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辽东大姓与世家大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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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明末辽东势族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198702 【原刊页号】203~209 【分 类 号】K24 【分 类 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198706 【作 者】姜守鹏 【正 文】 势族,是封建地主阶级中有权势或有财势的大姓。他们是封建政权的主要支柱。他们 的向背,直接影响着封建秩序的安定与封建统治的巩固。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 势族的团结,注意调整对他们的政策。 明末辽东,战争频繁,各种势力角逐激烈。研究一下这个时期辽东势族及其对辽东

明末辽东势族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198702

【原刊页号】203~209

【分 类 号】K24

【分 类 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198706

【作 者】姜守鹏

【正 文】

势族,是封建地主阶级中有权势或有财势的大姓。他们是封建政权的主要支柱。他们 的向背,直接影响着封建秩序的安定与封建统治的巩固。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 势族的团结,注意调整对他们的政策。

明末辽东,战争频繁,各种势力角逐激烈。研究一下这个时期辽东势族及其对辽东局 势的影响,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

明朝在辽东的统治,不设州县,“但立卫,以兵戍之”①。辽东与中原地区不同,“ 非官而军,非军而官”②。因此,辽东势族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辽东势族大多是封建 地主与封建军阀相结合,我们可称其为军事势族。就其形成而言,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 :

一是世代在辽东任军事要职的大姓,利用手中的权势,兼并土地,盘剥地方,成为巨 富。例如,铁岭李氏,是明末辽东的头号势族大家。万历年间,李成梁镇守辽东,爵封 宁远伯,其兄弟子侄长期掌握兵权。其弟李成材曾任总兵官,其子侄李如松、李如梅、 李如柏、李如桢、李如梓、李如梧等均担任过辽东总兵等军事要职,可谓“满门富贵” 。“李如松以下,人人登壇肘印,个个旋废旋起”③。其势力之大,“环神京数千里, 纵横盘踞,不可动摇”④,以至于“自抚镇道将及巡方御史,不出李氏门下亲厚,无不 立被斥逐”⑤。

二是本为地方豪富,因募兵而被明政府授以军职,从而在政治上、军事上也取得权势 。明中期以后,边备废弛,边军缺乏,而边患却日益严重。明政府曾几次号召辽东豪富 募兵并授以军职,从而又产生了一批新的军事势族。例如正统年间“诏大家豪首,能召 集勇士万名以上者授指挥,千名者授千户,百名者授百户,五十名者授总旗,十名者授 小旗”⑥。在这次募军中,辽阳豪首屈勤七、孙贤等应命招集并被授以军职。这类势族 ,所任官职虽然不高,势力不大,但他们的影响不可忽视。

三是辽东的大商巨富,他们自身虽未在军界中任职,但是却和封建政权相勾结,控制 着本地的经济,影响着当地的政治。例如佟氏是辽东一个有名的世家大族,明末原在开 原经商,后迁至抚顺。佟氏家族“雄资一方”并且“能役服其乡人”⑦。后金政权建立 后,佟氏中的佟养性即与后金政权相联系,秘密为后金政权输入明朝的禁运物资,被明 朝边吏察觉,置于狱,逃出投奔后金。努尔哈赤妻以宗女,号“施吾理额驸”,并曾先 后命其督办钱粮,总理“汉人军民诸政”,为后金在辽东战争中获胜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辽东势族中,世代担任军事要职的世家大族影响较大,除铁岭李氏之外,还有辽阳 韩氏、崔氏,义州马氏,前屯杨氏和宁远祖氏等。

辽阳韩斌,成化年间曾任辽阳副总兵,其子韩辅任定辽中卫备御右参将分守锦义,辅 子韩玺任辽东镇守总兵,玺子韩承恩任都指挥使,韩承庆任辽阳副总兵。辽阳崔胜,成 化年间任定辽右卫指挥使后升都指挥使,其子崔鉴任开原参将,鉴子崔贤任辽阳副总兵 ,贤子崔世武任都指挥同知。义州马云,原合肥人,洪武年间任龙虎将军、都督府都督 镇守辽东,其四世孙马深弘治年间曾任义州卫指挥使、开原左参将。前屯卫杨照曾任辽 东总兵官,其叔杨维藩曾任游击将军,并均在嘉靖年间战死,被追封为太保或都督佥事 。宁远祖氏是明末对辽东局势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军事势族。祖大寿任前锋总兵挂征辽前 锋将军印,其弟祖大乐曾任总兵,祖大名、祖大成曾任游击,其子祖泽润、祖泽洪、祖 泽远及祖可法均任军事要职。

