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典范”的破产:中美战机交易秘闻

最初阻止法国幻影2000进入中国的是美国人,但是与70年代出于担心而采取的外交行动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因为美国过于热情地向中国推销他们自己的武器。正是美国突如其来地向中国表示,愿意提供最新技术装备而且几乎不计报酬,使北京暂停了引进法制战机的工作。

不可否认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一直以幸灾乐祸的心态,注视着中苏两国走向分裂。实际上这些西方政客们,一直在设法减轻强大华沙条约组织集团的武装力量对西欧的压力。最佳的方案就是将中国纳入西方阵营,将冷战的战略前沿推进到前苏联从中亚到远东的陆地边境。珍宝岛事件后,前苏联不得不抽调部队部署在中苏边境,防止事态的恶化和扩大。西方情报部门声称这场冲突使得前苏联将近80万军队被拖在了中苏边境。这使得西方政客感到欢欣鼓舞。

1978年北京对河内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使华盛顿的鹰派分子感到兴奋不已,政客们兴致勃勃地讨论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第16个盟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后对前苏联形成的巨大优势,这不仅仅是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从心理优势上更是如此。由西方武装的中国军队与前苏联军队的对抗,美国的鹰派一相情愿地认为,美国将从中国和前苏联的对抗中获益。

实际上这些西方政客们根本没有领悟到的是,中国与前苏联的矛盾远未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特别是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在重回理性和正常发展道路后,如何确保国家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获得发展,以进一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才是北京放在首要位置的头等大事。前苏联在经历了与中国敌对的20年后,也开始重新反思自己作为“老大哥”时过分霸道的政策,对中苏关系所造成的损害,以及如何弥补双方这些年来所造成的不信任感。

但是西方的某些政客并没有真正了解这一点,他们一相情愿地认为通过武装中国军队,就可以将中国拉入他们的反苏阵营。那一时期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中的一位知名人物,后来曾在克林顿时代任国防部长的威廉?佩里,鼓励中苏对抗的积极倡导者之一,对于如何有效的利用中国这个“新伙伴”以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强大的武装力量,引导到与前苏联对抗的第一线并加以充分利用有着相当独特的见解。

1985年秋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从五角大楼获得了一份情报表明,华盛顿计划大规模武装中国军队,并帮助北京实现国防现代化。在这一份由佩里和五角大楼里的一些有影响的重量级人物起草的“大武器库”方案中,美国军方列出了一份长长的计划单,涉及到空中早期预警系统、电子侦察机、空中加油机、大型运输机、高性能歼击机和以“爱国者”导弹为主的地面防空系统。在中国建立重型坦克和大口径火炮的修理厂和武器储备库也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环。

按照威廉·佩里的设想,美国以近乎无偿的方式,向中国提供现代化的军用飞机并帮助中国建立一整套的早期电子侦察系统。这一系统将与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和五角大楼相连接,这样沿中苏边境部署在中国境内的E-3早期空中预警机,就可以将前苏联腹地500公里内的一举一动,随时呈现在北约最高统帅的眼前。这些飞机平时就交由中国空军保管与使用,这样前苏联就没有理由对出现在中国上空的美制预警机做出反应。而在战时这些飞机将作为美军太平洋战区侦察和预警指挥系统的一部分,这样就使美国的作战基地从日本、韩国前伸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辽阔的疆域内。

同时美国人还将帮助中国改进和翻新其国防工业,包括在中国建立重型坦克和自行火炮的工厂和储备基地。这样一旦有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美国就不用把他们的重型装备从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本土运到亚洲地区,他们可以轻易地用C-141大型运输机,甚至波音747这样的民用客机,将成千上万的士兵在最短的时间内运送到中国。轻装而来的美军士兵直接驾驶着储备在沈阳、北京、太原、西安、武汉和上海等地区由中国士兵看守的大型武器装备投入对苏作战。因为在此之前,已经在上述地区建立了这些武器装备的组装和维修基地。这样就不用担心作战部队的后勤补给问题。而使用美制武器的中国军队则可以轻易的与美国军队建立联合作战司令部,在美国人的指挥下参与对前苏联的军事行动。

