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的紫阳书院如今是紫溪完小。它与我祖辈的故居——槐园，只隔两条卵石路、三堵卵石墙、一个大菜园。

我家住在槐园南门外的杉木屋。父母是何时住进这里的，我不晓得。从坪石回柴溪后，我像一只小狗尾随在父亲的身后——周末下午跟父亲回这里，星期天下午又跟父亲去埠头，来来去去匆匆忙忙在光滑的青石板上量步子。现在好了，和妈妈妹妹吃住在一起，而新学堂有宝塔、有八角亭、还有个美丽的花园，有秋千、球场、跑道……真是新颖别致！而且离我家又如此之近，哪怕响了上课预备钟声，还来得及从杉木屋奔出，翻过缺口墙跑进教室。

杉木屋独立在四周全是青石板铺垫成坪的正中。它座西朝东，左右各是一间长方形房，无遮无挡的堂屋任火红的太阳暴晒。我家住左间，父母用了许多废书纸、旧报纸张贴壁缝。壁板很薄，每块竖钉的板壁缝缝，我都能伸进手指尖，从缝隙中挤进房里的阳光把我手映照得通红通红的，那一指指的光束中游移着无数的灰尘微粒。“它们是灰尘还是细菌哩？”我有时会自言自语，却因无知而自答。父亲有一次补贴壁缝时说：“这屋很可能是战后用生杉木锯造的——没风干的材料锯板装壁才会落下这条条壁缝。二战结束不久，能砌屋造房者，绝不是无隔夜之良人家臣……”也许，我家是此屋的第一茬住户，因为这板壁、柱子、梁呈淡棕色无烟火迹。

房里架着两个床。一个木架子床，妈带二妹睡；另一个床其实是两条凳上架一块门板，我和大妹睡。半夜三更，我没少卷被子滚下床，冷醒妹妹。床头有两口皮箱、一口樟木箱——它是我祖母战后幸存的嫁妆之一。樟木箱本是一对，躲日寇逃难时，伯父曾挑着它们逃往大山里。如今解放了，祖母留下一口自己装衣物，另一口给了我母亲。房里还有一口米缸、一张正的小饭桌，两张圆形的板凳。堂屋靠左角砌了一口砖灶、放着一口水缸、一个担水桶。从槐园找来的两个鼓形石墩，一个搁铜盆，另一个搁砧板。

为了全心全意教学，父亲一直都住在学校里。一九五二年，教员开始领工资，父亲每月都能领到20元。次年母亲生了三妹后，便把大妹送往了广东坪石，又请外婆代养。

母亲在学校做事，她有时去菜园翻掏梳理，那挤满了各种杂草的瓦渣地，种些日常蔬菜。不过，比起院内的那些妯娌和小姑子们来，母亲虽然牛高马大，但却是最不会做事的，例如母亲挑担提桶去河里挑水，扁担横扛在肩上，有人从小道上迎面来，她的扁担仍横杠着，不知道侧身移直扁担让道。人们还经常善意地笑母亲种的菜、豆、瓜都象淋过铁水似的，株株矮黄结果少。不过，两年后母亲种菜的功夫还是没有进步。不过，母亲在养家禽方面倒是有一手。那年她去农科站买了十多只鹅黄色的北京鸭和八只良种小鸡。每天早晨母亲都握着一把锄头挖蚯蚓喂鸭子，若干日子后小鸭子跟着她翻过匍伏了何首乌藤的城墙基，母亲一边挖小路边松土地的蚯蚓喂它们，一边轻轻呼唤：“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逗引着它们穿过菜园来到河边。这河边的沃土里蚯蚓最多又大条，小鸭子吃饱后便在清亮的紫水河里浮游戏耍。每天的上午跟下午，母亲都不忘带饭团掮锄头挖虫喂它们。过了两个月，小鸭变成了呱呱叫的雪白雪白的大鸭。它们天天早出晚归，摇摇摆摆从容不迫地走在狗尾巴草、狐尾草杂生的小路上，毋须主人护送。附近的人见了无不羡慕：这婆娘养的鸭倒蛮有灵性，涨大水也冲不走。后来鸭子陆陆续续成为了我们盘中的美食，剩下三只，每日天一亮鸭笼里就滚出三只大鸭蛋，所以床下的陶钵里常存放着一大钵蛋。这段日子我觉得非常幸福，不光蔬菜能自给，还喂了一群大大小小的鸡，每月宰一两只，每个星期日中午包饺子，接祖母来尝鲜。

