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战前德国和日本引火烧身看中国和平战略

作者:高岩

高岩:货币制度、能源供应与和平崛起——从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看中国和平战略的选择

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被看成是新旧世界秩序对抗的一场战争。当今世界同样面临着势态改变的问题;国际社会不可能永远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秩序上运行,但如何改变现行的国际秩序,但又避免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类似悲剧,始终是当今国际社会尚未寻找到答案的最重大国际问题,成长和发展中的中国,现阶段同样被这个问题困扰。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全球各当年主要参战国家都举行各种活动来纪念历史上这个伟大的事件,我们现今生活的世界基本秩序,始终是由二次世界大战直接缔造的,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各参战国用自己的军事力量、直接在战场上对抗、以期实现自己的战争目的和改变战前势态,目前中国面临的人民币汇率问题、能源供应问题、全球市场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都是如何改变现有世界格局而又能够保持和平的问题,这些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尖锐地提出过。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爆发:在欧洲是因为德国的货币制度、生产扩张以及相应的军事扩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英法为核心的战胜国排除了美国威尔逊总统的影响,主导制定了欧洲战后体系《凡尔塞条约》,该条约彻底毁坏了德国的经济和货币制度,德国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恶性通货膨胀,紧接着而来的从美国爆发的全球金融衰退,使德国在1930年进入经济危机的谷底。

据记载,当时德国依赖政府救济的人共1750万人,而当时德国有效的劳动也仅为3000余万,约1500万人德国人无法吃饱,德国普通民众中三分之二的人已经对资本主义,也就是由美英法操纵的国际货币和贸易制度,以及欧洲现状有仇视心理。正是在这种大前提下,希特勒以代表着另一种选择的“国家社会主义”,通过德国的民主选举制度而获得统治德国的权利。

迄今为止所有的历史书籍都讲述了德国如何一步步走向战争,但并没有说清是什么德国行为才真正损害了当时英美法的核心利益,已至于最终它们下定决心和德国发生了战争。事实上在欧洲使英美法下最后决心与德国对抗的、并不是德国的领土和新秩序扩张,而是德国放弃了英美法主导的黄金本位货币体系、开始实施的以实物经济货币制度,既德国已经在贸易和货币领域接近颠覆当时的资本主义体系。

按照当时的黄金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美、英、法三国掌握着全球贸易体系所需要的黄金货币储备,而一次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几乎完全没有储备,因此如果要服从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德国就必须服从英美法三国,而将自己的国民经济建立在借贷和出口之上,而当时的国际市场已经完全失调,因此在当时条件下德国无法重新繁荣。

所以希特勒上台之后,决定:一、拒绝接受国外的借款,以生产和物资作为德国货币的基础,而不是以黄金为货币本位;二、用直接易货的方式来获得输入品,必要时并辅助输出;三、停止所谓“外汇的自由”即准许在货币方面实行赌博性质的买卖,并依照政治情况,把私有的财产由一国移到另一国;四、当有了生产的人力和物资时,就发行相应的本国货币,而不向国外借债,也就是德国自己控制货货创造的权利。

而当时掌握全球主要黄金储备的英法美等国际金融国家的生命,就是寄托在向经济困难的国家放债营利的行为之上,所以希特勒的实物货币创新政策简直是切断了它的生命线,如果是德国获得成功,则其它国家势必都会起而仿效。若是所有缺乏黄金的国家,都纷纷实行以货易货的办法,则不仅无人借款了,而且黄金也就丧失了它的效力,则当时的国际金融主导国家将面临破产的危险。

德国新货币政策,尤其是直接与美国发生冲突,因为它是世界上黄金的主要供给者,而且它的大量工业生产制度使其必须输出产品的一部分来避免失业的危机。此外,又因为希特勒对于犹太人采取野蛮的虐待政策,所以得罪了美国犹太籍的金融界巨子。当希特勒做了德国总理还不过六个月,纽约的金融资本巨头就开始向他挑战了。他们主张向纳粹主义展开“圣战”,呼吁对于德国的货物、商船和劳务都采取经济上的遏制政策。美国的国务卿赫尔也依照1934年的贸易协定法案,坚持主张美国的国外贸易绝不能因为外汇管制、政府专卖和易货制度而受到任何的损害。

