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明船的派遣契机

室町幕府时代日本对明国所进行的朝贡贸易终明朝一季共遣十九次之多,初始于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时代的1401年(正使祖阿、副使肥富),终结于大内氏独占时代的1547年(正使策彦周良)(1)。纵览整个室町幕府遣明船的历史,中世史学界中比较主流的时期划分方法是依据遣明船经营者主体的不同来加以分类,诸如“公方船”、“天龙寺船”、“大内氏船”等等(2)。然则从各次遣明船派遣时间的不规律性和目的的复杂性来看,有必要结合日本室町时代的国内形势和外交两个方面来综合考查遣明船的派遣契机(3),本文就将针对此类问题展开论述。

从日本中世史学界对足利氏所建立的室町幕府政权的主流认识来看,其政权的特点可视为一个双元复合的实体,比如说田中建夫在《前近代の国际交流と外交文书》中所阐述的:所谓的室町政权权力基盘可看成为对内的将军权力,对外的国王政权相结合的实体;而以明国册封的“日本国王”称号(室町政权的首领)为主导,所开展的特点鲜明的武家外交是推动室町时代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高桥公明也在《室町幕府の外交姿态》(4)一文中总结到室町政权的权威是分别从明庭获得“日本国王”称号和天皇处获得“征夷大将军”官位而确立的,而明庭和室町政权的册封关系是室町时代外交政策的基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外交”该词汇是基于近代主权国家前提下的概念,对外表现为外交权(对外的国家代表权),而对内关系方面则就不能如字面意义来讲的明了。在中世乃至前近代时期的外交史研究中,贸易史是研究热潮中的显学,在同时代的日明关系史研究中关于贸易内容的研究成果占有了很高的比率(5)。但是其中以室町幕府政治生活为出发点结合财政上的问题而展开讨论的确实不多,本文所遵循的主线就以幕府政治和财政为基准探讨遣明船派遣的相关问题。

(1)对于遣明使终结于1547年的说法在学界中是存有疑义的,桥本雄在《室町、战国期の将军权力と外交权》(《历史学研究》708号 1998)中指出1547年策彦周良使明以后,在1556年和1557年丰后守护大友义镇分别遣使僧清授、德阳,1558年日本国属周防国(毛利?)遣使僧竜喜入明均遭拒。明国侧拒绝的理由均为“无印信勘合”、“非正使”。这里存在一个1547年策彦周良使明时与明约定的嘉靖·正德两勘合查证制度德问题,作为明朝方面一个认可合理遣明船德重要凭证—嘉靖勘合符一道(策彦周良二度入明所获得,具体考证见前述小叶田淳著作的192~194页)显然没有随1558年(毛利?)遣明船抵达宁波。1553年大内义长的遣明专使(吉见氏)船漂流至朝鲜海岸传递的信息为嘉靖勘合尚存,因此随着嘉靖勘合符在严岛之战后的遗失,遣明船的正式通交才失去了最后的可能性。

(2)有影响的作品如下:柏原昌三的《日明勘合贸易に於けゐ细川大内二氏の抗争》(《史学杂志》25编9号 1914);三浦周行《日明贸易の发展》(《日本史の研究》第2辑下 岩波书店 1981);田中建夫《中世对外关系史》(东京大学出版社 1975);桥本雄《遣明船と遣朝鲜船の经营构造》(《遥かなゐ中世》17号 1998);郑樑生:<<明日关系史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版。

(3)桥本雄《室町幕府外交に王权论とぃかに关ねゐのか》(《人民の历史学》145号 2000)。

(4)高桥公明 《室町幕府の外交姿态》 (《历史学研究》546号 1985年)。

(5)桥本雄 《室町幕府外交の成立と中世王权》 (《历史评论》583号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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