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千载的一句大谎言:半部《论语》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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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语,在国学兴盛的今天几成口语,引用者多半不会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然而,几十年前,文史大家洪业先生就撰文称“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语是“撒谎的故事”。近日,本刊收到北京大学历史系蒋非非新作,认为“半部《论语》”之说是围绕有 宋一代政治派别及儒学发展中新学与道学的斗争、由程朱学派信徒故意编造的一句谎言,其长期广泛流传的学术政治背景则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从汉唐经学一变为宋明理学以及元明清三代科举考试制 度的变化等因素所致。蒋文所论言之成理,今刊于此,以飨读者。 “半

“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语,在国学兴盛的今天几成口语,引用者多半不会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然而,几十年前,文史大家洪业先生就撰文称“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语是“撒谎的故事”。近日,本刊收到北京大学历史系蒋非非新作,认为“半部《论语》”之说是围绕有

宋一代政治派别及儒学发展中新学与道学的斗争、由程朱学派信徒故意编造的一句谎言,其长期广泛流传的学术政治背景则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从汉唐经学一变为宋明理学以及元明清三代科举考试制 度的变化等因素所致。蒋文所论言之成理,今刊于此,以飨读者。


“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语流传甚久,相传出于北宋宰相赵普,《辞源》(商务印书馆1979年)引用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解释“半部《论语》”,称“典出于此”。《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赵普”条称:“他少时为吏,读书不多,相传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不断升温,“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语经常出现在各类文章著作中,显然各位引用者并未注意到,早在1970年,文史大家洪业先生就已撰写长文详加考证,指出“半部《论语》”只是传说,不可置信(《半部论语治天下辩》,载台湾《清华学报》1970年第8卷,又见《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年)。惜洪业先生并未分析谬传产生及传言在后世广为传播的原由,使此论题仍留有不少值得探究的余地。


一、赵普其人及其与宋太祖、太宗的关系


赵普(公元922—992年),五代后周至北宋时人,参与策划宋太祖、太宗兄弟建立宋朝的陈桥兵变,太祖在位时任过十年宰相。他建议太祖逐步削夺地方将领的财权、兵权,选拔各地精兵到中央作禁军以削弱藩镇武力;实行更戍法,军队经常变换驻地,使兵卒和将领互不认识;又“杯酒释兵权”,解除石守信等大将兵权,防止他们率军谋反。史称赵普“少习吏事、寡学术”,但太祖称其为“书生”,赵普也自称“书生”。此处之“书”应是指战国以来惯称的政府行政文书,后周时赵普曾“掌书记”,负责官府行政文书,“书生”即是对抄写行政文书之人的称谓,唐人有称专事抄佛经者为“书生”之例。宋太祖于乾德三年(965年)灭蜀后见蜀宫女持有乾德四年铸造的铜镜,问身边大臣何故,无人知晓究竟,叫来学士窦仪,才知蜀王衍曾用乾德年号,太祖遂有“宰相须用读书人”之语。当时赵普恰在朝为相,可见太祖并不将他看作读书人,否则不应出此言。至太祖晚年,赵普因挑拨赵匡胤兄弟关系、违法经商牟利、包庇犯法属下等劣迹被罢相职,离开京城。太宗时,赵普又两度短暂入朝为相,一手策划了除掉太宗弟秦王廷美和政敌卢多逊的大狱,迫死多人。992年去世前封魏国公,真宗时封韩王。


朱熹(1200年卒)撰《五朝名臣言行录》以赵普居首,李焘(1184年卒)《续资治通鉴长编》亦详载赵普言行,二书均无赵普“半部《论语》”或读《论语》的记载。据洪业先生考证,目前可知最早记载赵普“半部《论语》”事迹的书籍是南宋李衡弟子龚昱1178年所编《乐庵语录》,该书《附录》提到李先生对弟子说:


太宗欲相赵普,或谮之曰:普山东学究,惟能读《论语》耳,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实不知书,但能读《论语》,佐太祖定天下,才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以辅陛下。太宗释然,卒相之。《辞源》引作出处的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编成于1252年,记载内容基本相同,只在“辅陛下”后多出“致太平”三字,年代则较《乐庵语录》晚了74年,书中记载的赵普回答是“定天下”、“致太平”各用半部,不是仅用半部,后人截取半段略成熟语“半部《论语》治天下”,已不是宋人记载原貌。