除此之外,辽东的势族还有辽阳的高氏、佟氏、石氏、祝氏、鲁氏,锦州的王氏,义 州的李氏,前屯卫的毕氏和辽南的刘氏等。

(二)

辽东势族是在明政府不断加强东北边备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这些“功名富贵起家 辽左”⑧的势族大姓形成和发展之后,虽然加强了明政府在辽东统治的阶级基础,但同 时也不断削弱和影响着明朝的边备。真可谓“得不偿失,功不准过”⑨。这种影响主要 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不断侵占屯田,加速了明代军屯的破坏。明初的东北,残元势力比较强大,为 此明政府改革了对辽东的管辖制度。洪武十五年(1382年),“悉更郡县,以为军卫”⑩ 。并决定在辽东推行屯田法,抽调部分士兵做为屯军,以军队的形式组织他们专门从事 农田的开垦与耕种。洪武十九年,定辽等九卫屯军约有一万八千多人,约占定辽等九卫 明军六万五千五百人的百分之二十八(11)。“每军受田五十亩,每年纳正粮十二石,收 贮屯仓为本军支用,纳余粮十二石,以给本卫官军俸粮,后减半止六石”(12)。屯田法 的推行,推动了辽东荒田的开垦和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又解决了部分辽东军粮 供应,有利于边防的加强。据文献记载,明初期“垦田万余顷”(13),征得屯粮五十余 万石(14)。随着辽东形势的稳定和明政府对垦田政策的调整,辽东的屯田面积不断增加 ,明政府征得的屯粮也相应增加。洪武三十年(1397年),辽东屯粮不仅满足了辽东全部 明军的粮饷需要,而且“颇有赢余,今后不需转运”(15)。永乐年间辽东屯田达二万五 千多顷,屯粮七十一万六千多石(16)。

辽东军屯自永乐后期由盛至衰,正统年间所征屯粮只抵永乐年间最高额的二分之一(17 );成化年间却又只抵正统年间的二分之一(18)。军屯的破坏除其自身的弊端外,有蒙 古、女真诸部的抢掠与破坏,有屯军的逃亡,而其重要原因之一则是辽东势族的侵占。 熊廷弼在《修复屯田疏》中就曾尖锐地写道:“今屯田多为势豪所侵占。而贫弱军余以 无田包有田,少田包多田者往往而是,以此赔补愈重,逃亡愈多,逃亡愈多,抛荒愈众 。且辽粮有屯、科、丈、诘四种名色,不知今日之科、丈、诘即昔日之屯田也。屯粮重 而科、丈、诘粮轻,奸猾巧立名色,既以避重,又图脱军,弊蠹日滋,屯额日损。”(1 9)《明实录》记载,嘉靖年间“辽东镇守太监白怀、已故镇守总兵麻循、监枪少监张泰 、辽阳副总兵张铭、分守监丞卢安、参将肖滓、李鉴、游击将军傅瀚,各占种军民田土 多者二百五十余顷,少者十余顷。”(20)隆庆二年(1568年)“定辽、沈阳等六卫,海州 、开原、铁岭等三卫,金、复、盖三卫各清出屯田共二千余顷。”(21)永宁监马场的一 千五百多顷屯田,长期被“山豪所据有”(22)。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仅盖州岫岩堡地 方就查出“奸豪侵田”五百余顷(23)。

辽东势族不仅自己侵占屯田,而且由于他们“隐蔽丁粮以困畸弱”,因而各军亦均占 屯田五十亩,名曰“随马官田”,造成屯田的进一步破坏。嘉靖十四年(1535年)都御史 吕经巡抚辽东时,曾派都指挥刘尚德等人查核,由于他们并没有抓出破坏屯田的主犯— —“大家豪首”,而又把打击的矛头指向一般军士,因而激起了军哗。这次军哗虽然被 镇压了下去,但是明政府却不得不将刘尚德处以死刑(24)。

