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战略决策探讨

今年是中国人民伟大的解放战争胜利55周年。开始于1946年6月的那一伟大战争曾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在战争的第一年,我党领导的解放区曾大片地被敌军占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回旋余地也大为缩小,解放区的经济更是十分困难,人力、物力不足与战争需求的矛盾一度非常突出。为了扭转全国战局,同时也为了使解放战争能继续进行,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适时作出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抉择,并部署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和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以及陈赓、谢富治野战兵团大举出击中原。这一战略举措迫使国民党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从而扭转了全国的战局。在这一伟大转折中,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更起到了战略进攻的先锋作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创造了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该部12.4万名指战员为人民解放战争建立的卓越功勋将永垂青史。但刘邓大军在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中也历尽艰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这一损失使刘邓野战军的战斗力遭受很大的削弱,以致对后来中原战局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总结分析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历史作用和历史经验,就成为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之一,刘伯承、邓小平统率的晋冀鲁豫解放军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129师,是一支身经百战的英雄部队。刘邓所部向以战斗作风过硬、善打巧仗闻名,因而在解放战争第一年取得了与华东野战军不相上下的辉煌战绩,这中间,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战略战术素养高、指挥能力强是重要因素。众所周知,刘伯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最杰出的军事领导人之一,他身经百战,战功卓著,是有名的“常胜将军”,世人常将他称为中国少有的军事奇才之一。刘伯承对游击战、伏击战、攻击战都有深入研究,样样精通,处处显露大将风范。刘伯承指挥的许多战役,都是战术史上的典型战例,以致蒋介石不得不说,论战术之奇,刘伯承数中国军界一绝。然而这支常胜之军在转战大别山的战略行动中却元气大伤,部队野战能力大为降低,以致在中原逐鹿中战绩欠佳。

刘邓所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在战略反攻前,组建有10个纵队和一个军共28万人。战略进攻开始后,刘邓率1、2、3、6等4个主力纵队13个旅共12.4万余人渡河南征,可谓兵强马壮。在鲁西南战役中,面对强敌围攻,刘邓指挥若定,充分发挥我军运动战特长,一举歼敌5.6万,受到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但在转战大别山的斗争中,刘邓所部却遭到严重削弱。从1947年8月到1948年2月,刘邓大军在大别山艰苦转战6个月,部队减员5万余人,加之在进军大别山途中通过黄泛区时,被迫将重武器全部丢弃,致使部队作战能力大不如前。

1948年春夏间,在中原地区作战的刘邓所部共7个纵队(第1、2、3、4、6、9、11纵队)15万人,加上已改为军区武装的原第10、12纵队和38军,实际上包括了除第8纵队两个师以外的原晋冀鲁豫军区全部正规军。这一时期,中原野战军除陈赓率领的第4纵队外,转战大别山的几个主力纵队均表现出野战能力较弱,所进行的几次战役规模都较小,战绩也不理想。其间进行的襄樊战役歼敌两万余人,属较大胜仗,但该役歼灭的仅是战斗力较差且处孤立分散状态的“绥靖区”守备部队,敌据城市亦非坚固设防之地。而这时期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共6个纵队外加兵力不足3000人的两广纵队)虽也属外线作战,却战绩颇佳,尤其在豫东战役中,表现出强大的野战和攻坚能力。而在1948年底华野与中野共同进行的淮海战役中,两军的作战能力更表现出相当的差距。

