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最早就是“词话”,且以抄本流行于世,与所谓“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之冠冕无涉。之所以学问家炮制出此说,实在是因为《金瓶梅》一书之卓绝地位使然。


《金瓶梅》之前,已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相继问世,文学史概括为代表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志怪之长篇小说,但令学问家们有稍许遗恨之处在于,此三书皆非文人独立创作,俱是由市井话本衍生而来,且各具代表。《三国志演义》由“说三分”之“讲史话本”提炼而成,且经过唐宋元漫长积累而成。《水浒传》则是代表“公案、朴刀杆棒、发迹”或“说铁骑儿”之类,经南宋至元,从话本到杂剧,都早已是千锤百炼。《西游记》也不例外,源于“说经”和“神魔志怪”,其中取经故事早在元代就已经定型。而《金瓶梅》却不同,虽是从《水浒传》中“武松杀嫂”推衍而出,但并无世代累积之旁证。故而,学问家们更愿意相信且证明此书是独立创作而非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于是,出现一个由逻辑关系引发之重大问题,即若“非独立创作”则是否可证明与推导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结果不言而喻。


学问家们称《金瓶梅》为“文人独立创作”时,一直在发虚,故做硬语强词。因为是“似乎”不知此“文人”是何许人也。于是为证实其文人身份和面目,不惜制造证据以整视听。于是,王世贞、李开先、贾三近、屠隆、汤显祖、王雉登等文人皆遭“《金瓶梅》作者”之口舌,可没有一个能占住脚。无奈之下,只好一面认定其作者为文人,一面“存而不论”具体所指。学问家们至死不渝般铁定《金瓶梅》作者是文人,原因何在?


截至目前为止,凡指认《金瓶梅》一书作者,皆从“词话本”卷首“欣欣子”序所称,即“兰陵笑笑生”,但此称谓似乎并不使学问家们满意,却又无“考据学”支持其文人身份与背景,于是又以现状为暂定总不至于错而免怡笑大方,待日后如若发现其“真实”之文人身份则振振煌煌其辞聒噪曰“兰陵笑笑生就是某某某”。但不管怎么说,“兰陵笑笑生”为《金瓶梅词话》之作者当无疑意。那么,此人为何遮遮掩掩,不肯以真名实姓示人呢?


本文意图即在揭开这层迷雾,还原历史之本来。


明朝自嘉靖始,王学左派渐成气候,从最初取法王守仁(王阳明)之“心学”到自成泰州学派(即王学左派),又经王艮、徐樾、颜钧、罗汝芳(汤显祖之师),至何心隐、李贽,越来越离经叛道。而此时之禅宗也趋于叛逆与批判精神。心学与禅宗的合流必然导致社会思潮的剧烈动荡。《金瓶梅词话》在此等背景之下诞生正所谓“生逢其时”。


《金瓶梅词话》中对两性间“滋味”不仅以“美快不可言”来形容,而且更因个中大胆的性描写而使人刮目。但细究起来不难发现其中的笔墨游离和粗鄙。我国古代的性学与性文学成熟较早,尤以隐喻与象征手法早已细致入微到口语语感之中,特别是宋元时期,宫体泛滥,淫靡之风炽烈。但文人还未将品味和格调抛诸脑后。明代后期,更由于王学左派的推波助澜,社会风气中已经对色情和纵欲加以接受甚至是肯定,当时的人们是不以谈房闱事为耻,“赤裸裸的性描写可见诸各类出版物”。对此,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有过精辟论述。按常理说,若是文人创作,情趣、文笔都不至于太过低劣和“三俗”,而且更由于当时之世风而不至因怕羞见人而隐蔽真实身份。对于此,学问家们心知肚明,正鉴于此,才抛出“最接近原作的应是词话本”之怪论奇谈。目的只有一个,为他们心目中的那位假想“文人”找个辙,否则的话,太不着调了。


依我之见,《金瓶梅词话》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由女性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