第二,隐占军丁,官军家丁化,加速了明代辽东卫所制度的瓦解。明初实行卫所制, 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25),兵权统属于皇帝。这种制度不仅加强了 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加强了边防。明初,明政府在辽东设置了辽东都司,下辖二十五 卫和自在州、安乐州,对辽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的安定以及明朝对辽东地区统治 的加强都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明朝对辽东统治的加强,辽东势族势力不断扩大,他们“占种膏腴,私役军士”( 26),“隐占军丁,从嫁使令”(27)。他们隐占、私役的军丁,“一家多者有二三百丁 ,俱称舍余”(28)。明中叶以后,边患日益严重,边军却日益减少。

明政府为解决燃眉之急,曾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在边患严重的时候,明政府曾几次 募军勤王,并根据募军数量的多寡授以军职。二是由于战阵乏人,明政府允许各军事将 领的家丁随任,“厚其养赡,用备前锋”。募兵制的盛行,不仅破坏了世袭的卫所兵制 ,而且由于募军和招募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他们多成为招募者的亲军或家丁。 家丁随任,与其说是家丁官军化,不如说是官军家丁化。

上述两项措施的实行,都加速了卫所兵制的瓦解和军事势族家丁的增加。“辽东大小 将领旧有家丁多至百余,少亦不下三四十”(29)。癸巳朝鲜战役,大将李如松“不欲他 兵分其功,潜率家丁二千人”(30)参加碧蹄馆战斗。明与后金战争爆发之初,李如柏尚 有家丁千余人(31)。属于祖氏军事系统的吴氏(吴襄与吴三桂,吴三桂系祖大寿外甥)更 是后来居上,拥有亲兵三千。正如吴襄所说:“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 兄弟”(32)。这是一支由家丁组成的私人武装。

明末,“边将多以家丁取胜”,“诸将皆视营军为无用而不屑操”(33),这不仅削弱 了中央对地方、中央对军队的控制,也加速了卫所兵制的瓦解,加深了军队内部的矛盾 ,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力量。正如户科给事中赵时用所言:“各将领之所依靠者全在家丁 ,不过六七百人,而此外俱脆弱不堪,稍败则先走矣。”(34)由于明政府允许家丁随任 ,准许家丁从军队开饷,而且较一般军士要高,“每名每月准食双粮,银八钱,年支赏 银八钱七分五厘,仍每名给与官马一匹,月支行料四钱五分”(35)。加上一些将帅势族 “多以家人寄名侵饷”(36),因而又加深了将帅和军丁,军士与家丁之间的矛盾。

第三,政权、军权和地权结合的日益紧密,超经济强制愈来愈严重,加剧了辽东军丁 的逃亡与哗变。辽东势族,随着他们和军事的结合,权势、财势日益增加,也加强了对 军丁的压榨。他们大量的私役军丁,有的甚至“私役军余千余人”。他们残酷的奴役军 丁,使军丁负役繁重,穷困难生。《明实录》记载:“都司卫所官员,往往占种膏腴, 私役军士,虚报子粒,军士饥寒彻身”(37)。由于辽东役重内地,军丁大量逃亡。文献 记载:“豪官势家,乘机侵占,屯军迫于陪粮,往往逃窜”(38)。弘治元年(1488年)记 载为“逃亡日多”(39)。隆庆五年(1571年)记载“开原额设兵马五千,逃亡大半”(40) 。万历七年(1579年)记载,辽东全镇,“军民逃亡者半”(41)。有的“窜伏山东海岛, 渔海以居,率皆避重就轻,往而不返”(42)。有的逃至女真居地,被迫受女真贵族役使 (43)。《酌中志》记辽东“少壮强勇之夫,亡入建州什四五”(44)。《明实录》记万历 三十年(1609年)建州使节火哈至明投掷印文称:“辽兵六万余人,因避差徭繁重,逃在 彼境,久假不归”(45)。逃兵日多,军丁负役日重;徭役愈重,逃兵愈多。这种恶性循 正是明末辽东边备日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万历年间,明廷派内膳监左监丞高淮为辽东的矿监税使。高淮至辽东,和辽东头号势 家李成梁相勾结,互为利用,互为支援,成为辽东大害。宋一韩在《直陈辽左受病之原 疏》中写道:“高淮之横,实藉总兵李成梁之势。”“谣云:辽人无脑,皆淮剜之,辽 人无髓,皆淮吸之,实成梁代剜之代吸之矣”(46)。高淮在辽“尽行搜括,得银不下十 数万”。由于高淮、李成梁互相勾结,施虐辽东,造成“辽左库藏空虚,民力殚竭”(4 7),“十室九空,痛心饮血”(48)。因而民怨沸腾,军变不断发生,既影响辽东局势的 稳定,也威胁明朝统治的安宁。大学士叶向高惊呼:“今辽东之变,不数月间,一见于 前屯,再见于松山,三见于广宁,四见于山海关。势愈猖狂,地愈迫近,燃眉剥肤,未 足云急,尚可置之罔闻,付之于不问哉。”(49)

