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尼喜欢评点历史，他看过一些国共斗争的书，对美国老一代的中国通如数家珍，还推荐了一些书给我看，如二战时“时代”杂志驻重庆的记者怀特（Theodore White, 62年获普利策奖）和杰可比（Annalee Whitmore Jacoby）合写的“中国的雷声”，就把我带回了沥沥寒雨的陪都重庆，那时四川人民正用巨大的牺牲支持着中华民族不败的奋斗。
白修德(Theodore White)是著名的美国记者，以分析报道美国总统大选而闻名，著有四本，并获普利策奖。然而白修德的记者生涯却是从中国的山城重庆开始的。抗日战争期间白修德作为美国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的记者在重庆生活了若干年。他曾深入过山西游击区，报道过河南大饥荒，跟蒋介石谈过话，和周恩来喝过酒。抗战结束后他返回美国，出版了《中国的雷声》，在书中揭露了蒋介石政府内部的腐败。许多年后目睹了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后，再回忆四十年代初的重庆，他深感“美国方式”给亚洲带来了悲剧。在《中国的雷声》一书中他写下了下面的话：
“在亚洲，甚至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哪一个政府象重庆的国民政府那样彻底地被“美化分子”所渗透。也没有哪一个政府(也许后来的南越政府除外)如此彻底地被美国的理念、援助和指导所毁灭。就整体而言，并不能说这个政府中的男男女女们是被美国人所招募的，更确切地说他们是一群美国理念和方式的追随者。半个世纪之前，传教士们开始动摇古老的中国传统观念，教会学校和学院使美国的影响进一步加深，发愤图强之心和对现代化、西方化的渴求促使人们追求美国人的知识，技术和文化，仿佛美国人知道世界上所有生活的真谛。
“这种渗透是从政府的最高层，从总统开始的。魏斯理学院毕业的蒋夫人说服蒋介石信了天主教。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有奥柏林和耶鲁的双重学位，外交部长是耶鲁1904年毕业生，教育部长毕业于匹兹堡大学，立法院长孙科博士具有哥伦比亚和加利弗尼亚两所大学的学位。新闻部长毕业于密苏里新闻学院，中国银行行长，后来的行政院长宋子文是哈佛1915年毕业生。这份长长的美国毕业的中国政府高官的名单还可以一直数下去，从国家卫生官员到盐务官员，到外贸官员。外交部的驻外使节更是清一色的长春藤名校毕业生。驻华盛顿的是康奈尔和哥伦比亚的毕业生，驻伦敦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驻巴黎的顾维钧不仅在哥伦比亚大学拿了三个学位，而且还编辑过那里的校报，如今他又增加了一份新的骄傲，他的儿子进入了哈佛大学的克里门生体育俱乐部。我本人的哈佛学历在中国比在波士顿还更吃香。我后来组织了一个中国的哈佛俱乐部，其中有一大批蒋介石重庆政府中的高官，即使在华盛顿的肯尼迪政府中也找不到这么多哈佛毕业生。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是一场悲剧。我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弄明白，这个“国民政府”中任何一个说着流利英语的高官都是和他的国民完全脱节的。他们对自己的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的城市都一无所知，要想找他们了解一点中国的真实情况简直就是缘木求鱼。这批人生活在英语之中，彼此说的，想的，梦的都是英语，只有蒋介石不懂英语。”
在白修德看来，蒋介石政府中这些有着耀眼学历的高官们就象是一台现代电子仪器的面板。每当你按动一个按钮，面板上都会有一盏彩灯发出美丽的光芒。然而那彩灯背后的线路究竟是怎么连接的，天晓得。只有当你反复地按过许多次按钮，发现除了彩灯闪耀之外再不会有别的反应后，你才明白过来，原来那面板后面的操作系统根本就不工作。
在重庆时白修德曾多次采访过孔祥熙，印象最深的一次话题是关于几年间上涨了一百多倍的物价，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什么通货膨胀”！孔博士这次没有打哈哈，他咆哮着说。“你们美国记者就喜欢说通货膨胀，中国根本没有通货膨胀！有人愿意花两万块钱去买一支钢笔，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通货膨胀！他们发神经，就是这么回事，他们根本就不该去买嘛”。 一个王朝的丧钟那时候就已经敲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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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结合中国国情，由官僚资产阶级掌权，国民党政府
不垮才怪。
蒋介石早在四十年代未就发了"美国人靠不住"的感言。
而反观现在那些"媚美"精英们的谬言，不觉得太可悲
了吗?
