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克文,你怎么听都会认为这是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不是来自中国大陆便是港澳台,要么是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可如果这次你这么猜测就错了,陆克文是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在11月24日举行的澳大利亚联邦大选中,去年刚刚当选工党领袖的陆克文取代连续执政11年的霍华德,成为新一任澳大利亚总理。


陆克文的中国经历很快便被媒体挖掘了出来。凯文·拉德(陆克文的英文名字),生于1957年,1976年考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中文专业。


他不仅研读中国历史,也研究亚洲政治,也正是在上大学期间,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陆克文。


大学毕业后,陆克文进入澳大利亚外交部工作,先后被派驻过斯德哥尔摩和北京。他的大儿子正在复旦大学学习,最小的儿子也在学中文,女儿则嫁给了一名澳籍华人。


按照国际政治理论,国家间关系是由国家利益所决定的,但在冰冷的政治后面,个人的因素也不可忽视。二战时期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的斗争和合作精彩绝伦,换了不同的人,历史也许要重写;如果不是毛泽东和尼克松的果断决策,中美接触、建交可能要拖后许多年。国家间的交往和领导人的风格、魅力有着莫大的关系。最近的例子是,假如没有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执著参拜靖国神社,中日政治关系不会变得那么冷淡。


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大版面报道陆克文懂汉语背景所隐含的信息是:期待着这位“中国通”利用他对中国的了解,重视、推进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加强两国的交往和合作。


近几年,中国和澳大利亚政治、经济关系不断发展。经济方面,两国有着明显的互补,双边贸易增长迅速。中国从澳进口货物以铁矿砂、氧化铝和羊毛等产品为主。中国对澳出口以机电、高新技术、服装、纺织品等产品为主。目前,中国为澳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澳大利亚是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


然而,在政治方面,澳大利亚做了几件遭到中国反对的事情。比如说,今年6月,澳大利亚执意允许达赖喇嘛入境,霍华德总理予以会见,此后才发生德国、美国、加拿大领导人会见达赖的举动,可以说,澳大利亚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其次,澳大利亚是美国的盟友,常常学着美国的口气和中国讲话,常常讲“中国军事威胁”,常常批评中国“不民主”。


陆克文执政后,澳大利亚的对华关系如何变化?对此不宜过分乐观。我们有所期待,却也不能给予太多的期待。


从外交政策的传承、国家利益、地缘政治等各个角度来看,澳大利亚的外交优先都不会改变,对美外交优先是不会变的。如陆克文所言,澳大利亚将维护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并加强同亚太地区以及欧洲各伙伴国的关系。


其次,“中国通”陆克文只是后天学习和个人喜好的结果,他首先是一个澳大利亚公民,其次是澳大利亚的总理。在西方人眼里,公事和私事是严格分开的,“中国通”陆克文是私事,而“总理”凯文·拉德才是公事,焉能“假公济私”?


再次,“中国通”里面反华的人士大有人在,这个连举例都可以省略。如果学习一个国家的语言、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就意味着“亲”这个国家,国际政治就不会这么复杂了。


另外,即便“亲”某个国家,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唱赞歌。一位著名日本学者在美国生活多年后,依然是辛辣地批判美国。他说:“我喜欢美国,所以我批评美国,我想让它变得更好。”


尽管道理都清楚,但重感情的中国人依旧喜欢公私混合,把感情因素夹杂到国际交往中,这在一些日常词汇中有所反映。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对外倾向时,经常用“亲美”、“亲日”,评价外国人时也容易顺着这个思路走,比如,福田康夫刚刚当上日本首相时,竟然有媒体称他是“亲华派”。其实,哪里有什么“亲华派”,亲本身就是一个感性词汇,说“知华派”更确切一点。


总而言之,对“知华”的陆克文不应该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即使一个澳籍华人当上总理,他所着重的也更多的是本国利益。我认识的一家美国华人报纸主编来自中国大陆,已经加入美国国籍,我们一起聊天时她特别肯定地告诉我,在两岸事务中,她“不亲大陆、不亲台湾、亲美国,因为自己是美国公民”。


由于工作的关系,笔者参加过许多场外国政界要人的演讲,几句蹩脚而又异常简单的“你好”、“谢谢”一出口,便会迎来热情、热烈的掌声——我们中国人自己努力学英语,但从来没有要求老外学好汉语,只要你讲几句,我们就知足了。假如今后“中国通”陆克文总理访问中国,用一口流利的汉语发表演讲,那么,听众的掌声至少会更热烈些;他和中国领导人会谈时,可以不用翻译进行交流,更有利于沟通,有利于建立私人友谊,从这个意义上说,有着更多精通汉语的外国领导人当国家领导,对我们来说是积极的信号。

