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从1405到1894

从1405到1894

15、16世纪是“大航海时代”,迪亚士发现好望角,达迦马远航印度,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麦哲伦环球航行……这一个个航海史上的壮举几百年来为世人津津乐道,至今早已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公元1405,这个在航海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年份,现在还有谁人想起?中国明代航海家郑和从1405年起,率领庞大的船队,7次出海远航,其规模之大,航程之远,睥睨一时,在世界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郑和宝船载送量达到一千多吨,船队总人数达二万多人,而相比之下,哥伦布的排水量100多吨的“圣玛利亚”号只不过是一片小舢板,其手下区区90号人则多是被强迫上船的囚徒,而且时间上已经落后了中国将近一个世纪。可是历史让郑和的远航昙花一现,成为千古绝唱;却让哥伦布式的探险经久不衰,成为新纪元的序曲。明朝郑和下西洋时,中国的海军建设登峰造极,无论是船舰性能、吨位、火力,还是航海技术,都远远领先世界。但此后明清数代皇帝都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消极防御政策,从此中国的海军建设陷入了停滞、倒退的深渊,一蹶不振。


郑和船队船舰


游牧民族的习性必然决定了重陆而轻海的思想倾向,靠着八旗铁骑得天下的满清帝国自然不理解组建海军的重要性,更不具有海权意识。除了收澎台时为形势所迫,打造过一支骁勇的施琅水师,之后海上战事再无,清廷便荒废了水师建设,更不用奢谈海上军力的发展了。由于实施闭关政策,清政府严格限制海上对外贸易,近乎苛刻的限制海船的形制和吨位,中国的造船业技术水平不止停滞不前而且还大幅度下滑。于是当英吉利的三层甲板型战列舰列阵虎门的时候,堂堂天朝水师只能出动几艘可怜的老式小帆船应敌——明朝水师的5桅大舰早就已经造不出来了;当英国海军的几百门新式钢铸大炮一齐朝着大清帝国的南大门肆虐咆哮的时候,大清的海岸上还能听见明朝嘉靖年间的生铁炮(清初的“红衣大炮已经铸剑为犁了)微弱的呻吟;当英国陆军端着上了刺刀的前装式线膛枪冲锋的时候,清国的兵勇只能凭着血肉之躯以砍刀、梭镖、弓箭和少量破旧的鸟铳和抬枪守卫坍塌的城楼……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大英帝国以微不足道的代价轻轻松松地打败了曾经完全依靠传统农业长期保持着GDP世界第一的清帝国,全世界的人们都惊诧于这个东方巨人如此的外强中干,更惊讶于这个帝国的军队,尤其是海防的一无是处、不堪一击。此时,再退几步说,当葡萄牙语junk将中国式帆船等同于垃圾的时候,我们是否还有资格嘲笑哥伦布的乞丐装备?


清朝旧式水师的小木船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隆隆的炮声让林则徐、魏源等近代中国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代先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他们意图发展新式火炮和舰船,并作出了初步尝试。林则徐先是主张对入侵者“以守为战,以逸待劳”,诱敌登岸,聚而歼之。其后又提出,“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萌发了建立外海水军的思想。魏源更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防理论,冲破了士大夫“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这是自施琅提出“盖天下东南之形势,在海而不在陆”这一海防思想之后,中国海权意识发展的又一次飞跃,成为其后清朝军事近代化运动的指导思想。但是由于战争的失败导致了主战派的有识之士被纷纷革职、谪贬,这次国防近代化建设的努力被扼杀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借师助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才重新又发现了1840年就已经发现了的,但却被轻易遗忘并尘封了20多年的简单道理——“西洋诸国以火器为长技,欲求制驭之方,必须尽其所长,方足夺其恃。”西洋的坚船利炮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已经是大沽失守,帝都沦陷,君王北逃,圆明园化为灰烬……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廷又在天朝迷梦中昏睡了近二十年了,而因为它的昏聩,中国又付出了比上次更为沉痛的代价。

1864年,左宗棠聘请曾在法国海军服役过的德克卑和日意格,与中国工匠一起在西湖试造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艘机动船,但航速很慢。1866年,左宗棠奏请在福州马尾创建福州船政局和马尾造船厂。得到慈禧太后批准之后,左宗棠开始致力于斯。1869年,马尾船厂制造的第一艘轮船,1370吨的“万年青”号下水,并由中国舵工和水手驾驶开往天津。抵达终点时,中外人士“观者如堵,诧为未有之奇”。但是造船业的性质决定了其投入成本巨大,耗费多,先期发展速度慢,短期收益不明显,所以马尾船厂的亏损大招致包括李鸿章在内的诸多朝臣的非议甚至反对,发展阻力重重。但是作为中国近代造船业之母,它作出的贡献是振奋人心的。1881年制造的“开济”号巡洋舰,排水量已经达到2400吨,并且质量不错,认为自造船舶质量差成本高而反对自造船舶的李鸿章也不得不承认该船“精坚合用”,甚至连英国人也为之赞叹。日后,南洋、北洋、福建、广东水师的88艘军舰中,有30艘出自马尾船厂。甲午战争中的“平远”、“广甲”、“广乙”、“广丙”都是马尾船厂的产品。


亚洲国家自造的第一艘全钢军舰“平远”号巡洋舰 广州水师“广乙”号鱼雷快船

左宗棠创建的福州船政学堂则为清朝的近代化水师培养了一代海军人才。当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军时,除了提督丁汝昌外,7个总兵、6个副将出自福州船政学堂。其中,刘步蟾、邓世昌、林永升等都甲午海战中表现英勇。

