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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史知识》编辑部盛情,邀我撰写此文,确是给我出了个大难题。第一是个人的学识限制,我个人的专长虽然是辽宋金史,事实上,只是对该断代史的少数领域有深入研究,对多数领域是无知或知之甚少的。第二,近年发表的宋史研究论著甚多,我个人难以遍阅,对研究现状的掌握很不全面。凡此两条,决不能说我个人胜任本文的写作,只能是勉为其难。本文对外行作一般性的介绍,也许有所助益,对内行只供参考和批判之用。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确是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但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甚至空白。学无止境,即使似乎是经历了反复耕耘的领域,也不是没有进一步研究的馀地。随着现实社会的发展,人们也必然会不断提出新的课题。例如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生态环境、地方政治、旅游等问题,从事研究,将来肯定还会设想层出不穷的新课题。


目今将古籍数字化、信息化,制作电脑软件,显然还只是处于原始和低级阶段,但已经显示了研究手段革命的巨大优越性。以往需要治史者博览群书,作长期的知识积累,如今已有可能在片刻之间,就将相关史料尽收眼底,而其收集之多之广,可以超越过去一些治史高手的长期知识积累。可以设想,将来史学的学术竞争战场将不是在断代史方面,而是在通史方面,看谁拥有的通史知识更多更深更广,因而就有更精湛的研究。高明的史学家的作品将会以千万字为统计单位。尽管古籍数字化、信息化程度会不断提高,而由断代史走向通史仍将是一条正确的、高明的治史之道。在没有较精深的断代史研究,即对一个断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教科文等有较全面知识和根基的前提下,就急于进入通史研究,只怕很可能只是蜻蜓点水式的,浮光掠影式的,隔靴搔痒式的,难以深入。故宋史研究者不应将个人的研究拘限于本断代,甚至某个领域,而应不断地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扩张。


以下就我个人所考虑到的宋史研究的要点,分别谈一点看法。

一、史料的整理:宋代的史料,包括明清甚至民国的方志等在内,有成千上万种。目前对文集、笔记小说等的校点已有相当比例,但个别的质量不高。例如分明有较好的版本,却是使用清人篡改过《四库全书》本作底本,这说明校点者还是缺乏起码的版本知识。更重要者,只怕还宋史研究的基本史料的整理。宋史的基本史料比较公认者有六部,即《宋史》、《文献通考》、《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其中《宋史》和《长编》已校点出版。



《长编》可以依据晚出版的两套《四库全书》,作进一步校点,但工作量不会太大。《宋史》是二十四史中卷帙最大的一部,目前标点本已经下了颇大功夫,但整理的馀地还很大,而决不可能是个人之力所能完成。我有一个设想,是否可以在某些研究生的论文後再加附录,就是对《宋史》某传或某些传作校注,除了进一步校勘之外,对列传所载的史实或作重要补充,或作异同注,或作纠谬。如若各个大学能适当分工合作,在一个较长时期内集腋成裘,最终出版《宋史校注》之类,将极大地方便于後人的使用。


《宋会要》整理的繁难,自然是古史料之最。有人宣称已将会要目录全部复原,这不合事实,只能说是小部分目录复原到编入《永乐大典》时的原始状况,其馀的目录是做了比辑稿较为合理的重新编排。但也有可议之处,例如“船门”,辑稿编入了食货类,而复原後的食货类中并无“船门”,但依《宋史·河渠志》的内容,只有治水,没有造船,若将“船门”改属方域类,就缺乏直接的、确凿的证据,当然不能说,将“船门”编入方域类,就称得上复原。会要的整理工作的90%以上,还不是目录的重新编排,而是文字的校勘。如今将会要文字先做成电脑软件,然后再一部分、一部分地整理和出版,这不失为是一种较现实的办法和步骤。因为依目前宋史界的人力,决无全面开花之可能。


若能将上述六部基本史料逐步进行整理和深加工,这自然是宋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和长远大计。


二、社会经济史:宋代社会经济史经近来二十馀年的研究,目前无论如何已不算是粗放耕作区,然而还是有相当的深入馀地。例如近年出版的有关社会救济、商业信用、矿冶、地方财政、宗族等研究,即属此类。此外,研究的一大方向应是区域经济研究。区域经济的研究可以说是基础性的,除宋代的载籍外,应当广泛利用方志,包括後世的方志,唯其有了更细致和深入的成果,才能使宋代经济史的整体水平有新的提高。研究区域经济,最好是将辽宋西夏金元的一个断代,作整体上的研究。当然,因史料的丰富程度所限,一些学者将更多的精力投入明清经济史的研究,也是可行的,有了相当积累之後,也可能反过来对宋代社会经济在古史中的地位有更恰当、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从传世的宋代社会经济史料看来,相当大的比例还是在官府赋役方面,至今未见有大部头的宋朝赋税史和役法史问世。所谓役法史自然应当包括夫役、兵役和职役。与两者相关,宋朝的官府簿籍也需要作全面的清理和研究。经济思想的研究也必定有许多开拓的馀地。


