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西战争的两次大论战

一、第一次论战

美西战争的第一次论战发生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是在维护传统史学的外交史学家与用经济史观对美国战争作出新解释的历史学家与经济史家之间进行的。

用经济史观解释美西战争的进步史学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巴黎和会彻底暴露了帝国主义列强重分世界的野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的论断在世界各地区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许多学者用争夺市场与投资范围的概念来重新考虑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生的早期帝国主义战争。在美国,也产生了一批思想激进的学者,他们开始用经济史观来解释美西战争的发生与性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被称为进步历史学家的查尔斯·比尔德与著名经济史家哈罗德·福克讷。在《美国文明的兴起》(1927)这部美国进步史学的开创性著作中,比尔德强调了经济因素是美西战争发生的主要原因,他认为,麦金莱总统改变其前任克利夫兰的中立政策,是因为美国在古巴的投资与贸易受到了威胁,战争是出于保护那个地区的美国经济利益。因此,美西战争是“第一次商业帝国的战争”,“战争是在争取国外市场与投资机会的压力下爆发的”。①比尔德还指出,美国企业界在决定外交政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福克讷在其名著《美国经济史》(1924年)中告诉读者,美国奉行帝国主义政策,正是在工业与金融资本达到成熟之时,美国是为“市场与投资区域而战”,“走向金融帝国主义是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②

当然,不仅是比尔德与福克讷,其它一些历史学家也在用经济原因评价美西战争。他们认为,对菲列宾群岛的进攻,不只是海军战略的需要,暗示美西战争是为谋求美国在东亚的利益。也有人指出:“1890年边界的消失,产生了在美国疆界以外任何地方寻找扩张与投资领域的必要,同西班牙发生的古巴争端,不过是提供一个适时的借口与道义上的理由。”③

由此可见,这是二十年代以来发生的一股激进思潮,正如历史学家帕特森所说:“在1936年J·普拉特发表他的《1898年的扩张主义者》一书之前,美国企业界肯定是扩张主义者,是麦金莱外交政策后面的主要院外势力,这一观点已被普遍地接受。”④

“企业界反战”说否认美西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

比尔德·福克讷等史学家在揭示美西战争的经济根源时,虽然没有站在列宁主义立场上,但其论点开始触到美国帝国主义这一要害,因而引起了传统史学的不安与反对,反对用经济史观解释美西战争最有力的是外交家J·普拉特与S·比米斯。普拉特在《1980年代的大政策》(1932年),《美国企业与西美战争》(1934年)以及《1898年的扩张主义者》(1936年)等论著中,分析了企业界对美西战争的态度,提出了企业界反对战争的论说。普拉特的目的是要否定美西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他问道,“如果战争是为了对殖民地的贸易与开发,人们应该看到企业家与银行家是这场运动的带头人或给予同情与支持”,但是,普拉特断言,“其实,他们的态度,在战争爆发前看来恰恰是与此相反的。”⑤在大量引证企业杂志的材料后,他指出,直到最后一刻,“企业界,特别是东部企业界竭力反对战争。”⑥然而,仅几天以后,在杜威取得马尼拉海战胜利后,企业界的态度就马上发生转变,开始支持战争与扩张了。美西战争既然不是为了市场与投资利益,那末,它是怎么发生的呢?普拉特认为,早已存在的“美国精神”——一种更广阔的“天定命运”,促使了美西战争的发生。“人们可以大胆地提出这样的理论,美国公众对美国政策即将发生的改变的准备,基本上是政治学者,社会科学家与历史学家,而不是企业家,经济学家的成果。”在强调了海军论者马汉的影响后,普拉特说:“现在,天定命运与白人负担——应该加上第三个:海上权力。”⑦正是这些思想的传播,帮助形成了公众舆论,促使美西战争的发生。普拉特还认为,麦金莱政府是反对战争的,在强大的潮流冲击下,他被迫诉诸战争。麦金莱本人不过是公众舆论“犹豫不决的工具。”⑧

早在普拉特以前,已经出现了公众舆论说,在《好战精神》一书中,米利斯认为,公众的“好战精神”导致了战争的发生。“好战精神已燃遍全国……,怎么可能阻止那么强大的潮流呢”?⑨米利斯宣称,许多东部的金融与工业领袖确实不想战争。在米利斯以后,历史学家研究了公众为什么要求战争,一个时期,据认为,是报纸作为宣传媒介,激起了公众对古巴起义的同情与对西班牙暴政的愤慨,要求政府为人道主义而战,J·维桑的《反映在纽约报刊中的古巴危机,1895—1898》(1934年)、M·威金逊的《公众舆论与西美战争》(1932年)是两本形成公众舆论说的有代表性的著作。普拉特的企业界反战说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论说,成为美西战争传统史学的支柱。

“大偏离论”否认美国进入帝国主义时代

几乎在普拉特提出“企业界反战说”的同时,比米斯提出了“大偏离论”。比米斯认为,美国是一个保持反殖民主义传统的国家,“战争前,并无取得菲律宾的要求”,然而,杜威在马尼拉湾的军事胜利激起了帝国主义念头,是他这个人,是他的一次战斗把帝国主义强加在美国身上,使美国从反殖传统上发生了一次“大偏离”,这是偶然的暂时的。

麦金莱证明无法抵制这一念头,于是,训令美国的和平谈判者,要求获得菲律宾,麦金莱的要求完全是无准备,无计划的。它表明了美国的“幼稚鲁莽”。在比米斯看来,十三年以后,当美国决定给予菲律宾自治时,美国实际上放弃了菲律宾这个殖民地,重新回到反帝传统上来。(11)

进步史学的溃退

“企业界反战”说与“大偏离”论是美西战争传统史学的新论点,特别是由于普拉特大量引证企业杂志的材料来说明企业界的态度,这就给他的论断以似乎确凿有力的证据,对经济史观以突然的沉重的打击。比尔德、福克讷等人既不能从理论上驳斥普拉特的论点,又无法否认他所引用的材料,于是,刚刚兴起的美西战争进步史学,招架不住,一触即溃了。进步史学的溃退,还有一定的背景,三十年代末,美国思想界发生大倒退,许多人重新从经济史观退到主观唯心主义,杰出的进步历史学家比尔德本人也退到相对主义立场上,这样,他们不但不可能用经济史观进一步研究美西战争的起源与后果,把这场论战深入下去,而且,从原来的阵地上后退了,比尔德在三十年代中期,比起他在二十年代写《美国文明的兴起》时,已经妥协得多,在《国家利益观念》一书中,他说,美国对古巴的关心,“国家利益”是主要的,经济利益则是“补充的”。(11)后来,他完全放弃了原来的激进观点,提出了政客为安定国内秩序,转移人民视线挑起对外战争的理论。经济史家福克讷接受了“公众舆论”说,在再版的《美国经济史》中,他改口说:“虽然美西战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转折点,但战争本身的主要原因不是为了经济利益,……这个战争基本上是一次新闻记者之战。”(12)在1959年出版的《政治、改革与扩张1890—1900》一书中,他更多地引证普拉特的材料,强调说,“至于企业界,作为一个整体,是深深反对战争的,迟至1898年春,……企业界继续反对它。”(13)

就这样,第一次论战以进步史学家的退却,传统史学的胜利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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