交付给中国的空中加油机首先以上海和青岛为基地,为美军的作战飞机进行不间断的空中加油,使之在战时可直接从日本或韩国的基地甚至美国本土飞往战区。在进入中国领空后,美军歼击机还将获得沿黄河以及长江一线部署的空中加油机基地所提供的支援。而在这一线建立的大型空军基地也将对美军开放,这些基地将是按照北约标准修建而成的。与此同时美国将向中国的飞机和武器制造厂发放生产许可证,以使他们按照美国的标准生产美制作战飞机和武器装备。这样当美军飞机抵达中国本土后将不用担心后勤和补给问题。遭受战损的飞机将获得最快速度的支援,而不用再将飞机送回到日本或美国本土修理。这无疑将有效扩大美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作战实力和攻击范围。对于这一点美国是有丰富经验的,佩里特别指出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空军就是利用在中国的基地对日本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大规模轰炸,并取得相当的战果。

在中国空军获得F-16“隼”空中优势歼击机和AH-1“眼镜蛇”武装直升机的同时,在四川成都的飞机制造厂和位于江西的昌河直升机生产基地,将在美国的帮助下建立一整套的飞机和发动机组装生产线。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以上两个生产基地距离中苏边境比较远,有足够的战略缓冲地带。这样美国人可以放心大胆地将他们的现代化飞机生产线部署在这一地区。在美国帮助下建立的航空工业中心不但将为中国空军服务,还将成为美国空军的大型零备件生产供应基地。这样美国人就可以在前苏联的南翼,构建一条坚固而可靠的前进基地,从这里与巴基斯坦到土耳其再延伸至欧洲形成对前苏联的战略包围圈。

使用美式歼击机的中国空军,并不担负对前苏联的空中打击任务,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只允许向中国提供F-16这样的轻型多用途歼击机。这些歼击机的主要用途将是保护为美国人提供情报的空中预警机和设置在中国境内武器储备基地,使之免于前苏联的空中打击。尤其在美军将他们的士兵大规模空运中国的时候,这些F-16将为保护美国运输机而在中苏边境建立一道“猎隼走廊”。这样美国既保证了自身的安全和需要,也间接限制中国空军的实力。因为美国已经向日本提供了更为强大的F-15大型远程歼击机,类似F-16一类的轻型作战飞机,也无法对台湾造成严重威胁。由此可见,在佩里设计的这套方案中,不但考虑到如何充分利用中国的资源与力量,也考虑到了如何有效限制中国的实力发展。

前苏联领导人是以极其沉重的心情审视着这一事态的发展的,无论是克里姆林宫还是阿尔巴特军区都非常清楚,一旦中国接受西方的这一诱惑,将对远东地区的力量对比产生何种影响。力量的天平将被打破,莫斯科将不得不面对自斯大林以来一直试图避免的,在美国的帮助下武装到牙齿的,对前苏联充满敌意的中国武装力量的崛起。前苏联领导人的直接反应是将RT-21M“Pioner”中程导弹部署到了远东地区,并加强了在阿富汗和越南的渗透。


寻求和解之路

最坏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无论是西方还是前苏联的领导人,都低估了中国政府捍卫国家主权与独立的决心。对国家和民族有着高度责任感的北京当局,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华盛顿这一将中国变为其半殖民地性质军事反苏前哨的建议。虽然在当时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因为所谓的“三大障碍”而暂时无法获得突破,但也绝对不会为他人火中取栗。

必须考虑到的是,当时中国军队尚未结束对越南的军事行动。而前苏联军队也依然在阿富汗的山区与反苏武装进行着坚苦卓绝的战斗。即便如此,中国领导人依然拒绝了美国发出的加盟反苏阵营之请贴,这说明北京的领导层是以深谋远虑的高度国际政治眼光来看待问题的。经过文革考验的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在以更加务实的态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他们首先考虑到的是国家的长远利益,而不会像某些国家那样只为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而出卖自己。中国领导人完全是在以世界级的大国心态处理国际政治关系。

遗憾的是莫斯科是在相对较晚的时候,才察觉到北京在外交上的这一重大举措,这对莫斯科改善中苏关系的决心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1986年一个中国空军的高级代表团,在结束了对包括法国在内西欧国家的友好访问后,归国途中应邀访问了莫斯科。在中国客人抵达之前,莫斯科已经通过特殊渠道获悉,在这次访问中,法国政府原则上同意向中国提供一批幻影2000C歼击机用于测试和评估,已使北京最终决定是否采购这一型号。在此之前印度已经同意采购40架这一型号的飞机(实际上幻影2000,在日后一直作为俄制战机在印度和中国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