在1933年到1936年之间,希特勒已经使德国的失业人数由600万人减到100万人,繁荣与复兴的程度,简直使英国人感到害怕。据说在1936年,丘吉尔也正像1907年的巴福尔一样,他曾经告诉美国的将军们说:“德国已经变得太强了,我们必须把它击碎。”

由于到了1937年9月间,美国陷入其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其发展的速度也是非常惊人。10月19日,证券市场完全崩溃了,到了11月间,据调查全部失业人数已达1100万之多,另外还有部分失业人数550万。对于这种困难的国内情况,必须要设法分散人民的注意力,尤其是总统大选又已经迫在眉睫了。在10月5日,罗斯福总统发表其著名的“隔离演讲词”(Quarantine Speech)。他痛斥现有欧洲由德国和俄国实施的恐怖性统治,认为人类文明的基础受到严重的威胁,并且呼吁美国人不要幻想以为美国可以幸免,西半球可以不受到攻击。

所以当我们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原因时,必须明白:它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首先是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争夺引发了冲突,两种不同经济制度之间的斗争是无所谓是非善恶的,而只是关乎生存的价值。资本主义为了维持其优势而战,而希特勒为了其易货制度而战,在善恶上来说是没有什么高下之分的,对于他们而言,这都是存亡之所系,这都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贸易竞争工业革命的后果。

希特勒尽管实施了有效的实物货币制度,推动了德国工业和经济的复兴,并通过在欧洲的扩张创造了市场,但其构想中的经济体系尚未完全实施就卷进了全面战争,否则我们倒真有可能看见一种以实物创造为核心、而不是以利润和金融为核心的现代经济生产体系。但无论如何,德国最后会走向创造全新的货币体系,因为实物经济最终需要有现代社会最纯粹、最有效、抽象的价值符号货币来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战胜国美国的国家货币美元出任了这种全球经济必须的公共品。

所以真正触动了当时英美世界秩序观念,以至于英美必须为之一战的,是当时希特勒德国所代表的法西斯欧洲乃至全球秩序,而这个秩序中最直接打击了当时美英法各国的、是德国富有高度竞争力的新经济秩序,而这个秩序的核心,又在于德国完全抛弃了当时西方大国英美法主导的国际货币秩序,以及德国对欧洲市场的军事和政治双重控制,因此德国和英美的矛盾已经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解决,战争因此成为唯一的冲突解决方案。

二、亚洲战场:市场垄断是日本对华战争的根源,而石油禁运是日美战争爆发的导火索

与二次大战前德国企图垄断欧洲大陆市场并重组欧洲的边界和种族一样,在亚洲,日本成为当时企图重组亚洲市场和力量格局的挑战者,其不间断的扩张首先损害的是日本周边国家朝鲜和中国;由于共同挑战当时世界秩序的需求,在整个19世纪成为日本外交重心的日英和日美同盟开始破裂,日本转向与第一世界大战的敌国德国寻求同盟。这一切都导致日本不可避免地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同盟国发生全面的冲突。而在亚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归根到底,是走上帝国主义道路后的日本对市场和资源的需求所推动的。

自日本19世纪下半旬先于中国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后,对于庞大市场的需求就使它集军事力量和经济扩张为一体,努力挤入自1840年以来已经为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所分割的中国市场,在此过程中,日本先后垄断了被其割让的台湾、独占的山东和其势力渐大的东北,同时又向已经被英美垄断的长江流域扩张。而这一切,都是在中国的土地上通过直接使用军事力量和军事压力逐步完成的,以至于实际上日本侵华战争从一次大战结束后侵占中国山东就已经启动,而日本在中国的侵略和扩张,除与中国民族主义相对抗,而直接创造了后来中国民族主义和社会政治的基础架构外,也直接触犯了英美在华的利益。

