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在南京，爸爸叫先骥，妈妈叫幼莲。他们自幼便把我扔在了外婆家。平常我一般都在楼堂内四处游逛，反复数着晒坪晾亭的药，数呀数总没数清；数不清的还有藕形栏杆、窗格上雕刻的莲花……无聊时，我手捧铜猪去吊楼耍，我把它吐出的钱一个又一个抛向吊楼下的河里，以抛扔得远而快乐。忽见一只黄蜂飞落在楼栏边的晒衣篙上的小孔边，“嗬，它进去了！”我自言自语跑过去，伸手指按孔。“哇呵——”一声尖叫，痛得好一会才换过气来拼命哭。厨伯、外公、小舅都先后从前屋赶过来。我伸着战战惊惊的红肿的手泣诉着：“蜂……蜂……”外公弯身轻轻地捏着我的右手看了看微笑着说：“ 不要紧——蜂毒可攻毒咧！”“哈哈哈——耍得无聊了吧？自找痛吃！把你关黑屋里，尝尝滋味如何……这下又要吹喇叭吊嗓子了……”小舅嘲笑着。是的，我常常被大人们扔到吊脚楼上吊嗓子。

吊嗓子的何止我一个，还有外公！外公除了为人诊病和读药书，对粤剧也很是钟爱——天天早晨吊嗓子晚上进剧院，坪石戏院总有他的预定座位。记得有天晚上药房前抬来一个病人，小舅要我陪他去戏院接外公。守门人听说是找外公便让我们进去了。可是进去后发现外公的座位是空着的。小舅抬眼看戏台，噢，平时惜话如金的外公已变了样子。今夜他穿着花花绿绿地戏袍正在有板有眼地唱戏呢……后来外公解释说那晚他被临时请去应急。难怪日公公夸我外公跑龙套是无师自通的。

如果说外公是位左右逢源之主，而日公公实在是位孺子牛型的总管。成年之后的我听南昌太婆讲了有关外公传奇般的故事：五十多年前的秋冬之交——那是一个霜风乔落叶的日子，响午前老街人来人往挤闹不清，药堂伙计都在忙，谁也没有注意到什么时候大门口侧边地上，放着一副用藤子扎成的担架，上面躺着一个鼻青脸肿失去知觉的人，破衣烂衫被渗血粘住。正在诊室的外公晓得后急步跨出，弯腰伸手掐人中、虎口中、脚后跟，又叫人剪开他的被血粘住的衣裤，用温盐水为他洗伤口；扎针抢救……过后街上有人讲是俩个腰插柴刀的樵夫趁闹热之时，把他抬放到仁浩堂大门口侧边就匆匆忙忙走了。将近两三个月，外公为他治伤并供他住宿。

1951年，那是月饼端上圆桌的时候，外婆家来了一对高高大大的男女和一个刚学走路的娃。男的穿一套黄呢服。女的披着深兰色毛线外衣，他的齐肩的乌发拢在耳后。外婆笑咪咪地告诉我：“源仔，他们是你的爸妈和小妹，你快去认认，他们专程来接你回湖南老家读书……”

“像小舅一样的日日读书？像小舅那样把药草画成好看的图？我愿意！”我举起双手朗声宣告，这仿佛应证了外婆的哈哈：养不熟的外孙耶，蜜甜不如娘奶亲哟！

外公则不离本行地乐道：此乃血缘之奥妙耶！

外婆帮妈妈收拾行囊，我帮着传递小物品。她笑问我想要什么？“我要小铜猪存钱和——”我伸出灵活的手勾着指头数“一、二、三、四、五——五盒山楂片！”

仁浩堂的山楂片，宽薄形如铜戈子（注：铜戈子是种赤铜无孔钱，此铜钱宽大厚实些），枣红色带油光、甜甜的涵微微酸、散发出蜂蜜的芳香。我回味之，认为世上最可口的糖果都不可同它媲美香甜。也许是它强健了我的胃肠，足以抵抗后来之非常岁月，那漫漫的饥寒。

湘南 渌埠头，尖峰岭下的得客庐已到眼前。一股股清香飘散，抚人脸面。我跟着父亲抄近路入耳门，见一棵树上开满了黄色的细密密的花。“我只离开了几天桂花就开了。桂树开花鞠香，欢迎远方来客！”父亲抬头望了望低头笑问：“我的亮眼睛--猜猜客是哪个？”“是爸爸和我！”我脆亮地答，双眼却好奇地观望四周：土砖屋，黑不溜秋的墙扛着梁瓦。父亲开开房门把行李拾起搁在床铺上。我站在门槛外探头看了看十分惊奇：这么灰暗难看的房！除了那张无架的床捱墙，就只有一张破桌子靠窗，于是嚷嚷：“爸爸，这房里怎咯样黑耶--六根棒棒撑个窗！”父亲回过头望着我不自然地笑了笑。