在与中国客人的会谈中,苏方代表空军中将马罗科夫,直截了当地提出前苏联政府和军队期望恢复和加强与中国在防务方面合作与交流的意向,并愿意向中国出售所需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包括歼击机和导弹系统。马罗科夫中将对来访的中国贵宾表示,北京最近从中东国家获得了一些相对陈旧的米格-21MF和米格-23MS飞机。莫斯科非常清楚中国方面是想在这些飞机的基础上,发展新一代的作战飞机或者对飞机进行分析以获得所需的技术,实际上中国同志完全可以通过正常渠道,从我们这里获得所需要的一切。

既便在1969年边界冲突后不久,莫斯科照样批准了用于新型战舰的汽轮机锅炉以及米-6和米-8型军用直升机的出口。在爆发中越边界冲突以前,还向中国出口了“立方体”导弹系统。这种导弹因为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大显身手,而被国际军火商称之为“萨姆铁拳”。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在关系相对紧张的时期都保持着一定的军事交往,那么在两国关系逐渐恢复的情况下,就更没有理由为两国之间的军事交流设置人为的障碍了。特别是作为苏制装备的传统使用者,中国飞行员在这些方面不应存在任何技术问题。

马罗科夫中将建议向中国出口比较成熟的米格-23MLD截击机和新型的米格29得国家的出口许可。同时米格-29也是在那一时期唯一获得前苏部长会议军事工业委员会出口许可的第四代歼击机,米格-31和苏-27一直到1990年以前都不在莫斯科的出口名单上。苏方进一步提出,愿意向中国派遣专家帮助建立包括发动机在内的米格-29的配套生产线。当然这一切取决于中方自己的需求和意愿。

马罗科夫中将还邀请中国客人参观了位于莫斯科郊外50公里处的空军航空技术装备展示中心(机场在库宾卡),这个机场早就享有空军样机展示“卫戍部队”的美誉。在那里,中国客人第一次通过自己的眼睛,而不是西方的杂志和图片,看到了闻名天下米格-29歼击机和一些其他型号装备,苏方这一积极举措使中国代表团认识到,莫斯科是以相当真诚地态度来对待两国关系的新局面的。中国客人仔细考察了米格飞机,甚至亲自坐进米格-29座舱感受一下新型战机,并对该机的性能赞不绝口。

事物的发展总需要一个过程,在库宾卡发生的事情,很快就惊动了某些上层人物的神经。国防部总干部部长、原远东军区司令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亚佐夫大将(8.19政变时任前苏联国防部长)亲自打电话给总参谋长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询问外界流传的向中国出口最新米格战机的消息。考虑到远东军区多年以来作战对象的想定情况,亚佐夫的惊讶也是情由可原。前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前苏联国防部军事监察和总监团顾问、曾任驻越总军事顾问的盖纳吉?伊万诺维奇?奥巴图罗夫大将则坚持认为,既然莫斯科为了恢复与北京的友谊将提供米格-29这样最新锐的歼击机,那么也应该向河内提供同类型的装备(这一提议在俄罗斯时代得到了贯彻)。

向中国出售新型战机的提议无疑获得了阿赫罗梅耶夫元帅的支持,考虑到阿赫罗梅耶夫与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阿赫罗梅耶夫元帅长期以来协助后者在军队中推进改革,并成为后者的军事顾问的这一事实。可以认为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是这一“米格外交”的策划者,这也是这位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来的前苏联总统所做过的为数不多的有意义的事情之一。


和平典范


除此之外,对中苏之间展开军事合作的消息倍加敏感的就是美国人。在获知莫斯科打算将最新式的米格歼击机出售给北京后,里根政府立即派遣了他的国防部长温伯格前往中国。在北京温伯格极力劝说中国政府不需要恢复或加强与前苏联的军事合作,并允诺将加快关于改进中国歼-8歼击机的谈判。

