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从独夫到伟人 zt

 有的政治家,生前大权在握、唯我独尊,死后却身败名裂、家人不保;有的政治家,生前仿佛是缔造历史的伟人,死后其头上的光环却日渐暗淡;有的政治家,在台上之时风光无限,其实只不过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而有的政治家,生前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死后其历史作用日益彰显,是当之无愧的历史伟人。蒋经国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伟大人物。

按说,蒋经国是靠其父亲才一步一步走上权力顶峰的,并非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创业之君”。在二十世纪蒋家还搞“世袭制”,蒋经国能做个“守成庸主”就不错了,离“历史伟人”相距甚远。

而在蒋经国离世十几年之后,他却成了海峡两岸为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历史伟人”。马英九在蒋经国逝世十五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追思文章,文中说,“15年来,在‘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调中,蒋经国始终高居第一。”台湾《天下》杂志的民调也显示,蒋经国在去世十几年后依然被民众视为“最美的政治人物”之一。

2007年5月14 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记者对蒋经国的儿媳蒋方智怡的专访,蒋方智怡说:“经国先生年轻时就完全推崇民主,他认为,主权是在民的,一切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最大目标。所以,他晚年做那些事情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使台湾步入另外一个更好、更完美的阶段。”

中国人有“为长者讳”、“为尊者讳”的传统,而且讲究“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所以政治人物的后代对其先辈的评论,我们只作参考,不可尽信。蒋方智怡女士说蒋经国“年轻时就完全推崇民主”,就很有些靠不住。

1925年10月,16岁的蒋经国赴苏联留学,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用蒋经国后来的话说,他在苏联做“人质”长达十二年。在苏联的十二年间,正值斯大林执政时期,红色恐怖无处不在。蒋经国在苏联做过苦力,备受磨难,而且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可能是为了自保,他表现得非常激进,大骂蒋介石“叛变革命”,公开声明与父亲脱离父子关系,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27岁的蒋经国经斯大林批准,得以回国。蒋介石没有计较他在苏联对自己的谩骂,次年便任命他为赣县县长。

在此后十余年的从政生涯中,没听说过蒋经国有什么“推崇民主”的言行。

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戒严长达38年,只鼓励发展经济,严禁人民自由组党,严禁民间办报办刊,人民毫无民主权利,****成为禁区,台湾岛上,万马齐喑。六十年代,蒋经国长期掌控国民党情报系统,崇尚特务政治,这更与民主政治格格不入。蒋经国“年轻时就完全推崇民主”之语,不知从何谈起?

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仍任“行政院长”,继任“总统”的是“副总统”严家淦。但此时的蒋经国,已经羽翼丰满,牢牢掌握着实权,严家淦有名无实,“总统”宝座已经非蒋经国莫属。

1978年5月20日,年近古稀的蒋经国就任“总统”。

在上任的最初几年里,蒋经国仍延续其父的做法,继续搞“威权政治”,是公认的台湾“政治强人”。

掌握了极权,那种说一不二、一呼百应的感觉,是令人陶醉的。蒋经国如果沉浸于这种陶醉中,即使治下的台湾经济实现了腾飞,他也只是偏安于台湾一隅的政治侏儒,是政坛上的匆匆过客,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守成庸主”,离推动历史发展的伟人不啻相差十万八千里。

在庸才看来,守住前辈留下的“基业”,这是头等大事。无论怎么说,不能做“亡国之君”啊!不能让国民党在我手里倒掉啊!退一万步讲,不能失去已经到手的权力啊!

蒋经国在掌握极权之后,不见得就没有这种想法。其实有这种想法,亦人之常情。

在他“即位”后的七八年间,台湾仍处于“戒严”时期。蒋经国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一方面继续镇压民主派人士,禁锢言论,以巩固其“威权政治”。

当时的人们都认为,在蒋经国时代,关于台湾的前途,大约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坚持与中共“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满足于偏安一隅,将祖国统一大业留给后人去解决;另一条是与中共合作,接受“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名义上的统一,而他继续在台湾执政。

当然,老谋深算的蒋经国不会走后一条道路,无论大陆如何向他摇晃橄榄枝,他都不予理睬。

他仍沿着老蒋定下的方略,走了第一条道路,“以不变应万变”。

然而,“大贤虎变愚不测”,蒋经国在即将离世的时候,竟勇敢地走上了众人都没想到的一条新路。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蒋经国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开始考虑未来的接班人问题和台湾的前途问题。

大凡独裁者考虑接班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儿子,其次才是自己的忠实追随者。当时台湾人曾猜测,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有可能成为“太子”。

蒋经国与结发之妻蒋方良有三个儿子,长子蒋孝文,次子蒋孝武,三子蒋孝勇。

长子蒋孝文从小被娇生惯养,是出名的纨绔子弟、不良少年。六十年代,蒋孝文到美国留学,数次交通肇事,被美国驱逐出境。回台湾后,整天歌红酒绿,醉生梦死,并因酒后驾车将一军官轧死。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浪荡子,怎么能成为未来台湾的主宰呢?