自从回紫溪读书，父亲便在邮局为我订了《小朋友》，半年后又订了《儿童时代》、《红领巾》，父亲规定我反复读之。课余时我读它们，还拿给一位总是来找我玩的朋友梅娜看，还读给她听，因为父亲曾告诉我说，要放声歌唱、朗声读书。

梅娜，一位十分可爱的小姑娘，比我多半岁。她略黑的圆脸上有枚酒涡，大眼睛，齐耳的乌发起着波浪。她跟她妈住在别人的板仓里。那是原本装稻谷的仓，长宽高各约两米，搁放在一个张姓人家的过廊里。她妈在仓里垫了一层稻草，铺了一张席子，一床被子，煮饭则是在仓外的青砖墙脚。她妈靠在合作组扛木头上火车站货台或为土产收购站挑脚、做杂工维持生计，因为身材矮小体力差，每日只能挣三角多钱，勉强养自己和梅娜。所以小小年龄的梅娜，不得不跟着她认识的大人，上山砍柴供娘俩一日三餐烧用。她十分羡慕我有书读，称我是读书人，我竟引以自豪、沾沾自喜。每天她砍柴归来后或星期日下雨不能上山了，就来找我玩。许多次，她都能变戏法似的从衣兜里掏给我一把山货、酸枣、栗子、梅子……

梆梆梆……一阵阵急促的梆子声在我的百缝木屋上空回荡。我跑出，她也跟着跑出。看！河那边一幅多么美妙的山水画：梆梆声中，静卧在太阳川畔的那头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巨象背上，正聚集着一大群牛。牛司令是一位戴着篾丝斗笠的牛翁。他不断地敲击着挂在胸前的梆子，轻重快慢饶有声色。夕阳把翠绿的象鼻岭辉映成金色，老翁成了金人，梆梆声中，集结成长队的金牛，鱼贯而行缓缓下山……

而最教人感动的是在这梆子声回荡、骄阳暖烘烘的木屋里，我们迎接了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英雄。1954年6月的一天，紫溪人以前所未有的盛况迎接凯旋的英雄。男男女女用水桶、竹蓝挑着自家煮的最好的饭菜，在学校的大操场（昔日的龙王庙坪）聚集，等着接待从朝鲜归来的志愿军。那天母亲也不甘人后，天刚亮她就起身备炊，说要响应号召，积极参加迎宾活动。她宰了两只鸡，用辣椒炒了两瓷钵，又熬了一锅绿豆汤，装进桶里，然后挑着汤和饭，挽着菜篮走向学校的大操场。火车是中午进站的，我们学校的师生举着五彩缤纷的彩旗，夹道欢迎着远离祖国几年如今凯旋而归的志愿军官兵。操场上人山人海，那是军民汇合的欢腾潮，是百姓举办的盛况空前的迎军（君）宴。清澈皎洁的紫水河，这远古的太阳川呵飘逸流淌过了一万年，到今朝才得这样的殊荣。金色的阳光，银色的水影，沐浴着中华好男儿那矫健的身姿。

人们收拾净空屋子，腾挪出房间接纳凯旋的英雄驻足。我家租住的屋右间正好空着，理所当然成为了一班志愿军的驻房，附近的农民挑来几担干稻草，志愿军叔叔用稻草垫在地上，解开黄色的军用背包像学校寄宿生那样开起了地铺。

很快我就跟志愿军叔叔熟络了，经常去他们的房间玩耍。一天，我穿着表伯郭大光（一位有名的老红军）为我裁缝的兰色斜纹格骑马裙，不小心在砾石路上跌倒了，双膝跌得鲜血淋淋的。正哭着，一位志愿军的卫生员叔叔看见了马上把我带回房里，细心地为我清洗伤口涂上药水，又在一块洁白的纱布上涂了些药膏撒上些药粉，盖在伤口上，最后又用绷带缠了几圈扎紧，叮嘱我说三天之内不要乱跑乱跳。第四天，我解开纱布一看，噢！我的膝盖好了，好得连痂都脱净了。叔叔的药真灵！

另外一次更惊险，四岁的妹妹后脑勺天生一个乒乓球大的软包，我和她在一块戏耍时，她仰面朝天跌倒在石阶角，头破血流，妹妹拼命地尖叫，吓得我目瞪口呆。母亲听到了从房里急忙赶出来，见状急得大声骂我。这次又是志愿军叔叔为她搽药止血包扎头部，还给了母亲几片药并教她怎样给妹妹吃。几天后母亲解开妹妹头上的纱布，小家伙后脑勺曾隆起的多余之包瘪了，妹妹也因祸得福。母亲高兴地直夸志愿军同志妙手回春。