关于歼-8歼击机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发展这一型号的目的,是用于拦截前苏联前线航空兵的米格-25MR高速侦察机和图-22M“逆火”轰炸机。实际上歼-8飞机在研制之初,是为了拦截美国的U-2高空战略侦察机,当时美国人通过部署在台湾的U-2飞机肆意入侵中国大陆的重要敏感地区进行侦察活动。虽然中国防空部队使用S-75导弹系统连续击落了多达5架U-2,但U-2的侦察入侵活动依然持续了很多年。由于中苏分裂而缺乏足够防空导弹的中国空军对此根本束手无策。因为中国认为有必要发展一种能够在两万米高空飞行和作战的截击机。

歼-8飞机在某种程度上类似米格设计局的E-152截击机方案,就是在米格-21的基础上加以简单放大后,增加一台发动机,使之具备更远的航程和更高的飞行高度。前苏联国土防空军在1962年选择苏霍伊设计局的苏-15截击机,作为替代苏-9的下一代轻型截击机。中国空军在1959年考察过苏-9截击机,当时中国空军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拦截美国空军飞得越来越高的高空侦察系统。而苏-9较米格-21更适合执行这一拦截任务。问题是如果引进苏-9,则中国空军必须更新其整套防空作战体系,而且前苏联本身也未能完善苏-9的自动拦截作战模式所需的防空指挥和侦察系统。

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楚中国歼-8飞机的定位问题。由于中国在50年代后期将国土防空军并入空军(俄罗斯直到1998年才完成了空军与国土防空军的合并任务),所以中国没有对截击机和歼击机的发展加以明确区分。同样的,中国空军的飞行部队也没有类似前苏联空军和防空部队中前线航空兵和国土航空兵的划分。可以这样认为,在中国空军获得苏-30一类的大型多用途歼击机以前,中国歼击航空兵部队所担任的任务,就是类似前苏联国土防空军所属防空截击部队所承担的一样。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采用类似米格-19(歼-6)和米格-21(歼-7)这样的前线歼击机,来完成诸如苏-9和苏-15这样的专用截击机才能胜任的国土防空截击任务,可以想象对于中国这样拥有辽阔疆域的国家来说是多么的困难。

也正是因为如此,可以理解中国在其相对薄弱的航空工业基础上,利用米格-21这一当时唯一可获得的技术来源发展一种相对大型的截击机。但是歼-8飞机的发展一直不是很顺利,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缺乏独立研制复杂的大型技术兵器的经验和工艺技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冲击,使歼-8飞机在1965年就完成了首飞的情况下,到1980年才勉强通过了中国军事工业决策部门的审评。在同一时期,前苏联已经完成了米格-29和苏-27等四代歼击机的前期发展工作。

中国航空工业部门在1982年在英国马可尼公司的帮助下发展了F-7M出口用歼击机,该机是在歼-7II的基础上换装西方先进技术改进而成的。发展F-7M的目的也是为了武装巴基斯坦空军(PAF),后者期望用美制F-16和中国的F-7M构成高低搭配模式对抗老对手印度空军装备的米格-23和米格-29歼击机。这样美国的格鲁曼公司也进入到改进F-7的工作中来。美国人将这种在米格-21F-13的基础上发展的中国歼击机进行全面的修改。就如同他们在F-5E的基础上发展了F-20多用途歼击机一样,大幅修改了气动外形并采用GE公司F404涡轮风扇发动机和威斯汀?豪斯公司AN/APG-66雷达的F-7PG“军刀II”多用途歼击机成为当时中国成都飞机生产联合体与美国格鲁曼公司之间的一项独立合作计划。

这样转回到歼-8飞机的问题上就更加清楚了,前面已经提到过歼-8本身就是歼-7(米格-21F-13)的双发放大型号,既然可以在歼-7的基础上,开发出“军刀II”这样的现代化改进型,那么歼-8飞机也可以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发动机进行类似的现代化改装。尤其要提到一点的是,在整个80年代美国情报机构一直极力渲染所谓前苏联战略侦察机定期飞越中国东北和华北敏感地区的消息,这促使中国领导人确信他们需要一种现代化高空高速歼击机捍卫自己的领空。采购幻影IIIE和幻影2000歼击机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拦截类似的战略性目标。

