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特殊的群体--台籍日本兵

【说明:台籍日本兵在南洋和西南太平洋岛屿,加入日军,或直接参战,或做后勤,为日军服务,战争期间及战后,理所当然就是盟军的俘虏。由此也引出了许多诸如国家、国族、忠诚等一系列问题,也有了其死者被供奉在日本靖国神社等问题。下面转贴收集到的若干涉及台籍日本兵的相关资料,观点不尽相同,供有兴趣者参考。】

台籍日本兵

台籍日本兵,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1942年-1945年)被日本殖民政府征召去服兵役的台湾人。“台籍日本兵”在相关文献中有种种不同的称谓,除了“台籍日本兵”、“台湾人日本兵”、“台湾人原日本兵”、“原台湾人日本兵”等称谓以外,由于在1944年9月以前这些军人在名义上是以“志愿兵”的形式征召的,所以也有人用“台湾特别志愿兵”这个语汇来指涉这些军人。

至日本投降为止,总计台湾人当日本兵的人数有8万多人,而被征为军属(含军夫)的,更多达126,700多人,共20多万人.此外,还在校读书的青年学生,也必须参加“学徒兵”。整体而言,台湾人为了日本打所谓的“大东亚圣战”而战死的军人及军属,总计有3万多人(李筱峰 1997)。

历史背景

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前,当时属于日本殖民地人民的朝鲜人、台湾人并没有服兵役的义务。不过,客观而言,朝鲜2,140万左右的人口,委实是一大人力资源。因此,1938年2月,由于“陆军特别志愿兵令”的发布,日本首先在朝鲜实施志愿兵制度(周婉窈 1996,183)。

在台湾,与朝鲜同性质的“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在1942年才实施。不过,早在1937年秋天,台湾的殖民当局即已开始征用军夫以担负军中杂役。随着日本对华战争的升高与扩大,台湾人也被征调为翻译人员,经训练后负责福建话、广东话与北京官话。在战争期间,由于台湾的军夫以及翻译人员的数目被列为军事机密,所以从一般资料中无法得知总人数(周婉窈 1996,185)。

在“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开始实施以后,台湾人对于志愿兵制度的反应算是相当热烈。在1942年,共有425,921个台湾人应征1,000左右的志愿兵位置,约等于100个男子中即有14人申请(占当时台湾成年男性总数的14%)。第二回的志愿人数更多,共有601,147人应征1,000左右的位置(周婉窈 1996,186-7)。

台湾的“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在1943年与朝鲜同时实施。第一回有316,097人申请3,000个训练生徒的位置。由于征兵制度实施在即,海军志愿兵制度在1944年废除,陆军志愿兵制度则在1945年废除。至此为止,共有16,500个台湾人 --- 其中陆军志愿兵约5,500人,海军志愿兵约11,000人 --- 加入日本军队作战(周婉窈 1996,187)。

台湾的全面征兵制度在1945年年初实施,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据日本厚生省在1973年的统计资料显示,自1937年到1945年为止,“台湾总督府”总共招募了军属,军夫126750名,从1942到1945年则征募了军人80433人,合计共207083名;这20多万人中有30304人在战场上阵亡,约总数的15%。

在这些战死者当中,共有2万8千名战死的台籍日本兵被供奉在日本的靖国神社。此外,在台湾新竹县北埔乡的济化宫里亦供奉着33,000多名台籍日本兵(与日本厚生省统计的阵亡人数30304名不符),李登辉的大哥李登钦亦以日本名字“岩里武则”名列其中;日本靖国神社与台湾济化宫的台籍日本兵有重叠。

台籍日本兵在日军中的地位变迁

二战时期台籍日本兵经历了从“军属、军夫”身份到“军人”身份的演变。

台湾是日本于甲午战争后从中国清朝手中夺得,台湾民众以汉人为主体,且在被日本占领后台湾人多次武装反抗。由于担心台湾人在中国战场上会倒戈,日本对让台湾民众参加日军一事一直有所顾忌。

并且军人在日本是一个荣誉的身份,因此日本初期并不情愿让他们眼中的“二等人”———台湾民众当军人,而是作为“军属、军夫”。按照“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的排序,“军夫”最为劣等。(注: 军属是当时日军用语,乃日语“军人佣人”之意,非汉语的“军人家属”之意. 军夫 亦是当时日军用语,非军夫之误。)

只能当"军夫,军属"时期 (1937年9月~1942年1月16日)