淮海战役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战略决战。我方投入决战的华东野战军有15个纵队36万人左右,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但仅有15万人[1](P409)。淮海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5个野战兵团、3个绥靖区部队计55万5千人。在被我歼灭的敌5个兵团中,有4个兵团是华野在中野配合下(主要是阻击南线援敌)歼灭的,中野仅在华野三个纵队参战情况下歼灭了黄维兵团。纵观整个战役,中野部队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下打得英勇顽强,战略战术运用灵活,全军上下士气高昂,但由于兵力有限,部队装备差,攻坚能力弱,因而对黄维兵团的围歼战打得十分艰苦。中野为围歼黄维兵团,投入了全部7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旅,到战役最后阶段,除陈谢兵团的4纵、9纵以及6纵因兵力较充足尚能攻击到底外,1纵、2纵、3纵以及11纵都丧失了攻击能力。[2](P302)由于对部队攻击能力估计过高,刘邓首长原估计将黄维兵团包围后三天时间就可全歼敌人,结果经过21天激战才解决战斗。到总攻阶段,鉴于中野已无力单独完成歼敌任务,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先后调华野7纵、3纵、13纵及华野全部炮兵参加对黄维兵团的围歼战,并由华野参谋长陈士榘指挥华野7纵、3纵、13纵和中原6纵组成的南线集团作为主要攻击力量,才最后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而华野在战役第一阶段围歼敌黄伯韬兵团(与黄维兵团战斗力不差上下)时,只投入5个纵队进行攻坚,战役后期,华野总部又将其中的两个纵队先后调去南线打阻击,整个战役也仅用了12天时间。

中原野战军这一时期之所以野战能力不强,主要原因在于千里跃进大别山及创建大别山根据地时遭受了严重损失。如前所述,刘邓部队在通过黄泛区时,将重武器特别是大炮全部丢弃,这无异于将几个主力纵队解除了一半武装。据统计,参加淮海战役的中原野战军其全部重武器只有几十门大炮、200多门追击炮,而华野部队在济南战役前,就拥有各种大炮1174门[3](P47)。相比之下,中野攻坚之困难就可想而知了。

没有重武器,打不了大的歼灭战。没有大的胜利,装备就难以改善,兵员也难以得到补充。因此,刘邓野战军经过解放战争第二年的外线出击,总兵力反而有所减少,这种情况在全国各战略区中是仅见的。

前面提到,1947年6月刘邓大军出征前,晋冀鲁豫野战军总兵力为28万,数全军第一。到解放战争第二年结束时,我军正规部队总数由一年前的103万发展到149万,增长45%以上,其中东北野战军发展最快,达到70万人,华东野战军由27万发展到34.6万[4](P47),而中原野战军却降为不足15万人。所以出现这种状况,除刘邓野战军有两个纵队(第10、12纵队)和一个军转为地方武装外,转战大别山过程中的严重减员是主要原因。

一个由著名军事家率领、在解放战争第一年和鲁西南战役中战绩卓著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却在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中,人员、装备遭受重大损失,作战能力严重削弱,这就使人们不能不提出疑问,同是外线进攻,刘邓所部遭受比陈粟、陈谢两军大得多的损失,原因是什么?这种损失是否为实现战略目标所必需?换言之,这种代价是否可以避免?如果说,建立大别山根据地是实现战略目标所必需或最佳选择,那么这种牺牲乃是必然代价,反之就应另作他论。

刘邓大军为创建大别山根据地付出巨大代价,其根本原因在于从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方面实事求是地分析,大别山地区当时都不适合于我强大正规兵团在此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第一,大别山的地形特点,不适合于我大部队运动作战。

