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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他们,我首先想到一幅画--油画家罗中立那幅经典的《父亲》。满脸沟壑的父亲给了我们粮食,然后,就定格在我们心中最易感伤的部位。 典型的中国父亲和母亲,一生劳作,播种粮食,孕育儿女。粮食割了一茬,新的一茬会长出来,但儿女,却只有那么一茬,几株。 我所看到的警察的父母,连儿子也给了我们。

一、姜益恭,原西安市碑林公安分局收审科科长,1996年退休,现住碑林公安分局张家西村家属院。2001年5月21日上午,我穿过古城的一条小巷,在约定的时间找到他家。敲门,进屋,他大声问:"是采访姜渭的事吗?"老伴含笑出来,酌两杯清茶。姜渭是他们的儿子,西安市未央宫派出所民警,1990年牺牲。姜益恭大声说话是因为耳朵不大方便,戴着助听器。于是我也大声说话:"你老身体好吧?"他说:"不行,支气管炎,肺气肿,心脏病。"这些病的名称在客厅回响,客厅里显得空空荡荡。悄悄地,烈士的母亲已经引身退去。老姜乐意接受采访,乐意向人们讲起11年前那惨烈的一幕。

1990年1月6日下午6时,未央宫派出所民警姜渭和战友们捣毁了一个贩毒窝点,姜渭警惕地审视着屋里的每一个人,因为他知道,那些贩毒人员中经常混杂着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忽然,一个歹徒悄悄掏出了一支勃朗宁手枪……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姜渭喊了一声:"有枪!"便纵身扑了上去。"轰",屋中响起一声炸雷似的巨响,姜渭那高大的身躯沉重地倒在地上。4位战友同时掏出手枪,对准歹徒开火。 子弹呼啸,短兵相接。歹徒当场毙命,25岁的年轻警官姜渭,却也没有再站起来。那一枪正打中我娃的心脏,当时就牺牲了,他一头栽在地上,头在地上栽出个坑。"老姜讲着儿子的事迹,像在讲一部电视剧里的情节。 忽然,他的手扣在了我的手腕上,很用力,给了我一个悬念。 "那天晚上我让娃他妈做的哨子面,等娃回来吃。很晚娃也没回来,局里一个领导来了,拉我出去喝酒,我说不去,他就这样拉我,就这样,这样,我就知道娃出事了。"姜益恭扣在我腕上的手一捏一捏,那是意味深长的力道。11年前,局领导用这力道传达了烈士牺牲的信息,今天,烈士的父亲用这力道,一下子便拉我穿越时光的邃道,回到了那个不同寻常的夜晚,让我感到无比的真实和震憾。

那个夜晚,所有的人都不敢把噩耗告诉烈士的母亲。姜益恭到医院看了儿子的遗体,次日凌晨3点回了家,他只是对老伴说,儿子受了点轻伤,不碍事,但他不敢和老伴一起睡,他把自己关进了一间小屋,这位警察父亲哭了,哭得涕泪横流,却又无声无息。 凌晨5点,老伴闯进小屋问:"你别瞒我,咱娃出啥事啦?"姜益恭说:"没事。"老伴说:"你在哭,你是一个从来不哭的人,今次哭了,有大事情。" 当老伴得知真相、看到儿子尸体时,没哭,却昏死过去。在病床上醒来时,她满头黑发全白了。 老姜摇着头笑着对我说:"当时想瞒瞒不住,她诡得很。" 这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女工,姜益恭以前工作忙,两女一儿全靠她带大,一日三餐,上学接送,日复一日,个中艰辛不言自明。姜渭1979年当兵,1982年转业入警,人人都知道当警察危险,她的心便天天为儿子悬着。老姜一个"诡"字,道出了老伴曾为儿子紧绷的那根弦。 这个家庭贡献了唯一的儿子,那根弦猝然断裂,灿烂、壮烈,总引得一些特殊的客人造访。今年元月13日上午,新世纪第一个春节前夕,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走进这家的门,拉着姜益恭的手说:"你的儿子是为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牺牲的,党和人民决不会忘记他。" 如今,站在这个家中,我忽然很想看看那个不应被忘记的人,看看他永远只有25岁的青春。老姜很热情地应我的请求,带我到各个屋子看,这是一套两居室的房子,除了桌子、沙发、柜子,别无长物,我没有在墙上找到烈士的大幅照片,像电影里通常会有的那种,只是在小卧室里老姜的书桌上,找到了一张烈士的生活小照。小小的镜框被大叠报纸遮住了半边,不经意地泄露着一种欲盖弥彰的伤痛。

