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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一位教授日前在博客上发表文章,呼吁停止“宣仇”式的二战纪念活动,以免把中国人引导到对日本人的仇恨之中。文章发表后,教授遭到严厉批判,“汉奸”、“败类”、“卖国贼”等人身攻击更是接连涌现,最后他不得不以道歉、撤下文章来平息众怒。

十几天前在东京成田机场向李登辉投掷饮料瓶的另一名中国人,则得到了中国网友们的普遍赞扬,许多人甚至将其称为“英雄”。但是,不管是在网络还是纸质媒体上,很少见到有人认真地分析,这种行为到底是如何促进了“国家利益”,而那位教授又是怎样通过一篇博客文章就“出卖了自己的国家”。

听到不同意见就进行人身攻击

上述两人不同的遭遇,折射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对某一重大议题存在不同看法,人们应该如何相互对待?人们到底是应该细致论证自己观点的合理性,并努力说服对方,还是应该动辄指责他人“卖国”,以便为自己的观点增添“正当性”呢?

中国有许多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有些人甚至将其作为终身从事的工作。他们如此努力的目的之一,便是为制定合适的对日政策提出建议。这一事实本身就充分表明,对日政策的制定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到底何种政策是正确的,其答案并非一目了然或不言自明。对于外交政策、国内政策或各种社会问题,这一道理都同样适用。

因此,人们很难排除出现以下情况:那些具有同样热烈的爱国情怀的人,在外交政策或国内政策的制定方面,存在截然不同的主张。此时,人们本可以通过沟通与讨论,比较和辨别各种观点的优劣,并最终弥合意见上的分歧。

在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的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适当的公共决策程序,在不同的政策建议中进行选择。那些持少数意见的人仍可以继续坚持己见,并始终有机会利用事实的检验或通过对他人的说服,使自己的观点在今后成为多数意见。这样一来,在各种不同意见得以表达的同时,整个社会仍能保持沟通、友爱、团结与和谐。

但是,在日本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上,很多人对持不同意见者,特别是持少数意见者,总是极尽辱骂和人身攻击之能事。这种做法的危害性极为严重,因为它既可能在不同的意见阵营之间制造难以弥合的分裂,也可能使一些错误的观点(如果它们碰巧是多数意见的话)长期得不到纠正。

更为严重的是,那些在对日政策方面持相同意见的人,可能会在其他问题上,比如在医疗改革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并可能因此也发生分裂。同样,那些在对日政策和医疗改革方面意见相同的人,又可能在税收政策上存在分歧并因此相互攻击。依此类推,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保持一种容忍异见的氛围,人与人之间的攻击和分裂将无所不在。

谁对国家利益伤害更大?

习惯于对持不同观点的人进行人身攻击(即使他们的确真诚地热爱自己的国家),对国家的危害甚至比那些真正实施叛国投敌行为的人还要大。因为后者的危害往往是局部性的,并可以通过法律惩戒予以吓阻。而对于前者,尽管其最终后果是使整个国家变得冷漠、偏执、分裂和软弱,人们却往往无计可施。

值得强调的是,在评价“容忍他人的不同意见”这一规则时,人们应特别注意其总体性的作用与价值,而不仅仅是该规则应用于一些具体情况时所引发的后果。这一规则的具体贯彻往往会显得对社会“弊大于利”。比如,那位教授在日本问题的意见表达,都是以“伤害许多人的感情”的方式,来实现他们持有不同意见的自由。

但是,在各种具体的个案中,如果总是为了顾及更多人的感受而否定个人持有不同意见的自由,或使个人为这一自由付出过高的代价,其必然结果是,要么人们因持有不同意见而相互攻击甚或迫害,要么整个社会都屈从于某一特定观点而噤若寒蝉。这样的社会要么四分五裂、人心涣散,要么一潭死水、毫无生机。

“容忍他人的不同意见”这一规则的总体性意义在于,它能够使所有的人对各种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从而有助于整个社会知识的积累与更新;它能够便于人们不断追求真理,却无需因此而牺牲整个社会的团结与和谐。

不同的中国人,在对日政策或其他重要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可能不是因为持一种意见的人,比持另一种意见的人更爱国,而仅仅是因为人们对实现国家利益的途径看法不一。那些真正的爱国者可能会承认,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胞进行辱骂和人身攻击,并不是促进国家利益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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