赵匡胤兄弟虽是武将出身,但绝非目不识丁的草莽。宋初沿用唐制以科举取士,考试内容包括儒家《九经》及史书诗赋法律等,宋太祖曾亲自出题,开此后殿试先例;又致力征求散亡书籍,扩大皇家藏书。太祖曾说“欲武臣尽令读书”,也经常劝赵普读书。若论统治国家的儒学知识水平,“书生”赵普在太祖面前无任何优势可言,而且他为太祖谋划的计策都是法家申不害、商鞅以法术势驾驭臣下一类,无关儒家“君君臣臣”的统治理念。


史载太宗也“性喜读书”,自称“无他好,但喜读书”,在位时修千卷《太平御览》和《文苑英华》,要求臣下每日送三卷《太平御览》,要在一年内读完这部类书。公元990年,太宗赐各路官员《九经》,令众官诵读。宋初又印佛经,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已刻印佛经五千多卷。太宗对佛教颇有兴趣,曾对赵普说“方外之说亦有可观”,要他读来看看。试想,面对孜孜不倦的读书皇帝,臣下赵普哪有可能狂妄到声称以“半部”书就能辅佐天子致太平的道理?


诚如洪业先生所论,太宗与赵普少年相识,共同策划篡夺后周天下,到太宗欲以为相时,普已年近花甲。共事多年,太宗应深知赵普为人,不会因旁人的片言诋毁便生疑窦。李衡所述“臣实不知书,但能读《论语》”这类话更非两百年前赵普本人口吻。《宋史·赵普传》载,雍熙三年(986年),赵普上疏太宗:“臣载披典籍,颇识前言,窃见汉武时主父偃、徐乐、严安所上书及唐相姚元崇献明皇十事”,又引《汉书》“兵久生变”之言谏太宗退兵,可知他到太宗时已经自诩熟悉汉唐历史,读过《汉书》及唐人著作。宋太宗所撰赵普《神道碑》称其“及至晚岁,酷爱读书,经史百家常存几案,强记默识,经目谙心,硕学老儒,宛有不及”。赵普早年为吏时确曾“寡学术”,经数十年学习,到晚年经常阅读儒家经书史书,某些学问甚至超过硕学老儒,这应是宋太宗对赵普的真实评价。


考述至此,大致可以断言,赵普不是“半部《论语》”的发明人。然而,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是何人因何目的要编造荒诞不经的“半部《论语》”之说?这一谎言为何能从南宋以来流传千载,且每每让人深信不疑?


二、有关赵普与《论语》的另一则传说


南宋时记载赵普读《论语》事迹的一部史书是王偁《东都事略》,其文云:


当其(赵普)为相,每朝廷遇一大事、定一大议,才归第,则亟阖户,自启箧取一书而读之,有终日者,虽家人不测也。及翌日出,则是事决矣,用是为常。后普薨,家人始得开其箧而见之,则《论语》二十篇。元朝所修《宋史·赵普传》也有相同记载:“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诵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关于《东都事略》与《宋史》的关系,《四库全书总目》称“《宋史》尤多舛误,元人修史盖未尝考证此书”。


洪业先生则认为,《宋史·赵普传》所据史料即王书。从文字内容看,二者承袭关系颇为明显,但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有关赵普读《论语》决断朝政的故事自南宋后广为流传,如南渡20余年后成书的蔡絛《铁围山丛谈》亦有同样记载,与《鹤林玉露》约略同时的赵善璙《自警编》、黄震《黄氏日钞》、吕中《大事记讲义》等都有赵普惟读《论语》决断大事的记载,《宋史》所记为当时人熟知故事,不必一定取自王书。


更奇的是,赵普每天回家后关闭房门打开箱子取书读,到他死后,家人打开箱子,才知道他终日读的书是《论语》。洪业先生认为,北宋东京开封府人文荟萃,《论语》非珍本又非禁书,“闭户私读”不近情理,“反似奚奴婢女闲谈藻绘之辞”,不可置信。然而,“奚奴婢女”为何要拿主人家一部平常书籍作谈资?《宋史》又为何将“奚奴婢女闲谈”郑重写入国史?


