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所理解的“文明的老化”是怎么回事

多少次,在网上看到人们解释为什么拥有发达文明的汉族,却会败给当时野蛮落后的蒙古,以及后来的满洲的时候,将原因归结与我们文明的问题。其实不少人都有这种感觉。比如梅毅(网名:赫连勃勃大王)在他《帝国如风》一书的序言中就这样说:

“中国的北宋、南宋文明那样发达,为何都相继之于野蛮、落后的女真和蒙古?这个答案很简单,因为当时的汉文明,从政治学意义上观察,它是一种衰败的文明。原始蛮族没有任何心理和政治负担,他们会不顾一切地为了抢劫和破坏向这种‘先进’而又衰弱的文明发动进攻。由于“先进”文明的统治内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等的复杂性和联动性,其力量反而四趋分散和消解,文明最终成为‘拖累’。而旷日持久的备战和战争使‘文明’的成本呈几何级数放大,社会负担越来越沉重,最终被简单而又野蛮的力量消灭掉。可以想见,蒙古人乍起之时,如同那些攀越雪峰的勇敢者一样,他们尽其所能,使用全部的精力、气力和智力。所以,他们把每次进攻都当作是迈向万丈深渊前的一博。面对这样的进攻者,又有哪个瞻前顾后、思虑多端的‘文明者’能抵挡呢?”


而在张敞的散文《蒙古无边》中则这样说:

“在这种无知无畏的原始力量面前,文明显得软弱无力。这时的中国文明已经进入烂熟期……以人口兵力军事经验而论,南宋至少不逊于蒙古,最终的失败,是由于宋朝的官兵们有超出同仇敌忾之上的生存智慧,他们牵挂的太多了,考虑得太周密了。而蒙古兵只是知道战士应该勇往直前而已。”


这段话又让我想起易中天的《帝国的惆怅》中提到过类似的话,他曾将中国的非典型腐败——比如病人在手术前给医生送红包之类——归结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和张敞所说的“有超出同仇敌忾之上的生存智慧”以及梅毅所说的“瞻前顾后、思虑多端的‘文明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几种说法其实意思是差不多的。首先他们都承认中华汉文明是辉煌伟大的。如果从来没有辉煌伟大过,梅毅又怎么会说它“衰败”呢?如果从来没有成熟过,张敞又如何会说它进入“烂熟期”呢?可见不是不熟,是熟得过了头。而按照网络上比较常见的说法,则常说文明已经“老化”。这种说法其实也一样承认中华汉文明曾经是光辉灿烂的。因为显然只有经过了壮年,才谈得上老化,不是吗?


显然大家都意识到了这种问题,那就是一个民族已经到达文明那么发达的阶段,却会不敌文明相对落后(其实文明的发达与落后的说法,我是不赞成的,不过这里暂且借用通常的说法)的民族,不是文明不发达的缘故,而是文明发达得过了头。但是文明怎么会发达得过了头呢?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用了文学性的比喻词汇,比如“烂熟”啊,“老化”之类的。而梅毅则用得更加直白,那就是“衰败”。


但是这里的几种说法,都是比较抽象的。什么是文明的老化?为什么文明会走向老化?为什么文明发展到那么高峰的时候会变成“烂熟”和“衰败”?这种“烂熟”和“衰败”的具体原因和表现是怎么样的呢?我觉得总得来说,这种表现都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的发展。


那么,为什么文明发展到高度阶段,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会减少呢?我觉得这和制度的腐化可以结合起来说。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明代一章中,提到明朝的军事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读历史的,读到明朝晚年,总觉得中国太不行。满洲不过是松花江外一个小部落,中国怎会抵御不住他?我们因这一番愤懑之情,便不免要多责备。其实我们该晓得,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而垮了台,当然不是简单的一回事,我们该就历史上切实来理会。这并不是说文化衰败,道德堕落,政府专制黑暗,几句空洞不着边际的想象话,便能道出其中之因缘。专就政治讲,每一制度,只要推行到两三百年的,总不免出毛病。明代大体上已过了两三百年的太平日子,无论当初制度怎么好,也会腐化,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两三百年的长时间,人们的精神不会始终紧张,维持原状的。”


这里钱穆先生说得可能还有些抽象。而且有些人可能并不相信好制度会腐化,认为制度之所以会腐化就是因为还不够完善的缘故。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的。因为不存在任何一种制度绝无任何漏洞。至于一种好制度,究竟是怎么腐化下去的呢?我想创建一个“消防模型”来解释一下。


假设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消防设施。里面的消防设备很齐全,什么问题也没有。为了消灭火患,边上的居民特地设置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管理这个消防设施。居民们定期缴纳一定数量的钱来维护这个消防设施。委员会管理这笔钱,同时帐目公开,所有钱的去向都明确地说清楚,让所有居民监督。这个制度建立起来,不能说不好吧?而事实上,好制度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这个弱点能毁灭一切好制度。那就是

