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年代最危险的军人--拆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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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弹药应该倾泻在战场上,射击进敌人的躯体内,但和平年代过期的弹药则需要销毁。位置偏僻的乱石山脚下的沈阳军区某弹药销毁站,就专门负责销毁全战区报废的各类子弹和炮弹。   “5年来,我们销毁的弹药能堆成一座大山,可以打一场战争了。”身材高大的郭武站长说。2002年,他参与了这个新单位的组建,并见证了在一片不毛之地上建起一座现代化的弹药销毁场。   “但销毁弹药的高风险性,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性格爽朗的郭武站长有点严肃地说,“过期或者质量存在问题的弹药都是些‘不老实’的家伙,可以说,我们是和平

弹药应该倾泻在战场上,射击进敌人的躯体内,但和平年代过期的弹药则需要销毁。位置偏僻的乱石山脚下的沈阳军区某弹药销毁站,就专门负责销毁全战区报废的各类子弹和炮弹。


“5年来,我们销毁的弹药能堆成一座大山,可以打一场战争了。”身材高大的郭武站长说。2002年,他参与了这个新单位的组建,并见证了在一片不毛之地上建起一座现代化的弹药销毁场。


“但销毁弹药的高风险性,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性格爽朗的郭武站长有点严肃地说,“过期或者质量存在问题的弹药都是些‘不老实’的家伙,可以说,我们是和平时期接触弹药最多的军人,了解我们的人都说,他们平时不打仗,但是却天天上战场。”


“真的,干的时间越长,我的胆子越小。”郭武认真地说。


操作规程都是用血写的


第一次打开弹药箱,看到黄澄澄的弹体时,二期士官刘维民的心中掠过一丝兴奋,那时他还是一名列兵,电视上看到的让敌人血肉横飞的炮弹实物就在眼前。但不久前的培训经历以及作业区墙上“违章等于自杀,侥幸必出事故”的标语提醒他,这不是一份讲究浪漫或者豪情的工作。


长长的报废弹药拆卸车间类似工厂的流水线,放置炮弹的链板传输机穿过一道道工序车间:开箱取弹室,卸底火间,拔弹间,取发射药间,取铜壳间,火工品暂存间。每一个工序各司其职,分工明确。


“每个车间几个人,每个人做几个动作,都有严格的规定。”销毁站政委孙秀忠说,“在销毁站官兵的心目中,墙上悬挂的《弹药销毁业务管理实施细则》、《弹药处废安全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都是神圣的,我们常说‘法规制度是铁,谁碰谁出血’,这不是一句吓人的话,干这行的人都明白,每一条操作规程都是用血写的。”


静电对于弹药销毁来说是很可怕的。因此,销毁车间的地面铺设的全是油漆状的防静电树脂,下面埋设着导静电铜线,以防止静电累积。室内的电灯、开关全部是特制的,可以防止静电泄漏。工作人员穿着的也是特制的防静电工作服,工作使用的锉刀、钳子等工具都是有色金属的,通常是铜制的,它们与炮弹摩擦不容易产生静电。


“每一道工序都是人命关天,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来。”工程师曹海庆边说边比划着,“比如搬运弹药的时候,要求一只手必须护住底火。一旦出现失误,底火撞击到硬物——一眨眼的工夫,一切都结束了,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有一次,曹海庆和两名战士负责拆卸手榴弹,快收工时遇到了意外。一枚手榴弹弹头和木柄分离时,拔弹机意外带动了木柄内的拉火环。千钧一发之际,眼疾手快的曹海庆迅速停机。他独自走进抗爆间,小心翼翼取走了拉火环已经被拉出木柄的手榴弹,排除了险情。


棍状、红褐色的发射药散发着特有的霉味儿,按照火工品不过夜的规定,发射药从弹筒中取出后当天必须烧毁。作业区边缘一大块地表焦黑的空地就是烧毁场。发射药在那里被铺成带状,逆风点火、烧后撒水,这些经验都是多年的摸索积累下来的。


卸下来的底火、引信以及过期的子弹也都被摆放在烧毁场特制的铁笼内,架上木柴等点火燃料烧毁。油脂引燃木柴后,4~5分钟之后,爆炸声就会响起,噼啪声一般会持续两个小时才结束。


然而一次任务中,一个“钢箱”突然熄火。另外两个钢箱烧毁完成后,所有人员撤离到300米外隐蔽,负责点火的排长李铁刚穿上20多公斤重的防弹衣,匍匐靠近铁箱,顶着刺鼻的味道,终于完成了重新点火任务。


李铁刚是从军械院校毕业的本科生,销毁站一位领导给他介绍了个女朋友,相处几个月后,女孩子了解到他从事的弹药销毁有危险,很快就和他分手了。


与过期弹药相比,那些无法拆卸的弹药属于“顽固分子”,只好直接炸毁。这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是一种危险系数更大的工作。


一年夏天,官兵们把一些锈蚀的炮弹运到山凹中的炸毁场集中炸毁。炮声响起、泥土飞溅之后,郭武站长觉得爆炸声不对,“有一个坑没有爆炸!”所有的人心中顿时一沉。等待了一个小时之后,他们穿上防弹衣,拿着望远镜慢慢靠近未爆弹坑,从望远镜中发现,爆炸产生的石块砸断了这个坑里的两根导火索,判明情况排除哑炮之后,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责任心最关键