其实,《宋史》“阖户启箧”四字也是一句谎言。赵普“阖户”之后,凭何确认一定“启箧取书”?唐朝以降,雕版印刷业发达,五代时已经刻版印制儒学《九经》。公元990年太宗遍赐各路官员《九经》,加上佛经和前朝史书子书,赵普书房内放置的各种书籍至少千卷,太宗说他“经史百家常存几案”盖非虚美。即便赵普死后家人发现他箧内有《论语》20篇,也不能证实《宋史》“阖户启箧”之说。那么,《东都事略》与《宋史》记载这么一个一戳就破的谎言理由何在?在北宋,《论语》因何不能与“经史百家”一并“常存几案”,必须藏于箧内?而宰相赵普读《论语》必须“阖户”,不愿为人所知的理由又何在?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为后人道出了个中秘密:


杜少陵(杜甫)诗云“小儿学问只《论语》,大儿结束随商贾”,盖以《论语》为儿童之书也。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只《论语》,盖亦少陵之说也。原来《论语》在唐宋时代只是儿童读物,赵普官至当朝宰相,再读《论语》有悖常理,所以《东都事略》与《宋史》有“阖户启箧”之说。从儒学发展史看,汉代儒家以《诗》、《尚书》、《易》、《周礼》、《春秋》为“五经”,朝廷设五经博士,弟子学经考试合格可以入仕,《论语》在汉代并不具经书地位。唐代“正经”有九:《礼记》、《春秋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为小经,《孝经》、《论语》只称“兼经”。唐代明经科一般考《九经》中的两经,只有十岁以下的童子科,应试者考一经加试《孝经》、《论语》。汉魏至唐,儿童启蒙先学《孝经》、《论语》,其后才学《诗经》等儒家经典。所以,杜甫诗云“小儿学问只《论语》”,意为读过《论语》只是小孩学问,算不得什么,离儒家经典的堂奥还远着呢。宋朝科举考试内容《九经》与唐相同。北宋程颢、程颐兄弟推崇《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等篇,二程是洛阳人,又在洛阳宣讲,时称“洛学”。南宋朱熹奉二程洛学为道学(理学)正宗,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一书并作注,即《四书章句集注》。元朝中期开科举,《四书》取代《九经》地位,成为儒家重要经典,形成理学著作一统天下的局面,“非程朱之学不试于有司(官府),于是天下学术凛然一趋于正。”(欧阳玄:《赵忠简公祠堂记》)元明清科举考试中的乡试、会试与唐宋时期大为不同,以朱熹《四书注》为考试内容,首场考《四书》以定举人名次高下。在古代社会,“学而优则仕”是士子最普遍的人生理想,元明以来《论语》关乎仕途,600年间扶摇直上,终于脱弃它在上古时代儿童读物的本来面目,明清士人著作屡引“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以自抬身价,也就不足为怪了。


宋太祖慨叹“宰相须用读书人”,劝赵普读书。赵普手不释卷,到晚年已能谈经论史。这么一个模范宰相,缘何在150年后形象大变,被士人称为只能读童蒙之书《论语》?朱熹等熟谙经学,为何放弃汉代以来千余年经学传统,舍九经而崇《论》《孟》?“半部《论语》”传说映射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一场巨变,其间蕴涵的深刻含义值得认真探究。