可惜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理论很长时间没有得到清统治者的重视。之后同治六年(1867),藩司丁日昌鉴于东南海防空虚的现状,提出建立中国新式海军之建议,将东南沿海分为北洋、中洋、南洋三大军区。第二年,他在《海洋水师章程别议》中,又倡议改江南水师提督为海洋提督,并把提督驻所由厦门改为台湾,这种将台湾置于东南海防突出地位的战略眼光,尚难以被时人理解,故上述建议均未被清廷及时采纳。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刚刚维新5年的日本借口“琉球船民事件”,派出三艘新式军舰3600名士兵,大举进攻台湾的时候,清朝统治者才如梦方醒,中国的海权意识和海防措施才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弹丸小国日本仗着两艘买来的军舰就敢出兵台湾,朝野震惊,发展海军一下成为全国热点。在洋务派的一致努力下“海防”之论压倒“塞防”,清朝廷决心加快建设海军。于1875年5月30日下令由沈葆桢和李鸿章分任南北洋大臣,从速建设南北洋水师,并决定每年从海关和厘金收入内提取400万两白银作为海军军费,由二洋分解使用,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沈葆桢等基本赞同丁日昌的主张,即按片区成立三洋水师。李鸿章甚至进一步提出:三支海军各备二艘铁甲舰、四艘大型巡洋舰,炮船十艘,每半年会操一次,以使“三洋联为一气”。 光绪元年(1875)四月,清廷采纳左宗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原则,一面命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收复失地;一面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后来,南洋大臣沈葆桢从大局出发,认为“外海水师以先尽北洋创办为宜,分之则难免实力薄而成功缓”,清朝廷考虑到中国当时的主要假想敌是日本,遂采纳沈葆桢的建议,先创设北洋一军,等北洋水师实力雄厚后,“以一化三,变为三洋水师”,决定了优先建设北洋水师,北洋的成军之路由此开始。但是,这也导致李鸿章依仗北洋的优势,打压其他水师发展,致使南洋和福建两支水师后来发展缓慢,装备陈旧落后,力量弱小。三洋发展极不平衡也造成了派系间的矛盾对立,战争中各自为政,互不关心。所以此一做法实际上不甚明智。

光绪九年(1883)十一月,法国为鲸吞全越,将战火烧向中国的西南边陲。由于法国借口中法《天津条约》规定法国军舰和商船可以在各口岸自由航行,其舰队深入中国领海马尾水域,而清廷软弱不敢提出异议。由于惧怕北洋水师的铁甲舰开回国内助战,法国政府向德国施压,行将回国的“定远”、“镇远”被迫滞留在德国。1884七月,法国侵略者得以偷袭福建水师,炮轰马尾造船厂,福建水师促不及防,虽拼死血战,终无力回天,几乎全军覆没。中法战后,中国十几年的海防建设遭到沉重打击,人们痛定思痛,于是再次掀起了海疆防御的大讨论,各地督抚纷纷陈奏。 李鸿章认为,中国海疆辽阔,局势太涣,主张设立海部或海防衙门,综理其事,以筹全局而专责成,下辖水师四镇,“平时分防汛地,建威销萌;有事合力通筹,声势联络”。左宗棠则主张设立海防全政大臣,建立十支海军,以夺取制海权,并在病逝前一月上言:“台湾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请移福建巡抚驻台湾,以资震慑”。1884年, 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决定“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 这个命令再次加快了北洋水师的建军速度,同年,铁甲舰“定远”、“镇远”、巡洋舰“济远”回国并又向英德两国各订造两艘新式巡洋舰,1887在外定购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竣工,李鸿章下令邓世昌、叶祖珪、林永升、邱宝仁出洋接带,并与1887年秋驶回祖国,至此中国所有在外定购的军舰已全部回国,加上原有的自造舰只北洋水师的舰艇总数达到50余艘,计5万余吨。

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军,装备了七千吨级铁甲巨舰二艘、二千吨级巡洋舰五艘,加上其它大小军舰,共二十多艘;南洋舰队也拥有了二千吨级主力舰四艘,千吨级炮舰三艘;广东、福建舰队共有千吨级舰艇八艘。八十年代开始,清政府还以巨资修筑了旅顺、大连、威海、烟台、吴淞、马尾、黄埔等海防基地,装备了最新式的克虏伯自动回转射击大炮,以及深水军港、船坞等配套设施,旅大、威海、大沽等基地政府的营建,使中国拥有了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军港、船坞、炮台防御体系。仅在旅顺一地,就装备了数百门德国克虏伯大炮,成为世界著名军港之一。


北洋水师铁甲舰“定远”号(德制) 北洋水师快船“致远”号(英制)

1894年甲午战争时,中国进行海上作战和保护海上运兵线的主要工具已经不是旧式帆船,而是当时总吨位世界第6位、亚洲第一位的北洋舰队。如果没有这支近代化装备的舰队,中国就不可能同日本展开史称“世界史上第一次蒸汽机舰队的海战”黄海大海战,并重创日本海军5艘主力战舰,粉碎日本“聚歼清舰于黄海中”的狂妄计划。中日甲午战后,虽然中国北洋水师覆灭,台湾被日本割占,但中华民族的海权观念和海洋意识的觉醒,却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深刻和迅猛。

清朝水师的近代化没有能够扶大厦之将倾,但却增强了清军的战斗力和抵抗外国侵略的能力,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历史进程,同时开创了中国海军近现代化的纪元,开启了中国国防建设的新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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