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厉历皇帝时期的抗日援朝战争[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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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万历三大征中的第二场就是有名的抗日援朝战争,也是三大征中,规模最大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当时丰臣秀吉刚刚结束了日本的战国时代,统一了全国,日本军队武装也达到了顶峰。然而丰臣秀吉的野心却并非仅仅满足于统一日本,而是梦想侵占整个东亚。在1592年的时候,丰臣秀吉的一封信里就提到“构建以北京为首都的‘大东亚帝国’的梦想”[p446],事实上在一年前,他的一份文书中就已经说“今也欲征大明国,盖非吾所为,天所授也”,到了朝鲜京城汉城被日军攻占以后,丰臣秀吉更是为征服明朝列出了详细的时间表,甚至连侵占中国以后的计

万历三大征中的第二场就是有名的抗日援朝战争,也是三大征中,规模最大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当时丰臣秀吉刚刚结束了日本的战国时代,统一了全国,日本军队武装也达到了顶峰。然而丰臣秀吉的野心却并非仅仅满足于统一日本,而是梦想侵占整个东亚。在1592年的时候,丰臣秀吉的一封信里就提到“构建以北京为首都的‘大东亚帝国’的梦想”[p446],事实上在一年前,他的一份文书中就已经说“今也欲征大明国,盖非吾所为,天所授也”,到了朝鲜京城汉城被日军攻占以后,丰臣秀吉更是为征服明朝列出了详细的时间表,甚至连侵占中国以后的计划都已经做了具体的安排,一共列出了二十五条“大陆经略计划”,其中有“把天皇移行至北京(第十八条),日本本部的天皇则由皇子或皇帝出任。丰臣秀吉自己则移驻日明贸易要港——宁波”。所以日本侵略朝鲜,当时不过是作为侵占中国的一个跳板,而并非目的本身


如果丰臣秀吉的计划得以圆满实现,那么估计现在的屏幕上到处飞舞的就不是辫子戏了,而是倭人发髻,至于什么《天皇秘史》,《秀吉大帝》,《大日风云》(假设“日”是日本侵占中国后的朝代名称)之类的电视剧估计是不会缺少的。专家学者们估计也早有大篇论文论证,大和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秀成员,大和民族统一中国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以及明朝如何腐败不亡没有天理,日本统一中国正是顺应天意民心,中国幸亏被日本统一了,所以才有这么大的领土,明朝皇帝是如何昏庸腐败,日本天皇是何等励精图治,得民心者得天下等等论调都是可以想见的。


不过可惜的是历史没有让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当日军侵占平壤以后,明神宗接到来自朝鲜的求援报告,当即下令兵部“朝鲜危急,请益援兵,你部里看议了来说。王来,可择一善地居之”。樊树志说“尽管有一些传闻,神宗还是毫不犹豫地作出了东征御倭援朝、接纳朝鲜国王避难的决定”。[p499]


决定是作出了,但这次依然是开局不利!首先兵部依然是企图搪塞敷衍了事,“只派游击史儒率少量兵马前往平壤”,结果兵败阵亡,“副总兵祖承训随后统兵三千渡鸭绿江增援,又遭挫败,仅祖承训只身逃回”。


随后主持抗倭援朝事宜的经略宋应昌,兵部尚书石星等人都是怯敌懦弱,胆小怕事,昏庸无能之辈。宋应昌,才刚上任就想辞职。兵部尚书石星更是懦弱无能,一心想求和招抚,结果两人被神宗狠狠痛斥了一顿。“浮言反重于朝命,国纪何在?倭报已紧,宋应昌可即日择行。九卿科道依违观望,今亦不必会议。……再有渎扰的,一并究治。”


石星推荐到军前担任游击将军的沈惟敬也是一个无赖出身,行同汉奸,唯一的长处就是精通日语。此人到了朝鲜,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试图与日军接触求和。


幸而神宗这时也任命了李如松为提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东征前往朝鲜战场。李如松到达朝鲜后,正月初八日,即与当时日军将领小西行长展开激战,结果日军大败,“半夜,小西行长提兵渡过大同江,退保龙山”,随后明军“乘胜追击,一气收复开城、黄海、京畿、江源四道”。到了四月十八日“日军放弃王京南撤,退保釜山,汉江以南千余里朝鲜故土得以收复”[p453]