姜渭的母亲则在大卧室里哭泣。原来,当关于儿子的话题和两杯清茶摆上桌面之后,她引身而退,竟在这里哭泣了。11年了,今天提起,她仍是如此轻易地泪水长流,这使我相信,有一种锥心刺骨的痛绝对是超越了时间的,说什么"亲戚若余悲,他人亦已歌",对于母亲来说,警察儿子的牺牲永远只是昨天的事哟!老姜就劝老伴:"想开点吧,干公安就是要死人的,牺牲的又不是咱娃一个。人家是从河南来看咱的,你一哭,人家心里也不好受。前次河北那个娃,不就让你哭得连饭都吃不下……" 老姜又告诉我,"河北那个娃"说的是姜渭在部队时的一个战友,今年3月,那娃带着男儿之间愈久弥醇的情谊和一页发黄的地址,兴致勃勃地出现在姜家,找姜渭,两位老人告诉他:"姜渭11年前已经不在了。"喜曲陡转成悲歌。最后,河北来客到西安南郊烈士陵园祭拜一番,黯然离去。 老姜悠悠地对我说:"那娃自始至终连一口饭都不肯吃。" 老伴抹着泪说:"我娃要活着,怕要好好款待人家哩!我娃的对象也是他们部队上的,我娃和那女子好得很,可怜还没结婚……"

望着相濡以沫的这对夫妇在絮絮叨叨,我忽然感觉到,两位老人是有"矛盾"的。姜益恭作为老警察、老干部,在精神上是强大的,他乐意谈起儿子,甚至谈起来有些兴奋,仿佛关于儿子的话题有多鲜活,儿子便依然有多鲜活,儿子的牺牲成为梗塞在他胸中的块垒,需要他时时提起,反反复复地擦拭打磨。老伴则脆弱得多,事实上她害怕家中有来客,害怕提到儿子,儿子是她心上被割去的肉,这致命的伤口,她是避之不及的。

这便是一对牺牲了警察儿子的老夫妇的精神生活状态,他们的精神世界曾被强力摧垮,又重新梳理整合,最后进入这种矛盾的状态。不说儿子,父亲落寞,说起儿子,母亲落泪,儿子留给他们的骄傲和伤悲是矛盾的两极如此不可调和,让他们的心在其中起起落落,永远无法宁静,再也不得闲怡。 今年,姜益恭66岁,他老伴61岁。

二再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山东省茌平县,这里地处黄河北岸,黄沙漫漫,土地碱化,这里印证着中国文化的一种奇特现象,愈是贫瘠,愈生长血性男儿、大仁大义。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游击健儿逞英豪的青纱帐,新时期这里养育了一位好干部,名叫孔繁森。 宋德全、郑玉玲夫妇,英雄民警芦振龙的父母,便是这片土地上的农民。由于家境贫寒,父母早年将振龙过继给了远在内蒙的姑父,振龙姓"芦"不姓"宋",其实是因为一个"穷"字。

穷呀!几间从爷爷辈传下来的房子,早已破旧不堪,十亩薄田,一头黄牛,便是这个家的物质基础。但是,这对穷夫妇多年来却坚守着一个信念,那就是要让儿女读书。为此,他们农闲时卖些鸡鸭、干些杂活挣些零钱,农忙时节,则将汗水砸到田里,将麦粒收归仓中。每年,他们靠卖2000斤麦子供养两儿一女上学。近年来,农村春耕夏收都用机器了,但他们为了节省雇机费,却拒绝着农业机械化,保持着"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古老身姿。 夏天,一家人连一支冰棍也不舍得买,有一年春节,家里只买了三斤肉过年,但每到新学年,父母总是把该缴的学费一份一份备好。孩子们经常在半夜里听到爹娘为钱犯难,听到爹说:"咱就是砸锅卖铁,也不能难为孩子上学。" 1994年9月,老二芦振龙以全县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入西南政法大学。父亲欢喜地对母亲说:"咱把牛卖了吧!"母亲望着瘦弱的父亲却掉了泪:"牛卖了,地里的活谁干?"最后,父亲卖了祖辈留下的一间偏房,把儿子送上了去重庆的火车。 1998年7月,芦振龙从西南政法大学刑侦系毕业,成为重庆市高新区石桥铺派出所的民警。1999年除夕夜,振龙从重庆打来电话,母亲收到口信,匆匆忙忙地跑到5里地外的亲戚家与游子通话,学有所成、正展宏图的儿子一听母亲的声音便泣不成声:"娘,我正在攒钱,过几个月买件新衣服给您捎回去,爹辛苦了一辈子,要让他保重身体,我有了房子就接你们来住。"母亲激动地说:"行,行,俺的孩有出息,爹和娘就等着这一天呢!" 谁知,这竟是母亲与儿子的诀别。