1946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蒋介石就是在这种灾难性的经济危机下和共产党对峙的。
在上海，年底的商品批发价是年初的七倍。美元和中国货市的比价在战时比较稳定，为20：1，现已高达3350：1，而市场开价更高，到1946年12月高达6500：1。
同时，中国黄金储量急剧下降。抗日战争胜利时，黄金储量价值为9亿美元，高得令人吃惊。然而到了1946年底，已下降到不足该数字的一半。
1946年全年，外援资金源源不断。从1945年11月起，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就开始往中国海运供应品，一直到1947年底才停止这项计划。“联总”共向中国提供4．74亿元的援助，其中美国占3．58亿元。供应品大多是衣物、食品，但也有大量的基础建设设备，很多技术人员来到中国，帮助中国配给商品，开办工厂，从抗战胜利至1947年，美国进出口银行的8280万元贷款及加拿大6000万元长期贷款列入到“联总”的计划项目内。
然而，很多供给品和现金却流入到国民党军官和部长们的私人商店和银行里去了。
如果国家经济恢复了正常，那么全面破产的潮流即使不停止，至少也会减慢下来。但是，最大的工业中心东北已被俄国人掠夺一空。
最有希望发展的行业是纺织业。日本占领时，纺织业有所发展。但是，交通运输业衰落，贸易活动极为困难。铁路遭到破坏，铁轨被拆毁，桥梁被炸坏，枕木被抽去。华北主要交通动脉不断受到战争的影响。因为有美国援助，海运吨位还算令人满意，但是，保护主义、高运费和进港费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和其他城市的资本家宁愿做投机生意，而不愿进行生产。
1946年底，贷款利率每月为15％至28％。宋子文下令银行应为工业企业提供生产资金，利率每月为5％至8％。但是，这个利率对于生产投资来说仍然太高，因此企业往往贷款以15％的利率转到私人银行，每月可获利10％。
1947年初，当局采取措施禁止进口货品，停止售卖黄金。
但纸币仍在继续印制发行，通货膨胀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有所加剧。
这一年，农产品的收成也不好，使得局势更加糟糕，到了1947年2月，美元与法市的比价竟高达12000：1。
发薪的日子里，人们口袋里装满了几乎不值钱的纸币，拿到纸币后马上就要用它来换大米、煤油、食用油、煤等，不然的话，几小时后，货物的价格就又上涨了，与1946年比，挣工资的人在1947年的生活水平降低了1／3。
白修德的书我倒是录入过一本，《探索历史－白修德笔下的抗日战争》。
里面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评价还是很有意思的。
白修德来中国之初是为国民党的宣传部工作的，把秃头看作民族英雄。
可是他到山西前线实地走了一圈后思想改变了。
1、他发现共产党坚决地抵抗日本人，
“有些村子拥护国民党，有些村子拥护省政府，还有一些村子拥护共产党，但农民们所拥护的领导必须能够有效地保卫他们的家园，使妇女不再受日本人糟蹋，使男子不再被强征去服苦役。日本人已经在中国大肆屠杀，而共产党人是最得力的抵抗力量。”
2、他发现国民党的县长效仿共产党的政策来发动人民抵抗日本人。
“这三个年轻人知道他们是有意识地在模仿他们从共产党的组织工作中学到的方法办事，他们正在使农村变成一个对侵略者恨之入骨的环境；他们正在使无知的人们明白事理，教导人们怎样自卫和消灭敌人。他们三个人都是地道的国民党人，但他们决不敌视共产党人，因为共产党人是他们的盟友；我愈接近前线，这种关系就显得愈加融洽。”
当然，这样的坚决抗日的人，国民党蒋介石卖国集团是不需要的，不但不需要，反而要消灭掉。
“我离开山西东南部一年以后，竭力打听我在那里的几位朋友的消息。据悉曾任阳城县县长的那位姓张的年轻人已被清洗。”
3、他发现人民不喜欢国民党。
“