(三)

自一六一八年后金攻占抚顺,至一六四四年清兵入关,在这二十六年的辽东战争中, 后金(清)与明朝两个封建政权都十分注意争取辽东势族对自己的支持,十分小心地处理 和其代表人物的关系,最典型的莫过于双方对祖大寿的争夺。

祖氏为宁远大姓。祖大寿兄弟、子侄十数人均在明朝军中任职。祖大寿曾佐袁崇焕先 后取得宁远和锦、宁守城的胜利,后挂征辽前锋印驻锦州。一六二九年随袁崇焕入援京 师,袁下狱,祖大寿率部东走。崇祯惧其叛,招之。一六三一年,祖大寿任总兵督兵大 凌河城,后金发兵困之。皇太极多次书招祖大寿,祖大寿杀其副将降,后伪计归明。崇 祯欲羁縻之,对其投降行为未予过问。松锦大战中祖大寿守锦州,一六四○年后金兵轮 番攻城,城危。一六四一年,祖大寿再次降清。皇太极非但未究既往,因考虑到祖大寿 在辽东的影响,“欲宠大寿,讽明诸边将”,仍然重用祖大寿并授其诸弟与子侄以官职 。祖大寿第二次降清之后,曾书招其甥明宁远总兵吴三桂并尽收吴三桂的家属(50)。

辽东势族的向背,对辽东战争局势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对战争中的明政府说来, 它不仅关系到辽东民心的稳定,也关系到明政府在辽东的兵源及其在辽东战争中战争的 实施。

明清辽东战争之初,明军一败再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军心不定,民心不安,不战自 乱。每次战前,一些手握兵权的势族大姓,竞相将家眷南迁。将无斗志,则军无战心。 正如明将自己所称,“步营稍却,而兵马望风先奔。迨大势一乱,全军俱溃,均非与贼 而败也”(51)。一些有头脑的明朝将领都认识到,势族安,则军心定、民心稳;将欲战 ,军才能战。熊廷弼经略辽东时曾疏言:“时铁岭初陷,复闻东西虏合营而南,辽沈军 民外窜者一路络绎不绝,职差官执旗谕令止之。有听谕而还者,有经去不返者。初三日 入辽阳城,延见文武吏士皆公举乡官知州李尚浩,先将家眷搬回,摇惑人心。职责而系 之,并责一二富生巨室,皆搬回家眷,而人心始定”(52)。