3个月后的一天,几位行色匆匆的汉子来到宋德全家,自称是芦振龙的同事,来接两位老人去重庆看望受伤的儿子。当晚,飞机抵达重庆上空,空姐开始散发当天的报纸,宋德全身旁一位乘客刚展开报纸,却被人一把夺去叠起,因为那份《重庆日报》头版有《青年民警芦振龙英勇殉职》几个标题大字! 当重庆市高新区公安处处长陈江渝含泪告诉宋德全夫妇,他们的儿子与歹徒博斗身中21刀时,两位老人惊呆了……

那是1999年5月27日下午,芦振龙奉命去传唤涉嫌聚众械斗的无业青年魏建。在路上,他一眼看到骑摩托车的魏建,立即飞身拦截。魏丢下摩托车就跑,芦振龙紧追不舍。当追到一处僻静小巷里时,魏的5名同伙手持雪龙刀、菜刀杀气腾腾地冲了过来。芦振龙亮明警官身份,突然,一名歹徒狠狠用刀扎进了他的大腿,芦振龙单腿跪倒,左手抓住锋利的刀刃与之搏斗,歹徒将刀一转一抽,芦振龙的手顿时血肉模糊,但他踉踉跄跄地站立起来,脚踢头顶,歹徒们将他砍倒在地,他再次站立起来。歹徒们被他的英雄气概吓坏了,他们气急败坏地一拥而上,丧心病狂地砍杀,砍得芦振龙头骨破裂仍不罢休,最后将他的手按在台阶上狠狠地连剁3刀,砍得手掌与手腕之间仅剩一点皮儿相连。顽强地站起来5次之后,第6次,芦振龙壮烈地倒在了血泊中。 母亲郑玉玲恐慌地问陈处长:"我儿现在怎样了?" 陈江渝哀痛地说:"芦振龙同志……牺牲了。" 睛天一声霹雳,母亲双膝跪地,以手掩面,发出绝望的哭喊:"我的儿呀,你中了21刀呀,好痛啊!娘愿意为你去死……"

这简单的语言,顿时使所有的词藻失色。芦振龙的事迹,经过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人们把"壮烈"、"英勇"、"楷模"等赞美献给了这位年仅25岁的民警,这是外界对英雄的高度评价,英雄当之无愧,英魂藉此安息。但是,母亲却不是从外而是从内体恤儿子的,她一下子抓住了牺牲的涵义中最底层的要素,一下子说出了我们在一定高度上忽略了的真相--牺牲,是个好痛的过程啊!在殡仪馆,父母看着静静躺着的儿子,泣不成声,然而,当他们被搀扶出来时,面对无数前来吊唁的群众,父亲抹一把辛酸泪,一语呼出,惊天动地。 英雄的父亲一拱手,凄然长啸:"重庆的父老乡亲们,我儿子芦振龙这几年在重庆有什么对不住大家的事今天都请包涵了,谢谢大家。" 弥漫山城的浓浓悲情顿时在现场近千人眼中迸发,泪雨纷飞。 这便是传统的中国父亲,儿子是他全部的希望,他曾花去粮食换得的血汗钱,倔强地将儿子送进学校,倔强地将这个希望喂大,儿子出息了,他守着贫寒体验幸福,但儿子竟牺牲了,他又花去最后的力气开口说话,请人对儿子多多"包涵",儿子的生命由此更加完美,父亲的形象,义薄云天。

回到家乡后,有政府的抚恤,有社会各界的捐助,宋德全夫妇的经济状况有了一些改善,还有企业送了一台彩色电视机,但是,他们不敢轻易去触碰那按钮,因为电视里常演有关警察的剧情,打开电视,他们往往开始流泪。 那就到野外走走吧,让齐鲁大地的风,开阔老人的胸怀,让路边灿烂的野花,装点老人的心境。可是他们也不敢去。那村外的小路,不正是振龙上学走过的吗?那风中的锁呐,不正是振龙幼时的玩伴在婚嫁吗?走在那路上,听那锁呐声,他们又泪如泉涌。 采访中,芦振龙的妹妹宋桂平告诉记者:"俺爹俺娘以前虽然干活累,可是人挺精神的,现在比以前强多了,有吃有喝的,可是身体不行了,说话有气无力的,经常坐在屋子里发呆。原来俺娘挺开朗,常出去串串门,现在都不愿意出门。"