三、赵普“半部《论语》”传说的由来


南宋各家论赵普与《论语》关系集中于一点:宰相惟能读《论语》,便足以“定天下”、“致太平”。后人看来,似乎是强调《论语》作为统治理论的重要。然而在以经术取士的宋朝,此说公然挑战的是北宋以来国家的政治传统,李衡、蔡絛、罗大经等宣扬如此极端言论绝非无的放矢。赵普“半部《论语》”传说出现在其死后百余年的南宋时期,应与北宋神宗朝(1068—1085年在位)王安石变法至南宋中叶百年间的官场政争有关。追溯“半部《论语》”的出处,我们发现传播者是反对新法的二程学派再传弟子。据《乐庵语录》记述:李衡在北宋末(1120年)为科考事,曾与赵仲脩同居一舍一年余,而仲脩之父赵颜子乃程颐(伊川)高足。仲脩时年而立,程颐逝于1086年,则仲脩之父赵颜子为伊川先生亲授弟子谅无大误。期间李衡与赵仲脩讨论《论语》深受启发,称“平生操心行己、立朝事君,皆赵君之言”。李先生开馆授徒30余年,学生说他“教人也,无他术,但以《论语》朝夕讨究”。据目前所知史料,虽不足以判定李衡所谓“半部《论语》”之说得自赵仲脩,但李氏思想渊源与学术传承出自二程,服膺赵仲脩,则无疑误;“半部《论语》”之说出于二程学派弟子,应该说于史有据。蔡絛为蔡京季子,所撰《铁围山丛谈》记载赵普读《论语》断大事,又“痛诋安石新法”、“崇尚元祐之学”(《四库总目》),政治立场仍属二程、司马光派。罗大经亦是理学信徒,他严辞斥责王安石是破坏国家一统大业的罪人,新法肇南渡靖康之祸。《鹤林玉露》指新法之害“其过正在于读书”,王安石推行新法的自信来自“着一能读书之心”,在政事堂争论时作色道:“安石不能读书,贤辈乃能读书耶?”讥讽“公辈坐不读书耳”,指反对意见为“流俗”。他与弟子合撰《三经新义》,时称新学,颁行天下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宋史》论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他作宰相,“虽宋室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李、蔡亲历熙丰之后社会动荡终至靖康南渡家国惨变,罗、黄、吕等所处时代,宋室衰微恢复无望,他们将罪责归于新法,抨击王安石最自负的“能读书”无关治国能力。朱熹论王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上任后却“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背离了《论语》“子罕言利”、《孟子》“何必曰利”的儒学正道。罗大经说“士大夫一有计较利害之心,便非儒学”。王安石说:“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新法依据的是“一部《周礼》”中的半部。理学信徒将“寡学术”的宰相赵普捆绑“罕言利”的通俗读物《论语》,编造“半部《论语》致太平”故事,其批评锋芒指向“好学泥古”的王安石和他所谓“理财居其半”的一部《周礼》。从官职说,赵、王二人都官至宰相,但赵普为开国元勋、两朝宰相、真宗时封为韩王,在宋朝历史上的地位远高于王安石,而且赵普早年“初无学术”,不晓经学,正是王安石指责反对者的“不读书”典型。道学家借赵普故事宣扬自己的治国理念:士人只须读《论语》,不须言利,便可以辅佐皇帝定天下、致太平。


颇有后代士人讥评“半部”之说荒谬,薄薄20卷书,如何能前后割裂为二分别运用?其实李、罗等宣扬“半部《论语》”有政治上的针对性,王安石提出“《周礼》理财居其半”在前,道学家持“半部《论语》致太平”说反击在后,北宋末各学派陷于党争纠缠,“王霸义利之辩”延续到南宋末年。如果抽掉时代背景,单纯从字义上理解“半部《论语》”,便无法诠释其中丰富的政治内涵。


南宋道学家频频称道赵普读《论语》故事,并非偶然。孝宗(1163—1189年)即位之初,用王淮为宰相理财备战;朱熹则在庐山建白鹿洞书院召集弟子讲道学,以董仲舒“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条规,继续“王霸义利之辩”。孝宗说:“《周礼》一书,理财居其半,后世儒者尚清谈,以理财为俗务,可谓不知本。”道学家表彰赵普有不便明言的理由,面对北方强敌,他们反对朝廷聚敛民财贸然兴兵,吕中说赵普两朝为相的功绩是“迟幽、蓟之伐”、“谏北伐之书”,即反对北宋出兵征伐契丹辽国。《宋史》说赵普为政“薄敛”,“终身以轻动为戒”。宋朝政治遵奉“祖宗家法”,道学家搬出两百年前的宰相赵普,目的是为自己的主张正名,争取官场权利。公元1188年,朱熹上万言奏疏,其中有“道学之人”被加罪以至“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的话。其后,以元代开科取士考朱熹《四书注》为标志,道学最终完成了儒学体系中对经学的颠覆,亡国败乱的惨痛代价促成了儒家治国理念的巨变。


《四库总目》评元人所修《宋史》“以表章道学为宗”,只因“半部《论语》”与史实太过抵牾,道学家亦不敢破坏正史传统,《宋史》遂采择“阖户启箧”之说,以符合400年前《论语》的真实地位;但《宋史》称赵普日读《论语》,“次日临政,处决如流”,将政务与《论语》挂钩,走的还是道学家李衡、罗大经“半部《论语》”说的旧路。对此,明清以来已有许多批评。


洪业先生说:“《论语》中有很重要的政治原则,凡为政者不可忽略,但不可用撒谎的故事来替《论语》鼓吹。然则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之传说,而今而后,可已也夫!”30多年过去,这个“撒谎的故事”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为人津津乐道,广泛传播,实乃一件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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