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军团原创]我写的一点小文章——我看死刑复核

我看死刑复核


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收回了死刑复核权,从这一天起,全国所有的死刑案件都将由最高院复查核准。以后,所有的死刑案件,杀或不杀,一律由最高院说了算。即使是非重大争议性的案件,死刑进入最高院复核程序,也必须经过三道关,合议庭、庭长、主管院长。时限是冰冷的。这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少杀。慎杀时代。

一、死刑复核权的历史发展

1、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等11条第5款规定了死刑案件的复核。根据这一规定,死刑案件的判决和裁定,一般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只有当事人对高级法院作出的死刑案件终审裁定不服,申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复核的才由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2、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死刑案件逐渐减少,1957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决议指出:“今后一切死刑案件,都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将死刑案件核准权收回,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

3、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死刑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4、在首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通过后不久,“严打”斗争开始。为了贯彻“从重、从快惩治犯罪,维护良好的治安形势”的方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部分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死刑案件核准权下放到高级法院。

1980年和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决议,将上述做法合法化。

1983年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将第13条修改为:“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抢劫、强奸、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法院行使”。

鉴于当时严峻的治安形式,9月7日,最高法院依修改后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之规定,做出了《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该通知指出: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核准权,本院依法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法院行使。从这里开始,死刑案件由高院复核的做法被固定下来。

5、从1991年6月6日开始,最高法院先后发出通知,将云南、广东、四川、广西、甘肃等省自治区的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核准权(除涉外),授予云南、广东、四川、广西、甘肃等省、自治区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

7、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1997年刑法修订,都没有在死刑核准规定上作出与1983年修改后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相同的规定。而是都规定犯罪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并没有例外之规定。

8、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通知,通知称:自2007年1月1日起,全国各法院审理的死刑案件都将由最高院核准。

二、死刑核准授权的立法冲突

从1983年9月7日起至今,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死刑核准权都是基于最高人民法院依《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的授权。而不是基于法律的明文、直接的规定。笔者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相冲突的。

1、1979年首部《刑法》、《刑事诉讼法》颁布后,由于“严打”斗争开始,为了及时,从重从快惩治犯罪,在新法颁布后不久,人大常委会将部分严重危害社会的死刑案件核准权下放给高级法院,也就是说,实际上,最高法院一直就没有行使全部死刑案件的核准权。1980年和1981年,全国人大分别通过决议,将这一做法合法化。应该说,这一段时间内,虽然没有明确、直接的规定,但死刑核准授权并不能相关立法冲突。

1983年,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了《法院组织法》。将死刑核准授权这一做法正式固定下来。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1997年刑法修订之前,死刑核准授权都不存在立法上的冲突。

2、到了1996年刑诉法修改1997年刑法修订以后,立法上的冲突开始凸显以来。两部新修改、修订的法律规定,都规定犯罪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而没有做出与法院组织法第13条相同的规定。

然而,就是在刑法和刑诉法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在明知刑法、刑诉法规定与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明显不同的情况下。仍然于1997年9月26日下发了法发[1997]2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办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通知指出“鉴于目前治安形式以及及时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有必要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继续授权由各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并进一步明确今后本院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案件的范围。”根据这一通知,仍由最高法院先例死刑核准权的案件仅剩下涉外案件、贪污贿赂案件和部分毒品犯罪案件。

显然,在这一时期内,死刑核准授权在法律上是有冲突的。首先,人民法院应选择适用新法的规定而不是旧法的规定。这是法理学上基本的“旧法从新法”原则。因为,新的法律对同一问题作出与以前不的规定,那意味着对以前规定的不认同和否定。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在1996年后修订修改的。而人民法院组织法早在1983年就已经修改,而最高法院授权死刑核准时选用旧法作为法律依据,显然在法理上是存在问题的。

其次,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由国家的最基本法律,是由全国人大即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其效力是仅次于宪法的。而修改后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是人大常委会根据需要而修订的,其在法律等级上是低于全国人大本身制定的法律的。

正因为最高法院的这一违背法理的做法,使得其后数年,死刑核准权在实践中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实质,是由于法律上的规定不一致造成的。最高法院违背法理,选择《人民法院组织法》适用,也很难有直截了当的说这样的授权就是违法的。但毋庸质疑的,这一法律修订上的失误使得死刑复核授权产了法律上的冲突。

三、死刑核准权授违反了立法法的规定和立法的精神。

在2000年7月1日以前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实施以前。死刑核准授权的法律冲突还仅限于在法理上的冲突。但从2000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正式实施后,这种授权不仅在法理上产生了冲突,甚至是直接违反了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的。

第一,死刑核准授权违反了立法法之规定。

首先,刑法、刑诉法是新法。《刑事诉讼法》于1996年3月17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修正,1997年1月1日生效;《刑法》于1997年3月14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订,1997年10月1日生效。其修改、修订时间与生效时间均晚于1983年修改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相比《人民法院组织法》而言,《刑事诉讼法》、《刑法》当然是新法。根据《立法法》第83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法。《刑法》、《刑事诉讼法》都对死刑核准做出了规定,无疑,应当适用新法之规定。那么最高法院做出的死刑核准授权,高级法院的死刑核准受权,都是违反《立法法》之规定的。

其次,最高法院无权置新法于不顾而适用旧法。根据《立法法》第85条第1款之规定,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裁决。根据这一规定,《法院组织法》与《刑法》、《刑事诉讼法》之间的法律适用问题应当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裁决。即使不考虑新旧法的因素,三部法律为一个机关制定,其法律等级是平等的。他们之间对于同一事项的不同之规定,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裁决,而最高院直接授权,是违反《立法法》的规定的。

