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经百战的巴图鲁

鳌拜,姓瓜尔佳氏,出生于一个武将世家,生年不详。伯父费英东在明万历十六年(1588)随其父素尔果投奔努尔哈赤,历任固山额真、“众额真”,天命建后金国前,位列五大臣之一。他英勇善战,曾被努尔哈赤誉为“万人敌”。鳌拜之父伟齐,系费英东第九弟,而鳌拜又是伟齐的第三子。鳖拜的二哥卓布泰、四弟巴哈、六弟穆里玛以及叔伯兄弟图赖(费英东之子),都是清初军功卓著的战将,在对明和对农民军的战争中效力甚多。但关于鳌拜五弟萨哈、七弟索山以及其他亲属的情况,历史失载,所知不多。

鳌拜一家之所以武功赫赫,当然是与当时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的形势分不开的。费英东一家投奔努尔哈赤的时候,正值努尔哈赤开始统一女真各部,并逐渐走向抗明立国的道路。不久以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年号天命,接着,他以“七大恨”告天,发兵攻打明朝的抚顺,揭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明清(后金)战争的帷幕。此后,历经开铁、辽沈、宁远、松锦、山海关等多次战役,先后击败了明兵,收蒙古、降朝鲜,灭亡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最终夺取了全国的统治权。鳌拜的前半生,就是在这样一段错综复杂、战火纷飞的历史环境中度过的。

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鳌拜尚未崭露头角。鳌拜的名字在官修《清实录》中首次出现,是在皇太极天聪六年(1632),鳌拜等人“自明界捉生还。获蒙古人五、汉人三十、牲畜三十二。上命即以所获赏之”。到天聪八年(1634)二月,鳌拜已成为“管护军大臣”,具体职衔是护军参领,即皇太极所领镶黄旗的巴牙喇甲喇章京,所以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征朝鲜时,称鳌拜为“内直甲喇章京”。

在崇德初年皇太极第二次征朝鲜的战争中,鳌拜显示出他勇猛无畏的性格,并从此获得了“巴图鲁”(勇士)的称号。就在攻下朝鲜京城之后,皇太极派硕托、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率军攻打皮岛。皮岛在鸭绿江口外,距朝鲜本土及中国大陆都很近,是一个战略要地,明将毛文龙曾据守此岛,使皇太极经常感受到威胁,因而对它十分重视,认为“此岛可比大城”。但硕托等进攻不利,皇太极又派阿济格前去增援。渡海之前,鳌拜向阿济格表示:“我等若不得此岛,必不来见王面!”于是他大呼奋力而上,“冒矢石直前搏战”,然后举人为号,引来后续部队,攻下了皮岛。皇太极对鳌拜的表现十分高兴,提升他为三等梅勒章京,赐号“巴图鲁”,加世袭六次,准再袭十二次。

以后,鳌拜在松锦之战以及入关后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屡立战功。崇德六年初围困锦州及攻克锦州外城时,鳌拜先后率护军击败明朝杏山、松山援军,并徒步攻克明军的步军营,因而从三等梅勒章京升为一等梅勒章京,准再袭十次。崇德六年八月,松山明军突围,被鳌拜率部击退。接着,鳌拜又迫击吴三桂、唐通、白广恩等明军各部,获得大胜。于是,崇德七年(1642)六月,鳌拜又升为护军统领,即巴牙喇纛章京,实际相当于都统,即固山额真之职,成为八旗将领中具有较高地位的人物。


皇太极取得松锦大捷后,奠定了入关夺取全国统治权的基础。这年底,他派阿巴泰率兵入关,经河北直趋山东,杀掉明鲁王,掳获大批人口牲畜。鳌拜也随军作战,他曾在北京和山东三败明军,攻克四城,在密云附近大败范志完和吴三桂的军队。他以此次战功,再次被提升为二等昂邦章京。顺治二年(1645),清朝为夺取全国政权叙功时,鳌拜一跃而成为一等昂邦章京。此后,鳌拜便加入了阿济格进攻李自成的军队,直下湖广一带。顺治三年正月,鳌拜随肃王豪格等率军进攻张献忠大西农民军。在汉中打败贺珍以后,得知张献忠率军已到西充一带,鳌拜再次充当先锋,率先头部队前往狙击,结果两军相遇,“鳌拜等奋击,大破之,斩献忠于阵”。打败大西军主力之后,鳌拜等又继续深入四川、贵州等地,屠杀农民政权的大小官员一千多人,基本上消灭了四川一带的农民军。

