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美国私募债券相关税务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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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原创]美国私募债券相关税务问题研究

A 以折价方式取得

如果一个纳税人他申报收入是建立在应收应付制的基础上且是一十年期的公司债券的最初认购者,他只付了950美元就购得了票面价格为1000美元的公司债券,或者在十年期到期之前,他以950美元购买到1000美元的优质债券,从收入税的目的,所得的折扣(1)在认购或购买的年限内,是否是课税收入(2)课税收入如果在其持有期限内平摊,其折扣的十分之一是否可作为每年的收入来课税?(3)在我们认识的范围内,折扣所代表的课税收入是否可以买卖或贴现?

但是,却不存在州法院的司法判决或行政规章的规定,决定纳税人应当遵从哪一种选择。如果判例是可以被援引的,我们可以从联邦的案例和行政命令中找到渊源。

从最广泛的含义而言,折扣应该包括任何购买价格低于票面价格的数额。

然而,在所有税收案件中并不存在相同的因素来确定折扣。从联邦税收的目的的角度来说,在各个案件的实践中,确定折扣的方式都不相同。在联邦实践中存在多大程度的差异取决于那些决定折扣的因素的差异性。以及对其正当性的考虑的范围也是应当在实践中加以检测的。首先必须承认,至少从表面上看,现在联邦的实践中存在理论上的混乱。而且,政府官员和法官都认为这是州的事;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税法上诉委员会亦或联邦法院都不愿对这些混乱的实践进行一次全面的分析,以便使这些实践能相互协调。

相反,我们必须认识到,行政实践部门的考虑被赋予了很大的权威,即使他们可能导致了理论的混乱;如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都遵从同一规则,则既可以为纳税人带来便利也可以为州政府带来效率。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州政府所考虑的问题是:行政性因素以及一致性的好处能否证明接受联邦不协调的实践是正确的?

佣金被认为是折扣的一种类型。佣金是指为谈成贷款或提供服务或其他服务而支付的报酬,在把钱借给借钱者之前,佣金就被从贷款额中扣除了。这是一种主要的折扣,联邦政府在贷款借出后将佣金全部看作是一种收入。起初,即使是佣金的接受者采取现金支付制,佣金也被认为是一种收入。但是,税法上诉委员会和法院认为这一原则仅仅适用于纳税人采取应收应付制的情况。看起来我们没有必要去争论所采取的总原则。虽然,表面上,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然而,事实上是,当公司发行债券时,销售佣金在债券发行期可以被分摊的。顺便解释一下,对于发行公司而言,佣金是获得资本的成本,而这是可以被分摊的。而对于从事协商贷款或买卖债券的接受者而言,佣金是一种一般收入。

另一方面,如果银行以不带利息的票据方式贷款,即支付给借款者的票面金额低于议定金额且在到期日时其利率接近于名义利率,从税收目的讲,这种折扣毫无疑问是利息。很明显,曾经,许多银行在贷款贷出以及申报税收时,在账面上将这种折扣形式作为利息收入。然而,无论纳税人是以现金收付制还是应收应付制记帐,这种做法都是不恰当的,这已经被反复声明了。以应收应付制记帐的纳税人应当在折扣赚得但尚未取得时(例如,如果90日的票据在纳税日之前的30日进行贴现,折扣的三分之一应当在这一年内申报。)而以现金收付制记帐的纳税人应当在票据支付或贴现时申报这种折扣。

在已判决的案件里主要涉及到银行和贷款公司,但是相同的规则也应当同时适用于其他更普遍的经营这种折扣贷款业务的贷款者。当然,要区分代表利息的折扣和代表佣金的折扣是很困难的。一种是货币使用的报酬,而另一种是提供的服务的报酬,但是这项书面上看起来很清楚的区分标准在实践中却是一项不适当的标准。佣金仅仅被当作规避高利贷法的一种手段。然而,联邦却倾向于避免必须去决定哪些案件应当接受交易的贷款人理论。一些法官已经认识到佣金仅仅是一种附加利息,从逻辑上是讲,它是可以被分摊的。但是这种认识并没有促使他们在实践中区分佣金和利息这两者的差异。

行政规章中规定,只有当证券是无息证券时,对原始贷款人,折扣才被看作是利息;同时明确的表明,如果纳税人通过购买方式获得证券,也只有该证券是无息证券时,折扣才被当作利息。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类折扣将被当作佣金。在此类案件中,折扣既不是利息也不是佣金,而只有在证券变现时,基于税收目的,才被考虑用于确定是否存在损益。而随后的税务申诉委员会的判决与上述规则是一致的,它表明,在无息贷款中,购买者,与原始贷款人不同,他能将折扣当作利息。但是,他们对在有息贷款中,折扣不能被看作利息这一结论提出了质疑。

