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历史 妙文! 史学与十六国北朝民族政治文化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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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文全文阅读地址:[URL=http://book.tiexue.net/Book/13843/][size=14]http://book.tiexue.net/Book/13843/[/size][/URL]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是我国史学的一个繁盛时期,不仅仅是在南方汉族政权统治地区,即便在以少数民族政权为主体的十六国北朝统治区,史学同样获得了明显的进展。而在十六国北朝的史学活动中,诸政权出于政治目的的对前代史著的学习与“运用”,在民族政治文化的融合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 政治文化的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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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是我国史学的一个繁盛时期,不仅仅是在南方汉族政权统治地区,即便在以少数民族政权为主体的十六国北朝统治区,史学同样获得了明显的进展。而在十六国北朝的史学活动中,诸政权出于政治目的的对前代史著的学习与“运用”,在民族政治文化的融合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政治文化的融合,首先表现为政权合法性认定的趋同。所谓合法性认定,即论证并确认自身政权承继了一个自古而来延续不断的政权传承体系,不仅本族(家族或民族)与这一体系开创时期的重要人物或某一阶段的统治者有着血缘的传递关系,同时,本政权又是这一体系在当前的承载实体,从而成为所谓“正统”政权。这种认定关系到政治信心的确立和政治理念的贯彻,是自秦汉以下中国古代政权获取认可的重要举措。


十六国北朝多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他们入主中原,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确立自己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体现在政治文化上,同汉族统治者一样,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政治举措来“证实”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他们不但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作乐,在外在形式上标榜正统,更主要的是,他们希望从深层文化的角度———历史的角度来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正统地位和自身统治的合理性。为此,他们一方面着力记述本民族兴起的历史,宣扬自己的文治武功,树立自己在中原地区的正统形象。另一方面则通过史学以历史的追认来申明自己的正统地位。十六国时期,自刘渊称汉王始,便追溯自己的先祖到刘邦,说自己是刘氏皇族的后裔,尊奉汉朝为正统,称自己建立刘汉是“绍修三祖(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之业”。此后,氐族谓自己是有扈氏的后代,鲜卑族自称是黄帝之苗裔,前燕鲜卑族的慕容氏,便自称“其先有熊氏(黄帝)之苗裔”,北魏拓跋族统治者也声称自己是黄帝的后裔。天兴元年(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登基称帝之时,“群臣”便上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高句丽族的北燕王慕容云“自云高阳氏之苗裔”,匈奴族的赫连勃勃“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同时,这种追认往往通过史书记载这一最为“正规”的形式予以确认。《魏书·序纪》在开篇中便录有北魏国史的如下记述:“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这是拓跋对自己族源的追溯,利用这种附会的传说,宣称自己是华夏正统祖先的后裔,具有统治中原地区的合法身份。北周宇文氏则自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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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远祖追述”,与《东观汉记》记载的东汉朝臣称“汉刘祖尧”、汉乃“唐之苗”等显然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带有浓厚政治文化色彩的追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史学,依赖了汉族史著的记述,是当时少数民族政权通过历史的记载对汉族政权在政治文化上的一种仿效与趋同。可以说,正是前代史著的相关记述,在观念上对十六国北朝的统治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进了这种仿效与趋同的出现。一个很好的例证是,对赫连勃勃自称匈奴为夏后氏之苗裔,胡三省在《通鉴注》中说:“《史记》及《汉书》皆云匈奴夏后氏苗裔淳维之后,勃勃,匈奴余种,故云然。”这种仿效与趋同的结果,是使少数民族政权在实施统治的过程中不得不遵循汉族政权的传承体系在长期统治过程中形成的诸多规则,也使流传已久的汉族的政治文化渗透到了这一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秦汉以来汉族史书中那种与政权传承相关联的带有浓烈政治文化色彩的“五德终始”说与图谶预言,也为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悉数吸收,为确立政权的正统性服务。如刘曜便宣称自己建立的政权是所谓“水承晋金行”;石勒在称赵王之后,遵从五行学说承认赵承金为水德,崇尚玄色,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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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十六国北朝的少数民族政权出于统治的需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政治文化上将自己“归属”于长期延续的汉族政权的传承体系之中。当这种归属外化至礼仪、职官、法律等制度层面的时候,便呈现出一种政治统治上的多元族属与政治文化上的一元形态相并存的奇特景观。这是政治文化融合的最为集中的表现,而史学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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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融合的另一重要表现是政权统治在思想体系选择上的趋同。汉魏时期,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以儒家倡导和宣扬的道德规范和礼仪制度去约束臣民,推行教化。这是统治者重要的政治举措,它表明儒家学说成为这一时期各政权实施统治过程中在思想体系上的选择,其具体表现是对孔子的尊崇和对儒学教育的重视。《史记·孔子世家》中说,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路过鲁地,便“以太牢祠”孔子,而“诸侯卿相至”,也是“常先谒然后从政”。这是两汉重视儒学的一个开端。到汉武度帝时期,至少在外在宣传上是“独尊儒术”的,即以儒家学说为其统治的思想基础。因而《史记·孝武本纪》中说:“上向儒术”。这种“向儒”的行为在东汉统治者那里表现得更为突出,所谓“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此后的东汉统治者,尊孔重儒,日胜一日。其主要表现是,亲自或派遣大臣到曲阜祭祀孔子及孔门诸贤,封赏孔子后裔,在孔宅举行讲经会,礼遇儒生讲论儒经,等等。这种重儒传统在魏晋时期相沿不改。而“重儒”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政治上的“致治”,这在《汉书·儒林传序》中说得非常清楚。因而,它是自汉魏以来汉族政权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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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同样的目的,在十六国北朝,承继汉魏的“重儒”观念在统治者中普遍存在,“重儒”的举措也屡见不鲜。如前秦统治者苻坚即位后,“颇留心儒学”,亲自“行礼于辟雍,祀先师孔子”。北魏统治者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明元帝拓跋嗣“幸桥山,遣有司祀黄帝、唐尧庙”,又“祀孔子于国学,以颜渊配”。太武帝拓跋焘派遣使者“以太牢祀孔子”,以后诸帝也祭孔不断。孝文帝在位时,不仅“立孔子庙于京师”,在“行幸鲁城”的时候“亲祀孔子庙”,还多次封赏孔子的后裔,“又诏兖州为孔子起园柏,修饰坟垅,更建碑铭,褒扬圣德”。至于亲临太学并“考”学生的“经义”、礼遇名儒并让其授业传道等,更频频见诸于记载。可以看出,十六国北朝统治者的这些行为,与史籍所记的汉魏统治者的尊儒举措如出一辙,体现了二者在实施统治的过程中,在思想体系选择上明显的趋同。而这种趋同状况的出现,与十六国北朝统治者通过史学了解甚至熟悉汉族的历史同样是密不可分的。苻坚的一段话便是明证,他曾对身边的大臣说:“朕一月三临太学,黜陟幽明,躬亲奖励,罔敢倦违,庶几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坠,汉之二武其可追乎!”他所仿效的,是从史书中记了解的“汉之而二武”的重儒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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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看来,史学在十六国北朝的民族政治文化的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融合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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