明廷内部关于在辽东战争中应采取什么战略,经过长期争论,特别是在宁远守城胜利 之后,终于确定下来,即以守为战,以辽人守辽土和筑城以守的战略。以辽人守辽土是 这一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争取辽东势族的支持,则又是实现以辽人守辽土战略 思想的关键。一是由于辽东势族是当地辽民的领袖,在辽民中具有一定影响和号召力。 争取到他们的支持,有利于在辽民中募军,有利于以辽人守辽土战略思想的实施,即所 谓“用世胄而举义旗”(53)。二是辽东军事势族都拥有众多的家丁。明政府可以招其家 丁入伍以卫辽东。而且“各户丁即无解散,则户官无不选精壮以自卫,子弟无不卫父兄 以贾勇。激其忠愤,但其勇敢,则人人皆贲育,而众可至千数。”(54)辽东经略熊廷弼 疏言:“欲为辽东恢复计,必先收拾辽东之人心,而欲为人心收拾计,必从其心之所系 说”(55)。辽东巡抚周永春疏称:“当时建议者为以辽守辽之说。刘国缙为辽人领袖, 挺身招兵,自卫桑梓,岂曰非宜”(56)。熊廷弼也说:“当三路复没,军民南窜之时, 赞画(指刘国缙——引者)独挺然号召南卫应募而北,一二月间赴集辽城者近二万人。一 时声闻贼中,不敢窥辽阳,得壮孤城胆气,而保其无恙者,此赞画之功也。”(57)因此 他极力主张重用辽南望族刘国缙、辽阳望族佟卜年、洪敷教以招徕逃至各岛的辽民和安 抚流落山东各地的辽民。当大学士孙承宗督师辽东时,他也认为“安插登莱数万(辽民) ,仍当以刘国缙联络为用”,并认为“安辽人,即所以安天下也。”(58)

明政府既要依靠辽人守辽土,又对辽人存有戒心。尽管刘国缙在招募辽军、招徕辽人 有过贡献,熊廷弼、孙承宗也一再荐举,但始终不受重用并多次受到弹劾。辽阳大姓佟 卜年,明廷也承认他绝“无通逆之情”,只是因为他是女真族就一直被怀疑。一六二九 年,后金兵围京师,袁崇焕率辽兵驰援。明京师守城将吏甚至怀疑辽兵辽将是后金的奸 细。崇祯无端将袁崇焕下狱,更引起辽兵大哗,溃奔出关。总兵祖大寿后来写道:“众 军齐言:‘京师城门口大战堵截,人所共见,反将督师拿问。有功者不蒙升赏,阵亡者 暴露无棺,带伤者呻吟冰地,立功何用?即复遵化,皇上那得知道我们的功劳?既说辽人 是奸细,今且回去,让他们厮杀!’……”(59)。甚至连“以辽人守辽土”的倡言人和 实行者孙承宗,对辽人也并不完全信任。孙承宗第二次督理辽务,兵部尚书梁廷栋主张 “调东江之兵安插宁锦,以分关外精锐入防蓟”,孙承宗坚决反对,他认为“且为边防 计,即辽镇亦不宜全用辽兵,而安可多用辽兵于蓟。虽辽兵无疑,而事久变生,一倡百 和,合两边二三千里,此岂可不力防于始。”(60)就整体说来,辽东战争期间,明政府 对“以辽人守辽土”的战略,并没有认真执行。

后金(清)政权对辽东势族较之明廷要重视得多。能否得到辽东势族的支持,是关系到 后金(清)政权政治、经济、军事的大事,是后金(清)实行“以汉治辽,以汉攻明”方针 的核心。

辽东战争初期,努尔哈赤对辽民实行诛戮、剃发、为奴、镇压、迁徙的高压政策的同 时,也注意对辽东势族的争取。这既可以解决因战争爆发、马市停止而造成的经济困难 ;又可以争取更多辽民归附,在明朝内部获得内应。明朝官吏李自用一六二○年在《敷 陈末见疏》中曾言:“虏之所缺者盐酱,必仰给中国贸易,禁止不通,三月之内,虏必 自乱。辽民贪其重利,日与金、复、盖州车数百辆,赢数百匹,昼夜运盐,声言各堡兴 贩,其实假道出盐,而盐行经纪则奴酋家之佟伍也。久投官府门墙以遮其奸,至今竟无 觉者。”(61)辽东大姓佟养性投奔后金并成为额驸之后,在佟氏家族中影响颇大。一六 一九年,其从兄佟养真(经商于开原、抚顺一带)亦“絜家并族属来归”(62),计一千四 百七十四口。其从兄佟养甲、佟养量、佟岱及其子侄佟普汉、佟六十、佟丰年、佟盛年 (佟图赖)及其孙辈佟国瑶、佟国桢、佟国印、佟凤彩等也都陆续投向后金,真可谓“佟 氏一门群从”(63)。

