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浅谈洋务运动与晚清军事近代化

浅谈洋务运动与晚清军事近代化

当英吉利的三层甲板型战列舰列阵虎门的时候,堂堂天朝水师只能出动几艘可怜的老式小帆船应敌;当英国海军的几百门新式钢铸大炮一齐朝着大清帝国的南大门肆虐咆哮的时候,大清的海岸上还能听见明朝嘉靖年间的生铁炮微弱的呻吟;当英国陆军端着上了刺刀的前装式线膛枪冲锋的时候,清国的兵勇只能凭着血肉之躯以砍刀、梭镖、弓箭和少量破旧的鸟铳守卫坍塌的城楼……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大英帝国以微不足道的代价轻轻松松地打败了曾经完全依靠传统农业长期保持着GDP世界第一的清帝国,全世界的人们都惊诧于这个东方巨人如此的外强中干,更惊讶于这个帝国的军队的一无是处、不堪一击。康熙、乾隆想不到,以13副铠甲起兵的如尔哈赤更想不到,向来被蔑视为夷狄的“红毛”凭借一贯为八旗子弟所不屑的火器就能如此威胁自己的帝国。

“以广远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1840让中国的有识之士看到了世界,看到了危机。但是保守的士大夫们看不到,满清的皇帝看不到,中英交战一年后,道光还不知道英国是何方夷狄,还在问“是否与俄罗斯接壤,与回疆有无陆路可通”的幼稚问题!一纸《南京条约》似乎已经息事宁人,天朝似乎还是天朝,清廷将这一次走向世界的机会抛弃得如此轻易,于是才有了1856年咸丰狼狈逃出紫禁城,皇家园林被烧,至于曾格林沁的3000蒙古骑兵只剩下3个人更是成为西方的笑柄。纵观清朝军事史,其初年靠部落编制的八旗军和汉军的绿营打下关内的万里江山;平三藩时八旗军早就腐败堕落,于是主要靠绿营打仗了;西征葛尔丹,还是仰仗了绿营;其后历经雍正、乾隆两朝将近80年,也都只能靠绿营征战平叛;到了嘉庆年间,绿营也已腐朽,始用乡勇镇压白莲教;到了咸丰朝镇压太平天国,八旗、绿营根本不堪征战,只好全仗半正规化的乡勇(湘军、淮军等)作为主要军事力量为维持满清统治效力。而此时,时间已走到19世纪60年代,这场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内战居然还是一场原始冷兵器的战争。当肩扛梭镖、锄头,头缠破布,打着赤脚,身穿乡勇号衣的淮军赶走太平军进入上海的时候,这支简直与农民无异的清帝国“官军”被西方的绅士和小姐们戏称为“叫花子军”。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借师助剿”,才重新又发现了1840年就已经发现了的,但却被遗忘并尘封了20多年的简单道理——“西洋诸国以火器为长技,欲求制驭之方,必须尽其所长,方足夺其恃。”1861年,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首先开设安庆内军械所,随后短短几年,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等近代军工纷纷起家,这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实战中打造出来的地方实力派掀起了“洋务运动”。而稍晚一些,日本也开始了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明治维新,中国与日本几乎同时走上了近代化的征途。

