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之死3

贺龙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疲乏、心慌、头昏、脉搏极不规律,睡眠不好……这对他本来就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身体屡屡发出危险信号。薛明只好给中央办公厅写信,请求治疗。

1968年3月26日,贺龙病倒了,患的是脑缺血失语症。被送到医院后,接诊医生遵照林彪、江青的“医疗为专案服务”的方针,诬蔑贺龙得的是“诈病”,并且在病历上写上“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育我们的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毛主席语录。贺龙在医院住了几天,遭到了种种刁难,病未治愈,就让出院了。

5、 林彪江青诬陷贺龙搞“二月兵变”

这时,继上海、黑龙江等省、市之后,又有内蒙古、天津、江西、四川等22个省、市、自治区被夺了权,报纸发表一篇篇支持夺权的社论。贺龙心情沉重地说:“他们夺谁的权?这些老干部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嘛!是为无产阶级掌权嘛!都叫他们给夺走了!”贺龙十分感慨地对薛明说:我几十年拼死战斗,一辈子戎马生涯,在生死关头,在最困难的时刻,都跟着党,从没有二心,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党的,所以,无论多么背时我都不怕。“可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

早在1966年12月30日,江青就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公开煽动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几天以后,1967年1月9日,林彪在一次会上诬陷贺龙“到处搞夺权”,是个“刀客”;还说,现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他们编造贺龙搞“二月兵变”的谎言,操纵指使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成立所谓“斗争贺龙筹备委员会”,发“通令”,游行示威,冲击贺龙住地,制造舆论,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

1933年贺龙枪决反动政客熊贡卿的事,本来早有定论,这时又被翻了出来。当年经办此事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的儿子、武汉市第二十中学教员晏章炎于2月14日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诬陷贺龙在历史上有所谓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的问题。林彪见到这封信如获至宝,立即批转江青等人,并煞有介事地派人外出“调查”。调查人员置历史事实于不顾,在没有取得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按照林彪、江青授意,就此事诬陷贺龙“叛变投敌未遂”,于7月12日上报中共中央。1967年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提出: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严重,要立案审查。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积极支持。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

1月8日,康生和叶群亲自主持讨论和批准了对贺龙专案审查的《工作设想》,并要求专案组在工作中“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专案组一方面继续搜集复制敌伪报刊上诬陷贺龙的一些“报道”,当做贺龙的罪证;一方面派人会同有关单位把贺龙过去的一些下属干部、他们的子女乃至贺龙家乡的亲友非法关押,刑讯逼供,强令他们揭发交代贺龙的所谓“罪行”,制造伪证。1968年,专案组查到了1934年3月17日,贺龙、夏曦、关向应联名写的关于枪毙熊贡卿一事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信》,却故意隐匿不报,仍说贺龙“投敌叛变”并上报中共中央。

6、 毛泽东宣布不保贺龙了

从此,贺龙、薛明的处境更加困难了。专案组借口有人要揪斗贺龙,把居室的窗帘拉上,不许再拉开。床上的被褥、枕头也被收走了。伙食这时更差了。两层的圆形饭盒里,一层是盛不满的饭,一层经常是清水煮白菜、萝卜,或是老得像甘蔗皮似的豆角。

日益加紧的折磨,使贺龙清楚地看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险恶用心。贺龙对薛明说:“他们硬是想把我困死、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到底。”

1968年下半年,为阻止贺龙参加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进一步审查贺龙的“问题”。专案组想搞“面对面的斗争”,“中央文革碰头会”认为贺龙的“脾气大,怕斗不过”,改为“背靠背”提问题,让贺龙回答。

9月18日,第一批“问题”提出:“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代你的罪行。”“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乞降的?”“1933年蒋介石招抚员熊贡卿去你处叙旧,你是怎样向他表示乞降蒋介石的?你们是怎样谈判?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贺龙看后狠狠地把这些纸往桌子上一摔,吼道:“真是活见鬼!哪里有这种事。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白日撞见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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