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将军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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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   从昨天开始,布拉格的天气又开始了周期性的变化。在此之前,我们享受了大约一周的阳光,这在布拉格的冬季里是少有的现象。因此,我错误地判断,春天已经缓缓地向我们走来。但是,这种温暖是短暂的。虽然已是3月下旬,但冬天仍眷恋着这片冻土,姗姗来迟的春天使我想起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境。在这个两种季节交错的时节,今天也许会让你感受到春天的妩媚,明天又会让你感觉到冬天的恋恋不舍之情。于是,这种季节的交错点给你的感觉也是矛盾的,有时你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哪种季节,也不知道这两种季节到底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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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昨天开始,布拉格的天气又开始了周期性的变化。在此之前,我们享受了大约一周的阳光,这在布拉格的冬季里是少有的现象。因此,我错误地判断,春天已经缓缓地向我们走来。但是,这种温暖是短暂的。虽然已是3月下旬,但冬天仍眷恋着这片冻土,姗姗来迟的春天使我想起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境。在这个两种季节交错的时节,今天也许会让你感受到春天的妩媚,明天又会让你感觉到冬天的恋恋不舍之情。于是,这种季节的交错点给你的感觉也是矛盾的,有时你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哪种季节,也不知道这两种季节到底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


天气阴沉沉的,我的心情也不是很好,多半是因为上午11点要去参加捷克二战时期的老战士阿洛伊斯.希世基(Aloise Sisky)将军的骨灰安葬仪式。希世基将军是二战时期捷克著名的轰炸机飞行员,在捷克被德国人占领期间参加了英国皇家空军,与德国空军在空中进行过格斗,立过赫赫战功,是一名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他战后转入捷克空军,并在退休后担任捷克飞行员协会主席,深受捷克军民的爱戴。他与捷军许多退役的老战士一样,对中国人民怀有良好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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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的莫扎特故居——1787年10月,莫扎特为布拉格人创作的、被称为

“歌剧中的歌剧”的《唐璜》(Don Giovanni) 就诞生在这里(2004年1月10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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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灰安葬仪式在布拉格公墓举行,仪式的具体地点在墓区的一个十字路口。路口四边的道路约有3至4米宽,轿车勉强可以对开。整个墓地生长着挺拔的大树,中间交错地挺立着松柏。只见十字路口有秩序地围站着几排人。再往里看,左边竖着一块墓碑,墓碑下是一个长方形的花岗岩棺椁,半开着,里面放着一些精致的陶罐,约有十多个,陶罐内放的都是骨灰。墓碑上刻着十多个名字,都是二战期间的英雄。他们的骨灰被集体安放在这里。这样做比分别为他们树碑立传更显神圣,因为他们生前是一个战斗的集体,死后的灵魂也相互陪伴着,永不孤独。


墓碑的左侧站着4名威严的礼仪战士,其中3个手持礼仪军刀,1个手持捷克国旗,庄严无比。墓碑的正面坐着一排老人,年纪都在七、八十岁,身着老式军装,带着大沿帽。虽然早已退休,但在这种庄严的时刻,他们都可以穿上曾穿过几十年的军装,缅怀他们的战友。希世基将军的夫人也在这排人当中。我和其他人站在墓碑的右侧,还有十五、六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这样,大家就自然地围成了一个小圈。道路的另一侧,也就是我的身后,整齐地站立着捷克的军乐队,约有30多人。


一位退役的老军人主持仪式,另一位退役老军人、新任捷克飞行员协会主席致词,他们都是死者的战友。没有讲台,没有麦克风,没有讲稿,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官样的表态,没有盖棺定论式的语气,只有赞扬、追忆、安慰和送别。新任主席站在那里,一口气讲了20分钟。他的讲话可以让人明显感到他与死者亲密的感情。


话音刚落,我身边的那一队少年奏起了乐曲。他们没有像在舞台上演出那样排成排,或列着队,而是簇拥着,紧凑但显得自由,自然但不显得混乱。他们不是学校的演出队,也没有穿什么演出服。他们是学校的普通学生,其中有12个男女少年吹着竖笛,还有两个孩子吹着长笛,有一位约摸40岁左右的女老师在用吉他为他们伴奏。乐曲的第二段,他们停止了吹奏,改用合唱,由老师伴奏。接下来又唱了一首歌。这两首乐曲都不是什么世界名曲,而是教堂经常听到的赞美诗。他们唱的是两个声部,非常和谐。歌声轻柔但不乏庄严,亲切却又觉悠远。没有一丝悲伤的情调,好像是一群小天使在护送着一位受人尊敬的老人步入神圣而圣洁的天堂。歌声就在身边,但仿佛又具有一种莫名的穿透力,传得很远很远。