大别山区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带,是淮河与长江的分水岭,而淮河则是我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大别山区,“山脉重叠、绵亘,部队通视与运动均困难”,[1](P85)从总体上看仅适于游击战争而不适合于大兵团运动作战。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由于山路崎岖,部队运动遇到很大困难。部队上山,大炮、辎重都要战士抬着走,行军速度大大减慢。而国民党却利用大别山周围交通便利的优点,极易调集兵力。因此,我军进入大别山初期,在敌情并不严重的情况下,曾于1947年9月两次企图围歼敌58师,一次计划围歼敌85师,都因部队不适应山地作战,调动不及时,终未达目的。刘邓大军转战大别山半年多,仅进行过两次成功的歼灭战,这就是1947年10月的张家店战役和高山铺战役,此后再也没有捕捉到有利战机。解放战争史表明,在敌强我弱情况下,我军开辟新的根据地,必须充分发挥我军运动战的特长,给敌作战部队以较大歼击,然后才能广泛发动群众,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毛泽东在此期间曾强调指出,我军“必须在歼灭敌人几十个旅之后,方能在中原建立起巩固根据地”。[1](P87)由于存在种种不利条件,特别是地形条件,刘邓所部大量歼敌的目标未能实现,敌强我弱的格局也就始终未能改变。再者,由于大别山的地形条件不利于大兵团作宽大机动,我主力兵团在强敌进攻时也就难以在此立足。1947年12月,面对敌人即将开始的大举进攻,刘、邓首长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大别山区不适合留置过多兵力,遂决定采取分兵作战的方针,由刘伯承率领第1纵队和军区及中原局机关转至淮河以北进行休整。留在大别山的三个纵队在邓小平、李先念指挥下采取了以旅为单位分散活动的方式,与敌人在大别山周围兜圈子。这一时期部队虽作战频繁,但战绩不大,歼敌对象仅限于保安团之类,每次也仅几百人为限。而同一时期,陈谢兵团挺进豫西,到11月底,经3个月作战,即歼敌5万余人,在豫西地区建立了29个县的政权和8个军分区,在伏牛山地区站稳了脚。陈粟大军于9月下旬挺进豫皖苏,一个月内解放县城24座,重建了豫皖苏根据地。此后,为支援大别山的斗争,陈粟、陈谢两军于1947年12月联合进行了历时22天的平汉路破击战,歼敌4.5万,解放县城50余座,沉重打击了敌人,并迫使国民党从大别山抽调13个旅回防平汉线。与此相比,刘邓所部坚持大别山的斗争则显得代价大、战绩小。

第二,大别山地区当时的群众基础实际上并不适合于我在此建立根据地。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把大别山作为刘邓大军战略进攻的主要突击方向,下决心在此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其中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大别山是老革命根据地,这里有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人民群众,适合于我军特别是由大别山起家的红四方面军发展而来的刘邓野战军在此建立根据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大别山地区的确是老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红25军、红28军和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5师都先后在这里建立过根据地,刘邓大军的不少高级干部就是大别山区人。但由于我党在此建立根据地后接着又进行转移,我军每次撤走后,国民党都卷土重来,对根据地人民进行残酷的反攻倒算,实行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尤其是土改积极分子和革命军人家属更遭到疯狂的屠杀,革命力量几乎被消灭殆尽,一般老百姓也被国民党杀怕了。刘邓部队初到大别山时,老百姓一见就跑,并且是整村整村往山里跑。部队行军打仗,别说靠老百姓支前抬担架,就连找个向导都非常困难。另一方面,为了防止革命势力再起,国民党在此建立了牢固的统治基础,实行保甲联防、“五家联坐”,还有各级民团组织。特别是反动地主、乡保长和革命叛徒指挥的被称作“小保队”的保安队,更是一支死心踏地的反革命武装,他们不但熟悉当地的风俗民情,且熟悉我军的一整套游击战术,比起国民党正规军来,对人民的危害更大、更残酷。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也深受民团之苦,特别是伤病员更是大批遭到这支武装的残害。此外,国民党桂系军队在此长期驻扎,经营20多年,上至师团长,下到连排长,甚至老兵门娶的都是当地媳妇,因而统治基础深厚。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发动群众的工作极难进行,许多参加过大别山斗争的老同志回忆当年的情形,都说部队当时简直就像没娘的孩子,感到精神极度痛苦。由于大别山敌情严重,我军先后占领的数十座县城不长时间都得而复失,敌军占领我根据地后很快又恢复了原来的反动统治,我政权或被摧残,或被迫转入地下,这样,建立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任务也就未能真正完成。