那天下午及后来的日子，父亲一有空就牵着我的手，在庐前庐后四处游逛。他用南腔北调的大众话讲解着湘江、树木、草藤、花和鸟……打着手势比划尽力让我听懂。他还轻声地教我唱：太阳是蓝天的眼睛，月亮是夜空的眼睛，细源源是爸妈的亮眼睛。眼睛亮爱看什么？看彩虹飞跨青山，看白云飘过湘江……享受着父亲给予的爱，我手舞足蹈。

曾久久地吞咽过过往香客烟火的古庐像一把巨大的氯痕斑斑的铜锁，它面向湘江，沿瓦檐长满了暗绿色的瓦姜。瓦姜上又寄生了一层苔藓。土砖墙上爬满了灰蛇形薜荔藤，好像是佛化成了一千双手，合力拥护着我那墙面已裂着缝缝的启蒙学堂。

父亲说此庐曾世世代代接纳着南来北往、上沉香庵许愿还愿的求神拜佛者。他（她）们自带干粮在庐内生火打尖，远道而来的信男信女则借用庐内的一席之地，开铺或生火取暖过夜。二战时，在日本鬼子入侵东安之前，岭上的沉香庵香火极为鼎盛。尤其是每年的三月三、九月九，纵横百里的善男善女都会云集这里。你只要看看庐内墙上那一弧一弧的黑黑黝黝的烟火痕迹，过廊里那些三个五个大砖座成三角（脚）灶，就会联想起古庐曾听过多少过往香客的故事和美丽的传说。

庐后有两棵高大挺拔的树，一棵悬挂着许许多多的柿子，另一棵枝上结满了鸡爪枣。它们也许是专为九月九重阳节，登高之客而生的罢。后面还有一棵则歪曲着身躯，长满了寄生的树，枝头结满了荚角。那荚角成熟时，太阳一晒，张开口就吹吐出一枚枚的伞形白毛。我们叫它笔毛树。再后面去是一簇簇的笔杆竹--粗粗的、细细的应有尽有，和牵着挽着成环成排的粽叶竹……

我那因陋就简的学堂是由泥砖砌成的，横排着成三垄：右方的那垄--锁把排着三小间。父亲带着我和一位孤独老汉各住两头间；中间共用做厨房，共用一铁三脚环架在火塘；左方的那垄--锁把有拆除改建的痕迹--由篾垫子隔成两间当教室，墙缝里塞着一把稻草阻挡寒风。教室里有七凑八拼的高矮宽窄不齐的桌子和凳子十几套，一块同门差不多宽长的黑板，挂着墙缝的插桩上，黑板前有一张板子钉的讲台。

中垄其实是洞开的，面向宽阔江水的较长的过廊。一位衣裤破烂的赤脚女人，带着三个衣裤同样破烂还赤着脚的两仔一女，用稻草在墙角垫地成铺过夜。有三件快要散架的蓑衣随意的搭在地铺上。墙脚放着一口铁鼎锅，一个放着几个碗和几双竹筷的篮子，其余的大部分空间，堆积着成捆成捆的棍柴和乱七八糟的柴蔸。那是他们换食的柴，夜晚用来生火御寒防兽的柴。

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同时教着四个年级的课，一、二、三、四个年级，四十几个学生，最大的十六岁，最小的六岁。老师上国语、算术课时按课表穿插着授各班的课，而教音乐、美术、体育课时则大同小异--教唱或者指导自由画。体育课没分年级--统统出操：排队立正、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慢跑步登向尖峰岭、兵书岗；若是风雨天通常是故事会。老师讲、存有故事的同学更可以讲：十句八句、三句两句都行。老师说这叫不拘一格练语言。

课间休息时，同学们有的在庐前土坪跳绳，稻草搓成的绳索粗又长。男生们最爱打自削的陀螺，一个个陀螺在男生们挥舞的粽叶鞭下欢快的旋转、相互碰撞，灰尘飞扬，一张张得意的笑脸流淌着粘尘的汗珠；女生则独钟于踢毽子--一枚铜钱沿边钻四个或六个小孔串织上公鸡尾毛就成了亮毽子。长我几岁的女孩，踢毽花样多姿式美，花样名字也很好听。例如：狮子滚绣球、鹞子翻翅接黄雀、金莲尖尖顶彩帽……她们一个个几十甚至几百的踢，笑脸红彤彤，好像一朵朵沾满露珠的月季。我羡慕她们，暗自认为自己最差劲，仅只能用张纸折成双边，再把双边的大半剪成细条，包个铜钱扎根长线用手牵着踢呀踢。