后金政权获得一些辽东势族的支持,是其在辽东战争初期不断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一点连明朝官吏也不得不承认。兵部尚书崔景荣就曾说过:“辽沈之失,皆繇内应” (64)。一六一九年熊廷弼曾疏称:“辽阳重城万分危急,城中有叛贼李永芳、佟养性、 董国云等亲戚指挥王卫国、段光裕等十数家,皆蓄有马匹兵仗,且为贼招兵内应,欲要 献某城门,旦夕举事。”(65)一六二一年三月,后金兵攻陷辽阳时,情形正是如此。“ 薄暮丽谯火,贼(指后金兵)已从小西门入,夷帜纷植矣。满城扰乱,守者皆鼠伏檐壁下 ,而民家多启扉张炬若有待,妇女亦盛饰迎门,或言辽阳巨族多通李永芳为内应,或言 降夷教之也。”(66)祝世昌,辽阳人,其先世于明初被授辽阳定边前卫指挥,世袭十余 世,为辽阳一大势族。一六二一年,后金兵攻辽阳时,当时任明游击的祝世昌即率三百 余众投降后金(67)。

但是,努尔哈赤的“诛戮汉人,抚育满洲”(68)的高压政策,却引起了占领区辽民的 强烈反抗,影响了后金政权对辽东地区的统治。一六二七年皇太极继位后,调整了政策 ,大量起用汉人,实行以汉治辽,以汉攻明的方针。在推行这条方针时,后金统治者特 别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改变了努尔哈赤的“诛儒”政策,注意拢络辽东的汉人仕子。一六二九年八月, 皇太极下令开科考试,结果在努尔哈赤“诛儒”政策下幸存的三百名生员中录用了二百 名,任其为后金的各级官吏。这项政策不仅使皇太极获得了一批统治人材,而且它有利 于团结辽东势族,有利于后金在辽东统治的巩固。

二是注意招降辽东的势家大族,特别是那些掌握兵权的辽东新贵。毛文龙坐镇东江, 成为辽东新的军事势族后,皇太极先后多次派人,至少四次写信给毛文龙进行招降。一 六四○年开原刘兴治独据皮岛,皇太极先后八次写信给刘兴治进行招降。这些招降工作 ,在明朝辽东将领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一六三三年五月,明朝东江镇将领孔有德、耿仲 明降金。一六三四年,明东江镇广鹿岛副将尚可喜降金。这些人由于熟知辽东和明朝的 内情,在后来清兵攻占辽西、进军中原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是建立汉军旗。一六三一年,初建汉军旗,任命已降的辽东大姓佟养性为乌真超哈 昂邦章京,总理旗务(69)。石廷柱为副。石氏亦为辽阳大姓,其先布哈在明成化年间任 建州左卫指挥。布哈子阿尔松阿于嘉靖年间袭职。阿尔松阿子石翰,移家辽东,以石为 姓。石翰子三:国柱、天柱、廷柱。万历年间,石廷柱为明广宁守备,天柱为千总。一 六二二年,后金兵至广宁,“天柱先与诸生郭肇基出谒,且曰:‘吾曹已守城门矣。’ 翌日入城,廷柱从众降,授世职游击,俾辖降众。”一六三二年,佟养性卒,石廷柱为 乌真超哈昂邦章京(70)。一六三七年,汉军旗增为二旗,一六三九年增为四旗,一六四 二年增设为八旗,兵额为“二万四千五十”(71)。汉军旗的建立,不仅有利于后金政权 团结辽东势族,而且使后金(清)的军事力量大增,添加了水师和炮兵兵种,加强了攻坚 力量,对于清朝在辽东战争中获胜意义重大。

综上不难看出:明末辽东大姓,多为拥有兵权的军事势族。他们形成和发展于明朝加 强对辽东地区统治的过程中。他们势力的扩大,加速了明朝军屯制的破坏和卫所制的瓦 解,削弱了明朝在辽东地区的防御力量。在明与后金(清)的辽东战争中,他们的向背, 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原因之一。

注释:

①《明太祖实录》卷145,洪武15年5月。

②《按辽疏稿》卷3。

③李植:《急救战守先着疏》(《筹辽硕画》卷23)。

④《明史》卷238,李如柏传。

⑤李植:《急救战守先着疏》(《筹辽硕画》卷23)。

⑥田汝成,叔禾:《辽纪》。

⑦《国朝先正事略》卷2。

⑧孙光裕:《发帑任人疏》(《筹辽硕画》卷8)。

⑨李植:《急救战守先着疏》(《筹辽硕画》卷23)。

⑩《辽东志》卷1。

(11)《明太祖实录》卷179,洪武19年10月。

(12)《明熹宗实录》卷6,天启元年二月。

(13)《明史》卷134,《叶旺传》。

(14)《按辽疏稿》卷3。

(15)《明太祖实录》卷255,洪武30年10月。

(16)《明会典》卷28。

(17)《辽东志》卷3记载正统八年屯粮为三十六万四千九百石。

(18)《明宪宗实录》卷172记载辽东屯粮为十八万石。

(19)《筹辽硕画》卷1。

(20)《明世宗实录》卷101,嘉靖8年5月。

(21)《明穆宗实录》卷26,隆庆2年11月。

(22)《按辽疏稿》卷5。

(23)《明神宗实录》卷320,万历26年3月。

(24)田汝成,叔禾:《辽纪》。

(25)《明史》卷89。

(26)《明英宗实录》卷108,正统8年9月。

(27)《明宪宗实录》卷161,成化13年正月。

(28)《明孝宗实录》卷196,弘治16年2月。

(29)《明神宗实录》卷280,万历22年12月。

(30)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3,兵部、家丁。

(31)熊化:《速发援兵以救危边疏》(《筹辽硕画》卷3)。

(32)《绥寇纪略•补遗》。

(33)熊廷弼:《与监军道高参政》(《明经世文编》卷482)。

(34)《明熹宗实录》卷7,天启元年闰2月。

(35)李化龙:《摘陈辽左紧要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422)。

(36)《明神宗实录》卷559,万历45年7月。

(37)《明英宗实录》卷108,正统8年9月。

(38)《明孝宗实录》卷196,弘治16年2月。

(39)《明孝宗实录》卷21,弘治元年12月。

(40)《明穆宗实录》卷60,隆庆5年8月。

(41)《明神宗实录》卷90,万历7年8月。

(42)汪道直:《辽东善后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337)。

(43)《全边略记》卷10。

(44)《酌中志》卷21。

(45)《明神宗实录》卷455,万历37年2月。

(46)宋一韩:《直陈辽左受病之原疏》(《编经世文编》卷467)。

(47)李植:《请罢辽左开采疏》(《明经世文编》卷425)。

(48)《明神宗实录》卷457,万历37年4月。

(49)叶向高:《请处分辽事揭》(《明经世文编》卷462)。

(50)有关祖大寿的记载,均见《清史稿》卷234,祖大寿传。

(51)周文郁:《边事小纪》卷3。

(52)熊廷弼:《恭陈初到事宜疏》(《筹辽硕画》卷28)。

(53)范性善:《畿辅近实剥肤疏》(《筹辽硕画》卷35)。

(54)范性善:《畿辅近实剥肤疏》(《筹辽硕画》卷35)。

(55)《明熹宗实录》卷11,天启元年6月。

(56)周永春:《四卫转输无人疏》(《筹辽硕画》卷40)。

(57)熊廷弼:《新兵全伍脱逃疏》(《筹辽硕画》卷37)。

(58)《明熹宗实录》卷24,天启2年7月。

(59)《崇祯长编》卷29,崇祯2年12月。

(60)周文郁:《边事小纪》卷2,《恢复四城纪事》。

(61)李自用:《敷陈末见疏》(《筹辽硕画》卷43)。

(62)《清史列传》卷4。

(63)《国朝名臣言行录》卷2。

(64)《明熹宗实录》卷9,天启元年4月。

(65)熊廷弼:《急救辽阳疏》(《筹辽硕画》卷24)。

(66)谈迁:《国榷》卷84,泰昌元年10月。

(67)《清史列传》卷78。

(68)《清太宗实录》卷64。

(69)《清太宗实录》卷8。

(70)《清史稿》卷231,石廷柱传。

(71)魏源:《圣武记》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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