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档案:驻南京日军一些鲜为人知的反战活动

山口辰太郎是日本石冈市人,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药学科。他在求学期间因家贫而受到日本军方的资助,因此在毕业后,按照协议到日军卫生材料厂任厂长。日本当局发动侵华战争后,严密封锁与伪造中国战场的消息,使得像山口辰太郎这样的广大日本民众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竟丝毫不知。直到他这次到南京考察,才了解到事件的一些真相。

一天,山口辰太郎在南京城外东郊紫金山麓的山野中,无意中看到了一片片盛开的紫色的小野花。他没想到在被日军摧残得一片凄凉的南京土地上,竟还有这些不知名的成片小紫花在顽强地生存着、生长着。这些小紫花在南京被称作“二月兰”。山口悄悄地采了一些小紫花的花种,带回日本家中栽培。他把对南京死难军民的追悼与忏诲,都寄托在这些不知名的小花上。第二年春天花开了。山口对家人讲述了日军在南京的屠杀暴行,说:“在这每一朵小紫花的背后都隐含着一个屈死的无辜中国人的冤魂。”因为这些小紫花来自南京紫金山下浸透中国军民血液的土地,因此他给这些小紫花取名为“紫金花”。

山口辰太郎从此变成了一位反对日本当局侵华战争政策的正义人士。为此,他受到了日本军方的制裁,失去了卫生材料厂厂长的职务,全家的生活陷入困顿。但他没有屈服,更不反悔。他决心要让更多的日本民众知道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他决心要让南京的紫金花开遍日本,让日本人民知道这每一朵紫金花后所隐含的历史。就在紫金花在日本第一次开花后的那年――1940年的秋天,山口采集了200粒花种分寄给他的亲朋好友,并随花种附寄上他亲自撰写的一篇短文,大意是:

这是我从中国南京紫金山下带回的花种,我给它取名“紫金花”,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栽种在你家的庭院里吧!

不仅如此,从1940年开始,山口辰太郎每年秋天都背着一袋袋伴和着泥土的紫金花花种,乘坐火车,从南到北,将它们沿途撒播到日本的广大土地上。这个撒播行动一直持续到山口辰太郎1966年去世。山口辰太郎去世后,他的儿子山口裕先生继续着其父的事业……

佐乡渥洋子于1915年出生于日本东京郊区一个工人家庭。1936年从东京医科大学毕业后,与一位日军陆军大佐结婚。八一三事变后,她和丈夫一道被驱赶到中国上海战场。佐乡渥洋子任部队军医。仅仅两个月,她的丈夫就阵亡了,这给年轻的她以沉重的一击。更重要的是,她亲眼目睹了日本侵华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血泪苦难。1937年年底,她在上海日军医院中给日军伤兵治疗时,听到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更受到无比的惊吓与震动。她越来越认识到日本侵华战争的不义与野蛮,越来越同情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1939年5月,佐乡渥洋子被调派到驻防南京长江北岸江浦县城的日军部队中,任随军军医;后又先后被派到江浦县属的石桥、汤泉日军据点任军医。数年中,佐乡怀着对中国军民的强烈同情心,不顾日军禁令,秘密地免费为中国老百姓治病,甚至为负伤的中国抗日军人治伤。为了治疗一些重危病人,她常常把被日伪严格控制的、当时十分稀缺珍贵的药品盘尼西林(青霉素)、链霉素等药品赠送给中国军民。曾任江浦县文史研究员的翟幕韩老人在当年患风湿性关节炎,经佐乡治愈。他在晚年回忆说:


佐乡渥洋子医术高明,她有与中国医生一样的职业道德,对求医者自始至终负责到底。1941年夏,年仅16岁的杨徐和患疥疮兼发痰阻性呼吸道感染,咳嗽发高烧,求医于佐乡。她每天为杨清洗一次皮肤,涂上疥疮药,打两次针。一周后疥疮结痴,体温恢复正常,惟痰阻尚未清除。佐乡为此又专程到上海,拿来吸痰器,用酒精炉的火力催动发动机将痰抽出,前后不到十天,两病皆愈。


