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脱逃谁“埋单”?

——由“3·28案件”到加强监狱执法责任制的思考




一、关于“3·28案件”的情况介绍

“3·28案件”,发生在川中某监狱,时间是2004年的3月28日(星期天)晚8时许。目前查明的情况是:监狱第8监区和第10监区的死缓罪犯李进剑、洪金星(其中1人已被监狱报请省高级人民法院减刑为无期徒刑,但减刑裁定书尚未送达本人)经过长期的预谋,于当天下午趁监狱举行春季罪犯运动会管理松懈之机,混出各自监舍大门,进入育新学校,晚8时许,2人抓住巡逻武警换岗的机会,用自制的木板从狱内的育新学校3楼窗户搭上近3米外、5米多高的监狱围墙(围墙上靠狱内一面架有上万伏的电网),越出监狱,乘坐早已预约等候在监狱围墙外的汽车,扬长而去。

2名罪犯脱逃后,监狱在组织追捕过程中才发现,此案系与黑社会有牵连的案件,其中死缓罪犯李进剑是“假罪犯”(所用名是假名,真名叫陈某某)。后来,通过司法部衔接公安部,四川省公安厅成立了厅长任组长的专案小组,集中多个市公安局的优势兵力,省监狱管理局也组织了3个监狱的追捕小组。经过2000多人次的警力,花费150多万元资金,采取多种手段,历经千辛万苦,分别于2005年3月13日和7月5日,终于将2名逃犯尽收法网(逃犯李进剑持枪拒捕,曾与缉捕特警发生枪战,2犯均是在拒捕过程中被特警开枪击中后生擒),同时抓获的涉黑涉案人员达10余人之多,缴获枪支、弹药若干,破获相关案件10余件。

“3·28案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但它在3月28日这天的偶然发生,既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更有它的必然性。有监狱就必然伴随着罪犯脱逃,在监狱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罪犯脱逃是不可消灭的社会现象。从心理学我们也知道,追求自由是所有人的基本需要,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罪犯脱逃的本质就是追求自由,这也是符合人性的必然。因此,我们对罪犯脱逃必须要有一种正确和辩证的看法,而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只有这样,我们在监狱具体工作中恐怕才能正确而科学地对待罪犯脱逃与防逃以及对相关人员的责任追究工作。

二、关于追究罪犯脱逃责任的思考

2005年6月21日,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对“3·28案件”涉案的5名值班民警进行了终审判决,5名民警因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有2人受到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3人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的刑罚,据此,5名由执行刑罚的主体变成了刑罚执行的对象,实在让人感到痛心和遗憾。

“3·28案件”的发生,也在各个方面给国家、社会和监狱造成了损失,追究责任也是必要和必然的。在探讨依法、科学、合理、公正地责任追究之前,我们有必要就“3·28案件”来客观、辩证地分析一下责任追究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责任人的范围划分:

“3·28案件”的主犯李进剑送进监狱时判的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但系假名。该犯从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提起公诉,到中院、高院判决,竟一直没有“验明正身”,至此,应该说这个假罪犯从进监狱开始就注定要“跑”,这是必然的,偶然的只是时机罢了。谁能说这些把“假罪犯”送进监狱的机关的办案人员没有责任呢?

在监狱内的2年里,死缓罪犯李进剑、洪金星相互频频约会并与外界联系,还在狱内准备了充足的作案工具,谁能说监狱以及平时里养“虎”为患的民警没有责任呢?

再说“3·28案件”的当天,2个监区的值班民警竟让李进剑、洪金星分别混出了监舍大门,同样,谁能说他们对2名死缓罪犯的脱逃没有责任呢?

最后是负责守卫监狱围墙荷枪实弹的武警,竟然在交接班时出现“空档”,让罪犯从眼皮底下翻越围墙逃走了,这是罪犯脱逃行为完成的标志,难道看守围墙的武警战士没有责任吗?

(二)关于责任追究的结果:

就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看,已经为“3·28案件”承担责任及受到追究的类别有以下几类:一是法律责任,全部由川中某监狱的5名民警承担了;二是行政责任,已经有川中某监狱的政委、监狱长以及分管罪犯改造工作的副监狱长等16名民警和驻狱武警中队长等人承担了;三是经济责任,已经有川中某监狱为追捕工作“埋单”——花费了追捕费用150余万元,还有监狱相关的近100名民警受到的经济处罚近5万元。当然,2逃犯在脱逃过程中如果干了些坏事,其责任恐怕也只有社会来承担了。

(三)沉重的思考:

从“3·28案件”的前因后果来看,公安、检察、法院、武警、监狱哪一家都脱不了干系,哪一家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如何追究呢?在当前形势下,这的确是个难题,也非常值得探讨。