这使我再次审视中国的父亲母亲们,审视他们与下一代的关系。事实上,在历史的长河里,在现实的重荷下,太多的中国人在孩子身上寄托了太多的光荣和梦想,他们坚强地承担着艰辛和磨难,唯愿孩子超越自己,因为他们把孩子看作自己生命的延续,他们就是传承着这种系于孩子身上的希望,一代一代地在苦难里繁衍生息。 我们可以给予他们一些现实的资助和精神的慰藉,但却无法填满他们因失去儿子而破灭的希望。 一个警察的生命湮灭了,他的父母感受到了那21刀的切肤之痛,但他们却只给我们展示敦厚纯朴的一面,在我们正欲称道英雄的父母也是英雄的时候,未料暗地里,他们的生活已经失去了意义,他们的生命也随之被淘空了,这,便是牺牲。

三、2001年6月6日,河南省濮阳县八孔桥乡一个偏僻的村落里,王绪森78岁的老母亲取出一个像框,在夏日午后的阳光里,轻轻拂去时间的尘埃,一幅英气逼人的年轻面容登时攥紧了在场的所有人的心。 濮阳市公安局宣传科民警武德龙轻声叹道:"真英俊!"濮阳县公安局宣传股长姚红艳迅速按下快门,拍摄下了这沧桑比对的一幕。 镜中人名叫王全玉,1923年出生,革命伤残军人,王绪森烈士的父亲。 王全玉的生平,老伴已经说不清,只说他解放前打过仗,13年没回过家。但我们在一张堪称文物的《立功证明书》上见证了这位去年去世的老人的革命生涯。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1950年8月1日(即新中国第一个八一建军节)颁发的,其上记载,王全玉"俘敌20名,战后评记壹大功"。 老母亲对我们说:"他爹,13年没回过家,大腿里打进一颗子弹,胳膊里打进一颗子弹。解放了他回来了,他35岁、我33岁那年,有了大儿子绪森。"

一件物证,几句追忆,便勾画出了一个英俊的青年大致的人生脉络。仗打赢了,政权建立了,身体残疾了,也该回乡和家人团聚了,而这持着镜框、满面皱折的老妇,当年定然也是桃花般的美丽,他们居功不傲,耕耘土地,生儿育女,勤劳、朴素、本分、传统。大儿子王绪森便继承了父母的秉性。 濮阳县公安局指挥室刘主任介绍了他当年部队的战友、昔日单位的同事王绪森:"绪森是1988年退伍入警的,牺牲时任我们县看守所指导员。说他恪已奉公、以所为家、呕心沥血,一点也不为过,他和同志们一起,硬是把一个三类看守所建成了一类看守所。" 1996年9月12日,王绪森由于积劳成疾,作为"英模报告团"成员,在试讲台上一头栽倒,不幸去世,时年39岁。 掐指算来,王绪森牺牲时,老父74岁,老母72岁。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哀莫大焉!王绪森有一弟一妹,妹妹在县城从医,她向我们介绍了哥哥牺牲后父母的一些情况:"俺爹有肺气肿病,近十几年冬天没起过床,不过人精神还好,常说说过去打仗的事,俺哥老了,以后他就不轻易开口说话了。我接俩老人过来住他们不愿意,一是嫌楼高,二是觉得儿子才是他们的'根'。以前俺爹爱进城去大哥家,那是他的'正根',后来就不进城了,他心里难受。" 王绪森的爱人史改青插道:"绪森老了以后公公老是觉得没法儿活,儿子没有为他送终,撇下我们孤儿寡母日子过得难,他觉得自己反而成了累赘,老病越来越重,拖了两年就拖不动了。" 王绪森家的穷,是有名的。《法制日报》曾以整版篇幅报道王绪森的事迹,其中一半文字是写他的清贫。几年来,没有工作、没有文化的史改青拉扯着两个上学的儿子,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老父亲的抑郁便不难理解了。 我试图去理解这位刚刚逝去的老人。他曾意气风发地干革命,流过血、立过功,他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却没有索取什么,或是因为残疾,或仅仅是眷恋故乡的土地,总之,革命成功后他解甲归田了,他甚至回归传统,以"养儿"的方式筹划自己的未来。"养儿防老",中国的传统呀!但这位老人传统的"正根"却断了,就像是拐仗断了一样让他猝不及防,他也倒下了。虽说已是风烛残年,但谁敢说儿子的牺牲不是惨云愁雨,加速了他生命之灯的熄灭?王绪森的弟弟智力有些障碍,一个月前才第一次作父亲,家里同样赤贫。老母亲便是和这个儿子生活在一起的。她向着床上刚满月的孙子说:"我老想抱抱,可我抱不动。" 我问:"你老身体怎么样?要多吃好的!" 她说:"还吃啥哩?吃个菜咬不动,只能吃个面糊涂。" 我说:"油总要多吃些,可别省。" 她拖长声音惊讶地说:"伊--,油!孩子连奶粉都没有,还吃油?他爹他妈下地干活,我看着孩子都发愁,怕孩子睡醒,孩子醒了哭着要吃奶,我连奶粉都没有。"沉吟良久,她又仿佛自言自语:"绪森好,绪森精,绪森总说我瘦,总给我带好吃的,看到院里有个砖头,他搬走,怕我绊倒……"