其实,只要不心存学术之私念而稍加留意,这四百年之疑团就如薄薄的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作者以“兰陵笑笑生”为名,这本身就很有意味,其中不乏对男性的揶揄和鄙夷。


《金瓶梅词话》是一部用山东地方方言写就的鼓词说唱话本,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是学问家们遍索与山东有瓜葛之文人皆无果,穷其因,根本没有将这一时期之女性列入其法眼。


现在的问题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她究竟是谁?她为什么要写作《金瓶梅词话》?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必须回到对《金瓶梅词话》的解读之中。


要说解《金瓶梅词话》就必须先谈到“词话”,即鼓词说唱话本。翻开中国曲艺史,不难发现,说唱艺术起于民间,兴盛于市井,而以勾栏瓦肆为舞台。在曲艺发展中,说唱技艺必然会形成两种流变:其一是民俗市井,以俚俗为其特征;其二是风月院馆,以淫邪为其宗旨。说唱技艺的这种源流形态在中国大陆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两股分流重新汇聚并以舞台艺术为归宿,完成了一次从下层杂末到人民艺术和民间艺术的翻身和解放。这是不争的事实。《金瓶梅词话》其实就是青楼之中藉以娱乐的时调说唱底本,与此相类的还有《西厢记(院本)》和后出之《玉娇梨》(与《金瓶梅词话》有承接关系)。


《金瓶梅词话》故事生发于《水浒传》,截取“武松杀嫂”一段而衍生出“西门庆与潘金莲”之情事,又根据当时之社会风气使得西门庆这个人物更加饱满和丰富,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诸多女性也各具妖媚淫荡之气。这也正符合淫秽小说的各种要素,颇得嫖客之青睐。由此而使抄本传播成为必然。


明代娼门因为是利税大户所以地位不低,而且等级可分高下,凡入娼门之女子也需学业兼修,最后能独领风骚且收入可观者依旧寥寥,如果才貌色艺皆出众更是凤毛麟角。《金瓶梅词话》作者深谙鼓词说唱之道,精通曲辞音律,可见入娼门学艺日久矣。其人更知女性之间争风吃醋、勾心斗角的情绪因由,若非女性何以精准把握。娼门女性,学的就是勾引男人的术数和功夫,无一不销魂蚀骨吸髓,只要将这些迷惑摇荡心旌之技术稍用笔墨调和,怎不成就一部旷世奇书。书中大量之笔墨游离和粗鄙,正说明此书乃是声色消遣之词话底本,并不讲究文采和才艺,故,不可过分苛刻要求。


《金瓶梅词话》,是以“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唱出的一支“寄意于时俗”的末世之哀歌。在中国曲艺发展史和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意义。此书的作者“兰陵笑笑生”作为娼门中的女性,本无意于小说创作,无非是以鼓词曲艺取嫖客之悦,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却在不经意间,闯进了白话小说的殿堂。对此观点,几乎所有的“学问家”们都回避。他们不是没想到,而是从骨子里不肯承认。就在前面提到的袁行霈主编的高教版《中国文学史》中,清楚的提及“同时代的《花营锦阵》之中,也有署名‘笑笑生’的一首《鱼游春水》,……”。所谓“花营锦阵”,正是对娼门妓院等风月场馆的称谓。


证明《金瓶梅》作者是女性的考据工作还未开始,但早已是水到渠成。只不过以前都围绕着受王学左派深刻影响的男性文人而展开和深入,结果徒劳无功。现在,是到了该恢复历史真相的时候了。在大量的有关《金瓶梅》的作者之谜的论著面前,我们已知的事实是:A、作者深谙山东方言和山东地方曲艺;B、作者有南京、杭州等地生活经历;C、作者曾与董其昌及其后人等相识;D、《金瓶梅》首先由“欣欣子”以刻本推出词话本,后渐被“东吴弄珠客”删改;E、作者不仅对男女间性事深有心得,更对女性心绪闲愁了如指掌。综合上述事实,我们其实与《金瓶梅》作者的距离近在咫尺。但长期以来,我们却被蒙蔽在一种狭隘的男权中心和文人立场之中,使得我们与真实隔开,如同云里雾里。