三、关于加强监狱民警执法责任制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一)明确一个前提——强化监狱职能。《监狱法》规定,“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这就从法律的高度规定了监狱的性质,而监狱的职能由什么决定呢?当然只能由监狱的性质决定。《监狱法》同样规定,“依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在监狱内执行刑罚。”同时,《监狱法》规定,“监狱对罪犯应当依法监管,根据改造罪犯的需要,组织罪犯从事生产劳动。” 据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监狱的职能就是依法执行刑罚和改造罪犯,监狱组织罪犯从事劳动生产、发展经济仅仅和必须是服务、服从于依法执行刑罚和改造罪犯这一职能的,决不是监狱的又一职能,这个主次如果分不清楚,则必然就会产生认识和行动上的错误。监狱职能弄清楚了,显然,监狱民警的执法职能也就自然清楚了,这就为我们提出的加强监狱民警执法责任制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提高一个认识——依法加强监狱民警执法责任制建设势在必行。理由至少有三:一是依法治监,从严治警的需要。党在十五大的报告中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并不断深入推进,也在我们监狱系统拉开了依法治监的帷幕。近年来,司法部提出了监狱工作“三化” 建设的要求,其中就把法制化列为第一项。《人民警察法》和《监狱法》中对警察的权力和义务作了比较原则性的规定和要求。就我们监狱系统而言,也就是说,每个民警手中都由法律赋予了一定的执法权,至今一直没有关于民警执法责任制的规定,这是与依法治监,从严治警的要求不协调的。所以,必须依法加强监狱民警执法责任建设。二是规范民警执法行为的需要。在前面说到的“3·28案件”中,之所以最终由川中某监狱的5名值班民警“埋单”——承担了罪犯脱逃的法律责任,认真分析起来,原因肯定很多,但谁又能说监狱民警执法责任不明确不具体不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呢?反之,如果我们明确地规定了监狱与民警各自的责任,规定了不同岗位执法民警的权力、义务、责任各是什么,从制度层面规范了民警的执法范围、要求、程序,使之知晓执法工作中哪些是“必须为”的,哪些是“不许为”的,还有谁会明知故犯去自讨苦吃呢?至少民警执法中的越权乱作为和失职不作为的现象要减少许多吧。三是依法保护民警合法权益的需要。在监狱民警尽其可能依法行使了权力,尽到了执法义务而发生罪犯脱逃的情况下,按照责任划分,对民警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他们还一定会承担罪犯脱逃的法律责任呢?建立民警执法责任制的最大好处就是保证民警不能被有关机关“随意”处理,杜绝过去那些把国家、监狱、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转嫁到民警身上,使其合法权益免受侵害。所以,依法加强监狱民警执法责任建设既是约束民警的措施,也是依法保护民警合法权益的需要。

(三)落实一个保障——最大限度地从优待警。因此,我们认为,建立和落实监狱民警执法责任制必须强化一个保障,那就是实现最大限度的从优待警。古人说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其实质也无非两个字——保障。众所周知,当前监狱民警的工作条件、环境及各种执法保障在政法系统中是最低的。而很多监狱的民警除了工资,其它收入基本是零。如何从优待警,我们以为,在现实条件下,应当至少抓好这么几个环节。一是必须严格按照要求配备充足警力。二是加强执法工作的物质保障工作,包括必要的执法装备,现代化的办公条件及交通、通讯设施等。三是加强执法工作的科技保障工作,这是监狱工作科学化的要求。四是努力解决民警执法工作的后顾之忧。

(四)协调一个关系——与公检法武警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关系。公检法司同是国家执法链条上的组成部分,武警是专门负责监狱看押任务的。监狱执法与公检法武警部门都有直接的联系,因此,协调好与公检法武警的关系至关重要。与公安机关的联系主要是在收押、防逃、追捕及监外执行罪犯的协作方面;监狱与法院的联系主要在对罪犯的减刑、假释、加刑的协作方面;与武警的联系主要在看守、联防和防逃追捕工作方面。监狱与这三个系统的工作衔接中,必须明确地界定各自的执法责任是什么,比如在对脱逃罪犯的追捕工作中,监狱究竟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决不能再像现在这样,扯不清,理还乱,对监狱执法工作很不利。监狱与检察机关的联系是所有联系中最重要的,因为检察机关是监狱执法的监督机关,监狱执法究竟如何,还得他说了算。因此,监狱加强执法责任制建设,必须要有检察机关参与,听取他们的意见,尽量得到他们的认可,以免在今后的责任追究过程中发生分歧。协调好与公检法武警的关系也是建立和落实监狱执法责任制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