中日开战后,日本为了应付中国战线的日军军需物资补给工作,在1937年9月开始征召台湾人充当不具备正式军人身份的军属与军夫。第一批台籍军夫参加了上海战役(淞沪会战)。这批台籍日本兵称为“台湾农业义勇团”,在上海附近开农场,种新鲜蔬菜。随着战局的扩大,日本的"台湾总督府"又以各种名义招募台籍军属、军夫到中国战线担任物资运输、占领区工农业建设等工作,包括:农业指导挺身团、台湾特设劳务奉工团、台湾特设勤劳团、台湾特设建设团等。

1938年4月起,日本“朝鲜总督府”开始实施“朝鲜特别志愿兵制度”,召募朝鲜人以“军人”身份加入日本皇军。这代表日本政策的转变,开始动员殖民地民众投入正规作战的行列之中。由于对台湾人参军还是有所顾忌,并未在台湾采取相同措施。

1938年9月间,日本为了向台湾民众表示任何人都要为日本侵略战争付出,任何人都没有特别待遇,征用当时台北市的闻人去当军夫,筑造军用机场.包括林熊祥、颜德修(以上富户),陈逸松、李瑞汉、陈增全、吴鸿麒(以上律师),邱德金、施江南、叶猫猫、翁瑞春(以上医生),张鸿图、姜鼎元、陈金万、黄逢春(以上实业家),郭雨新、林佛树(青年知识份子)。这些闻人并未做苦工,宣传意味浓厚。

可当"军人"时期 (1942年1月16日~1945年9月2日)

在朝鲜志愿兵的表现获得日本政府肯定后,加上台湾的皇民化运动也进行得很顺利,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1941年6月20日,日本“台湾总督府”与台湾日军司令部正式宣布,志愿兵制度将在1942年开始在台湾实施。当时日本“台湾总督府”只是宣布该政策将要施行,详细的申请方法与施行细则都未宣布,但立即获得台湾青年的热烈回响。据当时媒体报导,此项政策刚刚宣布几天之内便有700多人向台湾日军司令部和各地宪兵队提交志愿书,到8月底更突破3000名,至开战后的1942年初更达2万人以上.

1942年1月16日,日本“总督府情报部”发布《陆军志愿兵训练所生徒募集纲要》,正式接受台湾人志愿从军的申请。在该纲要中要求,年龄17岁以上、无重大犯罪、符合体位标准者均可申请。

在正式申请期间的1942年2月1日到3月10日,约有42.6万台湾人提出申请,应征1,000左右的志愿兵位置。有学者估计这相当于当时全台湾成年男性总数的14%.当时,许多台湾青年甚至以写血书的方式表达自己强烈的希望。

根据访问在世台籍日本兵的记录显示,少数人的确是在日本有形无形的压力下“自愿”参加志愿兵,大多数人确实是因为发自“内心的赤诚”而申请加入日本军队。

经过3个月的出身调查、学科笔试与口试等重重测验后,1942年6月9日,1020名检查合格者,分别在同年7月与次年1月入伍受训。

结训后,这些台籍日本兵分别在1943年4月与7月派遣至台湾军所属各部队中,其中以加入日军第48师团的留守部队者较多,并在1943年底前往东印度群岛中的东帝汶加入当时在岛上的第48师团战斗部队中;另外也有被派遣到爪哇岛、吕宋岛、马来半岛的。

战局变化使日本“台湾总督府”于1943年1月又实施第二期陆军志愿兵募集。这一回申请者数量更多,高达60万人。“总督府”坚持高标准,仅检选了其中1030名进入陆军。同年7月起开始募集,海军特别志愿兵。申请者也高达31.6万人。

在战局的节节恶化下,日本终究走上了在台湾实施全面征兵之路。1943年9月23日,台湾军司令部、高雄警备府与“台湾总督府”共同发表声明,将自1945年起正式在台施行征兵制度。在这项制度正式实施之前,日本又在台湾多次募兵,前后共招募了约4200名汉族陆军志愿兵与1800名原住民志愿兵以及1.1万名海军志愿兵,合计约1.7万名。

到了战况极端恶化的1945年1月,台湾开始正式举办征兵检查。第一批45726名受检者中,有22070名被录取。据说到日本战败为止,共约20万人以上曾接受征召,但这数字应该包括曾接受征兵检查但并未正式征召入伍者。