男女少年唱完后,一位礼仪战士手捧着死者的骨灰罐,缓缓走向墓碑,然后将骨灰罐放进半开的棺椁里。此时,死者的夫人和女儿起身,向墓碑和棺椁默哀约半分钟,然后走向墓碑,向骨灰罐看上最后一眼。没有痛哭声,一切是如此寂静。墓碑前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死者的夫人曾在请柬上专门注明,要大家不要带鲜花,为的是避免不必要的浪费。而那些事先准备好鲜花的人们,此时将鲜花敬献在墓碑旁。

就在此时,我身后的捷军乐队奏起了捷克共和国国歌。坐着的老人们都站了起来,军人们都举起了右手,在国歌声中行着庄严的军礼。国歌奏毕,一位号手吹起了小号。这不是战场上冲锋的号角,也不是鼓舞士气的激昂的乐曲,而像是在万籁俱寂的星空下,在夜色深沉的山谷,小号手在连队附近的山头上吹响的熄灯号。这号声像是在抚慰着这位一身疲惫的老战士,像是在告诉辛苦了一生的老战友,让他安心地躺下,静静地睡个好觉,等到明天,再继续向前冲锋。


此时,随着小号声渐渐逝去,我们向他行了最后的军礼,悄悄地离开这位著名但又普通的战士,生怕惊醒他那甜美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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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前的雕塑(2003年12月14日摄于捷克东部山区新城[Nove Mesto nad Metu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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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来的路上,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发现自己已不能集中精力开车,于是,干脆把车停在伏尔塔瓦河边的路旁。我走到伏尔塔瓦河边,靠在护栏上,眺望着对岸,脑子里不断出现刚才那一幕一幕的情景:没有哭声,没有抽泣,没有过度的悲哀;没有花圈,没有过多的鲜花,没有死者不愿意见到的浪费;没有过多的人群,没有因拥挤而产生的嘈嚷和噪声,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庄重、静谧。而在国内,像这样著名的老战士,葬礼会搞得异常隆重,花圈是一个接着一个地送,经过精心组织的人们是一群接着一群地来向遗体告别。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中,就连葬礼的差异也是如此之大。


我突然发现,东西方在葬礼文化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差异,最终可以用四个字来表示:“庄严”和“悲痛”。在西方的葬礼上,人们体会到的是庄严,而中国的葬礼给人的感觉是悲痛和沉重。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死亡总是人们所不愿意面对的现实,因此悲痛的心情是共有的。然而,参加中国的葬礼或遗体告别仪式,本来心情就很沉重,那节奏缓慢、令人肝肠欲断的哀乐,就更加使人痛不欲生,悲痛欲绝。而西方那种赞美诗般的音乐,实在是一种庄严,体现的是一种现实中的乐观主义,一种对死亡超越的感觉。它告诉人们,死亡是一种解脱,一扇通向天国的大门。我们的哀乐是让活着的人感到更加痛苦,而西方的安魂曲不仅是对死者灵魂的安慰,而且更能使活着的人“化悲痛为力量”,让人们尽快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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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一角(2004年2月1日摄于布拉格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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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东西方在葬礼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最终是由东西方文化中的生死观所决定的。如果我们对比一下东西方文化对生与死的态度,就不难看出这一点。


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因此,中国人的生死观也深受着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重生轻死,对死亡采取一种回避和忌讳的态度。孔子曾说:“未知生,焉知死?”意思是说,连生的意义都尚且不清楚,何以谈及死呢?死的世界是不可知的,我们应该关注现世生活。因此,死亡问题被排斥在哲学问题之外,被排斥在生命的问题之外,不予讨论。在多数中国人重生避死的观念背后,隐藏着对死亡的恐惧。