我们发现,在债券和前面提及的其他类型证券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清晰的界限,债券同样也遵循这种完全不同的规则。

在纽约人寿保险公司诉爱德华案中,最高法院援引1913年联邦法确认:为债券支付的溢价额在债券持有期内不能被购买者摊销,溢价额只有在债券贴现时才被用来确定损益。该案被认为是联邦规则的依据,该规则认为无论是债券的折价还是溢价都不能被购买者摊销。

这一理论在税务申诉委员会的以下文字中详细阐述:“原告承担区分纽约人寿保险公司诉爱德华案中法院判决与该案中诉讼程序的责任。该案援引如下理由:该案中涉及到1913年税法中的规定,该规定要求申报收入必须是在现金收到或支付时,而1921年原告的申报却是以应收应计制记帐的。然而,我们认为在债券转让或贴现前购买债券时的折扣或溢价不属于利息。在债券转让或贴现前,我们无法确定该数额,而这一数额是持有人实际上将要实现的数额。以低于票面的价格购买债券时的折扣与利息这种固定支付和周期增长是不同。接受折扣的权利或者债券成本与其票面价格的差额在事前是无法确定的,因为债券可能以高于或低于其成本的价格出售,或者是因为大部分案件中的债券在到期日之前贴现的数额与该债券的票面价格不同。这种折扣不是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获得,而且对于债券的持有人而言,不论它是附加利息还是收入的分离项目,它都不是一种收入。如果有区别的话,对这种折扣的分期付款方式仅仅是在债券出售时未实现的理论上的价格增值。它甚至不是指实际的价格增值,因为债券的市场现价可能高于或低于债券的成本,该成本随着先前的折扣的摊销而调整。

根据大量案件中法院所主张的收入的定义,原告因为折扣的摊销而每年记录的债券数额和相应的收入增长额并不是一种收入。而对于以高于票面价格的溢价方式购买的债券而言,该逆命题也是对的。事实上,从这种债券中获得的利息并不会因为溢价摊销而每年支付的费用而减少。原告可能将这部分利息当作是溢价摊销而每年扣除,这一事实并不会减少因债券积累而产生的实际利息。基于上述目的而每年的扣除额并不构成债券的实际损失的一部分,这也正如法院在纽约人寿保险公司诉爱德华案中所指出的那样。

该条款却存在大量的不足之处。(1)它的实践结果与持有大量债券的纳税人的会计实践是相冲突的。(2)委员会在随后的文件中所引用的抵押贷款折扣与它直接相冲突。(3)当这一理论用于折扣发行时,与发行公司折扣发行时被允许摊销这一事实不相一致。(4)该条款清楚的认识到折扣和利息之间的基本的差异性,如同随后所看到的,它与免税有价证券的折价发行的规定是相冲突的。

债券折扣与其他证券折扣的方法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十分明显的。这可能来源于以下事实,即在早期的银行折扣案件中,到期日的票据都是无息票据,从而在实际上无法避免折扣代表利息这一事实。而,在债券案件中,折扣几乎总是指除固定利息之外的利息。较之长期证券的折扣,人们更乐意将短期证券的折扣当作是利息,这种观念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尽管人们由于考虑到贷款抵押,未试图区分长期证券和短期证券,但是这并意味着可以将二者等同。人们可能认识到:债券尤其是那些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债券的交易更加频繁,这也使得精确确定每个案件中代表利息的折扣的部分这一工作更艰巨。然而,之所以采取不同的方法主要是因为该债券是有息债券。如前所述,税法上诉委员会对票据案件中的折扣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的这一做法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很明显,这种区分完全是随心所欲的。(1)1000美元,一年期,以票面价格发行,且票面利率为2%的贷款,与(2)1000美元,一年期,以10%折扣发行,利率1%的贷款,以及(3)1000美元,一年期,以20%折扣发行,无利息的贷款,这三者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吗?令人奇怪的是,在上述区分中,(1)与(3)在实践中处理方法完全相同,而(2)情形却被认为是资本增长。如果这就是区别,那么,它是否可以同时应用于债券和票据案件中,或者,如果能同时应用,它是否可以区分债券和其他证券,而很明显,这是毫无根据的。

票据案件和债券案件中所要表达的意思与在一个案件中证券是有息的而另一案件中则是无息的事实这一唯一的基础是不一致。因为债券可能以低于或高于成本的价格出售,所以获得折扣的权利在事前无法确定;或者,因为它不是一种固定的且呈周期性的自然增长的费用,所以折扣与利息不同;以及摊销折扣并不必然反映市场价值的变化,很明显,这些事实在无息证券的案件中也同样适用。另一方面,无息票据的折扣与利息相似,它是时间流逝的价值,同时随着到期日的临近,票据的价格一般会增长,这些事实在无息证券的案件中也同样适用。