台籍日本兵犯下的战争罪行

台籍日本兵主要从事后勤工作.但也有为数不少者在前线担任战斗员为日军冲锋陷阵,其中部份参与了日军的战争罪行。战后,据知有26名台籍日本兵因于战俘营虐待战俘被盟军国际审判庭,判成战犯,判决死刑。

战后的赔偿情况

日本战败后,日本政府在台湾发行的军用手票、保险、邮政储金等,一夕间成为废纸,无从追讨。

1977年,台湾5个民间团体,如“台湾前国军退伍军人及遗族协会”,“台日和平友好促进会”等组织开始对日本政府要求补偿金,包括当年的军事邮政储金、简易人寿保险金以及海外日本兵军饷等.日本政府也由国会立法通过并于1995年开始发放补偿金。由于台籍日本兵方面认为,金额不够,无法接受,至2005年为止仍然与日本方面进行交涉。

日本政府对台籍日本兵有差别待遇。二次大战战死和失踪的台籍日本兵有30,304名。遗属经过多年争取,20世纪90年代才得到每人日币200万(折合台币约43万元)的吊慰金。比起纯日本军的慰问金数目,相差数十倍。就日军及军属未付薪资、军事邮政储金、外地邮政储金、简易人寿保险金、邮政年金等五项给付,后来付给日本军人的是原金额的7,000倍。至于付给台籍日本兵的,则只有120倍。

2000年后台籍日本兵拿到的给付,折合台币只有两三万元。台湾国史馆李展平说,许多老兵认为受到重大侮辱,气得拒绝领取,声称“要让日本政府永远欠我们!”

台籍日本兵个案

董长雄:战后被日本政府忽视的战犯

台籍日本兵董长雄因成为战犯而被判绞刑所写的遗书,一直被放于日本靖国神社,未交到遗属手上.2003年,台湾"全国原国军台籍老兵暨遗族协会"会长许昭荣被日本人告知此事,并经由他将遗书影印本带回台湾,交给董长雄家属,

台籍日本兵董长雄,二战期间离开妻子和年幼的独子,被日本政府征召到印尼管理战俘营。日本投降后,这名宪兵队通译被盟军国际审判庭视为战犯,并判处绞刑,当时有26名管理员被处死,但只有两人被处绞刑。 临刑之前写了嘱。这份遗嘱,日本政府并没有交给遗族,而是存放于日本靖国神社。他临死前遗愿,希望死后独子董英明能接受日本教育。但董英明已因癌症病故多年,终其一生,不曾受到日本政府的照顾。

董长雄遗书中写著:

[我是台湾人,因故我奉献我的身体,牺牲了妻子,在法庭上力争,最后失败而赴死地 。我是为了日本,遵守始终一贯的信念来战斗。如今国籍虽有变更, 但我仍想以日本军人身分走向那另一个国度。若是这法庭不是为正义,而是为报复而进行裁判,那我被判处死刑也毫无怨言。]

在遗书中为独子董英明请求:

[大日本帝国若能复兴,期望日本政府能给我那一个儿子有接受日本教育的机会。]

只是日本政府没有依照其遗愿,让董英明到日本接受教育,更让董长雄的遗书留在日本靖国神社五十多年。

台湾国史馆台湾文献馆长刘峰松、编纂李展平到屏东县做战后史田野调查,在枫港找到董长雄的儿媳孙素珠。她说,房租两千块钱,一年顶多三个月有工作。这台籍日本兵的后代家徒四壁,日本政府从未关照他们家。

2003年日本政府曾请许昭荣代为探视董英明,了解其近况,但知道董英明已因癌症病故后,即不再闻问。

简传枝:自愿的台籍日本兵

简传枝,于2005年84岁的宜兰县民,60年前志愿从军当日本兵,日本名“竹内传一”。 简传枝花了五年时间,以日文、中文完成“台湾籍日本兵手记”,并提供给在台湾的国史馆参考。

简传枝说:“当年自愿当日本兵的台湾囝仔(闽南语:年轻人、小孩子之意),只想与日本人平起平坐,没有侵犯他国的意图!”他透露说:“日据时代的台湾人,可说是二等、甚至三等国民;日本人吃白砂糖,台湾人配给较差的黑砂糖;日本人吃上等瘦肉,台湾人供给量少的下等猪肉。因为只有当兵才能不被歧视,可享受与日本人同样的待遇,因此,许多台湾人就志愿从军。”

简传枝说,1942年,42万多名台湾人自愿当日本兵,但经过严格筛选后,只录取502人;有台湾人未获录取当日本兵者,甚至想不开去自杀。他那年21岁,在七堵乡公所畜产课课员,志愿从军并获录取。