这段时期我们学校的红领巾们在“队日”里时常请凯旋的英雄讲上甘岭的故事、讲烈士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们的感人事迹。除此之外，他们还给我们讲朝鲜的民俗和民间故事：“你们知道朝鲜用头顶罐汲水的习俗么？这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古代朝鲜有一位英明的国王，老百姓爱戴他，把他的话当成金玉良言。操劳了一辈子国事的国王，弥留之际回光返照，仍不忘叮嘱守候在床前的左臣右相一些有关百姓卫生的话，‘讲卫生喝井水’。可惜临终老国王的语言含糊，‘讲卫生喝井水’被听成了讲卫生喝顶水——顶水喝。于是左臣右相向百姓告示王意：讲卫生喝顶水。从此，爱清洁的朝鲜人就世世代代相传，用头顶罐去泉井汲水再顶回来。”

驻扎在紫水河畔的志愿军休憩了一段日子后，就奔赴全国各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了，他们为紫溪人种下了许多的友好长青树。

志愿军叔叔们离去了，我们对面的房里又住进了一户姓石的两夫妻，他们是供销社的，有一对女儿。大的和我同年，叫石宝玉，小的少我一岁多，叫石宝玲。我们开始的交往是相互交换小人书，她俩有几十本西游记之类的连环画，好看极了。我用《少朋友》、《儿童时代》、《红领巾》和她俩交换着读。放学归来，我们在檐下石板上抛石子，画十字空格房子，听梆声嘣嘣，猜象鼻岭有牛……日后的星期日，我领她们去槐园摘桑叶喂蚕宝宝并摘桑葚吃，我们手牵手合抱古槐和皂丸树，在卵石巷里奔跑，还在槐园中四处游逛，争论树林里是先有艳丽的凤凰还是先有青秀的凤尾草。绵绵的五月雨季，我们还在我祖母的房门口捞潺潺流水中漂浮而过的石榴花，又争论百花中最好看的是什么花？宝玲说是红芙蓉，宝玉说是金黄的美人蕉，我却说是石榴花：“你们看石榴花，高高地开放在细嫩叶间，像火一样红，图画书里英国女王的皇冠就像石榴花冠，是不是？”“不太像？”她们两个连声争辩道。“那就带几扎回去比较吧，女王一定比较了百花后才选中石榴花的……”我不依不饶地说。

在一个假日里，她俩还领我去了她外婆家后面一个有石牌楼的地方摘羊奶子（酸的颗粒果）。我们摘满衣兜，汗津津地跑回家，坐在屋边背阳的石板上，一颗颗地抽掉芯，再用针线一颗颗串起，大串的叫项链，小串的叫手镯。“嗨，源源，我们摘的崽籽比你多，多做了两串，送一串给你妹妹带好不好？”宝玲说。“好啊，嗨，依我看这崽籽名字不好听，该改一改，我们叫它罐子珠好吧？我舅舅说物名是人取的。我外公药铺堂里有一千种药，有一千个蛮好听的名字。”于是我们举手通过，戴着自串的贼光贼光的罐子珠项链、手镯得意洋洋。

可是后来，我们常常为了一句话、一场游戏输赢、或晚间争扑一个飞入石坪园的萤火虫而争吵，轻则她们不理我，严重的时候她们就用棍子在堂屋里画一道楚河汉界，还念咒：谁过界线谁短命！有一回，我们为屋后方粮管站墙上的一行标语：“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而争论不休。“嗨，源源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解放台湾？”宝玉问我。“你们先讲，你们中哪个先讲出我再讲，你俩姐妹素来都是姐唱妹合联手对外人的！”我十分认真地拒绝先讲。“我们想哪天解放台湾就在哪天解放台湾！我们强大的解放军叔叔会像志愿军那样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一样跨过海去解放台湾！”

我想解放台湾大概怎么也要10到15年吧，因为我们要造很多军舰、飞机、炮弹，要准备蛮多粮食、药品……就像我外公为人诊病开药方，要先查清病情再开方，而他开方前药房里已存放了各种各样的药。台湾和我们隔着辽阔的海，打仗当然要先准备了。于是我们争论地面红耳赤。刚好这时父母从外面进来撞见了，父亲面带火气，当众就刮了我一巴掌，那是我挨父亲的第一个巴掌。我跑进房里放肆地哭着且抗议：“当老师的乱打人太不讲理！没有风度！”