目前经常可以在论著中见到所谓“精英”一词,这在西方史学界用得烂熟,而中国史学界却以为新鲜。究其含义,无非是指社会上层的人士。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他们是统治和剥削阶级,我有一句诗,“冠盖炎凉少义丘”,这是符合史实的概括。统治和剥削阶级中固然也有少量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精英,而其大多数则是国家和民族的蠹虫,他们贪污腐化有种,横征暴敛有能,奉承拍马有才,结党营私有份,钩心斗角有术,文过饰非有方,妒贤嫉能有为,算得什么精英?此种事实表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包括阶级论治史,确是十分重要的。


三、政治史和历史人物:宋朝政治史研究,目前尚未改变北宋哲宗和徽宗两朝,南宋自孝宗朝以後较为薄弱的状态。当然,这决不意味着研究基础相对雄厚者,就没有继续深入的馀地。我曾听说,美国尽管南北战争的史料十分丰富,而经史家们的不断努力,约十年前,竟然只能研究当时的连长一级人物了,因为连长以上的人物传记之类已经做完,难以为继。近年来,一些研究生开始就一些次要的历史人物做论文,这是非常必要的,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加深对政治史的研究。如前所述,此类论文可以将《宋史》的列传校注作为附录。


古代政治中最关民间疾苦者,当然是地方政治,这是目前古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从古代的史料份量看来,更适宜于研究地方政治者,是宋、明、清三代。深入研究地方政治,有助于深层次地剖析古代官场的各种积弊和腐恶,理清古代政治的专制、愚昧和腐败基因的遗传密码。古代的司法腐败和横徵暴敛是最关百姓疾苦的两件大事,而受苦最深者自然是占人口主体的农民。其根子固然在中央,而直接施苛政虐刑于农民者,还是地方政府,包括地方官员的瞒上压下。吏户是宋代统治阶级中的一个阶层,吏与官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但其主流则是共同鱼肉百姓。当然,我绝不否认在古代儒家思想的教育下,也确有少量清正廉明的好地方官,但只是支流,不占主导地位。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马恩全集》第1卷第411,414页)。马克思主义对专制政治具有兽性的批判,即使就研究地方政治而论,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见到有宋朝地方政治的论著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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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度史:宋朝制度史的研究可以包括皇室、官制、军制、科举、刑法、礼制等,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已与二十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了。人们也许还可以对制度史研究提出更多的课题和方面。对制度史的了解和研究似可分成两个层次,一是弄懂,二是解析。粗略说来,人们对宋朝制度史也还不能说是大致弄懂了,例如礼制。我不时接触的就有一位唐史研究礼制的专家,蒙她厚意,不断将论著赠我,至于与我讨论,就显得问道于盲了。相形之下,宋朝礼制研究无疑是处于落後状态。我看过一点研究宋朝礼制的文章,感觉必须注意自唐迄宋,从跪坐到垂足而坐而带来的习俗的重要变化,否则,一些礼制的史料就不易读懂。

若从细线条看来,许多细节知识的弄懂馀地还很大。龚延明先生编著大部头《宋代官制辞典》,无疑是十分了不起,极费功力的,并且极大地便利于人们的研究工作。然而且不说其中还有少数不甚准确的的释文,就是搜录的成千上万辞条,对深入研究也不是够用的。最近拜读河北大学博士生王晓龙先生的毕业论文《宋代提点刑狱司制度研究》,细致入微地论述了提刑司的方方面面,竟长达30馀万字,在评审时,是大家公认的相当突出的优秀论文。此篇论文其实已成专著,可说是充分享受了古籍数字化、信息化带来的好处。如果在以前,一个路级机构写成如此长的篇幅,是不可设想的。记得从前曾对一位博士生说,写荫补制,应当注意古人惜墨如金的传统,文字尽可能简炼,这些史料,我只需要写12万字,他写到18万字,也就足够了。如今看来,若依托古籍数字化、信息化,对荫补制的各方面作深入细致地论述,包括弄懂不少最细节的问题,非好几十万字不可。就我个人的研究实践而论,粗浅地看,似乎对某些制度史的课题并非不懂,但一旦真要深入研究,总是感觉自己知识贫乏,不少问题弄不懂。