西方文化主要来源于古希腊文化和***文化。这两种文化一开始就竭力探讨生与死的价值和意义。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前的古希腊哲学家就已经开始将人分为肉体和灵魂。他们认为,灵魂被属于感官世界的肉体所囚禁而成为人,灵魂是人的本质,而肉体则是无足轻重、毫无价值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认为,灵魂是永恒的、不死的,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又赋予肉体以思想和智慧。肉体是灵魂的坟墓。人们常说的死实际上只是灵魂的监狱——肉体的死亡。肉体死后,灵魂才能真正顺应自然。***文化将古希腊生死观和希伯来宗教意识相结合,告诫人们,只有信仰上帝,顺从上帝,才能在死后进入天堂,得到永生。现实的人生是暂时的,而来世在上帝的天国中才能获得不朽和永恒。***同样认为,基督把圣灵分给每一个人,因此灵魂具有神性。每个人死后,其灵魂都要受到上帝的裁判。相反,肉体毫无意义,只能把人引向罪恶。由此我们看到,西方文化在其形成初期,不仅对死亡问题不再避讳,而且还特别注重灵魂的价值,将死亡看成是新的生命的开始。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人敢于正视死亡的心态。


中国文化避讳死亡,是为了重视现世生活,因此,我们常把儒家思想称作“入世哲学”。而重视现世生活,目的不是重视生命本身或生命的自然存在价值,而是生命的社会和道德价值。儒家把生命作为实现人生社会价值的载体,认为只有实现社会价值,生命才变得有意义。“忠”与“孝”便是生命价值的核心。因此,人生的全部意义就是“忠君”和“行孝道”。要实现人的社会价值,具体有三种途径:一是“立德”,即遵从圣人的道德教诲,弘扬祖宗的神明,给后人树立道德楷模。在道德、家族的名声与生命发生矛盾时,必须“杀生成仁”、“舍生取义”。二是“立功”,即生前立下赫赫业绩,以便死后青史留名,流芳万古。三是“立言”,即做到学识渊博,著书立说,给后人留下道德精神财富。这一切都是为了追求家族的名声和道德的完美。儒家的这种不朽理论曾鼓舞了众多仁人志士,为国家和理想而捐躯。但是,这种生死观似乎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因为对于广大的平民百姓来说,儒家的“杀身成仁”、以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伦理观似乎太脱离实际,而建功立业、著书立说、青史留名又是那样可望而不可及。因此,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对普通百姓并无实际作用。再说,这种生死观所注重的是道德的传世,家族的永生,而不是人生的幸福,因而忽略了对个人生死问题的关注。


西方文化敢于正视死亡,其目的是寻求生的价值,重视生的质量,为的是今生今世更好地活着。这虽是一种重生,但并非儒家理解的孝亲、忠君的重生。它看重的不是生命的社会意义,而是人生的幸福和个人的人生体验。他们并非像道教那样追求长生不死,刻意去延长生命,而是注重生命的质量(现代西方社会提倡的“安乐死”就是注重生命质量观点的具体体现),充分享受人生的每一时刻。只有对死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才能利用有限的生命,实现自我,让生命光彩夺目,让此生不会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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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塔瓦河——捷克的母亲河(2003年12月27日摄于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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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忽视生命的自然意义,但又特别注重死亡,有着“隆丧厚葬”的传统,因此,中国人的丧葬有着极其复杂的繁缛礼节。


首先,在葬礼的目的上,儒家主张慎重地对待死者,为死者举行一系列礼节和仪式,目的是教化活着的人恪守君臣之礼,长幼之道。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说的就是这种道德教化。于是,忠君、孝道不仅是生的原则,也成为死的原则。“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人在出生后,三年都在父母的怀抱里,因此,为了行孝道,报答父母三年怀抱之恩,父母死后,子女必须服丧三年。


其次,在葬礼的形式上,如果对比一下中西丧葬仪式的差别,我们便可以看出,中国人特别注重其外在形式,十分讲排场、讲热闹、讲攀比,与婚礼一样,目的都是为了讲面子。到场的人越多,脸上就越光彩。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究其深层原因,主要是将行孝道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死后葬礼的安排,而不是生前对父母的关爱。由于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葬礼的规模直接影响到孝道的程度。表现孝道的另一种方法,就是一定要以痛哭的形式表达对死者的哀悼。哭声的大小也与孝道的程度成正比,以至于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婆媳相互视如仇敌,婆婆死后,儿媳为了在外人面前表现自己的孝道,必须要号啕大哭,“伤心”流泪,因此常常会出现“有声无泪”的现象。正因如此,中国人办理丧葬事宜,目的是给大家、给活着的人看的。