所以,朝野都认为,次子蒋孝武可能是蒋经国着力培养的接班人。因为,蒋经国似乎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二公子的身上,从1976年起便让蒋孝武进入情报部门,之后使其担任多个部门要职,涉足党务、军特、宣传等重要系统。为了不使兄弟争权,蒋经国没让三子蒋孝勇涉足政界,而是安排他进入商界,成了一名颇具实力的企业家。

但是,江南事件,却使蒋孝武身败名裂,也使蒋经国的传位计划彻底破产。

江南被杀事件,对蒋经国的影响至关重要,实是台湾民主转型的重大契机。

作家江南(原名刘宜良)曾是《台湾日报》记者,后以《台湾日报》特派员身份来到美国,并加入美籍。在美国期间,江南开始撰写《蒋经国传》,并在洛杉矶《论坛报》上连载,书中透露了蒋家的不少“秘辛”,令蒋经国恼羞成怒。

1984年10月15日,江南在旧金山遭枪杀,此案震惊海内外。美国联邦调查局迅速侦破此案,查出了暗杀江南的三个凶手。石破天惊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向新闻界披露,有台湾情治人员介入江南命案,蒋经国次子蒋孝武难逃干系。顿时,蒋经国和台湾当局立即陷入了全世界正义舆论的声讨之中,在国际上名声扫地,更加孤立。

虽然暗杀江南之事没有证据证明是由蒋经国亲自授意的,但舆论矛头纷纷对准蒋经国及其儿子蒋孝武。

蒋经国之过人之处,在于处乱不惊,并勇于承担责任。他立即下令逮捕“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要求“彻查此案”。1985年1月13日,由“中央社”发布消息,承认“情报局”官员介入“江南命案”。

如果蒋经国继续捂盖子,封锁舆论,只会激起国际社会更强烈的谴责和制裁。他在短时间内公开承认“情报局”官员介入“江南命案”,使得舆论由对他本人的谴责,改为要求他彻查此案,惩办凶手。虽然三个凶手和胡敏仪、陈虎门等人经审判皆被判刑,但舆论揪住蒋孝武不放,蒋经国无奈之下,只好将蒋孝武“流放”到新加坡任“商务代表”,蒋孝武从此淡出政坛。

此事对蒋经国打击极大。据其身边的人回忆,蒋经国一见到蒋孝武就摔东西,骂之为“蠢货”。“江南命案”之后,蒋家子弟名声扫地,蒋经国这才彻底打消了让儿子接班的企图。

据《蒋家父子的家庭生活》一文披露,蒋介石在位时,为了防止蒋纬国与蒋经国争位子,一直让蒋纬国坐冷板凳。蒋经国即位后,蒋纬国仍受其兄压制。蒋经国晚年健康恶化,问蒋纬国:“怎么,你来接班吧!”蒋纬国回答:“太晚了,我什么班底都没有,怎么接!”

这段兄弟之间的对话,外人是如何知道的?其真实性大可存疑。

但可以确定无疑的是,江南命案之后,蒋经国开始重新考虑身后问题和台湾的未来了。

1985年8月16日,就在“江南命案”处理完之后,蒋经国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特别声明:“‘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

蒋经国在“威权政治”时代,并不想放弃国民党一党专制,并不想放开言路,并不想从上到下地搞普选,总之,并不想从根本上改革腐朽的政治制度。为了赢得人民的支持,他热衷于大做“亲民秀”。

据李敖《论定蒋经国》一文统计,蒋经国从1978年到1981年的四年间,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视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竟进山21次。1980年永安发生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前去慰问,可谓“一生劳瘁”、“力疾为公”。

其实这只是“为政的小道而非大道”。作为一个政权的首脑,与其到难民家中流下几滴眼泪,不如将精力和时间花在如何改良制度上,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观察蒋经国此时的所做所为,充其量只是一个“守成庸主”的形象,与大政治家无缘,更与伟人无缘。

而江南命案的发生,使蒋经国认识到,他在当代的名誉声望,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因江南命案而受到毁灭性的破坏,不仅连“守成庸主”的地位也丢了,弄不好还会被后世戴上一顶“独裁暴君”的帽子,在历史上甚至会沦为一个阴险小人的角色。而且,他数十年的“亲民秀”,他的接班人计划,也随着暗杀江南的枪声彻底破产了。