有着29年军龄的郭武站长不吸烟,孙秀忠政委也不抽烟,邢晓东总工也没有这个习惯,销毁站的官兵们忌讳烟。孙秀忠政委说,前一任老政委任福广有30多年的烟龄,调到这个单位后,一个月就把烟戒了。


“这就是责任心的力量。”和弹药打了20多年交道的邢晓东总工说,“在保证技术的条件下,责任心就显得非常关键。”


每次执行任务,销毁站的几个领导都会在现场。有一次军区机关悄悄地来突击检查发现,销毁站6个领导,一个在家值班,其他5个都在作业现场。


“这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消除战士们的恐惧心理,二则战士们也不敢麻痹大意。”孙秀忠政委说。


但是弹药销毁站的干部在现场仅仅带头干似乎是不够的,“干部在现场最关键的是要善于发现问题,发现不了隐患,事故就会天天在你身边晃悠。”邢晓东总工说。


一年夏天,正是销毁作业最繁忙的季节,郭武来到销毁车间查看温湿度表,发现每个工间的湿度都在50%左右,按照规定,重要工房湿度不能低于70%。郭武立即调来备用消防车,对工房周围环境进行喷洒增湿,同时抽调两名战士对各工房地面不间断洒水。


有一天,邢晓东总工在卸底火车间发现,卸下的底火有50个,而工序的限量为40个。超过一个,就多一分安全隐患。平时幽默风趣的邢总工严肃得吓人,他责令工作人员马上停机,立即按规定进行改正。


邢晓东总工说,搞弹药销毁这个行当必须善于“察言观色”,官兵的思想有没有疙瘩,直接关系到他们能不能在作业现场聚精会神地完成每一道销毁作业。有经验的军官常常心很细:看战士吃饭,是狼吞虎咽,还是茶饭不思;看战士睡眠,上床后,是很快入睡,还是辗转反侧,心事重重;看战士走路是挺胸抬头,还是驼背弯腰,蔫不拉唧。一切就尽在掌握了。


干这一行时间长了,不自觉会对生活中一些东西恐惧。比如,他们对爆炸声高度敏感。销毁场靠近大山,附近的老百姓开山采石头,每一次爆破声都引起他们的高度紧张。


冒烟也会引起他们的警觉。在销毁工作中,发射药一冒烟就着火。他们对周围的山火、清明节老百姓上山祭祖烧纸特别注意。一次,他们发现办公楼附近冒起了烟,顿时高度警惕,最后才发现是炊事班做饭冒出的烟。


他们害怕警报声。销毁站每个营区都有警报和消防车,提起警报声,他们都有一种职业恐惧,“最好不要听到这种声音。”曹海庆说。一天,官兵们正在吃饭,突然听到警报声,大家立即齐刷刷跑出食堂,后来发现是一名职工患病,120急救车前来抢救。虚惊一场。


没给领导递过一支烟


危险的工作环境造就了异常融洽的官兵关系。士官赵苏斌已经向外单位的老乡吹嘘过好几次——今年5月,他们一天卸了21节车皮,平时的工作量只是七八节车皮,连运弹药的人都感叹:“没见过干活这么拼命的单位。”


“站长、政委都和我们一起干,离远了根本看不出哪是干部,哪是兵!我们这儿,干部和战士一个样,也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我们干活还有啥说的。”赵苏斌说。


让赵苏斌骄傲的还有销毁站的伙食,“每天的自助餐都是四菜一汤,两荤两素,站里的领导都和我们在一起吃饭,我们的伙食费都给用到顶了。”


弹药销毁站的作业区一般是和休息区分开的,休息区内有众多的娱乐设施,塑胶篮球场、排球场、足球场,10人制的人造草皮足球场利用率最高,即使下大雪的日子也不例外,经常是扫出一块空地,干部战士就一起上阵,你抢我夺,踢得不亦乐乎。


“对于战士们来说,改选士官、考学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都走民主评议的程序。”孙秀忠政委说,“这样最敏感的问题反而很容易解决了。”


去年年底改选士官,曹海庆发现平时干得不错的小何没有写申请。小何对他解释说:我心里有数,早就对自己排了位,我的希望不大。几天后,民主投票,小何位居第五,他们销毁一室的士官改选只有4个名额。


赵苏斌说:“我们喜欢这种公平公开的环境,我改选士官两次,连根烟都没给领导递过,平时干得好,立功受奖都是水到渠成的事儿!”


销毁站的领导常跟客人讲述一个数字——1∶31。5年来,从外单位调进来31名官兵,除去一个被上级领导机关看中调走外,没有一人要求调走。


“我们舍不得这个环境。”二期士官赵苏斌说。


今年9月,销毁站成立5周年,他们没有组织庆典,反而对安全销毁工作进行了总结,进一步查找安全隐患。


“零事故是对我们最高的褒奖,”孙秀忠政委说,“我们的工作决定了我们距离危险常常只有一厘米,但我们始终保持着这一厘米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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