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美国政府债券发行的相关税务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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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原创]美国政府债券发行的相关税务问题研究

A 以折价方式取得

即使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已经达成共识:不能对彼此的债券征税,但是,由于出售债券而得的收益仍是应纳税的。因此,如果我们探究采取私人债券折扣(该折扣与利息在本质上不同)的联邦规则的公开表示的原因,我们会发现,在证券出售时,由于折扣而得的任何收益都是应纳税的。该联邦规则并不适用于公共证券领域,在公共证券领域内确定构成利息的因素是极为重要的,而这一事实也清楚表明区分(公共证券和私人证券)是存在缺限的。我们已经认识到发行折扣与利息至少是有关的,也可能与利息具有同等意义。

Willcuts案明确地公开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免税政府债券的收益是否应纳税,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收益仅仅表示发行折扣。然而,议会已经规定,基于免税的目的,无息国库债券的折扣应当被当作利息。而且,最近它已经制定了关于美国无息储蓄债券的价值增值额的相似规定。行政部门也已经将该原则扩展到无息市政票据和有息市政债券和州债券。这些法令和法规使得下述现象显而易见,即在公共证券领域,就发行折扣而言,债券和其他类型的证券之间,有息证券和无息证券之间并不存在区别。

就债券而言,私人债券的折扣和公共债券的折扣之间存在怎样的区别?其本质问题是折扣是否是利息;折扣为何变成利息这取决借款者是私人公司还是政府,而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法律理论的角度,我们都很难看出。

那么,是否存在能够证明应当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的理由?如果存在,或许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发现,在私人证券的案件中,很明显,不论证券的类型,折扣都是应纳税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什么时候以及通过什么方法折扣应当纳税,这也是唯一提出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在公共证券领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究竟折扣是否应当纳税,因为法规和宪法条款都规定利息是免税的。行政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这在上文的最后部分已经讨论过,应当在决定时间和方法上起重要作用,而在决定减免和可征税性上起次要作用或不起作用,这看起来是不合理的。

在处理公共债券和处理私人债券的方式上的差异并没有得到权威的司法支持,可能是因为关于公共债券的法规和行政规章普遍上都有利于纳税人。然而,当提出免税的问题时,不管私人债券案件中存在的困难的表达方式,法院为何没有认识到发行折扣和利息之间的联系——即只要我们仍然要陈述合乎法规的免税,如果没有合乎宪法的免税。当然,在缺乏权威性的意见时,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那适用于私人债券案件的,且存在问题的原理能继续适用于公共债券案件,在公共债券领域内该原理存在的问题将会更加明显,同时其最终的结果将更重要。很明显,在关于公共证券发行折扣的问题上,至少是在涉及原始认购的问题上,州将会遵从联邦现在的实践。

当公共债券在其未清偿之前买卖时,联邦对待折扣的方式取决于债券是否以折扣方式发行。该规则是,发行折扣按照持有人的持有期限占整个债券持有期的百分比的方式分摊给每一个相继的持有人,该规则既适用于国库债券也适用于市政债券,无论是有息还是无息。即,10年期,1000元债券,以950元折扣发行,五年后纳税人以975元价格购买,纳税人的市场贴现额正好是其发行折扣的部分,且是属于不应纳税的利息,结果是在到期日按票面价格清偿时纳税人既无收益也无损失。如果其购买价格是960元,那么在清偿时,他将会有15元收益(即其已实现的市场贴现率和其发行折扣的部分之间的差额)。在后一个例子中,如果持有人未持有该债券到其清偿期,而是在两年后以990元价格出售,他将会获得应纳税收益20元——即其购买价格与出售价格之间的总差额为30元,该差额应当减去其发行折扣的部分,该发行折扣部分两年内总计10元。我们可以看到,该规则允许摊销发行的折扣额,并将发行折扣额看作是免税利息,而任何在随后购买中获得的额外折扣可能是应税收益。不管其后继的持有人有多少,被当作免税利息的总折扣额是不会超过发行折扣额的。不是原始折扣发行但却是折扣购买的证券,其折扣都不是免税的利息,而全是应税收益。

我们是否可以证明发行折扣和购买折扣之间的区别是合理的?从纳税人的角度,必然得到一个否定的答案,因为大量案件至少已清楚的表明,购买折扣仅仅是证券发行后活期利率增长的结果。然而,这必然要求行政管理当局确定在每一案件中它(购买折扣)是否真实地描述了那些诸如发行单位信用评级的材料变化情况,以及我们必须重新回到重视实践中出现地难题的形势中。