入关前后的鳌拜,战功赫赫,升迁频频,似乎一帆风顺。但是,这次鳌拜镇压农民军却不但没有获得升官的机会,反而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页被借口“停其赏赉”,还险些丢掉了性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作为两黄旗的中坚力量,在满洲贵族的内部争斗之中,采取了反对与之抗衡的白旗势力的立场,这就必然遭到当时身为摄政王的多尔衮的打击。



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突然死去,由谁来继承皇位便成为满洲贵族面临的头等大事。但是,皇太极生前对于继承人并未作出安排,所以他之死便引起“诸王兄弟,相争为乱,窥伺神器”。当时势力最大、地位最高、最有资格继统者有三人:一是两黄旗系统的、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一是两白旗系统的、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一是两红旗系统的、皇太极的哥哥礼亲王代善,其中尤以前两者的争夺最为激烈。顺治五年三月,贝子吞齐等讦告济尔哈朗罪行时曾提到:“当国忧时,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八人往肃王家中,言欲立肃主为君,以上为太子,私相计议。……肃王使何洛会、扬善谓郑王云:‘两旗大臣已定立我为君,尚须尔议’。”说明肃王豪格确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之一,而鳌拜等是其坚决的支持者。在顺治九年审讯多尔衮余党时也提到,“皇上即位时,英王、豫王跪劝睿王当即大位说:‘汝不即位,莫非畏两黄旗大臣乎?……我等亲戚咸愿王即大位也。’是以睿王于众人前亦述此言。”可见当时不仅多尔衮是争位的另一有力候选者,而且也表明两白旗与两黄旗在继位问题上针锋相对,互为寇仇。

在这场斗争中,鳌拜身为镶黄旗贵族、皇帝的护军头目,是坚决支持皇太极的儿子继承皇位的。皇太极在位时便对鳌拜很信任,有人曾对鳌拜比较专横提出意见,但皇太极却偏袒鳌拜。鳖拜则更是对皇太极忠心耿耿。崇德二年岳托曾派人于夜晚向皇太极进献马匹,鳌拜以“此暮夜就寝时,非献马时”为理由,说:“上已安寝,欲令惊动,秉烛观马耶?”加以挡驾。事后皇太极听说此事,颇为高兴,将献马一事作为“违法妄行”,“命法司分别议罪”。鳌拜忠于皇太极,自然希望由他的儿子即位,而两黄旗仍是“天子自将之旗”,地位较高,利益较大。这也是鳌拜等竭力支持豪格即位的原因之一。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鳌拜曾与图赖、索尼等六人“共立盟誓,愿生死一处”。在诸王大臣于崇政殿商议册立时,“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命两旗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对会议施加武力威胁,而“索尼及巴图鲁鄂拜(即鳌拜)首言立皇子”。朝鲜国王的世子李也记载:“帝之手下将领之辈,佩剑而前曰:‘吾等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当时的形势确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

多尔衮是一个素有大志而文武双全的人,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绝不是像他在日后向群臣所表白的那样,在“诸王、贝勒、大臣率属意于予,跪请予即尊位”的情况下,从内心深处“誓死不从”,这从他在皇太极时期的地位以及在他摄政时期的许多作为中可以一目了然,详见《多尔衮传》。他之所以退而充当辅政王,扶持皇太极的幼子福临登基,则在于以鳌拜为骨干的两黄旗势力的激烈反对,害怕两者相争,削弱整个清国家的力量,影响入统中原的基业。1644年清兵入关,打败了李自成永昌政权,占据了北京,进而统一全国,正是在多尔衮缓和内部矛盾、上下团结一心的基础上完成的。