日军和明军在朝鲜的第一次交锋,以日军失败告终,随后两国开展谈判。万历皇帝致信给朝鲜国王,要他以后吸取教训,改弦易辙,励精图治,不要再玩忽懈怠。同时表示明军从朝鲜撤出,自己无意于朝鲜的一寸土地,朝鲜以后也应该自强,不能总是指望明政府救援“大兵且撤,王今自还国而治之,尺寸之土,朕无与焉。其可更以越国救援为常事,使尔国恃之而不设备,则处堂厝火,行复自及。猝有他变,朕不能为王谋矣”


十二月,神宗下令大兵尽撤,但同时强调,虽然撤兵,“但倭情狡诈,未可遽称事完”。


事态的发展果然被神宗不幸言中。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被明军挫败,早就恼羞成怒,又岂肯善罢甘休。尽管表面上撤出朝鲜,并接受了明朝政府的册封,甚至对神宗皇帝册封诰命中的“万里叩关,恳求内附”的话内心恼怒,但也只能忍气吞声的接受(日本书中说丰臣秀吉当时就撕裂册书,不过是骗人的),第二天还“身穿明朝冠服,在大阪城设宴招待明朝使节”。但实际上早就在积蓄力量,酝酿再一次对朝鲜大举进攻。而当时经办与日本谈判的石星沈惟敬等人又一心欺瞒蒙混,竭力对万历皇帝掩盖丰臣秀吉的真实意图,妄图侥幸无事。


结果到了万历二十五年正月,丰臣秀吉就发动了第二次对朝战争。这次来势更加汹汹,准备更加充足。神宗得讯后,知道使臣和兵部没有把日本方面的真实意图动向报告朝廷,一心求和,竭力欺瞒。当即大怒,马上果断下令, 革去兵部尚书石星等人的职务,令邢玠以兵部尚书出任总督,都御史杨镐经略朝鲜军务,再次出兵抗倭援朝。同时下谕旨声明石星罪状“倭奴狂逞,掠占属国,窥犯内地,皆前兵部尚书石星谄贼酿患,欺君误国,……着锦衣卫拿去法司,从重议罪来说”


根据晚明史一书的记述,当时在朝兵力,明军远低于日军,丰臣秀吉调动的侵朝兵力,这时候已达十二万之多,而“明朝方面的援军,最初预定七万,实际最多时才四万。”后来才陆续增兵,“朝鲜李朝《宣祖实录》的记载,明军达十一万人。不过这些数字都是万历二十六年的事,万历二十五年战争初期兵力没有达到这一水平,日军明显占据优势地位”


所以一开始明军在朝鲜的形势相当困难,据守的城市接连失陷,进攻也遭到挫败。但在万历坚定不移的支持之下,形势开始逆转,日军逐渐抵挡不住明军的攻势, 根据朝鲜人赵庆男《乱中杂录》记载:“丁酉九月六日,天将副总兵解生等,大败贼众于稷山金岛坪,清正等退遁,流下岭南。。。。麻贵领大军启行,至水原下寨,遣兵埋伏于芥川上下,以为后援。。。。。七日黎明,天兵左协出柳浦,右协发令通,大军直从坦途,锣响三成,喊声四合,连放大炮,万旗齐颤,铁马云腾,枪剑奋飞,驰突乱砍,贼尸遍野,一日六合,贼逝披麾。。。。翌日平明,贼兵齐放连炮,张鹤翼以进,白刃交挥,杀气连天,奇形异状,惊惑人眼。天兵应炮突起,铁鞭之下,贼不措手,合战未几,贼兵败遁。合战未几,贼兵败遁,向木川清州而走”


日军遭此惨败之后,明军乘胜追击,接连获胜,二十三日又攻取蔚山,最后把日军将领清正率领的军队围困在岛山,眼看饥渴欲死,清正也到了要拔剑自杀的地步,但这时候日本大批援军到来,天又下大雨,解了清正部队之危难,这时候明军的经略杨镐又指挥失误,仓促撤军,反而使明军遭受了损失。可笑的是满清编写的《明史》,借此大做文章,肆意渲染夸张,结果把明军在朝鲜战场上总体性的胜利完全淡化,把胜利中一场小失败,无边夸大,完全颠倒了事实真相。《晚明史》中转引李光涛的考证,指出满清编写的《明史》在叙述这一事件中的几处重大别有用心的讹误。