如果在联邦实践中,仅仅只受到不严厉的复查和说明的管制措施的限制,那么在实践中就不可能遭受到不恰当的待遇。如果联邦规则没有发展,那么州也不可能自主地采取与之相同的规则。然而,这些规则是否如此令人讨厌,以至于州宁可以造成联邦规则与州规则不同的混乱局面为代价而拒绝适用它们呢?我们仅仅只谈及债券,同时假定对证券进行了清晰的分类,那么则存在一些赞成采取联邦规则的因素。

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下,基于税收的目的,我们在计算折扣时通常会考虑债券的折扣。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仅仅是关于以下两个方面:(a)哪些特殊的年份的折扣应当被予以考虑,(2)当折扣被考虑时,它是被当作利息还是已实现的资本增长。

如果纳税人被允许摊销折扣,那最主要的原因是折扣被认为是一种利息。该理论被适用于在市场上折价购买债券远比适用于折价发行要困难的多。

算起来至少存在以下三种类型。(1)因为债券折价发行,所以在纳税人购买的时候,市场价格低于票面价格。同时,市场价格与发行价格不同,而是与证券的剩余年限成比例,例如,10年期,票面价格为1000元的债券以950元折价发行,五年后,纳税人则以975元购买了该债券。(2)市场价格与发行价格不同,无论后者是平价发行还是折价发行,因为从发行日以后,可比较的债券的利率呈现起伏,例如上文提交的债券在发行五年后被以960元的价格出售,就是因为该利率已经上升了。(3)市场价格与发行价格不同,无论后者是平价发行还是折价发行,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债务人的经济能力暴跌,例如,10年期,1000元的债券平价发行或者以950元价格折价发行,而五年后则以500元价格出售。

除非在每个案件中,不论大小,折扣都可以摊销,否则,确定折扣的那一部分可以被允许摊销,可能涉及到大量的工作。可能人们认为:确定市场价格的所有因素也可以用来原始地确定发行价格和利率,因此,购买者应当被允许将任何折扣都当作可予摊销的利息。然而,很明显,这类观点是很站不住脚的,因为,在考虑合法交易时,原始发行的1000元的债券被定价为500元的事实并不是普遍存在的,以至于使得投资者将它当作是确定有效利率的交易。低价格债券的市场购买者显然将他期望的或获得的大量的利息看成是理论意义上地资本价格的增值,而非一般意义上地利息。再者,即使是所有的折扣都被允许摊销,在低价格的形势下,一项一般原则,即纳税人不能以合理方式获得的计息项目都是不恰当,会导致大量的问题产生。

(1)仅仅允许折价发行的摊销,(公共债券正是这样的,这在以后会讨论到。)或者(2)允许摊销一定数额的折扣,该数额不能超过纳税人的购买价格且是任意确定的一个百分比——据说是8%。以上两个观点都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两者都没有遵循已被人们接受的会计实践;两者也都没有考虑到每个案件中代表的利息的折扣范围;两者同意也没有消除现在实践中存在的不协调;两者中的任何一方都可能导致记帐和行政实践中的大量困难。

以上的考虑多少有些支持行政实践的不一致的形势,而州政府可能也会遵循联邦的政策直到法律有明确规定。如果在联邦案件中没有明确地赋予所有论证以合法效力,那么州政府完全有理由这么做。剩下的仅仅是,在我们的法规下,实践的一致性是否能更加完善。

州法律中有如下规定:“纳税人的净收入应当按照该纳税人经常用于记帐的会计方法来计算,但是这种会计方法在收入与扣除方面应当保持一致。但是如果在某一案件中,这种方法没有清楚地反映收入,就应当按照委员会成员的意见采取能够真实地反映收入的方法来计算。除非与本文的背景和意图相反,否则将遵从联邦那些行之有效的实践。尽管这可能没有包括正在考虑的精确的内容,但是它明确地表明支持一致性这一一般原则。”

税法同样规定,在财产处置时计算损益,必须以成本为基础。很明显,不赞成对折扣可以摊销的这一决定并没有违背该条款的规定。

剩下的问题是,在州法令中自然而得的折扣被看作是来源于总收入的扣除额,而这一事实是否必然赞成摊销。支持以上观点的论据如下:除非折扣是可自然增长的,从而成为总收入的一部分,否则对于自然而得的折扣,是不存在扣除额的;我们也不能认为该条款是没有目的。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该条款的立法目的仅是确保自然而得的折扣将不被征税;如果遵从联邦实践,在我们认识到以前,折扣没有被计算进总收入中,那么,很明显,折扣是不会被扣除的;同时,在与银行折扣和将折扣看作利息的有关案件中,都曾恰当地适用了该条款。