然而,晚清的官僚们毕竟都是旧式科举文人出身,真正懂洋务的官僚仕宦非常少有,对于19世纪的世界重大变革甚至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因此没有做好相应的思想准备。在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洋务派”官僚上承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打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旗号,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兴办军工,采购机械、兵器,大力推动近代军事力量发展的同时,迂腐的坚持封建义理,主张复古反洋的“清流派” 自居的汉族士大夫群体和保守的京官们却全力阻挠,一次次掀起反洋务的论调,给洋务运动带来非常大的阻力。例如,在李鸿章、丁日昌等人筹建北洋海军时,通政使于凌辰上书攻击说:“古圣先贤所谓用夏变夷者,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他认为,李、丁等人讲求洋学,延用洋器,就必定已精修洋业洋学为取士标准,则仁义廉耻必定会被弃置敝履,危难之时无人可共国家缓急。因此,他声称:“但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中也。”“但固我士卒之心,结以忠义,不必洋人机巧也。”“复不可买洋器洋船,为敌人所饵取。又不可仿照制造,暗销我中国有数之帑项掷之汪洋也。”(《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通政使于凌辰奏折》)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更是一折五片,抨击丁日昌“矫饬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是“丁鬼奴”,对大力兴建海军,自行建造、购买近代战舰更是嗤之以鼻,声称:“但就我所能办之炮台、轮船、洋枪、洋炮,参以我所常用之艇船、舳板、快蟹、长龙等船,劈山炮、子母炮、线枪、火弹、火箭、刀矛弓矢及易得之铜铁各炮,练习不懈,训之以忠义,水陆兵勇互相援应,即足以固江海之防矣。”(《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奏折及附片》)两人的背后,其实是一大批对时务一窍不通却对洋务变法坚决抵制的士大夫官僚,企图对洋务运动进行全面否定。洋务派针锋相对、据理力争:“西国事事必求远胜古人,故术日习而日精;中国事事必求效法古人,然辩论多而事之业少,虚文多而真诣少,古人之糟粕存而古人之实意亡矣!夫铁船飞炮,古人所无之物,亦古书未载之条,嗜古者固无怪其不欲弃我之长,效彼之长。然使彼仅以船炮自囿于泰西,则我何妨以戈矛自足于中土?无我弱一分,则敌强一分,我退一步,则敌进一步,安危祸福之间,固有稍纵即逝者。”

洋务派军事工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产业技术革命和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依托初具规模的军事工厂和现代化的机器生产方式,洋务派仿制出了大量的洋枪洋炮以及以蒸汽为动力的铁甲轮船。以江南制造局为例,自1867-1895年,该局共制造了后膛枪支6.53万杆,新式大炮742尊,火药667万磅,炮弹160万枚,枪子869万颗,炮弹壳2.1亿粒,地雷水雷1500具,大小轮船15艘。近代火器使用的比例逐步提高使清军的兵器由原始的火器与冷兵器并用的时代过渡到近代先进的火器时代。洋务派还利用自己所造与从外国所购之轮船奠定了中国近代海军基础。1875~1884年,福州船政局共制造巡洋舰2艘,炮舰12艘,兵舰14艘;1885年以后又陆续制造铁甲舰2艘,巡洋舰7艘,守船6艘,练船3艘,运输船1艘。

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是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近代化的起点。比较洋务运动前后,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中国近代军事力量的发展进步: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赖以进行作战的是弓箭长矛、鸟铳抬枪和土炮装备起来的八旗、绿营、乡勇;是仅有木制快蟹、长龙、舢板、红单、拖罟、米艇等战船的旧式水师;是损坏严重、火炮陈旧不堪的海防炮台。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军队武器装备是极为落后的。由于洋务运动中建立的军事工厂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中国很快就能仿制出当时世界上最新式的武器装备。如江南制造局1867年建成后,很快就开始仿造前装步骑枪,后来又仿制成后膛枪。1874年仿制成功新式前装炮,1889年仿制成功大型后装炮。就是比较先进的自动火器中国也能很快进行仿造。如1884年马克沁机枪问世后,金陵制造局在1888年仿制成功。1888年德国发明的七九毛瑟枪,1893年湖北枪炮厂即仿造出来。1890年中国还仿制成功五连发枪和120毫米阿姆斯特朗式快炮。无烟火药中国也很快研制成功,从而使中国火药的生产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1884年朝鲜“甲申事变”后,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决定“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军,装备了七千吨级铁甲巨舰二艘、二千吨级巡洋舰五艘,加上其它大小军舰,共二十多艘;南洋舰队也拥有了二千吨级主力舰四艘,千吨级炮舰三艘;广东、福建舰队共有千吨级舰艇八艘。八十年代开始,清政府还以巨资修筑了旅顺、大连、威海、烟台、吴淞、马尾、黄埔等海防基地,装备了最新式的克虏伯自动回转射击大炮,以及深水军港、船坞等配套设施,旅大、威海、大沽等基地政府的营建,使中国拥有了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军港、船坞、炮台防御体系。仅在旅顺一地,就装备了数百门德国克虏伯大炮,成为世界著名军港之一。