无论司法原理如何表述,区分私人债券的折扣和公共债券折扣的正当理由必然要求将豁免利息从公共债券中剔除出去。因此,我们可以预计当我们需要这种区分结束时,这种区分也将会结束,很明显那已经发生了。无论是法规还是宪法,这种免税仅仅扩展适用于由发行政府支付的利息。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它(发行政府支付的利息)仅仅包括固定利息加上发行折扣。部门合同就会变成固定不变的。无论债券市场价格高于还是低于发行价格,由(政府)部门支付的金额是不变的(除了在到期日前其自己购买该证券,或者通过证券交易来偿还,这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即使购买者把他的折扣用来确定他的有效利率(即使他可能是正确的),如果固定利率超过了(政府)部门应支付的利率,该超额量也不是豁免利息。该超额量与私人债券的折扣的性质是相同的,其处理方式也是相同的。事实上,这正是联邦规则的结果。尽管逻辑上不一致,为了确保(实践上的)一致,州政府可能会遵从联邦规则的引导,除了这样做将会意味着带来损失的扣减,而该扣减基于未获得预期折扣。

笔者并没有注意到公共证券利息的减免在未来将会有极大的削减。当然,联邦政府已经对发行公共证券的利息征税。毫无疑问,州政府也有权力对由它和它的下属部门未来发行证券的利息征税。

许多人相信,最近的关于公共薪金的案件表明,最高法院发现:联邦政府对州债券的利息征税或反过来州政府对联邦债券的利息征税,对违反宪法原则的借款期限而言并不是一种直接的,重要的或有歧视的负担。按照现在大量的税收需求来看,立法可能即将考察这一问题,而这并不缺乏暗示。

根据现在情况发展地暗示,很明显,利息减免地缩减将会削弱我们这里讨论的公共证券折扣问题的重要性,同时有可能导致在缩减的范围内处理公共证券折扣的方式与私人证券折扣相同。然而,在不久的将来,减免将会被完全不予考虑,这看起来是不可能的。现在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州立法机关正在考虑对州政府及其部门发行证券的利息予以征税。另外,根据明确规定免税利息的法规的规定,州政府可能也包括联邦政府对过去发行的证券的利息不予征税。即使是过去发行的证券的未来利息也应当予以免税,关于过去发行的证券的折扣是否减免这一问题仍然存在。因此,从一些应当考虑的范围来看,这一问题仍然会跟随我们一段时间。(或译为我们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B 以溢价方式取得

正如前文已表明的那样,在联邦规则下,纳税人未被允许摊销私人债券的溢价额,无论是原始认购还是购买。因此,它(溢价额)被认为与获得的利息没有关系(至少从1913年3月1日案件后)但是,仍然被看作是证券成本的一部分,被当作决定出售时损益的基础。无论是联邦行政当局还是税务申诉委员会都未区分私人证券的溢价额与公共证券的溢价额。然而,基于这一目的,溢价额不应当和应计利息相混淆。当一项交易如此便利以致于应计利息是与价格相分离的部分,出于损益的目的,我们在确定购买价格或出售价格时并未考虑这一部分。

州政府是否应当遵从关于这一部分的联邦实践是当前应当考虑的重大问题。

大部分早期发行的高级的公共证券现在以较高的溢价出售。另外,某些经纪人公司一直建议他们的客户在为他们新发行的证券叫价时要以高利率和溢价方式叫价而不是低利率和票面价格。其理论依据是获得的净利息将会一样,同时溢价额由于被看作是购买价格的一部分,基于税收目的最后会被扣减。现在对由州当地管理委员会出售的收益进行偶然的检查并没有揭示上述建议对成功叫价有重要影响,然而这仍然是明显可能的。