1945年5月,国民党江浦县保安团在漫家庙与日军发生遭遇战,有16名官兵负伤,分散藏匿在汤泉镇村民家中。当地人士向佐乡求救。佐乡不顾危险,请求日军据点中的4名韩籍慰安妇协助设法拖住日军曹长大川,自己则出入封锁地区医治中国伤员。当日军对她查问与责罚时,她说:“我是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职责,人道主义是没有民族与国家界限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佐乡渥洋子终于看到了她所憎恨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看到中国人艰苦抗战取得了胜利,心中十分高兴。她几经考虑,决定不随被遣返的日军与日侨归国,继续留在南京,永远为中国人民服务。1945年9月9日下午4时,驻江浦汤泉据点的日军奉命撤回南京城,准备回国。这时,正随日军撤退的佐乡渥洋子悄悄地钻到一家中国人开设的小商店中隐匿,毅然脱离了日军部队。后来,她给原驻江浦日军特务机关长官公成写去一封信,托江浦汤泉绅士张荔丹派人送去,表明自己心迹:

公成先生:


皇军战败投降是必然的,非正义战争注定要以失败告终。你们在这场侵略战争中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天理不容,罪大当诛。我身为一名日本军医,为你们的行径感到羞辱。我虽随军侵华,但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中国人民的恶行。我只扮演了一个践行人道主义的角色。这里常有老百姓问我:“你丈夫死在中国.你不恨中国人吗?”我这样回答了他们:“我丈夫是死在东条英机手里的,是东条英机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不是中国人跑到日本的国土上把我丈夫打死的,而是我丈夫跑到中国的土地上被中国人打死;我不怨中国人,只恨东条英机,是他害得我家破人亡。”


公成先生,我决定不回东京,留在中国南京。我和中国人结下了难舍难分的友谊。他们勤劳勇敢、善良朴实、不屈不挠的伟大品质深深感染了我。你们要面对现实,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求得中国人民的谅解与宽大。回国后,请向我的亲人们解释我在这场战争中的正确态度和立场,告诉我们日本人民,我们欠下了中国人民一笔无法偿还的血债,希望我们的国家、民族永远铭记这血的代价和教训,为维护世界和亚洲和平做出贡献……


以后,佐乡渥洋子在江浦,借住在一家佛堂开业行医。不幸的是她于1947年7月14日在南京去世。许多了解佐乡的反战态度与被她救治过的南京人闻之十分伤心。翟慕韩老人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佐乡渥洋子在中国十年,始终尽到了医生的天职。她是日军反动营垒中的叛逆者,她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对中国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




在日本侵华战争后期,驻南京的日军与日本侨民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日益看清了这场战争的侵略本质与即将失败的必然命运,对日本当局的战争指导与殖民统治政策进行公开的抗争。


1944年初夏,日军在各战场的战局更加不利,驻南京日军部队中的士兵反战、厌战情绪日益弥漫,自杀、逃亡、反叛事件日益增多。一天,第3067部队菊地支队的士兵福岛康雄、松井勇等7名士兵偷偷到一家酒馆饮酒,发泄不满与思乡之情,高唱樱花之歌,唱得涕泪满面,泣不成声。事后被上司查知,福岛康雄等人被关进日军的“防疫隔离班”,接受整肃纪律、净化思想的惩处与训练。在这里,福岛等意外地遇见一位曾被中国抗战部队俘虏又被释放回来的日军士兵。此人是在苏北扬州地区“扫荡”时被新四军俘获的。他亲眼看到新四军优待日军战俘,不打不骂,尊重人格,不搜财物,生活上还给予照顾;对战死的日军尸体都给予掩埋立碑,以方便以后查找。这与日军对中国军民的暴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将这些亲见亲历如实地讲给福岛康雄等人听。这个士兵的讲述使福岛康雄等人受到极大的震动,并由此萌生了秘密组织出逃投奔中国抗日军队的强烈愿望。