淮军从1871年开始改装当时最先进的克虏伯后膛钢炮,到1884年已装备370多门。左宗棠所部湘军从1863年开始建立洋枪队,1867年进军西北后,洋枪比例增加到六成。沙俄支持回教头目阿古柏叛乱,割据新疆,企图把新疆分裂出中国版图。左宗棠率领湖南子弟征战天山南北,靠的是进口和仿造的枪械与沙俄武装起来的叛军英勇作战,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中法战争中,出关作战的滇军主要装备是毛瑟枪,另外还配备了哈乞开斯连发枪、克虏伯钢炮等。1884年马江海战,福建水师虽然遭到法国舰队的突袭而几乎覆没,但是依然凭着自造的木制军舰与敌人血战,这在之前清朝没有海军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的现象。1894年甲午战争时,中国进行海上作战和保护海上运兵线的主要工具已经不是旧式帆船,而是当时总吨位世界第6位、亚洲第一位的北洋舰队。如果没有这支近代化装备的舰队,中国就不可能同日本展开史称“世界史上第一次蒸汽机舰队的海战”黄海大海战,并重创日本海军5艘主力战舰,粉碎日本“聚歼清舰于黄海中”的狂妄计划。

但是,洋务运动几十年,军事工业一直无法改变三个致命的弱点。第一,是对外国的极大依赖性。由于缺乏技术储备和专门人才,许多关键技术国人没有掌握,只能聘请洋员作为工程师和技术骨干,导致核心技术领域长期未能突破,不能自行负责设计和建造核心部件(如轮船发动机),因此只能从国外进口。第二,是无法改变其封建衙门式的经营管理模式。产品专门供应给国家装备军队,不作为商品投放市场,缺乏竞争机制导致人员工作效率普遍低下,产品质量粗劣。朝廷拨付的经费不足,决定了企业只能根据上峰的要求生产,缺乏自主研发创造的能力。再者,各省大员赶办洋务的潮流,争相兴办军工,导致了多、杂、滥的严重后果。工厂重复建设,规模小,效率低,品质差,规格不统一,既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又影响了武器的质量和功效。在甲午战争中,常常出现弹丸不和口径,敌舰中弹而不炸,枪炮口径杂乱与弹丸不匹配等等严重的问题,这也成为战争失败的一个主要因素之一。

清朝的军事改革一直是换汤不换药。从曾国藩的湘军到李鸿章的淮军,不论是军制,操典,还是后勤方面大都是沿袭冷兵器时代的落后制度。日本当时已经实施义务兵役制,而清军还在沿用雇佣兵役制度,士兵常常是为生计而当兵,战则不用命,贪生怕死不战而怯。兵员素质低下,再加上缺乏训练,导致战斗力差。根据日本军队记载,清国陆军士兵开枪不甚瞄准,目标未进入攻击范围就乱开火,为完成任务似的空耗弹药,阵地一旦被打开缺口就导致全线溃退等等。其中真实性虽然得打折扣,但是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再者,清朝自从镇压太平天国时绿营兵不堪用,而起用湘军、淮军这样的乡勇之后,就一直依靠这些非正统的部队来维持帝国的统治秩序,而没有能够建立起一支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并由其掌控和指挥的的新式正规部队。这样一来,掌握着大量地方部队的地方实力派大员拥兵自重,政令不行。实际上,甲午战争时,几乎是淮军一系单独与日本倾国之力抗衡,而各省军队却作壁上观,视而不见。清廷多次电令南洋水师北上支援,而南洋几经敷衍搪塞不愿出兵,原因是马江海战时北洋同样见死不救!各省各系各自为政,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系统,未曾统一调度,于是很轻易的被各个击破,酿成了惨败。

李鸿章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事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纸片糊襟,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由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

赫德则说:“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作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又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朦胧地睡着了。

他们的话,从不同程度涉及国家政治制度对军事近代化的影响。面对垂死的封建帝国,既不想触动本质,又要起死回生,任何人都力不从心。李鸿章的话,虽有替自己洗刷辨白的成分,但异常坦率,也说出了这个位及人臣的显赫人物实际所处的可怜地位。赫德的话,从较为旁观的角度揭示了中国近代化道路的反复曲折。但是无论如何,洋务运动,这场被称作“同光新政”或“自强新政”,作为清政府在同治、光绪年间(19世纪60~90年代)所进行的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强”“求富”运动依旧有它积极的历史意义。正是这场运动增强了清军的战斗力和抵抗外国侵略的能力,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历史进程,同时开创了中国军事近现代化的纪元,开启了中国国防建设的新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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