自从1931年以来,日美两国之间的磨擦就日益加剧,在那一年,出于为其日益增加的人口寻找一个容纳的地区以及为其工业获得原料供应的动机,日本吞并了中国的东北地区,建立了一个“满洲国”,并建立一个傀儡政府来保护其经济利益。这个高压手段的行为,使当时美国胡佛总统的国务卿史汀生大感不满,遂宣布了美国的不承认政策,此外,他又指控日本违反了1928年所签订的《白里安—凯洛格非战公约》(Briand-Kellog Pact)。但事实上在1929年,苏联也曾攻击中国,而成为破坏这个公约的第一个国家。

当时美国政治家们又特别强调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并且也获得了一部分工商界人士的支持。他们认为美国若不能获得新市场,则其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崩溃,而中国拥有4亿人民,将来是一个最有希望的主顾,对于美国经济制度的延续是具有必要性的。国务卿史汀生也曾力劝胡佛总统,对日本实行制裁和禁运的措施,但胡佛却不肯听他的话,美国尚未决定与日本直接对抗。

而美国新总统罗斯福的态度却与他的前任完全不同,诚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对中国具有极深的同情心,因为其妻子的祖先曾经与中国做过生意。他不仅支持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而且自从他上台之后,他就开始增强美国舰队的实力,使其达到1921年华盛顿协定所规定的限度,而事实上日本的舰队早已达到了所规定的限度。1934年年底,即协约签订的两年之后,日本宣布退出华盛顿协定,不再接受该约的限制,日美两国在太平洋海军间的冲突已经开始预备了。

当1937年6月间中日战争正式爆发时,罗斯福总统即开始计划用英美联合封锁切断日本贸易的手段来迫使日本屈服。1938年1月间,他派了一个秘密使节团,到伦敦去商讨这个问题。1939年3月间,英国外长哈里法克斯勋爵向罗斯福建议:为了使对日本的心理压力增到最大限度,美国的舰队应集中在太平洋之内。一年之后,在1940年4月间,罗斯福不顾海军当局的劝告,命令把原以加利福尼亚海岸为基地的太平洋舰队移驻到夏威夷。

当此之时,财政部长摩根索在史汀生和某些工商界人士的强力支援之下,也主张抵制日货,并禁止美国石油输入日本。这个运动获得了很大的成功,1941年6月中旬,所有一切载运石油的船只都禁止从美国东岸开往西岸,摩根索和史汀生又力主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存款来打击日本的贸易。因为确知禁运即足以把日本引入战争,于是7月25日,罗斯福总统宣布冻结日本人在美国的一切资金,英荷两国也立即宣布冻结;31日,他又禁止飞机燃料和装备输入日本。这无异是说美国已经正式向日本宣布经济战争。美国对日本实施财产冻结和石油禁运使日本大为震惊。

战后出版的一些历史记录表明,日本当时已经陷入绝望;到1941年8月为止。日本石油储备只能维持日本陆军12个月、海军18个月。9月份提前召开的御前会议将战争提到议事日程上,10月近卫内阁倒台,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出任内阁首相。11月5日召开的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促使犹豫不决的日本天皇对美宣战,除非在谈判最后一分钟取得外交解决的途径。

由于美国割断了日本的能源供给线,所以使得日本法西斯狗急跳墙,孤注一掷,采用偷袭的下流手段,发动了这场丧心病狂的报复,给美国太平洋舰队以毁灭性重创。日本发动直接针对英美的太平洋战争的最直接战略目的,就是打破英美对其实施的原油禁运,取得东南亚的石油战略资源,由于日本的主要兵力始终陷入中国大陆战场,日本除了在战争初期利用先发制人的优势取得一些军事胜利后,很快失去了战争主动权,最终在亚洲数个战场上、其中包括始终是最大的中国战场上,完全失败而输掉了19世纪以来不断扩张而获得的各种外部有利局势,最终被打回日本本土,成为真正的战争输家。