首先,满清编写者说“是役也,谋之经年,倾海内之力,合朝鲜通国之众,委弃于一旦,举朝嗟恨”,而实际上“所谓倾海内之力过于夸张,不过是‘分四万人为三三协而已’,而当时明和朝兵力合计有十四万二千余。所谓的 ‘合朝鲜通国之众’也显然夸张,当时所调朝鲜各道之兵,不过一万二千五百人”


其次,满清编写者说“诸营上军籍,死亡殆二万”云云,占了当时参战兵力的一半,然而“朝鲜《宣祖实录》记载,此役之后,明军大势依然,二万之死亡云云当系虚说”。朝鲜的《宣祖实录》和满清编写者的记述究竟哪一个更符合事实的真相,相信是任何人都能做出的判断。满清的编写者显然是硬把大捷指为大败。


再次,满清编写者给日军当时失败找的理由是“地泥淖,且时际穷冬,风雪裂虏”,而实际上“查《宣祖实录》,当时蔚山一带只下雨并未下雪”,所谓的“风雪裂虏”,显然是臆测之词。而且日本许多地方冬天苦寒,而明军中有不少是从浙江等南方调去的士兵,要说耐寒能力,对寒冷的适应能力,那日军显然也在明军之上,如果冬天真能造成什么优势,那优势也在日军一方。退一步说,即便真有所谓的风雪,这风雪大概也不会向定向导弹一样,只去裂虏,不去裂明军吧?用这种借口为日军失败寻找理由,竭力贬低丑化明军成就,真是可笑到极点!


事实上,即便是日本人自己都不得不承认这场战役,真正限于艰苦境地的是日本方面,“三田村泰助的《明帝国和倭寇》指出:明援军……大举进攻加藤清正据守的蔚山,清正率军恶战苦斗,直到次年毛利秀元的援军赶到,才击退明军。此次蔚山之役,是日本出兵朝鲜期间最艰苦的战斗”


事实上仗打到这个地步,被明军教训的头破血流之后,在朝鲜的日本军队已经普遍陷于绝望境地。想要占领朝鲜固然已经是不可能,至于侵占万历统治下的明朝中国,则显然更属痴人做梦。到了这个地步,日本方面,仍旧想要把仗打下去的,大概也就只有丰臣秀吉一人。但即便是丰臣秀吉也明白,这个仗越是打下去,对日本就越是不利,胜利的希望更是渺茫到不可捉摸的地步。在巨大压力面前,在气急交加之下,丰臣秀吉终于一命呜呼。丰臣秀吉一死,本就处于崩溃边缘的在朝日军更是急着要回家了,没有人再想继续留在朝鲜和明军交战,更没有哪个日军将领认为还有获得胜利的希望和可能。一开始他们还半遮半掩的试图和明朝政府讨价还价,有条件撤出朝鲜,但结果在明朝联军接连不断的打击之下,就只能撤掉遮羞布,什么条件都不要了,演变成一路大溃败,大逃亡,日军死伤无数,在明朝联军的有力追击之下,朝鲜几乎成了日军的地狱,哭爹喊娘之下,能够逃出生天,回到日本就已经是大幸了。


可笑的是满清的御用文人走狗为了丑化明朝,把这场抗日援朝的胜利归因于丰臣秀吉的死,实在是荒谬无耻已极!事实是当时的在朝日军本已经在接连失败的打击之下处于崩溃边缘,已无战心斗志,日军在朝鲜的失败本身就让丰臣秀吉急火攻心,气恼郁闷交加,成为送他去见阎王的一道催命符。而丰臣秀吉的死不过是加速了日军崩溃的到来而已,对整个战局的改变并无实质性的影响!这才事情的真实面目。


所以樊树志针对《明史.日本传》中的这一段话“秀吉死,诸倭扬帆尽归,朝鲜患亦平。然自关白侵东国,前后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朝鲜迄无胜算。至关白死,兵祸始休,诸倭亦皆退守岛巢,东南稍有安枕之日矣。”评论说“这种说法与史实有很大出入!”


实际上岂止是有很大出入,完全是彻底歪曲真相!后来日本和满清发生甲午战争,满清残败,满清的走狗更是用《明史》中这段歪曲真相的记述,来为满清遮羞!


实际上,自从这次万历年间,日本侵朝被明军打的惨败,此后将近三百多年的时间,日本只敢龟缩本土,再不敢侵犯朝鲜和中国半步,可见这次惨败对他们的教训是何等巨大,造成的记忆是何等深刻!也更可见这场万历年间抗倭援朝战争胜利的重大意义!这决不是满清的几个皇帝和御用文人走狗所能够贬低丑化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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