我们无法像北京、上海那样,由当地财政给高校食堂补贴。为了保障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经费已经非常紧张了。”


“同样,我们也无法像一些城市那样,给学生制定营养用餐标准,因为学生买不起。”


他特别指出,拖布卡中学食堂每餐都有肉,但往往到最后还卖不完。


“拖布卡其实不算穷,”杨玉华说,“在舍块、英明、红土地等乡镇,很多住校生每周的生活费仅有10元多一点。”他儿子在昆明读高三,一周伙食费是150元,他曾这样对儿子说:“你应该来拖布卡体验一下生活。”


被抛弃的“世外桃源”


杀头猪吃一年,生活用水靠雨水,这样的村庄比比皆是


拖布卡坐落在滇川两省四地接壤处,金沙江上空海拔2100米高的云雾之中。从昆明出发164公里至东川,再从东川出发64公里至拖布卡,一天2趟班车,需要在山间盘旋3个半小时,难得进城的村妇上车时还是笑容灿烂,最后往往吐得一塌糊涂。


如果晚上驱车前去,看着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村庄在远处亮着灯,像散落的星星,有时在脚下,有时在头顶,容易让人生出这样的诗意:“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见。”可是,当你深入乡野,这句话吟出的,更是两极世界尖锐对照下的现实。


拖布卡似乎很“城市”,镇上虽只有短街一条,电信、银行、商店、酒店却种类齐全,移动发射塔冲天而立,旅馆里床单雪白,有“夜莺”出没。乡村干部和学校校长抽的多是22元一包的云烟。1年前开通的柏油公路缩短了拖布卡与外界的距离。越来越多的矿老板,带着傲慢与偏见,驾驶越野车不远万里而至,他们用震耳的钻机声搅动了这里沉睡千年的农耕文明。镇政府雄心勃勃,计划新起一栋办公楼,并征地建客运站和环镇公路,打造成东川北部的中心城镇。


拖布卡离城市又很远。当这里的学生因缺乏维生素而集体发病,广州等发达城市因营养过剩而造成的小胖墩却与日俱增,甚至有人不得不休学减肥。仅以2005年一项统计为例,广州城区每100个学生中,就有7个肥胖儿、10个超重儿。营养学家说,他们摄入高脂、高蛋白、高热量的食物太多,尤其是西式餐饮。而孙玉琴和同村的2名初中生,都不知道肯德基、麦当劳为何物,也不知道周杰伦是谁,拖布卡是他们到过的最远地方。


当中国经济如策马狂奔,像拖布卡这样的西部边远山区还在像老牛拉犁。2006年,广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万元,拖布卡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899元,是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四分之一、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十三分之一。


拖布卡镇一名主要官员不愿把学生脚疼事件解读为贫困的结果,担心地方形象受损,但他也承认“与东部地区差距明显”,并指出这主要是因为自然因素,比如干旱缺水,只能种植土豆、红薯、苞谷等经济价值不高的作物;地势高低不均,农户分散,很难实行公司加农户那样的规模化种养经营。


“十年九旱,靠天吃饭”,“两边两条江,中间光梁梁”,这是当地流传的两句顺口溜。孙玉琴家就住在这道“光梁梁”的中下部,一个建在30度陡坡上、名叫酒房沟的小村,全村人望着脚下峡谷间湍急的金沙江而不得。20年前,孙的父亲在屋后的斜坡上掘了一口水窖,用一根半开的粗管吊在屋檐下,承接屋顶流下的雨水,然后牵引进水窖,简单净化后,再用一根软管引向厨房。全家人靠这个水做饭、洗脸、洗菜、喂猪,从堂前一溜摆开的水盆来看,水都经过了高效次第使用。


孙家有5亩地,各种一半的红薯和苞谷,不够全家5口人和1头肥猪的口粮,在短暂的雨季,能种一些白菜、青豆和小瓜。旱季来临,吃的只有早先晒干的白菜,这个时候孙父需要去村外的矿山里打3个月工,每天30元工钱,用来买些大米和供3个孩子入学。


在外风起云涌的一波波涨价风潮,却吹不进酒房沟这样的小农山村。像村里大多数人一样,孙家自给自足,杀一头猪腌了吃一年,他们很少去镇上赶集,因为“没啥可卖的”,也“没钱去买什么”,除了盐和火柴。唯一象征他们不与外界相隔的,就是孙玉琴哥哥去年出外打工带回来的一台彩电,给全家人带来了珍贵的娱乐。


从这里沿着羊肠小道攀登1小时,便是崭新的柏油公路,但对孙玉琴和她的同伴来说,这条路只是让她们走得更舒服些。为了省下5元钱的车票,她们要一口气走6个小时。而家住更远处的学生,需要走整整一天。他们的书包里一般放2个地瓜,当作这一周的水果。


而在公路上看不见的地方,像酒房沟这样的村庄比比皆是。它们就像世外桃源,或者说,是被高速经济列车丢弃的乘客,兀自在金沙江边徘徊。孙的父亲说:“电视里常看到中央有什么好政策和扶贫款,可是我这里几十年了,还是一天吃两餐,没什么变化,只在2年前建沼气池时,得到了政府的26包水泥。”