他一定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

“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二战之后,独裁政权成了过街老鼠,在国际上处处遭人冷眼。甚至独裁政权治下的百姓,在国际上也备受轻侮。对此,蒋经国可能有所感悟。

专制制度的最不可靠之处,在于人治而非法治,生杀予夺皆取决于最高统治者,这使全国上下除了最高统治者之外,所有人的身家性命皆有可能被突然剥夺,上至开国元勋,下到平民百姓,概莫能外。斯大林时期的血腥暴政,足以说明问题。

独裁者大权在握之时,最担心的是他死后所托非人。因为独裁者掌握权力之后,就仿佛骑上了老虎。他利用强权作恶越多,越是感到骑虎难下。如果一旦他失去权力,不仅他自己可能遭到清算,他的家人也凶多吉少。所以他所能够做的,是继续巩固强权,直到死去,他已经没有退路可走。他死去谁来接班?当然只有他的儿子才最令他感到放心,因为只有儿子才不会清算老子。当他无子可传之时,或儿子无德无才难孚众望之时,他会选一个他信得过的人来接班。但是,千古之事,知人为难。这个接班人掌握极权之后会做出什么事来,他肯定是不放心的,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有的独裁者还没死,就已经换了好几个接班人,很能说明问题。自古一些所谓“大有为”的专制帝王,往往就是在选择接班人上栽了跟头,最终导致国破家亡。

蒋经国早年有在上海整治金融秩序、“打老虎”的经历,他对国民党的贪腐和黑暗应该有深刻认识。而且,国民党一党专政之时,党内的政治斗争比多党制国家党派间的斗争更残酷、更血腥。所以,他到了晚年,在传位于子的努力破灭之后,可能认识到,与其将权力交给国民党内的某个人,还不如还权于民,让人民自己去选择领导人。

人在没得到权力之时,是非常希望得到民主权利的;但他一旦掌握了极权,便热衷于巩固权力、享用权力,极力剥夺别人的权利。从来没有哪个独裁者会主动交出自己的权力。

蒋经国是聪明人,他非常明白专制制度的弊端,也非常明白民主制度的好处。蒋氏父子是亲美的,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不可能不对他们形成影响。所以说,蒋氏父子与一般的独裁者又有所区别。有人曾说,蒋介石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蒋经国也是“独裁无胆”,有别于其父的是,他“民主有量”。

蒋氏父子经营台湾,一个极易被人忽略然而又极为重要的措施,是“封闭‘中央’,开放地方”,即蒋氏父子掌握最高权力不动摇,但允许在基层搞民主选举。这一举措,极大激活了地方的民主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地方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的恶政,同时,也使民众进一步发展民主制度的诉求日益高涨。进入七十年代,台湾的民主运动此起彼伏,对蒋氏父子的独裁统治形成了有力的挑战。1977年的《美丽岛》事件,虽然被蒋经国镇压下去,但蒋经国已经不敢对施明德等民主人士大开杀戒了,他要求法院“不得判任何人死刑”。

美国人也不喜欢蒋氏父子搞专制,对其日益疏远,最终与之断绝关系。所以在江南命案调查中,美国人对蒋家一点情面也不留。美国人的态度,也对蒋经国造成了强大的压力。

在蒋经国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时,他毅然决定还权于民。

江南事件一年之后,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开始研究******问题。当年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禁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此言一出,令台湾民众如久旱之逢甘霖。那些多年来坚持不懈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的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在台北圆山饭店集会,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即后来用选票打败国民党成为台湾执政党的“民进党”。

这可吓坏了那些满脑子专制思维的国民党大员,情治部门的负责人还向蒋经国呈上了一份抓人名单。但蒋经国没有批准,他对幕僚们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0月10日,蒋经国在庆祝“双十节”大会上发表讲话,表示要对历史、对十亿同胞、对全体华侨有个交待。随后指示“立法院”对“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进行修订,尽快完成立法程序,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

次年7月15日,台澎金马地区长达38年的“戒严”宣布解除,人民可以自由组党、自由办报办刊,台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蒋经国也由此而完成了由独夫到伟人的跨越。

马英九在纪念蒋经国逝世十五周年的文章中回忆说:“当年(1987年)的12月25日,经国先生坐着轮椅出席在台北中山堂举行的行宪纪念日大会,当时民进党籍‘国大’代表在台下高举白布条抗议、鼓噪,经国先生不以为意,先向代表们简短致意,然后由‘国大’何宜武秘书长在喧哗声中宣读‘总统’讲词,重申民主改革的决心。经国先生离开会场前,特别转头深深看了看鼓噪的人群一眼。当时经国先生的表情和现场情境,让英九留下永难忘怀的印象。”