简传枝说,当时台湾籍日本志愿兵可说是“男人中的男人”,极为风光。那时自愿进入日本陆军,将生命奉献给日本的台湾籍

日本兵,为的只是表现台湾人也有资格与日本人平起平坐,成为一等国民,根本没有要侵犯中国或他国的意图。

简传枝问:“如果当年日本没有战败,台湾现在还可能是日本的领土,何来背叛之说?”当年他争取到平等的待遇,到现在还以

曾身为日本兵为荣,也曾四度到日本靖国神社参拜过。

简传枝同时保存一个“大东亚从军记章”,是参加战争,日军送的纪念品。简传枝说:“但在反日宣传教育下,战后出生的年轻人往往对上一代曾为日本兵的长者,误会是侵害中国人、帮助仇敌、当成背叛者!这应该是60年来台湾籍日本兵共同的沈郁吧!”

简传枝并进一步表示:“一切纷扰,就留给历史去解决吧!”

史尼育唔:经31年才解甲归乡的台籍日本兵

史尼育唔在日治时期叫“中村辉夫”,汉名叫“李光辉”,是属于阿美族的台湾原住民。1943年离开家乡台东厅新港郡都兰庄(今台东县东河乡)被日本皇军派到印尼,在印尼摩罗泰岛丛林中不知道日本已经战败,利用野外求生的知识独自在丛林中度过31年,直到1974年12月才被人发现。回到台湾已人事全非,妻子改嫁,而当时出生仅一个月的儿子已长大成人。

台籍日本兵人数统计表:

军属,军夫 (1937年~1945年)


126750名

军人 (1942~1945年)


80433名

总数


207083名

阵亡人数


30304名(15%)

资料来源:日本厚生省统计资料


本人・遗族

29,913件受付、29,645件给与、268件却下 日本赤十字社が审查・裁定(総理大臣裁定権限委任)

総额 529亿9,000万日元

台湾日治时期的日本军歌

台湾在日本的皇民化运动下,台语流行歌谣被禁,同时日本政府为了召集台湾人民前去南洋当军夫,将望春风、雨夜花、月夜愁等流行歌曲改填日语歌词成为大地在召唤、荣誉的军夫、军夫之妻,此举使得当时台语词曲创作遭压抑,扼杀台湾歌谣的创作自由,因而在二次大战最后几年完全被日本军歌所取代。

与“台籍日本兵”相关的史料与研究

(按照作者姓氏汉语拼音排列)

陈千武,1984,猎女犯:台湾特别志愿兵的回忆。台中市:热点文化事业出版有限公司。

陈千武,1999,活着回来:日治时期台湾特别志愿兵的回忆。台中市:晨星出版社。

林育汝译,1994,战后台湾人原日本兵之赔偿问题。立法院院闻 22:30-34。

林志刚,1994,人权的演绎:原台湾人日本兵战后求偿事件记要及展望(上)。律师通讯:34-42。

林志刚,1994,人权的演绎:原台湾人日本兵战后求偿事件记要及展望(下)。律师通讯:25-37。

土田英雄,2001,在台湾当过日本兵的两位诗人:窗.道雄和陈千武。笠:121-30。

吴智伟,2002,战争、回忆与政治:战后台湾本省籍人士的战争书写。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

谢惠芳,2001,论陈千武小说《活着回来》:一部台湾特别志愿兵纪录《猎女犯》的综合考察。静宜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

许进发,2001,台湾少年工的高座工厂:1945年美国调查的报告。台湾史料研究:156-65。

周婉窈,1995,历史的记忆与遗忘:“台籍日本兵”之战争经验的省思。当代:34-49。

庄嘉玲,2002,文学见证的伤痕:谈战后小说中台籍日本兵的战争经验及其意义。台湾人文(师大) 7:1-22。

卓麟聪,1999,二次世界大战中台湾战略地位及“台湾人日本兵”之研究。陆军学术月刊 35:21-32。

参考出处

李筱峰,1997,为谁而战?为何而战? “台湾人的战争经验回顾展”序说 [online]。np:李筱峰个人网站。8月20日[引用于2005年4月6日]。网址: [1]。

周婉窈,1996,从比较的观点看台湾与韩国的皇民化运动(1937-1945年),见张炎宪、李筱峰、戴宝村编,台湾史论文精选(下),页161-201。台北:玉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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