了解到莫斯科准备提供新型米格飞机的消息后,美国人加快了与中国进行军事合作的步骤。这是在“大武器库”方案被北京否决后美国又一次主动提出的军事合作计划。在此之前北京刚刚否决了美国提出的,向中国出售F-16/79的同时向台湾提供F-20“虎鲨”以替换陈旧的F-5E“虎II”歼击机的提议。而美国也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引进PW-1120发动机的要求,这种发动机曾经装置在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IAI)发展的Lavi“少狮”歼击轰炸机上。美国怀疑以色列人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将利用美国技术和资金发展而来的Lavi转移给中国,从而威胁美国F-16和F-18的市场。

由于北京在台湾问题是不可妥协的态度,使双方在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的问题上产生了隔阂。但是莫斯科积极推销米格-29的消息迫使华盛顿主动出击,从而避免中苏快速和解的局面出现。1987年时,美国里根政府正式宣布中美两国建交以来最大的一笔武器交易,“和平典范”计划投入实施。虽然当时美国自己的战略侦察机不时侵犯中国的领空,但华盛顿还是宣称进行“和平典范”的目的,是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需要一种新型歼击机布置在中苏边境以抵御前苏联轰炸机对其领空的侵犯”。计划包括50套机载雷达及火控系统和5套备份,总价值5.5亿美元。

最关键的雷达系统对于中国的歼击机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美国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为中国战斗机配备雷达的原则是既要解决中国空军全天候作战和拦截低空目标的能力,又要防止中国掌握美国的技术情报。编号为PRCF-8II的AN/APG-66(PRC指中国,F-8II指飞机编号),基本上相当于已经装置在出口到巴基斯坦F-16A/B Block15批次上的雷达水平。同一型号的雷达也被建议用于“军刀II”项目。考虑到***堡和北京固有的亲密关系,华盛顿非常清楚任何技术装备只要交付到巴基斯坦人的手中,也等于交到北京的手上(最近美国批准向巴基斯坦提供F-16C/D Block50/52歼击轰炸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中国的歼-10飞机具有美制飞机的同等品质)。

实际上整个的“和平典范”计划不仅仅是提供几十套机载雷达和火控系统那么简单,为了打消中国引进米格-29和幻影2000的兴趣,美国人提出的改进方案较早先的“军刀II”更加彻底和完善。按照格鲁曼公司(中方在一开始就选择了该公司作为总承包商)所提出的计划,“和平典范”的关键在于对歼-8系列中的最新型号,采用两侧进气道布局和具有装置大口径雷达空间的F-8B进行整体的性能提升。除了装置AN/APG-66雷达和美制航电及火控系统,F-8B将换装F404发动机并对机身进行大的修改。F404是美国海军F-18“大黄蜂”歼击轰炸机的标准动力装置,中国一直希望获得类似的中等推力涡轮风扇发动机用于设计中的新型战斗机。

“和平典范”的一个关键所在就是增强F-8B飞机的空中转向能力,以提升其机动和敏捷性能,在这方面F-8B甚至不如后期的F-4“鬼怪”歼击轰炸机。另一方面将飞机的载荷提升至4000公斤,由于F-8B在设计上有严重缺陷,结构也非常的不合理,所以飞机的最大武器载荷仅2500公斤。经过性能提升后的飞机具备挂载美制AGM-65“小牛”空对地导弹的能??舰导弹。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使F-8B可以发射美制AIM-7M“麻雀”中距空空导弹。使之可以攻击视距外的空中目标并具备上视上射和下视下射能力。这正是中国空军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由中国自行开发的歼击机都不具备这一能力。最初的两架飞机由中国沈阳飞机联合生产体制造,飞机系统的安装,检测,测试及试飞则由格鲁曼公司在纽约长岛的比斯派格工厂内进行。