此外,死与生一样,也是家族大事。与婚礼一样,葬礼也是加强家族团结的一次社会活动。葬礼之后,亲朋好友相聚,大吃一顿,以密切家族和血缘关系。


中西方文化对死亡问题所持的不同态度还表现在,西方文化认为人死后可以升入天堂、过上幸福的日子;相反,中国人参照今生今世的贫苦日子,普遍认为,死后的日子是贫穷的、悲惨的,因此,一定要给死者穿上崭新的寿衣,而且要在葬礼上往空中或坟里多多地撒上剪成铜钱状的“纸钱”,或在死者的坟上焚烧“纸币”,以希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手头宽裕,过上富足的生活。


再看看西方文化对丧葬礼仪的态度。由于敢于正视死亡,对死亡有一种客观和理智的认识,西方人对待丧葬的态度可以说是“简丧薄葬”。他们举行丧葬仪式,目的不是为了给活着的人看,而是寄托对死者的哀思,安慰死者的灵魂。因此,西方的丧葬仪式显得格外庄严,乐曲也是一种将死者灵魂送往天堂的安魂曲,参加仪式的人也显得比较冷静。他们不会组织一些与死者无关的人来参加葬礼。有时,在丧葬仪式上,没有音乐,没有安魂曲,有的是无言的沉默,无尽的哀思,以及亲眷和好友追思死者生前的一切美好的善行和回忆,与死者再进行一次心灵的沟通,并由牧师以宗教关怀的形式为死者作最后的祈祷,为死者的灵魂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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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塔瓦河上的空中芭蕾(2004年1月11日摄于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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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文化,对生与死竟有着如此不同的理解和反应,同时,表现在不同文化中的哀悼仪式和葬礼,竟有如此悬殊的差异。于是,透过这些差异,我想到,难道我们不应该普及一种理智地对待死亡的教育吗?西方在这一方面比我们先行了一步。美国从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在学校和社会开办死亡课程和讲座,使人们对死亡的生理和心理过程、自杀的原因和预防措施、以及丧葬礼仪和丧葬开支等问题有一个更加清醒的理解和认识。随后,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也开始对普通民众实施关于死亡的教育。不久,西方世界还开始了安乐死的讨论和实践。所有这些教育和讨论,不仅引导人们冷静地看待死亡,而且还从积极的意义上告诉人们要更加注重生活的质量,从而实现生命的价值。


然而,由于长期受儒家理想主义思想的影响,我们的某些人生观教育,更多地注重抽象的价值观,强调避实就虚的道德信仰,而缺乏对生与死真实情感的具体体验,缺乏对死亡的科学认识。其结果是,当广大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遇到那些与所受教育相抵触的实际情况时,不知道如何应对和处置。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不少青少年对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一种茫然,缺乏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在应试教育日益盛行的今天,如果在传统人生观教育的内容中,增加对死亡的科学教育,增加对诸如自杀等现象的具体分析,不仅不会引起学生的心理冲突,相反,会帮助学生正确地认识生与死,坦然地面对死亡,从而更加明确生命的意义,避免不必要的死亡。正如我们对待中学的性教育不能采取“堵”的方法,而应进行正确的“疏导”一样,树立青少年对待死亡的正确认识,也只能采取疏导式的教育。


不光对于死亡,对于生活中其他一些并非具有积极意义或多数人不愿意面对,但又不可避免会发生的事物和现象,如疾病、衰老、退休等,我们也不应该消极地去避讳,而应该敢于正视,处之泰然。同自然界的许多现象一样,人总会有衰老的时候,同样,人的事业总会有辉煌的时候,也会有暗淡的时候。对于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来说,总会有在位的时候,也会有退位和退休的时候。如果我们在在位时就想到,有一天我们会和老百姓一样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我们就会对在位和退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会坦然地面对退位,平静地面对角色的转换。否则,我们会在消极的不满情绪中度过余生,使本该辉煌的夕阳变得暗淡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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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卖艺老人(2003年12月27日摄于布拉格)(请注意他右手边的拐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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