第三,大别山的气候和经济条件也不适合刘邓大军在此立足。

位于淮河以南的大别山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已属我国南方地区。刘邓大军长期在北方作战,除部分上层领导外,广大指战员都是北方人,有着能适应北方气候的丰富的作战经验,对大别山的生活环境却很不适应。大别山大部分地区地广人稀,有时部队有钱也买不到粮食,战土饿着肚子行军作战是经常的事。再说,大别山区水田居多,到处是田塍小路,北方战士不习惯行走,车炮都扔掉了仍解决不了行军问题,加之南方多雨,北方人的布鞋经不住水泡,战士又穿不惯草鞋,战士脚上常常流脓淌血,又连续行军作战,真是苦不堪言。此外,南方蚊子多,毒蛇多,不少人被蛇咬伤,或患上疟疾,为此牺牲者不在个别。在这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部队减员非常厉害。刘邓部队在大别山转战半年,减员过半,战士逃亡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状况在解放战争中是极为少见的。

刘邓南征大军在大别山遭受严重损失,除前述客观条件不利和敌情严重外,也与部队在没有后方依托的情况下劳师远征直接有关。

在历史上,我党领导的军队几次大的远征行动,都曾遭受过重大损失。所以,我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从土地革命战争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根据地的建设,提出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战略方针。因为根据地是革命战争的依托,没有根据地作后盾,革命战争将极难进行。解放战争第一年,我军在内线作战,以1比3.5的兵力劣势反而取得了歼敌112万的辉煌战绩,其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内线作战的种种有利条件。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沿途遭敌重兵堵截,兵力和装备受不少损失。到大别山后,远离了根据地,部队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得不到当地群众的支援,处境非常艰难。特别是由于远离根据地,伤病员的安置成为最严重的问题。安置在地方上的伤病员,在我军撤离后遭国民党保安团大批杀害的情景,更让人不敢与闻。再者,无俘虏可以补充,无法动员农民参军,使得刘邓部队兵员不断减少,战斗力日渐削弱。正是有鉴于此,当1948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为打破中原僵局,为调动大批敌军回援江南而决定派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第1、4、6三个纵队10万人远征闽浙赣时,粟裕经过反复思考,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华野三个纵队过江后,虽可给敌“以相当震惊、威胁和牵制”,但我也因此带来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难,“我三个纵队渡江后,在转战过程中,预计会有5万人的减员,如果留在中原地区作战,以同样的代价可以歼敌三个至五个整编师。”[1](P383-384)毛泽东在认真听取了粟裕的汇报后,最终接受了他的建议,决定华野三个纵队暂不过江,留在中原战场与刘邓所部协同打大的歼灭战。此一战略改变,为后来中原战局的发展所证明为完全正确,否则粟裕所部的遭遇有可能比刘邓部队更惨。

与刘邓所部远征大别山不同,陈粟大军在同一时期挺进豫皖苏,陈谢大军挺进豫西,虽然在开辟根据地的过程中也遇到不少困难,作战条件也远不如内线作战,而且在进军初期,由于敌情严重,部队也曾连续行军作战,陈粟所部到豫皖苏后,战士对当地的气候条件也不太适应,但由于是半后方作战,部队背靠根据地,因而后勤供应一直比较稳定(陈粟大军转入外线后主要靠晋冀鲁豫解放区供应),伤病员也能得到较好安置,部队减员也能得到补充,必要时,还可以拉到后方休整,如上述华野第1、4、6纵队为准备渡江作战就从1948年3月中旬到5月底在河南濮阳休整两个多月。同是外线出击,陈粟所部经一年作战,歼敌20余万,战绩可谓不菲,且自身兵力也有所增加(达到18.56万人),部队素质也有很大提高。陈谢兵团挺进豫西,在调动敌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建立豫鄂陕根据地等方面都达到了预期目标。这都可以说明,在解放战争第二年,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我仍占劣势的情况下,陈粟、陈谢实行半后方作战,依靠根据地作稳步推进的方略,确是我军实行战略进攻的较好选择。