再好的制度也无法抵御长期缺乏应用的情况。


什么叫长期缺乏应用呢?任何制度的建立,当初都是为了解决一个矛盾的。如果这个矛盾长期没有出现,那当初的制度再好,也不免腐化。这就是钱穆先生所说的“两三百年的长时间,人们的精神不会始终紧张,维持原状的”。以消防设施为例就很能说明问题。当初设计的这一套东西还是比较完备的,如果出现火险是能够防御得住的。可是如果长年累月什么火灾也没发生呢?会怎么样?很合理的推断,就是人们越来越无视防火的规定,越来越懒得去看委员会的公开帐目。有的人甚至有人就会开始拖欠,甚至不交管理费。而委员会的成员呢,整天无所事事,而居民又懒得前来监督,所以委员们索性天天看报聊天下棋打牌。久而久之,如果一天突然发生火灾,会怎么样?可想而知。


在这种情况下,能说原来的制度不好吗?我觉得很难这样说。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前言中说“政治应该分为两方面来讲:一是讲人事,一是讲制度。”钱穆先生常常说中国朝代的更替,很多并非因为制度不好,而只是人事上的腐化导致了制度的腐化。我认为用“消防模型”就可以解释钱穆先生的意思。制度的设计问题不大,但是由于长期没有需要依靠这个制度来解决的矛盾的出现,于是人心松懈,有制而不从,有法而不遵,当初设立这些制度的效果就荡然无存了。人不再去遵守这种制度了,制度再好又有什么用呢?法善而不循法,与无法同。


但这和人们之间的不信任又有什么关系呢?同样可以用“消防模型”解释。因为长期没有火患,人们心里就懈怠了。大家都不再去关心消防设施了,而彼此心里都知道。这时有人更无耻一点,甚至偷走了消防设施中的一些橡胶啊铁啊什么的。这也没有人管,甚至还会嘲笑偶尔指出这一点的人少见多怪。在这种情况下,循规蹈矩者反而吃亏,破坏规矩损公肥私者反而更容易生存。于是表面上的道德渐渐得不被所有人遵守了,“潜规则”开始出现了。人们开始难以判断其他人嘴上说的是否就是他心中的真实意思。这样一来,人们之间不再轻易会把口头说的话当真了,至少不敢把陌生人想象得太高尚了,人与人之间打交道就不那么直率了。于是“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防人之心不可无”什么的都开始出现了。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感觉中国人不信任啊,不团结啊,爱窝里斗之类的原因。

这种解释如果要成立,那就必须看到,古代中国是否算得上一个“火患”很少的国度呢?应该说是的。中国在古代长期处于生产力非常发达的状态,人口也多(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人会生,我说这一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本来就大,另一是中国古代生产力在同时期处于较高水平。否则你就算孩子生的多你又怎么养得起养得活?)。与周边国家比起来,生活水平要高得多,也要安逸得多。别看我们历史书上常常看到多灾多难的记录,可是对比别的国家来说真的已经算很好了。中世纪的欧洲一场黑死病消灭了三分之一的人口。有的国家人口甚至减少一半,如英国。这样大规模的瘟疫在中国可曾有过?据我所知没有。据美国人墨菲的《亚洲史》记载,甚至一直到19世纪中叶,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还有英国人感叹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苦难比中国更少。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多,物产丰富,因此其政权的生存能力在古代社会中处于相当高的水平。这都是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来的。比如匈奴作为手下败将被中国远逐而去,到了欧洲却所向披靡。更典型如蒙古横扫欧洲用了不到十年(从1237年蒙古进攻南俄的钦察部落开始到1241年窝阔台死导致西征蒙古军撤退)。而蒙古征服中国北部(金)用了23年(从成吉思汗1211年攻金到1234年蔡州被蒙宋联军攻克),征服中国南部(南宋)用了44年(从1235年窝阔台征宋开始到1279年崖山之战为止)。而宋朝在我们自己古代的标准中还是一个很孱弱的朝代呢。宋朝在对外战争中打了不计其数的败仗,可是它竟然能生存到亲眼看见辽、金、西夏这些宿敌一个个在它自己灭亡之前倒了下去。(所以我们不得不佩服当时无知而无畏的蒙古人。如果他们知道他们想要征服的这个国家在还从来没有被游牧民族彻底征服过的话,他们在动手之前肯定会谨慎得多。)显而易见,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里面,中国是世界上最难以征服的国家之一。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在世界各个文明古国中间首屈一指,可以说是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这一点本身也就可以证明中国顽强的生存能力。


在这种生存能力如此之强的安全国度中,各种各样典型的非典型的腐败也能因此而长期存在。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本身地大物博,小小的蛀虫无法在短期内彻底将其蛀空。正如老舍剧作《茶馆》中的台词“咱大清国的金山银山永远也花不完”,正是很多腐败者、渎职者的心理。必须承认,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这样想并非没有道理。古代无论中西方的旅行者,都为中国的丰富物产所惊叹。我们可以从《利马窦中国札记》中看到这样的描述:


“中国人自己在他们的地理书籍中为我们详墓况叙述了各省的富饶及其物产种类。全面讨论这些问题,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一般地,可以真确无误地说,所有这些作者都说得很对: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的东西,无论是衣食或甚至是奇巧与奢侈,在这个王国的境内都有丰富的出产……作为中国人食谱上主要食品的大米产量远比欧洲富裕得多。蔬菜,特别是豆类等,不仅用来作为人食而且还作为牲口的佩料,生长的种类无限繁多。”


而早在汉朝,中行说就劝告匈奴的单于不要太爱好汉朝出产的精美物品,他是这样说的:“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於汉矣。”韦昭注释解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言汉物什中之二入匈奴,匈奴则动心归汉矣。”无独有偶,宋太祖也曾经对左右这样说:“我以二十四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古代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相比,其物质力量的强大是有目共睹的。这一方面当然促成了我们文明的延续性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在相当成都上能够容忍损公肥私等各种腐败现象而国家不至于迅速崩溃。甚至到了“无官不贪,无事不贿”的清朝后期,清政府仍然能够顽强地进行统治。晚清政府最后的垮台,与列强的入侵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关系就在于接二连三没完没了的赔款耗尽了大清帝国最后的资本。


在政府的财政收入还比较宽裕的时候,减去官员腐败的私吞,仍然能够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也就不需要特别加重老百姓的负担。中央的潜意识中会想再怎么样也不至于到亡国的地步(大家可以看看古代官员向皇帝进言的奏章,可曾有几次用政权的灭亡作为可能的后果来进劝的?)。而老百姓只要还活得下去,就不会铤而走险斩木揭杆,顶多抱怨一下发发牢骚,懒得去做举报之类力不从心而且成功率不高的事情。所以从中央到下层百姓也就对治理腐败不那么上心。但是如果到了政府财政困难的地步,官员还在侵吞——哪怕以和财政宽裕时相同程度地侵吞——的话,那政府想要维持正常的运转就不得不增加对百姓的盘剥了。而偏偏到了政权后期,因为距离刚刚建立制度更久,人心懈怠,官员的腐败往往比刚开始时更厉害。这样,政府的盘剥终于超过了人民所能忍受的限度,民怨纷起,这个政权便时日无多。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的“一切靠抽税而转移”。所以说晚清政权如果没有被迫付那么多赔款,清政府要完蛋恐怕还真没有那么容易哩。


然而,对于那些生存环境不那么好,生产力不那么发达的民族来说,就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了。在他们来说,想铺张浪费,想腐败,门儿也没有。明朝后期的荒唐皇帝很多,可是经历了正德、嘉靖、万历、天启这些人长达上百年的胡来之后,明朝仍然死而不僵。这对草原上的游牧部落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哪个部落出现一个万历这样不理国事的首领,必然立刻遭到边上觊觎已久的部落的进攻,旋踵而亡,哪会给他上百年的时间把祖宗的家底消耗殆尽?


那些生活条件不那么好的民族,平时与自然环境斗争的需要,要远远超过富有的中国。这就注定了这类民族的性格中比中国多一些豪爽,多一些真率。这可以用《战争论》中的话来解释“他们不断受到危险的威胁和劳累的折磨,无暇顾及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丢开了虚伪的习惯,因为在生死关头是不容虚伪的,于是他们就具有一种被看作是军人最好标志的简单的性格。”


所以,也就难怪张敞要说蒙古人是“无知无畏的原始力量……只是知道战士应该勇往直前”而梅毅也体会到蒙古人“简单而又野蛮”,不像“瞻前顾后、思虑多端的‘文明者’”了。


直到今天,这也是很好理解的。相比英国等欧洲国家的人来说,美国人通常显得更加直率一些,正是因为美国人长期在北美与天地斗争后养成的性格,导致和他们同祖的英国人明显不同。今天的美国,物质资料方面也是很发达的,这与古代中国相似。但是他们独领风骚的时间才一百多年,所以那种直率的性格还能够存在。这是他们与中国的不同之处。


综上所述,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中国人的现象,从古至今,那些相互间不团结啊,不信任啊,非典型腐败啊,其社会根源,恰恰在于古代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强盛、繁荣、富有的国度(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是世界上罕见的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中长期保持这一点的国度)。古代中国的长期富强与承平,使制度腐化,人心懈怠。人与人之间各种各样的不信任遂油然而生。一旦遇到了一个真正强劲而充满冲劲的对手的时候,弊端就暴露无遗了(但即使如此,这个对手要想彻底征服这个生存能力极强的中国,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耐心的)。相比之下,那些生活没有那么优裕的民族,他们大部分成员在严酷的生产生活中养成了不虚伪,直率的性格,相比之下就更容易团结起来。我觉得这可以解释张敞等人所描述的“简单战胜复杂”的现象,同样也能解释柏杨、易中天、吴思这些人所描述的很多中国古代及今天社会的现象。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不合理的甚至很丑恶的现象,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作为其根源。而这作为其根源的社会基础,有时恰恰是我们应该为之骄傲的东西。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悖论。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