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为人知的甲午秘史:日本诱破清廷密码

甲午年中日开战前,运送清军的英国商船高升号在朝鲜海面被日本军舰击沉,千余名中国士兵及欧洲船员罹难,事后中、日、英三国展开了长达十年的外交和法律角力,这就是国际关系史、司法史和军事史上著名的高升号事件。 高升号事件一出,中国官方立即注意到了日本的间谍行动,亡羊补牢,除了加大侦破力度外,首先就是管制了电讯。 7月28日,津海关道盛宣怀致电总理衙门:“倭人狡谲,各口有人改装侦探,用洋文密码电,大碍军情。若专禁倭电,仍可托名他国人传递;自应照公例,禁止一概密电。但恐各公司、总税司须发有益中国之密电,似应通融。现奉傅相通饬各局,除中国有加官报及驻洋各钦差官报密码照发外,无论华洋文密码商报,均不准收;明码各电,查明如有关涉军务,立即退还。至各国公使、总税司有益密电,京总署、津督署特允收发者,请由两署加印,饬局代发;各国来报亦须奉两署特饬准收,仍送两署转交。此外密电概不准收。”



禁发密电的具体办法是:“除中国一等三、四等有印官报及驻洋各钦差一等报,督办,总办有印公报,密码照发留底备查外,凡商报无论华洋文密推均不准收。明码各电应听电局派员细看,如有关涉军务者立即退还。至各国公使及总税务司、津税司有盖中国之密电,京总署、津督署特允收发者,请由两署加印饬局代收。各国来报,亦须奉两署特饬准收,仍送两署转交。此外密电,概不准收。如有违误,定惟局员、领班是问。此系军务,所关非浅,勿稍玩视。”



对密码电讯的管制,给日本间谍的信息传播增大了难度,他们不得不改用商业术语来指代军情,如“北部上等品”指奉天府之兵,“杂货”指炮兵,“酒类”指骑兵,“卖”指兵赴朝鲜,“买”指兵赴山海关,等等。各国使馆的通讯也受到影响,英国公使欧格讷所拍发的关于总理衙门召见的紧急电报,也被延误。 其实,在战争前夕,日本就已经用计谋破获了清廷的电报密码。 根据后来官至外务省政务局长的中田敬义于1938年披露,1887年(明治十九年),北洋海军访问长崎并与当地日本警察发生流血冲突,中国的电报密码便曾被一名叫吴大五郎的日本人窃取。1894年开战前,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向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递交了一封长信,就是著名的“第一次绝交书”,并故意主动将此翻译成汉文提交,译者就是中田敬义。次日,汪凤藻向国内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文,日本方面将这一密码电报与原信相对比,终于破获了中国的密码。 这一以“钓鱼”手段破解密码的方式,后来在第二次世界中被美军原样用回到日本头上。当时,美军从日军一系列电报中,发现十分频繁出现“AF”代码,估计应该是指中途岛。为了进一步查实,美军便用浅显的英语拍了一份作为诱饵的无线电报,报告中途岛上的淡水设备发生故障。果然不久以后美军截获的一份日军密码电报声称:AF可能缺少淡水。至于美军伏击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的行动,则应得力于新西兰海军“基威”号轻巡洋舰,该舰队此前在瓜岛附近海域撞沉了一艘日军潜艇,并从这艘潜艇上得到了日本海军最新版的密码本,令日军此后更换的密码都迅速被美军破译。


整个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的密码通讯、至少是外交系统的密码通讯,一览无余,这在整个战争期间乃至后来的马关谈判期间,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中国方面毫无知觉。



打响甲午第一炮的丰岛之战中,总体实力弱于中国的日本海军,何以能在局部集中优势兵力邀击北洋运兵船(包括高升号),一直是中国研究界的兴趣所在。普遍的说法是认为日本间谍探得运兵的高升号(载1000名主力清军)船期情报,日舰因此有备而来,打的是伏击战;也有研究者对此质疑,认为日谍刺探船期的说法都只是出自中国方面的揣测,而没有得到日本方面资料的证实,高升号运兵船遭遇日本军舰纯属巧合,因日本早已下定决定在海上攻击中国船只,因此遭遇战是必然的,而遭遇哪条舰船则是偶然的。


日本的确是早已决定在海上袭击中国的舰船。当时的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在次年(1895年)所写的回忆录《蹇蹇录》中说:“当初我国政府经由驻东京英国公使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碟,限于五日内答复,并坚决表示:在此期间中国若向朝鲜增兵,日本政府将立即认为系威胁行动。当时,西乡海军大臣曾问我:‘若日本舰队在最后通碟期满后,与中国舰队遭遇,或中国有再增兵的事实,而立即开战,在外交上有无为难?’我答称:‘从外交顺序来说并无任何妨碍’。事实上我召见驻我国的英国代办巴柴特,请他将我最后通碟转交驻北京英国公使是7月14日,而丰岛海战是7月25日发生的。”



陆奥宗光在7月12日致电驻中国兼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说:“今有施行断然处置之必要。故阁下务须注意,可择一不受世上非难之某种口实,以之开始实际运动。” 13日,陆奥命参事官本野一郎及陆军中佐福岛安正速返朝鲜,向大鸟传达其机密训令:“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公使馆书记官杉村rui说:“朝鲜政府无论如何答复,或逾期不答,都要举事”。


甚至远在伦敦的驻英公使、前外相青木周藏也看到了问题的关键,他在7月23日致电陆奥,强调“必须制造日本行动正当性”,“由于国际法仅仅是希望提倡(朝鲜)改革,没有给我们武装干涉之权利,故如果打算进行战争,那么绝对必要的是要事先给军事占领以合法的地位,否则整个世界则要谴责我们的行动。”


从这些情况来看,日本实际上无须等待运兵船的具体情报,而只用随机地选择攻击目标。可以说没,遭遇战是必然的,但何舰遭遇何船,却是偶然的。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不光是中国运输船没有军舰全程护航,日本的运输船也同样。高升号事件爆发后,浪速舰在返航的过程中还专门提醒一艘无护航的日本商船,并将其护送到舰队锚地,如果日本人蓄意伏击高升号,则一定会担心世界第八的北洋舰队进行报复,而应提前为自己的运输船提供护航。



当然,根据这些分析,也不能得出在高升号事件上没有谍报斗争的结论。高升号事件后,帝国法制局局长末松谦澄所主持完成的官方报告中,明确提到:“7月21日和22日有许多(中国)军队运输船从大沽出发,与我有关当局通过其它途径获得的消息相符。”当然,本文所说的日本人成功地破译了中国密码,却一直秘而不宣,应该是甲午战争中日本最为成功的“间谍”行为。遗憾的是,对这一重大的谍报行动,中国的研究界却很少提及,惶论重视,或许这样的细节研究,偏离了红色史学的“宏大叙事”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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