有的学者提出,要将制度史写成活的制度史,这是很对的。有的学者注重研究和援引西方近代的行政学理论,这也是很好的。问题在于近代西方是法治社会,其行政理论不见得完全适用于研究中国的制度史。依个人之见,马克思主义对等级授职制的批判,就研究中国制度史而论,应有更高层次上的指导意义。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下,制度的运作,不可能离开人治和人事腐败。如若不从这个理论的制高点去俯瞰和研究制度史,制度史就有可能成为死的制度史。


五、军事史:目前对宋时大的战争,如辽宋战争、宋夏战争、宋金战争、宋元战争等的研究已全面展开,但也不能说没有薄弱环节。例如宋宁宗至理宗时之对金战争,研究就不够深入。此外,一些规模和范围较小的战争,例如北宋时对侬智高,对交阯的战争等,也同样有研究的必要。研究军事史,离不开古兵法和现代军事学的素养,研读古兵法和现代军事学,无疑是占领军事史的理论制高点。但光是依凭古兵法和现代军事学也是不够的,史学家的专长,如考证之类,不会没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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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科文史:关于哪个朝代是中国古文化的鼎盛期,存在着争论。或以为唐朝是中国古文明的鼎盛期,如前辈学者陈寅恪、邓广铭、漆侠先生等则以为是宋朝。此处不妨对唐宋文明成就作些比较。唐代文明最重要的代表是唐诗,是公认的古代诗歌发展颠峰,唐诗胜于宋诗。但宋代文明胜过唐代文明的主要有教育、经学、科技、史学、宋词和散文六项。当然,以上的比较并不完全,人们还可以在如传奇小说与话本,音乐,舞蹈,建筑,绘画,雕塑,书法等较次要的方面有所轩轾,但只怕无碍于上述的总体评论。宋朝文明在当时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宋代以后,文化方面不是没有新的进展,例如人们常称道的元曲,明清小说,李贽和明末清初思想,乾嘉学派等。但就世界范围说来,中华文明确是愈来愈趋于落伍了。


上述教科文的各方面,自然都有深入研究的馀地,一部分似更是古文学史研究者的专长。依个人之见,对宋学的研究,算是宋史研究最大的难题。其困难在于即使作一个案研究,也需要牵动很广的知识面,从纵的方面需要有儒家经典、诸子百家、佛经道藏等广泛知识,从横的方面需要对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广泛知识。宋代传世的思想史资料是如此丰富,大大超迈前朝,即使仅对朱熹的庞大著作,要真正下一番全息摄影、立体透视的功夫,也就极其不易,然而即使下此功夫,没有上述纵横两方面的广泛知识,也不易真正作出有深度的研究。恕我直言,某些思想史著作,虽然卷帙庞大,其貌惊人,但如果较为认真地对照一下那些思想家的原作,其实不过是并不高明的一段段超时空的读书报告,对思想著作的时代背景缺乏一般的常识。写思想史必须断章取义,却又最忌讳在没有吃透原作精髓的前提下断章取义。研究思想史,不在于介绍各个思想家的思维要旨,而贵乎挖掘各个思想家较前人提供了什么新贡献,这是非常不易的,需要对史料作精心的爬梳。如今凭借古籍的数字化、信息化,爬梳工作可较为省力。依目前的研究状况看,若能从点的研究切入,如有的学者从研究王安石的易学、宋代的中庸学等着手,进而由点到面,逐步开拓,逐步深入,不失为是一种可行的、切实的研究战术。


关于古代科学,需要特别强调者应是医学。有人认为,研究科学史,必须注重科学发展的连贯性,即后人不断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添加成果,方才成其为科学史。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古代的科学主要应有数学和医学两门。宋代数学有其成就,但对近代数学说不上有何影响。现代数学家无疑不需要了解中国的古算学,因为古算学太简单了,对现代数学没有参考价值。与古代数学不同,即使是现代中医,也必须研读古代医书。中华传统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无疑是深受古代哲学的影响,中华传统医学至今仍然造福于中华民族,并且对全人类健康必将做出愈来愈大的贡献。史学家大都不懂中医医理,而中医也不懂如何搜集和使用古代医学史料,如能双方取长补短,密切合作,方有可能编纂出真正高质量的宋代医学史或中国古代医学史。中国古代科学史应以医学史作为最重要的研究领域。