王绪森,一个孝子,便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带着"好吃的"--那或许是一壶油,或许是两块点心,满面含笑而来,躬身轻轻移去可能绊倒母亲的砖头。孝子呀,这感人至深的形象,正与父亲那"养儿防老"的筹划链接、挂钩。 千百年来,除去孝道的封建外衣,从根本上讲,尊敬父母、赡养父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每一个具有美德的人的行为准则。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相携相爱,那么,即使是清贫人生,也会有陶陶佳境。但是,这个家庭的佳境不在,顶梁柱倒了。这,就是一个警察的牺牲对于他的父母和家庭的意味。

四、在濮阳县采访期间,县公安局指挥室刘主任提了一句:"你也可以到张冠军家去看看。"这让我的心一动。张冠军,我知道,从濮阳到范县挂职锻炼的公安局副局长,在"打拐"斗争中带病解救妇女,连续工作三个昼夜后在岗位上突发心脏病牺牲,年仅38岁,比王绪森牺牲时小1岁。那么,他的父母情况如何呢? 由此,我又想到了郑州"5•26"英雄群体中的沈钦睿,这位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的实习生,舍生忘死抓捕持枪歹徒不幸中弹牺牲,他和芦振龙一样,也是一位大学生。沈钦睿的父亲我是见过的,瘦瘦的、讷讷的,竟也和芦振龙的父亲有几分神似,那么,沈钦睿的父母情况又如何呢? 由此我想到了更多的牺牲了的人民警察,他们的父母还好吗? 张冠军、沈钦睿的父母我没有见到,更多牺牲了儿女的警察父母我没有见到,但我已经有了答案,那就是:不好! 最初接到这篇稿件的采访任务,调查牺牲公安民警父母的生活状况,诠释"牺牲"的更深广的内涵,我想,当然应该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去关注那些老人们。然而,采访中我却发现,物质的意义对于这些老人是多么微不足道,他们老了,有的掉光了牙,有的以药为命。锦衣玉食也好,布衣素餐也好,对于他们并无二致。幸福是每个人不可替代的独立体验,当我为他们简朴甚至寒陋的物质生活唏嘘时,他们并不说苦。 相反,当我已经接受那些民警牺牲的事实,把他们作为采访线索寻找他们的亲人时,却发现他们的父母的精神世界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都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中无力超脱,往往沉默少语,情绪低迷,一经提起儿女、一经见到儿女的同事和朋友,甚至在路上看到与儿女年龄相仿的人,便要无端地泪水轻弹,无论儿女牺牲的时间有多么久远!我说他们生活得"不好",便是指这样的普遍状态了。

在撰写这篇稿件期间,一位朋友跟我闲聊道:"这几天总睡不好觉,夜里孩子总是哭,家里有蚊子,夜里总是叮孩子的脚底板儿。"这位年轻父亲的话竟使我沉思良久,我注意到了养育的细节,是的,养育是个抽象的词,它由千千万万想得到和想不到的细节组成,譬如攻击儿子的一只蚊子带给父亲的无眠,譬如表扬儿子的老师给予母亲的喜悦。是呀,一个警察,一个七尺之躯的热血男儿,决不是凭空出现在打击犯罪的战线上,而是父母一口口的奶水喂大的,一句句的教诲养大的。这千千万万的细节使儿女与父母血肉相连哟! 一旦割离,生死两重天,如何能让他们就此放下? 面对这些老人们,我只能肃然起敬。牺牲这个词,太痛,因此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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