实际上,刘伯承、邓小平、粟裕等军队领导人对我大军不要后方、不靠根据地作依托,采取跃进方式向国民党统治区腹地进行出击的战略,一直是有保留的。这一时期,毛泽东曾几次提出晋冀鲁豫部队直出大别山,粟裕率部进军江南的战略设想,都因前线指挥员的陈述和条件不成熟而放弃。1947年7月23日,中央军委致电刘、邓、陈、粟、谭(震林),建议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直出大别山”,华野叶飞、陶勇两纵队南渡长江“创立闽浙赣根据地”[5](P147-158),而陈粟、刘邓均主张仍在内线作战,尔后有依托地向国民党统治区域挺进”[1](P72),但因此时党中央在陕北处境十分艰险,急需南线我军有大的战略举动以迫使陕北敌人回援。在此情况下,刘邓为解中央燃眉之急,决定不顾艰难,千里跃进大别山。这就是说,刘邓所部之所以最终决定南进大别山,主要原因乃是为了迅速掣肘陕北敌人,以改善中央的困难处境,而并非深思熟虑之举。

探讨刘邓大军大别山斗争的战略得失,还需要搞清楚的问题是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任务完成得怎样?

刘邓所部进入大别山后,到1947年10月底,曾先后建立了33个县的民主政府,根据地初具规模。但到1947年11月国民党成立“九江指挥部”,调集重兵对我大举“围剿”时,由于战场形势严峻,我军只好实行分兵作战,其中第1纵队由刘伯承率领北渡淮河进入豫西根据地,留下的三个纵队也采取分散活动方式,活动范围也仅限于大别山的边缘地带,其中第2纵队在淮河南北转战,第3纵队在皖西一带游击,第6纵队则在大别山南麓活动。大别山中心地带全部为敌所占,我原已攻占的县城和大的市镇全部丢失。敌人所到之处,立即恢复其反动统治,我地方政权被迫转入地下。到1948年春,我主力部队全部转出大别山时,根据地全部变成了游击区,斗争形势就更为困难了。对于这一时期大别山根据地的状况,我们可以从当时邓小平的论述中得见清楚。

邓小平1948年春在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整个中原地区有4500万人口,现为我控制者为两千万,计有豫陕鄂700万(有政权有工作者500万),豫皖苏900万(能收税的),……江汉300万,桐柏200万。其余一半人口的区域,极大部分有我部队和政权。大别山区斗争仍极艰苦。”[6](P185)在这里,邓小平明确将大别山地区排除于属我控制的范围之外。据邓小平分析,在中原地区,由陈粟开辟的豫皖苏解放区和陈谢开辟的豫鄂陕解放区在当时属于较为稳定、人口最多、工作基础最好的地区,大别山地区则属于我最困难的地区。因此,实事求是地讲,刘邓大军并没有在大别山“站稳”脚跟,虽然我主力部队最终转出大别山并非如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是被击溃后的败退,但起码是中央军委已经看到了刘邓主力继续在大别山与敌纠缠已无多大战略意义而作的主动转移。其实,当时毛泽东也并不认为我在大别山已“站稳”了脚跟,控制了这一地区。他在1948年1月27日致华东局的电报中说:“现在最要紧的战场仍是大别山,该区是否站住脚的问题,尚未解决”。[1](P347)因此,我在大别山的斗争,没有实现毛泽东的最初设想,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任务并没有完成。

在解放战争史上,我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出击并经略中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起到了扭转全国战局的作用,因而历来受到高度评价。但在这里,有必要强调指出,我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行动,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不是同一概念。刘邓大军固然最早转入战略进攻,在三军经略中原中起了先锋作用,然而从根本上扭转战局,把战争真正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是在陈粟、陈谢两军挺进中原之后。我三路大军成“品”字形在中原地区展开,互为犄角,互相配合,纵横弛骋,构成了战略进攻的整体。这里仅从出动的兵力看,我三路南征大军拥有近39万重兵,其中陈粟部18万左右,陈谢部8万余人,刘邓部12.4万,在其中占不到三分之一。再从后来牵制的敌人兵力看,据1948年3月的统计,我南线三路大军共调动和吸引敌90个旅于自己的周围,而大别山地区敌人兵力最多时(1947年12月)为33个旅,到陈粟、陈谢所部大举破击平汉路时,蒋介石被迫从大别山抽调13个旅回守中原,使大别山地区敌军减至20个旅,因此,刘邓部队这一时期牵制敌人的兵力也难说是最多的,而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看,在大别山斗争时期及其转出大别山后的半年内,陈粟大军战绩无疑更大。