应当指出,先秦的经学和诸子已偏重于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而不重视自然哲学,缺乏孕育近代自然科学的理论科学实验的思维,而宋学的发展又大大加强了此种倾向。正是从北宋开始,完成了经学、教育和科举三位一体的紧密结合,因而将教育的功能简单地、狭隘地与仕途相联系,这就孕育着此後中华文明转向落後的因素。近代欧洲文明之所以超迈***、印度和中华文明,其关键性的方面正是近代科技的产生和发展。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充分地估价作为中华古文明鼎盛期的灿烂的宋代文明,但也应努力探索宋代文明的缺陷,探寻中华文明此後落伍的因素,这才是辩证唯物论。关于经学、教育和科举三位一体的问题,宋学的缺陷等问题,值得人们深入研讨。唯其如此,研究历史,就不单纯是为古人算帐,也是为今人和後人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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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风俗和妇女史:目前已有几部社会生活或风俗史,但社会风俗的涉及面广而琐碎,难以圈定何者算是风俗,何者又不算是风俗。一些学者与我合著的《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在再版时,是参考了若干前朝後代的社会生活史的论述,受到启发,才得以在内容上作一些补充。又如妇女史已逐渐成为一个史学新热门,粗略说来,似也可算是风俗史的一个分支,但至少一些妇女史的专家不会同意此说。即使就妇女史而论,欲为之规范一个理论体系,只怕也有相当难度。一位先生给我寄上她的宋代妇女史稿,请我提意见,就给我出了难题,因为我确实说不清楚,妇女史应当写些什么,这就是前述的理论体系问题。但依我个人的体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确是对研究风俗和妇女史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因为不论是许多风俗,妇女的地位等问题,事实上都离不开客观存在的社会阶级分野。风俗和妇女史是近年来方才兴起的领域,故深入的馀地应是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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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宗教史:我对宗教史缺乏了解和研究。看过一些宗教史,似乎偏重于教理的产生和演变,各教派的兴衰等,只怕是不够的。宗教对世俗社会的影响,无疑应是宗教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宋代而言,祠庙和佛教对世俗社会的影响大,而道教对世俗社会的影响小,这是不争的史实。


就研究道教而论,一个特殊的重要问题,当然是如何分别解决《道藏》各个篇章的系年。《道藏》的各个篇章一般都没有标明是何朝何代的作品,如果不先解决各个篇章的系年问题,准确的教理和教派研究事实上就无从谈起。欲解决系年问题,无非是下细密的考证功夫。需要运用各种考证手段,例如参对《宋史·艺文志》等当时的目录书,研究各篇章中使用的避讳、名词等的时代性等。例如我个人在论述北宋末郭京的六甲神兵时,使用《道藏》的《上清六甲祈祷秘法》,考证了其中一个名词是对汉文“皮靴”的西夏文音译,故可以大致确定《上清六甲祈祷秘法》是北宋时的作品。


九、对外交流与国际关系史:对此我又是外行。但是,前辈名家,诸如张星烺、冯承钧、向达、邵循正等先生的治史道路,还是可以给我们以重要启示。他们一方面有相当深厚的国学和古史功底,另一方面又对外国有相当深厚的语言、历史和文化知识素养。其中外语能力更是基础,他们一般都掌握好几门。我清楚记得,在大学时代,向达先生特别带我们一些学中国古史的学生,去参观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善本室。尽管向先生当了所谓“右派”,但有了他的大面子,善本室主任赵万里先生亲自接待,为我们专门陈列了代表性的善本精品,现在的学子只怕再无此种福气了。我还是初次见到了印度的佛教梵文贝叶经,方才懂得,原来当时一些以唐僧取经为题材的国画,其中竟是马驮中国古代的线装书,就是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向先生随手取了一片贝叶经,就对我们念起来,并且作解释。像我们这些尚未入门的学子,一时真是望之以为神。这件可以记忆的小事,也足以说明前辈的中外关系史研究者,有何等的学力。一位懂阿拉伯语的宋岘先生曾对我说,在他看来,《元史》列传中一些人名,肯定是阿拉伯人名的音译。另有一位对唐史已有相当造诣的女士,决定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已经在刻苦攻读阿拉伯语了。我真希望宋史界也有这样的青年学者,在依托古籍数字化、信息化的条件下,将来取得超迈前辈学者的成就。


研究对外交流与国际关系史,在明朝以前与明清时代应有所区别。大致在明清时代,随着近代欧洲文明的勃兴,世界各国和各民族逐渐联成了一体,而在此前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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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还是愿意借此机会,强调一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如胡如雷、漆侠、张泽咸等先生,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是真正下了苦功的。我自问对马克思主义的研读功夫下得不深,但尚能懂得其ABC。应当说,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仅就治史而论,也受益非浅。我最近不厌其烦地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总希望至少引起一些中、青年学者的注意,不要聪明人做傻事。本文前面例举的一些问题,也说明研读马克思主义的作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思维和研究方法,对治史有何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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