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暗法

众所周知,诸子百家中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就是儒、法、墨、道四家。普遍的人都认为秦之后,儒家是中国法律文化的精神支柱。而法家仅仅只是作为儒家的附庸存在,是儒的一种补充。他们的观点是:自秦以后,儒家坐大,甚至儒家经典一度可以取代律令行司法,以及出现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观点。。。对此,我不敢苟同,我个人认为,秦以后,与其说是先秦儒家发展壮大还不如说是法家夺儒家之舍,借壳上市,以达到实现自己治国理念的目的。具体一点,就是在名义上是儒家的天下,在政治实质上是法家的传统。

为什么这样说呢?且听我一一道来

首先,从中国的统治者说起,自秦以后。历代英杰帝王的治国之术,无论其包装得多么冠冕堂皇,也不外乎是法、术、势三字之经,而且从历朝历代的改革来看,也不外乎就是加强君主权力和中央权力,这不就是在重复韩非子的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引自《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和“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引自《韩非子•人主》: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吗? 至于先秦儒家的所期望的“有德者有天下”的道德治国君主境界,历史上只有一位宋囊公做到了,可惜的是历史给他的四字评价是:身死国灭!

其次,从秦之后古代中国的治理国家手段来看,法家所推崇的重刑主义是贯穿了整个封建王朝的指导思想,

像汉朝残酷一点也不下于秦的种类繁多的肉刑来压制反抗;明朝的贪污五两银子点天灯以惩治腐败和清朝血腥十足的满清十大酷刑去维护统治。至于灭九族(父、祖、曾祖、高祖、子、孙、曾孙、玄孙和犯人自己)的满门抄斩更是不曾在任何一个朝代消停过,而且,我在这里想说的是,秦朝都只有灭三族之刑!这些,可不是能够用“仁者爱人”和“存天理,灭人欲”来解释的吧?而先秦儒家尽管认为不能仅仅依靠刑法等非道德手段去治理理想的社会,而且并没有因此否定刑罚等在治国时的作用,甚至后来还提出了“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但是“德主刑辅”只是说明儒家没有否定法律的作用,并不能因此证明他们重视法律。事实上,先秦儒家对法律是极为轻视的,如荀子就明确认为,在治国手段上,道德为本,法律为末。

再次,从历史上的改革来看,往往重视和效仿法家思想和方法的人物及其思想,才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从王安石的《青苗法》到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我们看的是大儒们唾沫横飞的指斥之词,“祖宗之法不可变”就成了他们最好的遮羞布!可曾有一个大儒告诉我们,秦以变商周法而一统天下,唐以变秦汉之法而强于世界与之对比的是宋以儒家理学而灭,明以儒党之争而亡!

然后,从中国人的血性和精神影响来看,也是明儒暗法之势。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学派和政治人物,要算法家殉道的最多了。儒家直接教人入仕,培育了像公孙弘之流的蝇营狗苟之徒,而孟子讲究的仁政精神,培养士气的方正之道,根本没有多少人拾起,儒家的牺牲,算不上轰轰烈烈。至于道家,更是讲究以柔克刚,社会责任感和积极入世的精神是没有的,所以道家干政的少,牺牲的更少。唯独法家,商鞅,这位"为秦开帝业"的法家巨子,为中国确立了君主集权制、郡县制、官僚爵位制、"什伍"编户、刑律、土地私有和一夫一妻式小农经济形式,却受车裂而死,可悲的是,商鞅逃亡行至秦国边境关口,想找个旅店投宿,店主人迎上前索要官方批准外出的证件,商鞅没有。店主人说:"商君之法规定,如果容留没有证件的客人,店主要和客人连坐论罪。"商鞅不得已走出旅店,喟然叹息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那又是何等的让人悲伤?!法家最为悲惨的人物莫过于韩非,秦王想要得到他,竟发动了一场战争,得到了却又将他杀死。。。我悲愤的是韩非一生追求真理,而韩王不用,秦王用其言却杀其身!这又跟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所歌颂的英雄的命运何其相像?!

最后,我想引用康有为的一句话,后之二千年,沿秦律也。。。

下面是参考的资料

1.先秦儒家德治思想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概述如下:道德社会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追求的理想目标,德治是实现理想的道德社会的根本途径,具体的德治手段是教化和统治者的表率作用。理想的道德社会只有靠德治来建立,这一观点包含这样两层意思:一是没有德治就建立不了理想的道德社会,二是依靠德治肯定能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

2.《商君书•画策》:中就有这样的论述:“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善而民善……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况伯夷乎?”这说明,在商鞅看来,法治可以把全体国民培养成有道德的人,即所谓“一国皆善”。韩非也有类似的论述:“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法……善之生如春,恶之死如秋”。(《韩非子•守道》)

3 .法家思想的缺陷:而从逻辑上来说,只要有一个人可以超越于法律之外,那么所有人都有可能不受法律的制约。但是,法家的法治精神无论如何比儒家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要彻底和进步。

4.儒家道德法律化的做法无疑是极为荒唐的,它既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又因为其法律条文的过分严苛和所定标准的不切实际而使道德规范本身流于空疏,无法得到切实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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