从“防疫隔离班”回到菊地支队,福岛康雄等人在日军士兵中开始了紧张的秘密串联活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中,他们共串联了福岛康雄、松井勇、吉冈一郎、高田庄七、籍原政吉、土手繁正、风祭宗一郎、小川林一、雁野政一,山城正样、广泽次郎、丰田龟喜、岸介要、黑出好雄、顿花户郎、上田止、宫泽远平、平野宗八等18名士兵,形成一个秘密组织。先后秘密举行了5次会议,商讨研究了详细的出逃计划与办法,最后决定:

(l)出逃日期:1944年8月5日月21时30分在炮楼集合;

(2)服装:穿军服带剑,穿皮鞋打绑腿;

(3)各带步枪或手枪1枝(由吉冈一郎、福岛康雄、松井勇准备到枪库中去偷);

(4)高田庄七、籍原政吉于5日上午外出购买中国地图、手电筒、指南针、药品;

(5)由中华门出南京城。


这些反叛的日军士兵按照计划秘密地行动起来:8月5日上午高田庄七、籍原政吉外出购买到了中国地图、手电筒、药品等物;8月5日晚22时,福岛康雄、松井勇二人悄悄来到兵器仓库,由福岛在外警戒,松井勇打开仓库门,取出昭和十四年式手枪3枝、步枪子弹300发、夜光石1个,一齐存放到炮楼里;然后,福岛康雄又来到内务班,偷出三八式马骑枪1枝、昭和十六年式手枪1枝和金票47万元;接着,他又到政查队士兵宿舍偷出1枝三八式步枪。


按照原计划,出逃人员应于5日晚21时30分在炮楼集合;但因各种原因,推迟到23时,只来了6个人,他们是福岛康雄、松井勇、土手繁正、高田庄七、籍原政吉、吉冈一郎。在分发枪支、物品时,吉冈一郎分得昭和十六年式手枪1枝,高田庄七、松井勇、籍原政吉各分得昭和十四年式手枪1支,福岛康雄、土手繁正各分得三八式步枪1枝。23时30分,这6名日军士兵翻过兵营的围墙开始出逃。他们排成整齐的1队,行走在夜深的南京大街上,俨然是1支深夜执勤的巡逻队。在经中华门日军哨口时,他们诡称是日军金陵部队,有军事机密要事出城,骗过哨兵,得以安全离开南京城。出城后,他们向南京城东南方向句容县境内的茅山地区行进。他们知道那里是新四军的游击区。


在这6名日军士兵出逃的第二天,菊地部队发现了福岛康雄等6名士兵失踪,并发现枪支弹药丢失,感到事态严重,立即向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报告。日军总部命令立即追捕。命令下达到日军各部队及其在南京所有交通要道上的哨卡与外围据点。日军各部队立即组织搜索队与清山队,在南京城内外进行大规模的搜捕。8月8日上午10时许,日军第1063部队清山队在句容县境山区一户农家房子里,发现了6名出逃日军士兵正在休息做饭,立即将他们包围逮捕,送回南京。


多名日军士兵武装出逃、投奔中国抗日部队的事件极大地震动了驻南京的日军当局,他们既恐慌又暴怒,迅速对这些反叛的士兵进行了严厉的惩处:福岛康雄等6名出逃士兵于8月10日被枪决;其余12名曾参加制订出逃计划但未能参与出逃行动的士兵,被判处5年徒刑。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下令将对这18名日军士兵的判决书印发至日军各部队指挥官,以弹压士兵的反叛行动,加强对部队的控制,同时严令封锁此事外传。


但是,纸包不住火。日军18名士兵集体武装出逃、投奔中国抗日军队的消息,在日军驻南京的各部队中迅速流传,并引起震荡。1945年1月,苏北新四军第3师黄克诚部直属特务团在响(水口)涟(水)公路上进行的1次成功伏击战中,缴获了日军的许多文件,其中有1份日军军事法庭对18名日军士兵的判决书,从中知道了发生在南京日军部队中的这一重大反战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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