由于否认摊销折扣的权利而导致纳税人上缴的总税额与承认该权利时的总税额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在州规则中没有在联邦规则中那么不同。而这一结论没有提及联邦利率大大超过了州利率这一事实。无论是在那一部法律中,在整个证券持有期内,允许摊销是不可能改变任何类型的总的应税收入额,因为任何摊销都在证券买卖时被用来减少利润或增加损失。无论是在哪一部法律中,假定其他收入不变,由于利率的一些累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已缴纳的总税额是变化的。例如,将一年的全部折扣看作是收入可能会使纳税人处于高息的境地。然而,在联邦法律中,折扣被看作是已实现的资本价格增长额这一事实引起了更进一步的变动;只要我们在已实现的利息和已实现的普通所得的处理方式一致,那么,当收益属于法律上定义的资本收益时,就如同票据案件中一样,就会产生本质上的差异。

对比之下,州法律在处理方式上只存在一个方面的差异。州立法中的一个限制就是只有证券持有期少于二年的证券买卖的损失可以从证券收益中扣除。而在其它情形下,资本损失可以从普通收入中扣除的,而资本收益是普通收入的一部分。

州法律和联邦法律的差异还包括以下方面。对于在1913年3月1日之前以折价方式购买的债券,到这一日为止,其市场价格在联邦实践中成为计算损益的基础。而在州法律中,1913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在1921年1月1日前取得的财产的实际成本可以确定,这一州法律中的有效日期,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对纳税人在这一日前发生的市场价格的增值未予免税,这会产生对其合宪性的质疑,这并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但是从现在存在的证据来判断,这是合乎宪法的。

B 以溢价方式取得

如果纳税人以1050元认购或在发行后购买1000元的公司债券,在那些年份内,这50元溢价额会计算进其应税收入?

上述的讨论和已引用的权威论述已经清楚地表明,联邦实践中关于债券的折价的规则同意适用于证券的溢价。债券认购者或购买者都不允许摊销,在计算应税利息也都不会予以考虑。在计算纳税人应税收入时引入折价额或溢价额之前,纳税人只有等到债券出售后(才能摊销)。这与发行债券的公司在处理方式上不同,对发行公司而言,其所得的溢价额都可以摊销。

在纽约人寿保险公司诉爱德华案中,纳税人——一家大的保险公司为了寻求法院支持该公司摊销其所持有的债券溢价额,主张会计实践中是允许摊销的,且这也与纽约管理保险公司的法律保持一致;同时,这在信托资产的案件中也是得到了法院的支持;也只有仅涉及到溢价时,实际的利息收入才能被确定。然而

法院声称:“除了增值额等于持有期内的持续实际损失额,否则是不允许扣除的。很明显,没有实际的且可确定的损失发生。所有的证券在价格超过其成本时可能会被出售掉。只有在证券出售或贴现后,我们才清楚投机的结果。”至少有一个州法院采取相同的看法。

前文提及的与折扣有关的已考虑的因素证明州遵从联邦规则是明智的。在这里,我们得承认在某些时候溢价也是必须考虑的。如果一十年期,票面价格是1000元,原始认购者以1050元购买,五年后以1040元出售。那么在联邦规则中就会有10元(1050-1040)的损失。如果允许摊销,那么应当在1025元的基础上扣减,这将会有15元(1040-1025)的收益。则在25元总摊销扣减额与15元最后收益之间的差额10元就是净损失。现在唯一争论的焦点就是损益的要件和特征;根据上述解释可知,后者在州法律中远没有在联邦法律中那么重要。

也许,对实践的考虑在溢价案件中无法象在折价案件中那样强而有力地支持联邦规则。基本上,只有债券或票据产生的利息的利率远远高于安全证券以票面价格出售时产生的利率,债券或票据才能溢价支付;而这对于原始认购和购买都是适用的。还存在其他的因素可能影响价格,例如,将债券以潜在有利的价格转换成其他证券的能力,或者在到期日之前升水贴现的可能性。然而,这些因素在现在并不平常;没有什么因素可以象债务人丧失偿债能力这一因素影响折价那样,去影响溢价。在大量的案件中,溢价都被当作主要的控制的因素予以考虑,如果不排除可比较的证券的利率,而这从逻辑上将会导致除了不普通的案例外都允许摊销。然而,与折价相比,行政机关可能更加方便这一论断不能证明违背联邦规则是正确的,尤其是后者对行政官员更简便。州法律中并不存在一条与“累积的折扣”条款相类似的条款,而这一条款提出了不赞成溢价摊销这一问题。

主张遵从联邦实践仅仅是为了行政管理当局的简便和实践的一致。随后可以很清楚的,笔者并不赞成法院的观点,即溢价额与利息之间没有关系,从而溢价额从来就不能成为确定有效利率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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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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