从酒房沟沿江上溯10余公里是树桔村。72年前,一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红军队伍从这里渡过金沙江,北上长征,最终夺取红色政权。而在这次“怪病”风波中,树桔村小学也有4个孩子出现脚痛症状。


GDP阵痛


金矿开采给一个平静山村带来的死亡和惶恐


老瓜地村,金沙江上又一个世外桃源,年轻人全部外出打工了,正午的巷道里一片死寂,老人们缓缓讲述的,也是关于死亡的消息。


10年前,这里所属的原播卡乡发现大量金矿,陆续有公司进驻开采。2005年,由加拿大资方控股的云南金山矿业有限公司在勘探3年后宣称,播卡金矿储金150吨,可年产黄金7吨至12吨,可持续开采10至15年,堪称中国第一金矿,也是世界级金矿。据称,如果年产黄金10吨,每年将贡献3亿元税费。


但在隆隆的钻探声中,老瓜地村民祖祖辈辈喝水用的2口泉眼(当地人称为“龙塘”)先后枯竭,这被认为是不祥之兆。2004年,4名村妇潜入金山公司一口300米深的废弃采坑,因缺氧窒息全部死亡。村民说,她们只是想把里面的木撑弄出来煮猪食。而为了把山上的青石运到屋顶便于雨水积存,亦有村民在开采中丧生。


66岁的周青朝坐在陡峭的红薯地里(峡谷的风似乎就能把他吹倒),讲到这些故事时,想起了自己的孙子周定平。周定平刚出生不久,出外打工的父亲和伯父就在一起矿难中死亡,后来母亲带他嫁到这里,2年前母亲随继父去昆明打工。周定平现在是拖布卡中学的住校生,也是脚疼者之一。


顺山直下2小时是奚家坪村(这里也有2名脚疼学生),一块长满了甘蔗的平地,一条小溪从山涧而来,却是浊黄色的。“金山公司勘探,污染了我们的水,给全村139户造成每年14万元的损失,只赔偿我们每年2万元,”这里的村支书包兴朝说,“政府不让我们跟他们争吵,也不喜欢我跟记者说,可是村子这样下去,就要毁了。”


金山公司已经帮每户村民架通了从镇上蜿蜒而来的自来水管,解决了人畜饮水问题,但水要每吨1元钱(旱季2元),村民们灌溉大多还是用水沟里的污水。包兴朝说,奚家坪的甘蔗榨红糖是沿金沙江最甜的,但现在受到了污染,远不如以前好卖了。


还让他担心的是,每年雨季,山上都会有大量泥沙淌下,堵塞沟渠、道路,甚至滚下巨大石块。


不仅是奚家坪,不仅是金山公司,因污染、征地补偿谈不拢,以及文化上的差异,当地村民与外来矿老板之间交恶不断。村民多次围攻金山公司办公楼,围堵钻探,甚至哄抢金矿,一位外方顾问就责问保安:“当时为什么不开枪?”


东川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与大同、鞍山一起,成为中国第一批开发的矿业城市,号称“铜都”。但由于开采过度,地质脆弱,泥石流暴发频繁、类型齐全,也被称为“世界泥石流博物馆”。云南省则是全国第一个外商投资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试点省,矿业一直作为支柱产业被大力扶持。


可是,老瓜地、奚家坪这样的村庄不欢迎这些外来者,他们觉得平静的家园遭到了破坏。而另外一些村庄被征地的农民,在一次性获得补偿后,更从此失去传统的谋生手段。他们对未来充满惶恐,甚至觉得生活不如从前。


这也许是社会急遽变革中底层弱者必然经受的阵痛。2007年,由于CPI高企、楼价井喷、股市大牛,标志着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在中国攀升至0.48,相当于此前3年的攀升幅度之和。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这个数字仅为0.29。


因此当11月25日,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预测今年财政收入总规模可达5万亿元时,民间在问:它会有多少用在普通民众身上,尤其是没有贡献出巨大GDP的西部地区?


“这两年我感觉还是发生了很大变化。”拖布卡镇一名主要官员表示,他一一列举:村村通电、通路,35公里外的引水工程让80%农村受益,“两免一补”教育没有让一个孩子因贫困而失学,新农村建设正在深入,农村低保、新型合作医疗也惠及到每一个村组,“大部分是中央财政下来的,这在以前,我们基层干部想都不敢想。”


为何村民还不满意,甚至觉得被不公平对待?拖布卡镇司法所的蒲洪兵认为,随着外出打工的增多,村民们与城市文明接触频繁,权利意识正在复苏,他们不再满足于跟以前比,更愿意跟城市比,跟城里人比,他们嫌变化得太慢,渴望能得到更多的利益。


又一个周日下午,孙玉琴踏上返校之路,她的脚掌不再疼痛,步履轻快。这条漂亮的公路上,走的全是她这样沉默却也不甘沉默的农村学生,不时有矿老板的汽车,呼啸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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