我军挺进中原,从根本上扭转战局,前后经历了一个过程。它大致包括:外线出击,调动敌人;运动作战,消灭敌人;创建根据地以支持战争;在战争中壮大自己,促进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在这期间,大量歼敌是扭转战局的关键,对此毛泽东曾多次予以强调。刘伯承、邓小平也认为,改变中原形势的关键,在于多打歼灭战。只有打歼灭战,大量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才能粉碎其“围剿”、“追剿”,进而发展壮大自己,建立巩固根据地。以此相论,外线出击开始阶段,刘邓大军发起鲁西南战役,尔后挺进大别山,既调动了敌人,又大量歼灭了敌人,这是刘邓大军战果最辉煌的阶段。但大别山斗争时期,不但创建根据地的斗争严重受挫,战绩也不理想,自身力量反而受到严重削弱。此时倒是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建立起包括900万人口在内的中原地区最大的一块根据地。华野外线兵团在中原地区转战一年,在陇海路和平汉路破击战、许昌、洛阳、豫东战役中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所部6个纵队的装备和技战术水平都有较大提高,“已逐渐成为火力装备不下于蒋军头等主力的部队”[7](P412),具有很强的攻坚能力和野战能力。所以,从扭转中原战局的总体看,陈粟大军在后一个阶段应该说起了相对更为重要的作用。此外,陈谢大军挺进豫西,开辟豫鄂陕根据地的斗争,对推动战局发展也功不可没。

为实现扭转全国战局的战略目标,迫使进攻陕北的国民党军队回援,刘邓野战军在物质准备和思想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决然南征,这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高度组织纪律性的表现。刘邓部队在大别山地区历尽艰辛,作出重大牺牲,其大义凛然的无畏精神是永远值得称颂的,他们为人民解放战争立下的丰功伟绩也彪炳青史。

便由于大别山地区地理位置十分显要,我军控制了大别山区,东可震撼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上海,西可威胁华中重镇武汉,南可截断长江,觑盱国民党的江南大地,因而成为国民党的必争之地。我军挺进大别山,国民党立即调动重兵“围剿”,这就起到了调动敌人兵力的重要作用。但由于大别山的各种客观条件决定了我军无法在此与敌进行大规模运动作战,而另一方面,舍弃适合我军野战的中原地区,丢掉辎重,与国民党军队在大别山转山头、拼消耗,实乃抑长就短之举。可以认为,刘邓大军如不是及早转出大别山,而继续与强敌在大别山纠缠,其结果只能是部队遭受更大损失,于战局发展则意义甚小。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刘邓于1948年1月26日在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指出,“在敌几个强师压迫下,刘邓大军是无法集中作战的”,因而建议说“我们野战军采取宽大机动,或出淮北,或出汉江,桐柏,其利得多……”[1](P352)。今天,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讲,我们认为,刘邓大军出击中原,建立根据地的最佳选择应是有依托地先向豫皖苏地区展开,然后逐步地向西推进,在淮河、桐柏以北,平汉线两侧广大地区纵横驰骋,建立根据地,并与在豫皖苏的陈粟大军和在豫西伏牛山的陈谢所部互相配合,在运动战中大量歼敌,从根本上改变中原战局。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可适当派遣一部兵力进入大别山区,相机控制长江北岸一段,以威逼武汉,震慑江南。实无必要不顾代价,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去争敌所必争的于我军事价值不大的大别山区。