半个月后,1987年1月13日,蒋经国突然吐血,与世长辞。

什么是伟人?窃以为,伟人不是毫无私欲毫无缺点的完人,不是影响巨大粉丝众多的强人,不是一人雄起万众雌伏的独夫,更不是搞得举国若狂民不聊生的祸害。真正的伟人,必有定国安民之业,有泽被后世之功。美利坚因为有了华盛顿,才顺利走上了民主宪政之路,在短短二百年间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华盛顿才是名副其实的伟人。

蒋经国身上有许多优良品质,如知人善任、廉洁奉公、勤政爱民、平易近人、宽容大度,等等。张学良曾赞叹道:“蒋经国这个人好厉害……到台湾后,要不是蒋经国,蒋介石就没有了。”但是,蒋经国搞过特务政治,镇压过民主运动,搞了几十年的独裁,有情人(用现在的话说是包过“二奶”),有私生子……但这些劣迹,相比于他对台湾民主进程所做出的贡献,已经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蒋经国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敢想敢做,有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更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能力。

若是政治侏儒,在改革之前,一定担心会不会遭到党内势力的反对,一定担心放开党禁报禁之后会不会导致天下大乱,一定担心会不会丢掉政权,一定担心会不会就此亡党……这些责任实在是太重大了,若不是有心胸、有担当的伟人,谁敢冒此政治风险?

果然,国民党内有许多人向蒋经国提出质疑,国民党大佬、“国策顾问”沈昌焕对蒋经国说:“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

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分明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

这才是真正的“天下为公”!

国民党后来在台湾失去了政权,与蒋经国放开党禁报禁肯定是有关系的,但归根结蒂,还是缘于国民党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及其自身的分裂。蒋经国抛弃了一个失去民心的党派,他本人却成了人心所向的伟人。

十一

常听到有人说蒋经国选错了接班人,李登辉是个“台独分子”。正是蒋经国的错误,使得台湾与祖国渐行渐远。

其实没有任何资料表明蒋经国意欲让李登辉接班。如果蒋经国有意让李登辉接班,那么他晚年何必开启****的大门?何必责成“立法机关”修改“选举罢免法”?

如果不是因为蒋经国在任上去世,可以确定的是,下任“总统”,必是由民选产生。李登辉可以竞选,但不见得一定会当选。由于蒋经国突然去世,李登辉才在没有经过选举程序的情况下以“副总统”身份继任“总统”。

不过,民主宪政之门已经由蒋经国打开,台湾已经走上了民主的不归之路。这就如大陆的改革开放之门经邓小平打开之后,已经没有谁能使中国再走闭关锁国、计划经济的回头路一样。

时势造英雄。英雄同样也造时势。

狗熊与英雄,庸才与雄才,小人与伟人,有时只有一步之遥。但是,狗熊之所以是狗熊,庸才之所以是庸才,小人之所以是小人,就在于他畏首畏尾,患得患失,错失历史机遇,始终没有勇气跨出这一步。

十二

李敖在《论定蒋经国》一文中写道:“蒋经国说:‘最近我看到历史上有一位成功的伟人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人们赞扬我?”这一句话有着深刻的意义,不错,时常被别人赞扬,歌功颂德,并不就是你的成功。’——现在,在一片‘别人赞扬,歌功颂德’声中,蒋经国死而有知,真该知道他做错什么了!”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人们赞扬我?”我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哪个“伟人”说出来的,我猜想“伟人”说这话的时候,正是他大权在握、取得“成功”的时候。一个人在掌权的时候,听到的一定全是赞扬声。只听到赞扬之语,听不到反对之声,千人一面,众口一词,这说明很有问题!所以“伟人”才自我追问:“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蒋经国进而说:“时常被别人赞扬,歌功颂德,并不就是你的成功。”在大权独揽的情况下,得到下面一片赞扬之声,这算什么成功呢?只能说明在威权政治的高压之下,人们不敢畅所欲言。认识到这一点,说明蒋经国保持了一个大政治家的清醒头脑,他晚年一跃成为伟人,可见也非偶然。

李敖却仅从字面上来解释,反而显出其浅薄与刻薄。

李敖还认为:“蒋经国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我们岂可轻予认定?”

蒋经国“辣手摧花四十年”固然应该谴责,但他晚年“怜香惜玉”,并由此带来百花齐放、春色满园,当然应该予以认定。佛家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其经国先生之谓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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