在笔者看来,州政府不应当遵从联邦关于豁免证券溢价的实践。以下有两个理由可以支持笔者的观点。

(1)假设纳税人以1050元价格认购十年期1000元,利率4%的债券。在该案中,纳税人支付50元溢价款因为他期望获得4%的利息,这是毫不怀疑。他希望利息将补偿他支付的溢价额,利息的剩余部分就是他投资的纯收益。在普通案件中作为一个实践问题,这种溢价额被解释为用来调节利率的工具,而不是真实的资本支出,这是毫无疑问的。债券价格一般用收益率而不是固定利率来分析。大部分证券持有人认识到在他们的帐簿上摊销溢价额这一原理。同时,从其他交易方面看,在加利福尼亚北部的当地政府证券叫价成功就是因为考虑到固定利率和溢价额。我们可以看到,在公共证券领域,州法令和行政当局已经认识到发行折扣和利息之间的联系。为什么对发行溢价和利息之间的联系却没有相同的认识,这一问题目前不是很清楚,但是这应当做出解释。如果这一问题已经解决,那么作为损益基础的成本应当要考虑仅仅包括真实的资本投资。至少在认购者持有证券直到到期日为止,溢价额在确定损益时应当被排除。或者,如果我们坚持成本应当包括已付的总额,那么其所代表的大量溢价额可能被看成是纳税人通过接受利息而重新获得的。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应当允许认购者将发行折扣看作免税利息,同时将发行溢价看作是完全与利息分离的纯资本投资,而这又是作为未来的不可避免的损失的基础。

如果可以采纳这些推论的话,那么要是认购者在到期日之前出售其证券,溢价额的数量仍然是很重要的。如果他以1050元价格认购10年期1000元的债券,在五年后他能获得一半的利息以偿还他一半的溢价款(50元)。如果他以1010元出售其债券,他可以获得15元可扣减的损失——即其剩余投资额1025元与其出售价格之间的差额。也就是说,溢价被摊销了。

假设10年期1000元债券以票面价格发行,五年后纳税人以1050元价格购买。在到期日清偿时,他是否有可扣减的损失?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否定地。在讨论折扣时,我们可以发现公共债券与私人债券之间的唯一区别只是关于发行折扣。但是,没有理由来解释这一限制也应当影响溢价。关于折扣,我们已经指出,尽管购买折扣可能与纳税人获得的利息有关,这已经得到公认,但其却与免税利息没有关系,因为它是由发行单位的合同确定的。另一方面,当涉及溢价时,我们的问题不是来源于特定交易的哪一部分代表免税利息,而是纳税人资金总额的一部分是否实际上已经流失了。

在上述已举出的例子中,购买者认为以1050元购买1000元,剩余持有期为五年的债券是合适的。在纳税人考虑的范围内,它和原始购买价格1000元而五年后1050元的债券之间不存在差额。他可以在帐簿上将两种交易用相同方式处理;他同样也可以用收益率来分析它们;同时,如果他持有到到期日,他将会完全得到他所预期的。因此,我们能得出下述结论:首先摊销理论应当被适用,其次这一理论既可适用于溢价发行也可适用于溢价购买。债券是原始评价发行,溢价发行还是折价发行这并不会影响支付溢价额的购买者的纳税责任。其支付的现实的溢价款和债券的剩余期限都是起支配作用的因素。

我们必须承认,至于将溢价看作与利息有直接关系,很明显这与联邦案件的推论正好相反。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即使允许发行公司摊销溢价额,我们也不能认为溢价是用来减少有效利率地。然而在笔者看来,对上述已经表明的理由,(a)这一推论是不正确地,因为它不是建立在合理的商业实践的基础上的;(b)即使溢价和利息没有什么关系,下述事实仍然存在,即当认购者或购买者完全获得他订约的合同利益,他不应当被认为遭受了损失。

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法令规定只有损失是实际上持续的损失时才允许扣减。 如果笔者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当纳税人拿到他的利息以及他的债券的票面价格时,允许溢价额作为损失予以扣减,很明显将会违背这一条款。同时尽管联邦案例和一般政策都支持实践的一致性,除非基于合宪性的考虑迫使州政府遵循联邦规则,否则州政府不应当遵循。我们应当在更广泛,非主流的理论指导下来考虑可能的对合宪性的异议。我们有必要在这里说明一下,不存在一个合理的理由能解释为什么他们应当遵循第一个理论以阻碍州政府的行为。

就私人证券而言,其年息会被征税,而这一事实证明了区分公共证券和私人证券的溢价是正确的。因为这将在下文详尽地予以讨论,故在这里没有必要详尽讨论。

如果这一理论被采纳,那么以溢价方式认购或购买公共债券的纳税人将不会有损失,除非他按少于票面价格加上未摊销的溢价额的方式处理。

(2)第二个理论是公共债券的持有人不会有实际损失,除非其来源于债券的总收入少于他的支出。

如果纳税人以1050元价格购买1000元10年期利率为4%的债券,且持有该债券直到到期日,原则上,他将会获得1000元本金和400元利息即总共1400元。很明显,他交易的结果是他会获得350元的净利润。没有人会真的将这笔交易看成是遭受了损失。