但是,以济尔哈朗、多尔衰为辅政王(后为摄政王),福临继位为帝的暂时妥协,并不能彻底消除八旗内部敌对势力的矛盾。豪格对这样一种妥协就很不满,他在顺治元年四月曾说:“和硕睿亲王非有福人,乃有疾人也,其寿几何,而能终其事?设不竟终事,尔时以异姓之人主国政,可乎?”清朝迁都北京后,鳌拜与谭泰、图赖、锡翰、巩阿岱、索尼等两黄旗贵族依然在暗地里与多尔衮等作对,而多尔衮也一再打击和压制他们。顺治五年三月,“睿亲王多尔衮与豪格有夙隙……系豪格于狱”,最后豪格死于狱中。多尔衮又以吞齐等人的“讦告”,将济尔哈朗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鳌拜也以同盟拥立豪格,与郑王同谋,以及为豪格鸣冤叫屈等四大罪,落得个“免死赎身”的下场。顺治七年(1650)七月,多尔衮生病在家,他对前来探病的锡翰等人抱怨顺治帝不来看望他,又不准锡翰去奏报顺治帝。结果锡翰等还是请来了顺治帝,多尔衮十分生气,要杀锡翰,而鳌拜则因为“目睹锡翰等罪状,不即执鞠”,从一等精奇尼哈番降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鳌拜遭到打击,许多黄旗大臣人人自危,有的向两边讨好,以图自保。巩阿岱、锡翰并逼鳌拜、索尼等“悔弃前誓”,但鳌拜家族仍不向多尔衮屈服,多尔衷恨恨地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今索尼、鳌拜辈意向参差,难以容留。”便“将索尼遣发,鳌拜问罪”,并拆毁了图赖死后的享堂。锡翰等还建议说:“鳌拜、巴哈不宜留上左右,当……俱逐退,勿令近御”。

顺治七年十二月,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病死,顺治皇帝亲政。不久以后,多尔衮的封谥被迫夺,阿济格被赐死,两白旗群龙无首,一蹶不振。曾遭到压制的两黄旗贵族及以济尔哈朗为代表的蓝旗势力又重掌要职。顺治八年正月,以“鳌拜巴图鲁、巴哈为议政大臣”;闰二月,“以军功升三等侯鳌拜巴图鲁为一等侯”;八月,鳌拜以谭泰“营私及党附睿亲王”,提出控告,杀掉谭泰。顺治九年二月,鳌拜认为自己军功甚多,但前些年对他待遇不公,因而向顺治帝提出申诉。顺治帝特意批复吏部:“这所议是。鳌拜著优升一等侯兼一拖沙喇哈番为二等公”。三月,顺治帝颁布谕旨,命诸王大臣会审旧附多尔衮、陷害鳌拜等人的巩阿岱、锡翰、冷僧机、席讷布库等,并将他们全部处死,“家产籍没”。这一升一黜,说明了顺治八午以后清初政局的重大变化,标志着八旗内部、特别是上三旗与下五旗之间实力对比的转折,但这其中的矛盾与斗争却远远没有结束。

从此以后,鳌拜作为内大臣之一,常在顺治帝左右,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各类事务,如商讨本章批复程序、联络蒙古科尔沁部,将太后旨意传达给皇帝、祭奠故世王公妃嫔,并倡议“大阅以讲武”,自教武进士骑射,协助会审案狱等等,俨然成为一个能文能武的干臣!而正是由于他始终不渝地效命于福临,顺治帝对其也十分信任。顺治十三年鳌拜旧伤复发,卧床不起,“上亲临视之”。而皇太后有病,鳌拜则“昼夜勤劳,食息不暇”。顺治帝也感到“深可嘉悦”,将鳌拜等“俱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就在鳌拜日益得到皇帝信任,地位不断上升之时,顺治十八年正月丁已夜子刻,福临病死于养心殿。从此,无论是清皇朝,还是处于末世的中国封建社会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鳌拜个人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