为适应机载火控系统,对F-8B的座舱也进行了改动。最明显的变动是换装了新型平显和多功能显示器,而此前中国歼击机只有常规仪表。部分装备有雷达的歼-5甲和歼-6甲歼击机也只有简陋的L显示器,飞行员需要通过辨别回波光斑找出目标信号。在历次防空作战中,这些歼击机雷达效能极其低下。而改进后的F-8B能将自动分辨目标信号,将其以标志形式投射到13×9度的HUD平显或多功能显示器上。与多功能显示器相似,HUD显示内容包括火控系统信息和雷达信息,飞行数据和机动能量管理信息包括空对空瞄准时显示雷达目标截获指示符号、瞄准光环、导弹的最大和最小发射距离、瞄准操纵点、弹丸示踪线(热线)和飞机速度矢量(vv)等,在空对地瞄准状态显示使用各种空对地武器的攻击画面。多功能显示器MFD是一种高分辨率、高亮度的电视/光栅显示器。由于采用了先进的CRT技术和光学滤波技术,使得即使在直射阳光条件下也能产生清晰、对比度好的显示图象,MFD除了可以作为垂直情况显示器VSD。字母和表格显示器及用于电视等空地制导武器。

由于航电系统的完善和扩充,格鲁曼公司为F-8B配备1553B数据总线,这是70年代初出现的美国的军用标推,其作用就是将飞机各个分系统连接,以便于集中显示和管理。坦白的说,这项技术的应用已经超过了当时前苏联歼击机技术装备水平。在这一点上美国人确实走在了我们的前面。除此以外,F-8B还采用F-16的中央火力控制计算机,功能包括:空空机炮前置角和导弹发射区的计算。空地攻击计算武器弹道,弹着点,瞄准点和操纵指令。除了上述设备外和平典范其他设备还包括;大气数据计算机及数据库,外挂管理系统等。总之,“和平典范”计划改进后的F-8B技术和性能接近当时的F-16。美国人的打算是将其升格为能够执行对地攻击的多用途歼击机,这也是后来中国航空部门孜孜不倦地增加F-8B功能的原因。

1987年中方将2架F-8B飞机和一架1:1实体模型运抵比斯派格工厂,到88年双方完成航电系统的安装与测试。首架装置有美制航电和雷达系统的F-8B于1988年首飞成功,随后飞抵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进行全面的试飞。到1989年完成第一阶段试飞任务的时候,该机依然采用的是中国自己的发动机。这是因为美国方面发现,F-8B在设计之初所采用的细长机身布局限制了F-404这样高性能发动机的装机使用。如果要为F-8B装置F-404则必须对机身结构和布局进行更大的修改。即便如此,美方经过试飞后认为改进后的F-8B作战能力已经达到了当初美国打算提供给中国的F-16/79的水平。

但是对于中国方面来说,仅仅提供航电和雷达系统并不能从整体上提升中国航空工业的水平。就在与美国联合改装F-8B的同时,与前苏联就引进米格-29和RD-33涡轮风扇发动机的接触也始终没有停止。虽然1987年的红场事件造成前苏联空军和防空部队上层结构的大变动,但是向中国出售新型米格飞机却作为一项任务并受到各方面的关注。1989年戈尔巴乔夫对北京进行了国事访问并与中国领导人进行高层会晤,从而宣布中苏和解时代的到来。这也为两国间进行各个领域的合作打开了方便的大门。

与处心积虑的美国人相比,莫斯科在提供先进技术和装备方面要开明也方便的多。前苏联也非常了解中国的需要和其感兴趣的地方,毕竟中国的航空工业是在前苏联的帮助下建立的。有关提供RD-33发动机的谈判在一开始就是以开诚布公的态度进行的。苏方表示愿意在各方面的情况下进行合作,包括采购飞机和发动机或者单独购买发动机以至引进生产许可证在中国生产。这是当时除法国外第一个愿意以无条件向中国出售先进航空动力系统,而且也不存在任何其他的附加条件。

就在同一时期,美国却因为政治原因单方面的中止了“和平典范”计划。与此同时美国还对中国实施全面的军事禁运一直到今天。这使中国领导人再一次感受到“背信弃义”的滋味,只不过这次换成了美国人。格鲁曼公司向中国政府表示,虽然美国政府正在实施对中国的制裁,但他们愿意继续进行这个项目。但条件是要中方增加2~3亿美元的投资,理由是需要改进的地方过多超出了原来的预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中止了该项目,而早先运送到美国的两架F-8B原型机和实验用1:1模型一直到1992年才交回到中国政府手中。可以说中国方面在花费了大笔的资金和数年的时候后却一无所获,这对中国航空工业和空军现代化进程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