这地方的男孩女孩，穿的都是黑色的或深兰色的空织布，而且不分冬夏变一变。我算是与众不同：红绒绒帽子、茄花色的绒线衣裤，每一件夏衣裙都由外婆绣镶着花朵花边。刚来时我和同学无法对话，他们对着我叽哩咕嘟讲着，嘻笑着。若干日子之后，我才听懂他们叫我“瑶姑佬”“洋妹子”。这里是湘江边的土话区，乡里娃仔很多还从未去过五六里以外的地方。他（她）有的甚至听不懂东安官话。老师为了结合教材教大家的地方官话，真可说用尽心思绞尽脑汁。

有一天父亲从紫溪带来了一瓶煤油、一块肥皂和一些药膏。次日，他吹哨子上课，第一遍“嘟嘟嘟--”同学们拥进教室排排坐，等一会后吹两声长长的嘟--嘟嘟--就上课。那节课父亲拿着一瓶透明的东西走进教室。他扭开瓶盖，拿着瓶子走下讲台，让每个小朋友闻一闻，然后举瓶提问：“刚才你们闻到的是什么？”有的茫然摇头，有些讲是从没闻过的臭水……我的同桌周翠姑却胀红着脸答：“是洋油--那是洋油！我家有盏小洋油灯点过它！”父亲纠正她说：“这是煤油。煤--油！”他跨向讲台，把“煤油”两字高高地、端端正正写在黑板上，举手放下示意安静，又用竹鞭反复地教读煤油。后来父亲还手把手地用实物教读“肥皂”和“火柴”。（这时期的火柴盒盒面花是六只小猴耍龙灯。）

那天的体育课，父亲拿着一块肥皂领大家去庐侧旁的山沟里洗手--入冬后他们的手脚污黑得不见了本色。一双双小手涂抹肥皂后滑溜溜的，左右手不断地磨搓，生出了许多细泡泡，个个都咧嘴咯咯笑。有的调皮的皂泡甩在别人身上脸上，说洋碱洗手蛮干净哩，说洋碱咬着手有些辣痛哟……“这是肥皂！它名叫肥皂不叫洋碱！”我骄傲地说道，接着父亲领我们回教室。他拿出一大盒药膏，为同学们那一双双曾戏耍过泥沙，似乎从未洗净过、经过清洁后像胡萝卜一样红的手涂些药膏。有的双手裂开了细纹，纹里还渗出了血丝……涂过之后，父亲在黑板上画了一块肥皂，写上“肥皂”二字，又反复地教读着。

一连好几天，我爸都用药膏为他的少年朋友--贫穷的农家孩子涂手。有的脚后跟生了冻疮，他还以紫溪药店买来的冻疮膏为他们治，甚至熬硫磺配药为他们治疥疮。父亲还教大家用官话说顺口溜：讲卫生、爱清洁，勤洗手脸、勤洗脚。手净写字秀，脚净走路快，脸手脚净身体好。

午休的时候，父亲集合同学们吃中饭，饭是同学们各自带来的一筒筒早已冰冷的饭。父亲将它们倒进锅里炒热，又洒上点点盐水，再分添到同学们的饭筒里。为了完善这一举措，父亲还特地从紫溪买了一口大号菜锅。同学们出于对父亲的爱戴，回家后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自己的爷娘。家长的回报是朴实而友好的，有的带给父亲一扎红薯，有的是一升糯米，或两筒豆子花生。

一九五一年，父亲在渌埠小学任教时，每个月的工资是一百斤糙米。可是我从未见他挑米回紫溪养家，他领的100斤米都是与栖息在庐内的人共同分食了。独身老汉蒋爷爷和我们同吃一锅饭，同吃一锅菜，共用一鼎锅烧水。夏秋的辣椒、瓜豆，冬春的萝卜白菜来自庐后粽子竹围成的菜园。那是蒋爷爷亲手耕种的菜地，他得空时总是在园子里扯草捉虫。

父亲说蒋爷爷青壮年时是位狩猎人，香客庐是他几十年来避风雨的去处。进入老年的他靠种丘地，采挖药草，或为人治伤痛度日。有一天，我看见他采了一把暗绿色的草药，塞进嘴里不断地咀嚼，吐出时成了糊状敷在病人的脚背上。“那嚼药敷毒疮忒恶心了！那草药苦涩还是酸甜哩？”我问父亲。父亲竟顺手摘了片叶子让我嚼一嚼，并笑着说：“自己品尝它，才会记住什么叫涩苦……”

蒋爷爷曾给了我一把美丽的羽毛和一把两头一黑一白的尖尖的豪猪箭。如今老人的弩和铳依靠在墙旮旯里，只是积了一层灰尘。入冬之前，他每天用簸箕挖回两担红薯。所以，屋的横梁上和墙上的插棍上处处晾挂着大把扎着的红薯。进入寒冬后老人好怕冷，成天坐在火塘边烤火，像一尊身上落满灰尘的黝黑的菩萨。他双目混沌，默默呆坐，却不断地咳，只有在我父亲或偶然路过的熟人同他聊天时，他才答话，现出点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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