1956年，灿烂的六月。一天课间操后，我拉开抽屉突然记起忘了带蚕盒，于是拼命地奔跑回家喂蚕宝，我可以饿一餐饭，但蚕宝宝绝不能挨饿。可是我当我气冲冲地跑进热烘烘的房间时，只见母亲大汗淋漓面色苍白，咬牙半裸着躺在床上。“哎哟——哎哟——”母亲一见我就喊：“源源，快！快跑去卫生所请医生，要快，要快些！”

我像麂子般飞快地跑向东门街，当汗津津的我把女医生领进房时，母亲的双腿间正躺着个红朴朴的娃娃——那是弟弟。母亲生了我们姐妹四个之后终于生了一个弟弟。我赶紧跑到学校把喜事告诉了父亲。

这一年喜事真多呀，父亲涨工资了，每月工资由20元增加到了37元。父亲的同事，同住一间房多年的邓钰老师乐得眉飞色舞，他把补发的工资全买成大红的海兰毛线，有五斤多。他爱人是位精明勤劳的农妇，秋收之后，便请母亲带着弟弟住到她家，帮她全家四口每人织一件式样好看的毛线衣（那年代农村人很少人会织毛线衣，她们叫洋索衣）。过后不久，她们家为了答谢母亲，送了我们一张崭新的三屉书桌，是他家山麓的樟树锯做的。

从此，我家屋里才有了一张书桌，我乐得手舞足蹈心花怒放。有空时我便伏在桌子上开始啃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而在没有书桌之前，我只能坐床头依靠在板壁上囫囵吞读《高玉宝》、《卓娅和舒拉》、《劳动的开端》，它们是父亲在学校教工书室借来的。

父亲还指定我读一些我似懂非懂的古诗。当我读到唐朝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时，竟联想起遭轰炸后的槐园，那些从瓦渣里挤生出的花草藤木，如今已经非常茂密了。可怜抗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槐园都衰败了，许多人靠砍柴、扛木头上火车站台为收购站挑运度日，有劳力也难换回当天的糊口之粮。人们经常在园里撬抬石板、石条、石墩或拣青砖，春夏之时，一茬又一茬的人会来园里割青沤田，有的用两根竹杆接着捆绑上镰刀钩刮珍贵的槐姜，锋利的刀把那株合抱大的百年香柏刮成了S形。有一天，我见一位屠夫用斧头削砍香析便高声喊：“伯伯！它好痛！它好痛啊！”吓得正在摘菜的祖母赶紧过来把我牵走，一边轻声地警告我：“天恼的鬼崽崽嘴巴子多，嘴巴多会惹祸的耶！”人们进园各取所需，园内人视而不见，没人敢说二话……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有位姓徐的老师，从龙溪小学来我家，取走了他寄放在我家的一口箱子。傍晚大伯父来告诉我妈，他小弟被打成了右派。父亲被揪出的次日，大伯父就丢掉了饭碗。大伯父多年来一直在学校食堂当工友，他为人厚道大公无私，做事勤快干净在师生中是有名的，所以一直被学校留用。如今他兄弟成了右派，当然禁止干烧开水煮饭菜的炊事了。

反右斗争究竟是怎么回事？当时的人们都说不清道不明。起初人们开大会，大鸣大放，写贴大字报，按着揪出的右派押上台斗争，被揪出者诚惶诚恐。听说被打成右派者停发工资，母亲仿佛晴天遭霹雳。她失魂落魄、吃喝不下、睡不着，没过几天她便痴愣愣地像一株萎缩了的稻秧，之后便经血失调流血不止……每天我不得不挽着竹篮下河为母亲洗血裤。后来，我把这事告诉祖母，祖母顿时大惊失色地叹道：“哎！不好了，你娘得了血崩病……”不久，厚道的大伯父便向祖母建议：“娘，她五嫂那病恐怕是凶多吉少了，先骥（父亲的家谱名）又不在身边，他那嫩仔可怜，您就带他到身边和我们一起过吧。”于是我一岁半的弟弟就靠祖母和大伯父生活了。父亲打成右派，停发了工资；母亲又病了。这对于嗷嗷待哺的我们犹如雪上加霜，我们成了釜底的游鱼。

一九五八年三月初的一天，屋的主人，一位柱着拐杖的瘦婆婆又来催我们搬家了。平时她来了通常都会坐下喝杯茶，可是这天她却不肯坐，站在檐前的石板坪里说：“你们已有两个月没交房租了，我的屋也不能容你们这号人家久住！人要脸树要皮你们如果还不搬走，那就试试看，看我有没有本事把你们的家伙给撂出来！”

转载请注明出自铁血tiexue.net, 本贴地址: http://bbs.tiexue.net/post_2340859_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