中尉让我们这一队人在一个村子里停了下来，向为数不多的几个农民要喂马的草料和水。他说(我那时已经懂得很多中国口语)，“我们是八路军”，意思是说我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我问他为什么那样说。我们不是国民党的部队吗?他急忙说，“别出声！如果你告诉他们我们是国民党部队，他们就不会给我们的马喂草喂水了。”
”
此次战地采访之后，白修德意识到，
“
我这时更懂得了山西省山区政府意味着什么，那里的共产党人虽然还没有组成政府，却正在向这种形式过渡。他们卓有成效地保护了人民。
在今后几年中我还学到了许多有关政治和政府的知识，但这次受到的教益是最为重要的。
因此，在我返回重庆的时候，我再也不把蒋介石或他的美国化政府看作真正的政府了。他们控制不了局势，我非常希望同他们脱离关系。
”
最初，史迪威对自己的使命抱着截然不同的想法，认为那纯粹是军事性的。他的这种想法是受了乔治•马歇尔而不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影响。马歇尔的主导思想是认为这场大战要分几个阶段。欧洲问题以及解救英国和俄国的问题处于最优先的地位。然后是太平洋，那里的海军和麦克阿瑟的部队要逐渐逼近日本，把它孤立起来。接着是第三步，等海军肃清了太平洋海域，美国人就在中国登陆，同一支重新组织和重新训练起来的中国军队联合一起，以中国大陆和美国本土为基地，进逼日本。在盟国所需的人力方面，中国拥有最大的潜力，但是这些人力首先需要训练，然后重新装备，最后再投入大规模的战斗。史迪威的任务就是要为这场战斗组织训练中国军队——让他们成为大陆上的铁砧，俾使美军作为一把铁锥，在这块铁砧上把日本砸得粉碎。
这是一项单一的使命，本身虽然非常复杂，显然并不涉及政治。然而事实上这项使命却与政治有关，史迪威的不幸就在于他卷入了这种政治。如果他去查询中国军队为什么不能打仗，“原因”很简单:将领们尅扣军饷；士兵们吃不饱肚子，他们有病，营养不良。要使他们重新作好战斗准备，就必须查明一系列的问题，谁尅扣了他们的军饷?为什么不能撤换甚至枪毙那些不称职的将领?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在危难之秋使用共产党部队?毕竟双方都在打日本嘛。为什么蒋介石部署了二十万精锐部队对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封锁而不去抗日?在两年半期间，史迪威所到之处，都会出现同样的疑问，同样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最后，它总是归结为政治问题。军队是社会及其政治信仰的一种表现形式；每支军队都反映出派它去作战的那个政府的情况。在那几年中，史迪威逐渐明白，中国有一个得到美国承认但并不对其国家进行治理的政府；作为一个美国人，史迪威得出了惊人的结论:要使中国政府变得对美国有用，非进行改组不可，即便必须把它的国家首脑抛开，也在所不惜。
而后来的河南大饥荒，使得白修德对蒋介石国民党卖国集团看得更清楚了。
如果说，之前只是认为这个政府无能不能保卫人民，他现在意识这个政府在“人为”致使人民饿死。
使我最为愤慨的是，号称中国政府的这一政治体系，或者徒有政府之名而实质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那种情况。尽管饥荒从天而降，是一八九三年光绪皇帝统治以来最严重的旱灾所造成的，但是，如果政府采取行动的话，则不致于有这么多的人死于饥馑，这种死亡是人为的。
接连好几夜，我在同地方官员谈过话以后，就象今天美国的政治性民意测验者一样，详细地作了笔记。唯一的结论是：中国“政府”在听任这些人死去，或者说是无意中把他们活活饿死。这个政府正在同日本打仗，为了战争，它横征暴敛。可是，它又不信任自己的货币，战场上的军队奉命可以征收粮食和实物来维持给养。(一名军官对我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军队在河南干的勾当就是大量征收军粮，数额超过了土地的产量。他们弄光了农村的粮食；他们又不从有余粮的地区运进粮食来；他们根本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