【后记】关于《金瓶梅》作者是女性的证据本来就很松散,加之学者们的不认可和极力忽略,使得原本简单明了的事情复杂化,更由于好事者几番篡改和删修,使得此书早已非原初面貌。但历史终归是历史,找出《金瓶梅》的真正作者是众多抱着科学精神的学者们的共同愿望。


《金瓶梅》系出明末,有二版本。


其一,曰《金瓶梅词话》(一百回),万历年间刻本:单页11行,行24字,无图,“欣欣子”序;现存最早之刻本于1617年(万历45年丁巳)刊行,名为《新刻金瓶梅词话》,保留卷首之“欣欣子”序,另有“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今称“万历本”或“词话本”。现存世之秘藏有三:中国北京图书馆、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日本日光晃山慈眼堂。原书之影印本有:1、“古佚小说刊行会”本,附有后出之“崇祯本”图,此本还有盗版之书店覆本;2、“世界文库”本,“上海杂志公司”本,“中央书店”本,皆各有删节。


其二,曰《金瓶梅》(一百回),今称“崇祯本”。秘藏一,日本内阁文库,封面题《新刻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有图二百页(每回双页),正文单页11行,行28字,卷首已无“欣欣子”序,保留“东吴弄珠客”序和“廿公”跋。秘藏二,日本长泽规矩也藏本,与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同。秘藏三,北京图书馆,封面题《新刻绣像金瓶梅》,有图百页(每回省去一页),正文单页11行,行28字,序失,无评语。秘藏四,北京大学图书馆,大型大字刻本,正文单页10行,行22字,字旁加圈点,每回前有精图2页,且共叙一事,版心上题《金瓶梅》,有眉批、旁批,卷首为“弄珠客”序。


“崇祯本”最大特征是将“欣欣子”序剔除,且此举具明显个性化。另外,“崇祯本”对“万历本”采取刀笔之法,即将原有之唱念词语一并铲除,使“词话本”变成了“说散本”,且有部分白文也遭此劫,不仅如此,“崇祯本”还将“万历本”开首数回所演武松事篡为西门庆事,且每回前附诗也多篡改。清人张竹坡评本(今称“第一奇书本”或“张评本”)即由“崇祯本”出而以为正本,竟使原始之“万历本”成枝蔓。袁行霈主编高教版《中国文学史》中,竟称“崇祯本”是“词话本”的评改本,言“即将词话本的回目、正文稍作删改、修饰后再加评点和图像刊行”,此欺世太过甚也!明明是篡改之举,何来评改一说。另放厥词称“最接近原作的应是词话本”,言下之意,“词话本”之外当另有一原作,而“词话本”绝非原作,只不过“最接近原作”而已,且一“应”字更显无聊,纯粹出“我本视其本不如何,然无实据,故暂视其应该可如何”之“弯弯绕”逻辑。查阅袁公《〈中国文学史〉后记》载,知有关《金瓶梅》章节俱出自复旦大学黄霖。如此看来,定是黄霖对《金瓶梅》之“崇祯本”情有独钟,个中原因实难揣测。但倘若是为证明《金瓶梅》乃“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又着实现出学养之汗(“语不惊人死不休”)。本人好学,终于领悟黄氏言外之推论:原来《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长篇,先有《金瓶梅》所谓“原作”后才又被改编成词话,继而因“词话本”风靡而从抄本进化成刻本,并由“词话本”还原成“说散本”。兜了好大一个圈,谁能不出惊诧汗?


《金瓶梅》现存最早刻本于万历45年出(即公元1617年),而抄本流行较早,袁行霈主编高教版《中国文学史》中提及“万历24年(1596)袁宏道给董其昌的信”,信中问“《金瓶梅》从何得来?”另提及袁中道《游居柿录》回忆董其昌对其曾言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由此可见,现可知,抄本要早于刻本21年。然至今未有当时之抄本面世。此为大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