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理论如果被采纳了,那么将不仅仅导致拒绝将溢价当作损失。它可能意味着已接受了一般规则,即不会存在损失,除非他获得的本金加利息少于购买价格,不管购买价格是平价还是溢价或折价。假设利率4%的1000元债券平价购买,持有六年后以800元价格出售。无庸置疑地,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该交易存在200元损失。然而实际上是,他已经总共获得1040元(800+4%?000?.6)。那他的损失在那里?从整个交易看并不存在损失,除非以低于760元的价格出售。除了关于资本损失的传统思维方式,并不存在什么理由可以用来解释在这样的案例中允许损失的扣减。

当然,当总收入超过支出时,这并不表示有应税的利润或收益;这仅仅表示有收益,因此没有损失。要确定可纳税收益,要求将豁免利息分离,而出于损失的目的这种分离完全没有必要。

这一建议是否意味着考虑下述事实是不合理的失策?这一事实是在最近提到的例子中纳税人没有获得他所期望获得的,因此他遭受了损失。人们普遍认可这一事实,如果纳税人被迫接受3%的利率而不是约定的4%的利率,他会遭受非纳税的损失。(除非他已经获得了4%的利率并且就该利率申报纳税。)

这一建议是否意味着区分资本,利息或收入是无根据的失策?即,在计算证券买卖可容许的损失时,我们是否必须抵免那些获得的原始资本投资数额,而照惯例这被看作是资本收益,而不是像年息支付一样被接受者看作是他能立即使用同时仍能使其本钱不动的收益。但是,假设对资本和收益可以进行精确唯一的定义,同时不理会收入在收到后能变成资本,那是否存在这种理由用来解释上述区分在现在的形势下仍然很重要?政府并没打算对诸如应被看成是资本的收入予以征税。政府也没打算对任何与交易有关的事项予以征税。唯一的问题是交易是否包括那些能用来补偿其他收入的损失。同样也没有理由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基于上述目的应当区分资本和收入。在存在一种特殊类型的损失之前,应当先确定存在一种现实的损失。我们可能得承认,如果在本文这里主张的准则下存在损失,那么这应当是一种资本的损失。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承认我们允许资本的损失超过实际的损失。(然而,笔者承认存在这样的怀疑,即在大多数法院中这一理论可能破坏了这一论断。)

下一个问题是,这一理论是否不应以同等效力适用于私人证券交易中。它可以;但是如果最后的(适用的)结果在实质上并没有不同,在处理方法上的不同是存在正当理由的。纳税人以票面价格购买利率为4%1000元的公司债券,持有期为10年并以900元价格出售。在最后一年,我们会有100元损失。但是在整个持有期内纳税人会获得400元的应纳税利息。因为他支付了1000元,结果却获得了400元加900元的收入,我们知道整个交易只有300元利润。我们已经向他征收了400元的收入税。我们对他的利息每年都征税,因为这样做比较方便而且一年内获得的收入更容易考虑;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这100元损失,那么我们已经对在整个交易中超过他的实际收益均予以征税。这一因素在公共证券的案例中并不存在,因为没有什么将被征税。在交易的最后,没有什么将被征税,因为在案例中的任何净利润必然是一种豁免利息;但是两者都不是损失。

暂时假设对私人证券的利息每年都不予征税,但是在每笔交易结束时,再计算其应纳税利润或损失。在上述分析中,我们在最后一年会获得300元应纳税利润,这300元是现行体制下所有年限的净值。如果销售价格为500元,我们在最后一年会获得100元净损失,这同样是现行体制下的净值,在现行体制下我们对400元征税,同时承认500元损失。在私人证券案例中,两种方法的净结果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也将这一方法应用于公共证券案例中,我们也将会得到相同结果。但是对利息每年征税会被减免,同时在最后一年内,当净利润没有超过利息的数额时,也会被免税。

换句话说,尽管这一建议可以适用于私人证券交易,但是这样做仍然是不合理,除非我们放弃每年对这种类型的证券的利息征税。由于在公共证券领域内缺乏这一因素,因此可以证明(公共证券和私人证券)在处理方式上不同是正确的。在这两种形势中的差异,看起来和导致公共债券和私人债券的折扣的处理方式的差异的形势同等重要。

假设州政府当局希望采纳这一建议,它是否合宪,如果是,那么在现在的法规下是否可以实行?