别急着给中国通总理贴"亲华"标签


11月24日举行的澳大利亚联邦大选中,去年刚刚当选工党领袖的凯文·拉德(中文名字陆克文)取代连续执政11年的霍华德,成为新一任澳大利亚总理。消息传来,国人异常兴奋,很多媒体都是大版面报道。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此公熟练掌握汉语,并且研读中国历史,非常了解中国,是个“中国通”。接着有媒体披露说,随着工党的胜出,陆克文将邀请在今次大选中出力最多的华裔女参议员黄英贤入阁,以推动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新快报》11月26日)


接下来不知道媒体还会在这个“中国通”身上做出多少文章。好在还有明白人,11月26日的《中国青年报》刊登国际评论:“中国通”不等于“爱中国”,从国家利益至上的角度,给我们泼了点冷水。陆克文首先是一个澳大利亚公民,其次是澳大利亚的总理。在西方人眼里,公事和私事是严格分开的,“中国通”陆克文是私事,而“总理”凯文·拉德才是公事,我们对于其改善对华关系有所期待,却也不能期待太多。


不知道此文能否给燥热的中国媒体降降温,反正我不是很乐观:我们太喜欢用自己的想法给“国际友人”贴标签。基本上能用汉语说上几句“你好、中国”的,都是“熟悉中国”的表现;欣赏或者夸赞了我们的艺术、古董,就“更上一层楼”,都是“爱中国”的表现;要是发表几句有利于我们的言论,那就更不得了,不是“亲华”是什么?就是在这样的价值取向之下,一些媒体大肆报道过“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携《孙子兵法》上任”这样的“利好”消息,尽管后来被证明那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就是在这样的价值取向之下,一些报道的大标题里,竟然把福田康夫、保尔森等政治人物,公然地贴上“亲华派”的标签。这样的做派甚至延伸到体育领域,曾经的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国际足联的布拉特,也都获得过“亲华派”的殊荣。


诚然,国内媒体在报道国际政治人物时,从“贴近性”的角度必然要放大“关系中国”的那一部分。但这样的倾向被过大渲染之后,影响的却是全体受众的心理。也不是说我们敏感到听不得人家对我们“利好”,而是说媒体有责任通过自己的报道,引导国人学会用把国家利益与个人行为区分开来、人性关注超越民族边界等现代法则,来看待国际问题,形成一种“大国民”的风范与心态,而不是用我们狭隘的“好人坏人”标准,简单地对国际人物贴“亲华、反华”的标签。


凤凰卫视评论员阮次山先生曾感慨:我们国家的成长速度很快,变化也很快,可是国民缺乏大国民的文化,大国民的素质。因此,他在著作《冷和——中美世纪之惑》的开篇就提到了大国民风范的四个词——自信、宽容、雍雅、关怀。检讨一下,或许正是缺乏这样的心态,我们会为美国校园枪击案的凶手是中国人的传言而感到羞愧万分,然后又为最终证实是韩国人而如释重负;正是缺乏这样的心态,我们会为中国人在华尔街上骑牛是否损害国家形象而争论不休;正是缺乏这样的心态,我们把自己的坐标常常建立在一位或几位国际要人的言论上——对其“不友好”的话愤怒不已,对其“友好”的话如痴如醉。


我们当然需要关注国外涉及“华”的行为与言论,华人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对华的政策,却不必过度敏感——不当的关注只会让我们的国家利益受到伤害。


美国《外交》杂志曾刊登一篇题为《中国的自信外交》的文章,论述中国要“树立大国意识”的问题,说中国需要克服长期形成的“受害者心理”,因为,“沉浸在受害意识中的大国的出现让世界毛骨悚然”。这话听起来的确让我们“毛骨悚然”,但如果我们无法展示出自信、宽容、雍雅、关怀的大国民风范,总是用狭隘的视角来解读世界,就难免在国际上被人如此描述,而这种印象不管是不是一种“歪曲”,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我们的国家利益。


一个大国的崛起首先是国民心态的崛起,在这一点上,现代媒体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对于多数没有长期国外经历的国人来说,他眼里的世界就是媒体上的“世界”,他认识世界的角度就是媒体预设的角度,他的思考方式也常常就是媒体的思考方式,当大众传媒不够雍容、自信,常常不理智地兴奋、懊恼的时候,就难免在客观上会诱导民众形成错误的认知。如此做派一旦形成习惯,则何谈国民集体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