第二,死刑核准授权违背了立法精神

《刑事诉讼法》第一条规定:“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从这一点上,我们只看到为了保障刑法的正确实施,而没有看到死刑核准制度是为了快速地打击严重犯罪的需要。因此,我们认为,死刑核准制度的设立目的,是为了贯彻少杀、慎杀的原则。保障正确适用死刑,避免死刑的错误使用。因为,死刑是以剥夺人生命为方法的刑罚。这是一种最为严厉的刑罚,一旦发生错误,就将不可挽回。死刑的错判,会给被判刑人的家属造成巨大的伤害。正是因为如此,死刑核准的正确实施成为了我国法律工作中应当迫切解决的问题。也是针对这一问题,1957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设立了死刑核准制度。设立死刑核准制度,就是为了贯彻“慎杀”的原则,在死刑的判决和执行之间树起了一道屏障,保障正确实施死刑,是对生命权基本的尊重。

而授权高级法院行使死刑核准权,显然是违背了这一立法精神的。从一定程度上说,死刑核准权的下放,等于是撤销了死刑核准。

众所周知,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而可能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刑事诉讼,只能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行使管辖。也就是说,死刑案件经由中级法院审理后被判处死刑,被告人上诉的,其二审法院就是就是有死刑核准权的高级法院。正因为如此,在高级法院这里,被告人生死已定,大部分死因没有机会向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官直接陈情。也是因为如此,2002年,陕西律师朱占平在无奈之下闯进了最高法院。这一举动,便造就了轰动一时“枪下留人案”。这一事件,恰如其分地说明死刑核准授权是违背了法律的精神,背离了立法的目的。死刑复核程序名存实亡!

在这种形势下,经过法学家们的不断努力和中央的仔细思考和全力推动下,2007年1月1日,死刑核准权终于回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怀抱。

四、死刑核准权收回后亟待解决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先例死刑核准权后,势必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笔者认为,速度问题是当前亟待解决的。

当前中国的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暴力犯罪层出不穷。这些犯罪分子穷争极恶,公然以暴力挑战国家司法正义,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仅2006年,全国就先后发生“灭门案”十余起。如此严峻的治安形势,及时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需要,要求对犯罪案件快侦快办,尽快把犯罪案件真相大白于天下,尽快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在这样的形势下,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无疑将与“从重、从快惩治犯罪”的方针产生冲突。

核准权收回最高院后,全部的死刑案件将由最高院核准。其办案量的增加,可想而知。而由于办案量增加和对死刑的“谨慎使用”这两个客观案件影响下,核准速度必然会下降。虽然从一定程度上,速度的放慢会避免“错杀”等情况的发生。但这种谨慎态度是与社会的迫切愿望相冲突的。这一冲突,在今后的实践中,会进一步表现出来。因此,如何在办案量增加的客观影响下,正确处理其与社会迫切愿望的矛盾,是当前最高院亟待解决的问题。

五、死刑核准权由最高院行使是对生命权的尊重。

死刑,是一种以国家的名义剥夺人生命的刑罚,这种刑罚的严厉和残酷是毋庸质疑的。这种刑罚,一旦执行,就无可挽回。一旦发生错误,会给被执行人的家属带来巨大的痛苦,而它的适用的正确与否会对国家的形象产生巨大的影响。当前中国的治安形势还不允许我们废除死刑,但在适用这种刑罚时一定要抱着谨慎的态度。以谨慎的态度解决在死刑存在的完全必要性,死刑的极端严厉性,后果的不可恢复性,生命的不可再生性之间的冲突,以达到正确适用的目的。笔者认为,死刑核准权的收回由最高院行使,是对生命权的尊重。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旦被非法剥夺,就不可挽回。长期以来,死刑核准由高级法院行使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近年以来,随着一批批“错杀”案件浮出水面,人们开始思考死刑核准的利敝。人们逐渐逐渐认识到,死刑的正确适用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形象。对死刑的适用采取“慎用”原则是对生命权最基本的尊重。毫无疑问,大多数一审被判处死刑的犯罪者,是罪该处死的人,但即使如此,对他们也应该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这种严格依程序办事的态度,是对司法公正的一种尊重,也是对生命权的一种尊重。严格执行死刑核准程序,使核准与审判相脱离,由最高法院行使核准权,并不是要放过罪恶,为犯罪分子开脱。而恰恰相反,是为了更加正确地处理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错误追究。或者说,保障罪不致死的人不受错误追究。只有这样,国家的司法体系才能够日益完善,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威慑犯罪、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基本人权,提升国民法制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国际地位,坚决反击外国的恶意攻击。因此,笔者认为,死刑核准由最高院行使是对生命权的一种基本尊重。

总而言之,死刑复核制定从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正式确立以来,50余年的风雨几经更改,最终收回到最高法院的怀抱中。它见证了中国法制的发展史;见证了法律观念在人们心中的变化与发展;见证了中国社会由“人治”到“法治”的变化发展过程。死刑复核制度,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见证者,也是中国法制建设的晴雨表。虽然,当前中国的法制建设,就世界水平而言还处于不完善时代,人们的法制思想还没有完全形成。但我们相信,以死刑复核制度为契机,中国的法治社会建设必将取得新的发展。

最后,我想起了法国“为废除死刑而战”的律师罗伯特•巴丹戴尔的一句话,以此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人类对生命的尊重,最终将战胜对罪恶的恐惧。”







写在最后:这是我大一的时候写的一点点东西!发上来大家见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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