我们已做的大量的关于合宪性的论证在本质上相似。关于联邦证券,有理由认为它相当于对豁免利息间接征税;认为它歧视这样的证券;也认为即使没有对利息间接征税或歧视的存在,对借款权限它仍是直接的负担。对于州证券和地方证券,最初的两个论断仍然适用(第一个理论同意以这种方式对利息征税,这将违背损害合同的禁令)。没有一个论断看起来是正确的。

它也不等同于对利息间接征税。该规则的全部目的是确定有多少其他收益可以被补偿,而不是多少源于交易的总收入应被课税。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总收入超过支付的价格,表示利息的这种差额不会被征税。真正的理由是政府仅仅对利息间接征税,因为与私人证券案例中一样,扣减是不被允许的。因此,实际上,它相当于歧视政策。

然而,很明显,当处理方式上存在差异时,就不存在法律上的歧视。只要存在合理的事实上的差异,就为不同的处理方式奠定了法律基础。这里就存在事实上的差异,因为私人证券的利息每年都征税而公共证券的利息却没有征税。当议会规定:纳税人不能扣除因为借钱购买免税证券而支付的利息,而这一条款也被认为是具有歧视性的条款。然而,最高法院却以其他方式裁决。再者,据认为,累计免税利息不能事后作为呆帐以其他收入的形式记帐。

最后,这一建议的结果将不会对借款权限增加直接负担(假设对利息征税将会继续被公平地认为会对借款权限增加不合宪法规定的负担。)。也许,如果所有州和联邦的收入税都采纳了该建议,这会对利率产生轻微影响,也会造成政府证券的畅销,尽管与投资安全和利息减免这些影响相比,这种影响微不足道。然而,只要州政府没有试图对与借款交易相关的事项征税,从法律意义上讲,不会对借款权限增加直接负担。拒绝同意减少和公共证券没有关系的其他应纳税收入,这几乎不应当被看作是一种负担。

我们可以得出有关建议并无违宪的结论。因此,如果我们州政府明确地采纳该建议,那么将没有什么更深层地问题需要考虑。即使我们认为这一建议表明我们对资本和收入之间的简单区别没有理解,这也不会使得我们适用的法规违反宪法。立法机关在拒绝允许扣除时不得不进行慎重考虑,即使它们包括了资本损失;在损失是由部分地免税的交易中产生时,这种考虑就尤其可靠。

然而因为在我们的法规中没有明确的法条包含这一建议,这一建议是否应当在成文法中为行政管理当局遵循?如前文所述,只有为我们州的法规所允许扣减的损失才是实际上为盈利交易所认可的损失。没有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它不应当被理解为它所表示的含义;如果以上分析是合理的,现实的损失将不存在。确定损益的基础是成本(除非证券是在1921年1月1日前获得,以及成本是不可确定的)。这一要求完全可以被满足,因为整个购买价格都被考虑用来确定是否存在损失。

曾经与笔者谈话的一些会计师曾用下述论断抨击这一建议,他们认为,考虑到近一个时期的利息支出,该建议违反了将纳税人的事务按年分解,而每一项事务基于税收目的都应当单独予以考虑的法定方案。然而,这看起来是一个不合理的反对理由。很明显,为了确定财产处分时的损益,经常需要考虑一些过去发生的事情。年周期只有在确定损益申报的时间时才重要,而在确定损益的精确数额时并不重要。

笔者完全意识到,关于这些理论的结论仅仅只是自己的一家之言,无法保证其中的一项理论能够获得司法的认可,尤其是考虑到联邦的判例。 因为它不是很极端,其在较小的范围内与资本损失这一传统概念相冲突,而资本损失是与年收入没有关系的项目,在缺乏明确的法律条款时,第一理论或摊销理论获得司法认可的可能性要大于第二理论获得司法认可的可能性。事实上,行政管理当局可能并不乐意去遵从后者所引起的结果。然而,他们至少应该乐意尽量采取最先的方案。

剩下来的仅仅是认识到,即将发生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导致取消对公共证券的利息的免税优惠,在这里讨论的损失问题的重要性也会减轻,因为在一定程度上那些证券在处理方式上与私人证券相同。然而,在关于折扣的讨论时已表明,我们没有理由期望在近期内完全消除这一问题。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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