我发现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相当于全年的收成，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要高一些——只要所征的军粮高于收成，农民就不得不卖掉牲口、农具、家具，以现款去补差额。而且，军队行军时要农民给他们的牲口提供饲料；虽然我听说农民一般都不对官员说真话，可是有一个管理农民的地方官员说，“当我知道农民自己一直在吃稻草的时候，我很难要他们用粮食去喂军马。”此外，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每个地方官员，不论其家庭人口多少，每天得到四磅半粮食的配给赡养全家。部队士兵按规定应当每天有两磅粮食。在兵员不足的部队，军库里囤满余粮，军官们用以倒卖中饱私囊，而传教士和好心肠的地方官员又把这些粮食从黑市上买回来，给挨饿的灾民吃。
一天晚上，我在一个军部里小坐，那是最安全的地方，当时有几个地方官员要求会见我们这两个外国人。房间里生着炭盆，点着蜡烛。这些地方官员手里拿着一些材料，要求我们交给重庆的蒋介石。材料上说明他们的地区种植什么，要交多少军粮。他们县里共有十五万人，其中十一万人已经断粮。他们估计，每天大约要死七百人。我们问其中一名官员他本人是否拥有土地，他回答说有。有多少?二十亩。去年秋天有多少收成?一亩收十五磅粮食。要交多少军粮?一亩交十三磅。司令官怒不可遏地大声申斥这个地方官员，后者接着交给他一份他给我们写的请愿书。司令官把它装进了口袋，然后要求我们把手里的那份也交给他。我拒绝了，但他一再坚持，一度僵持不下，最后我把请愿书交给了他，因为如果他在夜里把我们赶出去，我们就没有别的地方安身。如果我们拒绝他的要求，我们离去后他会在农民身上出气的。
......
有些司令官把部队的余粮卖给难民，发了大财。有些地方官员向农民发放救济粮时扣除了他们应交纳的捐税。没有任何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办理那个有名无实的中央政府所说的那些应办事项去帮助农民。
......
各地也有个别想办点好事的军官、地方官员或领导人，尽管他们没有明确的目的，但只有见到这些人时，你才觉得不是所有的人都已丧尽天良。在郑州，一个地方官员把盖有印章的布条发给许多家难民，如果他们能够到达火车的起点站，他们就可以凭布条免费乘车东逃。但是他在发放难民通行证时并没有发给他们粮食。
......
蒋介石在他那间阴暗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见面时他直挺着瘦长的身子站着，面色严峻，呆板地伸出手来，表示欢迎，然后坐在靠背椅上，带着明显的厌恶神情听我申述。我谈了饿死人的情况，谈了捐税，还谈了敲诈勒索。他否认政府正在向农民征收捐税：他已经下令对灾区豁免捐税。我引用了农民的话，于是他对一名助手说:“他们看到外国人，什么话都会讲。”显然，他并不知道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我想突破缺口，就把人吃人的情况告诉他。他说，人吃人的事在中国是不可能的。我说我曾亲眼看见野狗在路上吃人。他又说那是不可能的。
......
据我所知，人头的确落了地。我想是以洛阳电报局里那些不幸的人开始的，因为他们让河南饿死人那种令人难堪的消息泄露到了美国。但是许多生命得救了，是美国报界的力量救了他们。
在重庆时白修德曾多次采访过孔祥熙，印象最深的一次话题是关于几年间上涨了一百多倍的物价，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什么通货膨胀”！孔博士这次没有打哈哈，他咆哮着说。“你们美国记者就喜欢说通货膨胀，中国根本没有通货膨胀！有人愿意花两万块钱去买一支钢笔，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通货膨胀！他们发神经，就是这么回事，他们根本就不该去买嘛”。 一个王朝的丧钟那时候就已经敲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