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林彪、习仲勋等研究的最新进展


2007年11月28日 08:02:40 来源:北京日报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10月15日刊发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之最新进展》一文,备受读者的关注和好评。许多读者给本刊编辑部来信或来电反映,他们对党史人物很感兴趣,希望能再组织文章对党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包括有争议的人物的研究状况,作些介绍。应读者的要求,本刊组织刊发此文,是为“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之最新进展”系列之二。 ——编者




黄克诚一个一辈子讲真话的人


有关黄克诚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不少成果,如《黄克诚大将》、《黄克诚军事文选》、《黄克诚与苏北根据地》、《黄克诚纪念文集》等,而《黄克诚自述》和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则是深入认识黄克诚的重要作品。《黄克诚自述》在第二版中增加的三篇讲话,即在庐山会议的发言,关于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关于林彪的评价问题,是深入认识黄克诚的重要资料。学者们对黄克诚的研究更多的着墨于他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刚正耿直、敢讲真话、以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表明自己立场的风范和品格上,李锐评价他“是难于遇见的真正共产党人、真正的人”。而黄克诚在庐山会议上的仗义执言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中坚持对毛泽东的科学评价,以及在对林彪进行评价时要求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更是为人们所称道。有学者这样评价黄克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有多少人屈从于权威、屈从于淫威,最终选择了说假话,真话几乎成了遥远的绝响。黄克诚作为一个“死不悔改”的直言者,终生与真话为伍,终生与真理为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写的人。


林彪对“林彪是被挟持出逃苏联”的观点进行了驳斥


对于林彪的一生,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地全部否定,而用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态度来研究。研究者大都肯定林彪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作用,尽管他犯过错误,但还是革命功臣,是著名将领,功大于过。《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聂荣臻回忆录》对此都有正面的记述。研究者对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定性,则是阴谋家和叛国者。在众多争论中,最能引起人们兴趣的是“九一三”事件。关于林彪的叛逃是主动的还是被挟持的问题,近些年来有人提出“林彪是被挟持出逃苏联”的观点。周敬青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林是知道出逃计划的,后期还主动参与了,至于说“林出逃返回遭拒”的说法更是站不住脚,有当时的禁空记录为证。关于林彪和江青的政治关系,赖诗逸做了系统考察,认为他们是为攫取最高权力的特殊合作关系,江青利用林彪满足自己的要求,林彪则借助江青的特殊身份,以实现其政治目的,他们之间不存在“谋害”和“被谋害”的问题。有学者还对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金春明认为,这一事件之所以会发生,究其根源是“文化大革命”推翻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原则、民主法制、党的领导、实事求是等一系列基本原则,导致拉帮结派、争权夺利公开化、合法化,整个国家陷于混乱的结果。黄卫平认为,更本质的原因是我国长期缺乏真正有权威的公开、透明、平等、民主、规范化、程序性的最高领导人更新换代的法治机制。


习仲勋 “向中央建议设立经济特区的第一人,对中国改革开放功不可没”


习仲勋“英雄一世,坎坷一生”,曾被毛泽东称为“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但又因“《刘志丹》小说问题”受诬。因此,有关他的研究,多见于他担任中共西北局书记时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西北做出的贡献,以及研究者对《刘志丹》小说案的探究。近年来,有关习仲勋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主政广东,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杀开一条血路”,推动广东设立经济特区,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有学者评价说:“习仲勋是向中央建议设立经济特区的第一人,对中国改革开放功不可没”。对此,美国学者傅高义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中评价道:当全国还笼罩着“文革”的阴影时,习仲勋就开始在广东扩大农村市场和开辟经济特区方面发挥作用。


周扬其人生沉浮可以说是“中国近当代文艺史和意识形态史的缩影”


于光远曾经说过,在中国近代、当代的文艺史上乃至整个意识形态的历史上,周扬是一位极具影响的人物,其人生沉浮可以说是“中国近当代文艺史和意识形态史的缩影”。近些年来,有关周扬的回忆和研究越来越多。上世纪三十年代两个口号的论争,五六十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八十年代意识形态的论争,成为研究的热点。李辉主编的《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王蒙、袁鹰主编的《忆周扬》,徐庆全主编的《知情者眼中的周扬》和《周扬新时期文稿》等,提供了当事人的回忆、研究者的观点和周扬本人的史料,格外引人注意。有关晚年周扬的研究受到关注。所谓“晚年周扬”,于光远认为,概括地说就是“文革”中周扬的思想发生了极大转变,而有些人不满意他的转变,对他进行打击。周扬的这种转变甚至被称为“周扬现象”。有关晚年周扬的研究,顾骧在《晚年周扬》一书中提出,周扬晚年“是他人生交响乐的一个华彩乐章”;书中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桩文坛公案有详尽的描述,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对晚年周扬,研究者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则认为周扬晚年并没有真正地忏悔,没有对胡风、冯雪峰、丁玲等人“发自内心的沉痛告罪”。关于周扬一生的评价,一些研究者认为是个“悲剧”,造成悲剧的原因,有人着重于时代因素,有人着重于斗争局势,有人着重于政治品格,有人着重于个人性格,有人认为在于他不幸承担了一项尴尬的历史使命,还有人认为在于他“仕途的雄心和文化的使命感”。


张国焘研究趋向客观


近年来,学界对张国焘的研究采取了比较客观的态度,摒弃了以往那种对其全面否定的做法。对于张国焘的评价,研究者一般都认为他既是中共的元勋,也是野心家和变节者;早期他曾与中国共产党同生死,对中国革命做出过很大贡献;后期他又与国民党为伍,背叛了共产党和革命,最终又遭遗弃。近年来,国内关于张国焘研究的代表作当推姚金果、苏杭的《张国焘传》。该书认为,张国焘的一生是成绩与错误并举、光荣与耻辱同存的一生。关于张国焘功绩一面,《张国焘传》肯定了以张国焘为首的临时中央常委会的功绩,指出了他与国民党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关于放弃川陕根据地问题,该传也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分析,一方面认为,张国焘对苏维埃运动失去了信心,才放弃根据地的。这是主观原因。另一方面又指出,客观原因是优势敌人的联合进攻、川陕根据地民穷财尽、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


陆定一其晚年的反思受到关注


陆定一长期担任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战线的领导。研究者谈论最多的是他对“双百”方针的贡献。龚育之认为,陆定一作为中宣部长的最大贡献,是“双百”方针的制定和对这种生动活泼局面的执著追求。他不仅是“双百”方针的参与制定者和权威阐释者,而且是这个方针的积极执行者。有研究者对陆定一晚年的反思进行了研究,披露了一些资料。比如,陆定一承认了自己在知识分子属性问题上曾经犯下“左”的错误,认为对知识分子属性的判断还是应该看他们为谁服务的政治态度,而不是世界观。对此,龚育之表示了相同的看法,认为在陆定一当年所犯下的“左”的错误中,最大的失误“是不赞成一九六二年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坚持只有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为此应该受到“更多地责备”。还有不少的研究者对陆定一的新闻思想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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