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如何利用“排满”思想

辛亥革命是如何利用“排满”思想

胡汉民在总结辛亥革命成功的经验时,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主要有两条经验:其一是策反新军为“成功革命之重要因素”,其二即为“排满宣传战胜一时之思想者,实为根本之成功”。(9)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的宣传有来两个层面,一个是理性的层面,一是感性的层面。理性的层面主要用与知识水平较高之中等社会,其做法大抵是把西方传的民族主义理论于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辩”结合在一起,《民报》等革命喉舌与立 派的激烈论战的大快文章,都可以列出此类。但是下曾社会大多数都未曾受过教育,即令是少数粗识文字者也读不懂那些艰深的民族主义论著,因此对于中国大多数的民众而言,要想让他们明了“排满”民族主义之道理,使他们拥护“排满”革命,只有通过感性的文章,感性的宣传方可以收到效果。辛亥革命时期,在革命运动迅速高涨的时候,动员社会群众最为简便而且易于收效的方法还是民族感情的激发与民族仇恨的煽动,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非常严重的时期,这样的情绪煽动的能够在短期内收到很好的效果,感情的倾注往往胜与理性的诉求,所以任凭梁启超等如何大谈“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反而不如陈天华,邹容的“排满”小册更易于流传。更易于赢得人心。对于这点作为反对革命的杨宽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说:“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他又说:“排满革命之理由,各异其言,有曰报仇者,有曰争政权者……,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发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较益增也。” (10)因此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的宣传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宣扬中国“亡国论”,认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异族所得之中国。中国是汉人的中国,而满人不是中国人,自满族入关之时,中国便已经亡国,现在要恢复汉人国家,就必须将满人驱逐出中国的领土。孙中山在这方面的论述比较具体,他认为:“中国几千年以来,受到政治上的压迫以至于完全亡国,已有了两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 (11)在他看来,在中国只有实行汉人主政,才能算是中国,满人本是塞外东胡,是异种,异族,本不该入主中原。满州未建国前为中国的“羁靡州”不同于中国主权直接覆盖的领土,且未曾在明代取得中国的国籍,满族既不是中国人,清朝取代明朝,便非为一般意义上的皇室更替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为异族所灭。另一革命鼓动家说的更为露骨:“中国立国以来,皆吾汉人之本土。吾汉族生于斯,长于斯,聚国于斯,自有历史以来,数千年于兹。中国之上地,即吾汉族之家产物,而断不容他族盗袭之,以高距吾之主权也,中国自建国以来,蒙古时中国全亡,五胡辽金时中国亡一半,燕云十六州之割,中国之亡非亡,定于汉人之主与否。”所以章太炎在1920年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邹容在《革命军》中写道“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雷铁崖的《中国已亡之铁案说》中说的更为坦率和露骨“故夫中国之亡非亡,定于汉人之为主与否。历朝易姓而汉人不易,故中国不亡,若中国之君为异族,则中国决定为亡国,次直截了当之言,一见而解,无须援拒法理。”(12)因此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2,“刨清人种”,鼓吹满汉不同种,满族乃异族。邹容在《革命军》中专门列出一章,“革命必刨清人种”,认为“夫人之爱其种有,必内有所结,而外有所排”,他把汉族列为“中国人种”的主干,而把“满州人”列为“西伯利亚人种”蒙古族之一支脉。同时革命党人为增加汉族内部的凝聚力,并把满族异化为“外族”,他们大力黄帝轩辕氏为汉人之鼻祖,为中国人唯一的“始祖公公”,刘师培发表的《黄帝纪年论》中就明确宣告:“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为吾四百兆汉种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因此“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 (13)用以否认满族在中国统治,使满族的君主年号流于空文。在此前后,《江苏》杂志第3期刊登了《中国民族始祖黄帝像》,并公开使用黄帝纪年,稍后又有《黄帝魂》和《黄帝书》的出版,天才革命鼓动家陈天华编写的《猛回头》《警世钟》两个小册子,热情洋溢地歌唱黄帝“始祖公公”。


3,鼓吹清朝“暴政”和民族压迫和歧视,详尽地揭露其祸国殃民的深重罪行。如孙中山所言的满族乘“中国多事,长驱直入,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同盟会革命方略》中这样控诉满族“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 在这方面革命报刊做了更多的工作,其中作为《民报》临时增刊的《天讨》的火力最集中,影响也最大,《天讨》收有军政府《讨满州檄》,《普告汉人檄》,《四川革命书》,《四川讨满檄》,《江苏革命书》,《河南讨满檄》等文章,这些文章大多结合各地区,各阶层的实际情况,以其切身利害为引爆物,调动大多数人对清朝政府的憎恶和反抗,如《四川革命书》列举满清治蜀苛政有六,即征粮,抽税,镶夺,迫捐,虐杀,筑路,结论是“舍排满而外,决无自全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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