回顾早在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就为我军制定了“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的作战原则。而刘邓大军不计得失,长时间在大别山与敌争夺,实际上有违过去行之有效的这一作战原则。我们如此分析这一段历史,只是为了探讨当时是否还有更好的选择,是否能以更小的代价去取得这种胜利,或以同样的代价换取更大的战果。解放战争中,据毛泽东统计,我军歼敌一万人,自己一般要付出二千至三千人伤亡的代价。如将敌我伤亡以3:1计,在鲁西南战役中表现出具有强大野战能力的刘邓野战军,以伤亡5万人的代价是足可歼敌15万人(折合5个整编师)以上。若能如此,中原战局在1948年上半年将另有改观。

再说,刘邓大军当年如果不是挺进大别山而是转战中原其他地区,是否也会起到调动敌人的作用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蒋介石出于其维护反动统治的目的,自恃兵力优势,对任何出现于国统区的解放军,都要全力“进剿”。在中原战场,大别山遭强敌进攻,豫皖苏、豫西地区同样也是敌人大举进攻的目标。因此,如单纯为了调动敌人,千里跃进大别山就使人有舍近求远的感觉。再从迫使陕北之敌回援以减轻我陕北根据地的压力这一直接目标看,刘邓挺进大别山之举并未迫使蒋介石再从西北战场分兵,而促使其从陕北调兵的倒是陈谢兵团挺进豫西的战略行动。1947年8月陈谢在晋南强渡黄河后,蒋介石急令胡宗南将敌整编第1、第29军从陕北南撤,以拱卫西安,增援豫西,从而大大减轻了敌对我西北战场的压力。

综上所述,刘邓大军转战大别山,作为三军配合、经略中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陈粟、陈谢两军共同完成了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从根本上扭转全国战局的战略任务。刘邓所部在大别山的艰苦奋战,有力地掩护了陈粟在豫皖苏、陈谢在豫西的战略展开,为中原逐鹿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前进距离似显过远,与敌人在大别山纠缠时间似显过长,因而付出了过大的代价。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建立大别山根据地,作为解放战争中我军战略进攻的组成部分,这一决策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亲自作出的。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初期就钟爱于外线出击,他于1946年6月2日就亲自制定了《全局破裂后太行和山东两区的战略计划》,要求晋冀鲁豫和山东野战军主力在内战开始后向中原出击,之后如形势有利则准备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前进,后来由于情况变化,毛泽东逐步将外线作战方针调整为内线作战方针,但对此一直念念不忘。毛泽东特别钟情于外线作战,一是着眼于以此调动敌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二是保护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资源,以支持长期战争。但实践证明,在敌我力量对比差距过大时,人民解放军过早向外线出击,并不利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外线出击也使人民解放军面临更大的困难。对此,毛泽东显然不如长期在一线指挥作战的军事领导人如粟裕、刘伯承等估计得充分。就此而论,毛泽东可算是有超前意识。在刘邓大军进击鲁西南期间,因部队久攻羊山集不下,毛泽东为确保已经开始取得的战略主动权,便又作出刘邓大军不要后方而直出大别山的决策,同时命令华野叶飞、陶勇两个主力纵队南渡长江,远征闽浙赣。毛泽东所以选择大别山作为我军出击的首要目标,一是看到了大别山靠近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地带,我军进击大别山,可造成重大政治影响,并可迫使国民党将进攻解放区之军队大步后撤,以扭转我军之不利战局;二是认为大别山地区是老革命根据地,有利于我军在此再建根据地。显然,毛泽东对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估计过高,对困难则估计得低了一些,对大军劳师远征、脱离后方孤军作战的种种困难缺乏充分的了解。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但中外历史上任何天才的统帅也都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对战争规律都有一个探索认识的过程。如实地指明这一点应该是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者的责任。正如有的同志所指出的,我们研究解放战争史,不能仅仅停留于对历史的追忆及展示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更重要的是从中汲取有益的历史经验。同样,我们研究大别山斗争的历史,也不能仅限于对刘伯承、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颂扬和怀念,而应该深入分析历史,研究这一段斗争的成败得失,以利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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