但与德国不同,对战后日本的重组和改造是由美国独自负责的,而缺乏历史观念和惨痛战争感受的美国人,在制造有利的战后亚洲秩序服务自己的全球霸权的需求推动下,未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皇国军国加现代工业的扩张性体系。因此战争结束后,尽管日本已经停止对外军事扩张,但在经济上掠夺性扩张全球市场的活动始终未停,并最终在二十世纪后期对美国造成了直接威胁,以至于美国要通过加强对日本的军事同盟和制订“广场协议”消除日本竞争力的双重战略,来维护美国在全球体系的地位。美国在战后对日关系上,一切从自己的国家私利出发,有意保留日本的右翼和日本的战争潜力,以及未能最大限度地尊重其它亚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害国的权益的作法,都是现阶段亚洲局势紧张的直接根源。

三、抚今追昔:中国如何避免冲突和战争?

现阶段中国外部的台湾问题、中日问题、贸易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等等,无一不是成长中的中国与现有国际秩序的冲突,现有国际秩序在很多层面上直接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而国际秩序的各主要受益者和维护者,始终以各自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人类共同利益和中国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所以中国与外部现有秩序的冲突是清晰可见的激烈的。

中国现阶段和外部世界的矛盾是结构性的,世界体系并未按中国人的构想和努力发生全面有利于中国的变动,尽管从长周期来说,我们坚信中国历史和中国人的智慧、能引导人类社会走出自数百年前开始的西方主导下的当今全球体系,但至少在现阶段我们必须在这个体系内生存和发展。而这个体系经常对中国的发展显示出一种极端的不友好。

而中国能否平安渡过完成现代化因此立于不败之地之前的高危险阶段, 最终在21世纪完成中国人百年的强国梦,实现中国本来就应该拥有的光辉未来,取决于几个从现在开始就要把握住的最重要的因素:

一、为中国创造一个百年和平;从1840年到今年,中国最长的和平时期是改革开放后中越边境战争结束后的1984年至今,仅20来年的真正和平建设已经使中国发展到了目前的状况,如果能为中国创造出一个百年和平,至少是50年的和平,中国将成为人类历史上不可撼动的和平平衡力量,而任何一场大规模类似于中国在过去的20世纪中遭遇的内外战争,都会中止中国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宏伟事业。

二、解决中国经济进行全球生产要素配置的问题;这其中包括资源、原材料、成品、科学技术和劳动力资源在全球市场条件下进行配置,如果没有一个超越今天中国国界的对中国友好的全球市场,中国的现代化将会遇到资源匮乏的瓶颈,而进行全球市场资源配置,强大的全球性武装力量和全球性货币都是基础设施,中国有国防现代化的目标,但尚未有货币制度重大建设的目标。

三、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公平、民主的生产和分配模式;也就是中国的社会发展模式。这样一个体系的建立,从难度和强度来说丝毫不低于中国在20世纪已经完成的国家基本结构建设,这其中要涉及到的是生产制度、分配制度、知识积累和创新的模式,以及如何处理经济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的制度。从最客观的战略视角来看,中国已经选定了走与美国和欧洲都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

其实在当代国家这个庞大的压抑普通公民、但又为现代生活所必须的必要之恶制度结构中,根本没有什么国内外战略之分;所谓的国内问题都有其国际的表现形式,而外部问题又会引起内部问题的发生,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内外巨大战略挑战,其实归根到底都是现代性和现代化的问题, 是中国尚未完成现代化之前的巨痛。而所有的现阶段中国内外问题只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持续发展自己的力量,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尽管没研究过现代对策论,但都从战争中学会了把握绝对制胜之道。

所以面对复杂国内国际局势,中国唯一的必胜之路,就是在不断的中国自身发展和自我完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全球领导地位和实力,除此之外,21世纪的中国别无任何出路;中国的历史传统、人口规模、国土规模和发展后的力量和责任,都要求中国承担这个无法推卸的责任,而当今中国,无论是从社会结构、文明伦理,还是国家力量,尤其是宏观思想能力,都还没有为此而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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