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中国人泣血的一句话:我累了,问家里同志好(组图)

月冷千山 收藏 4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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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奠基人、领导者和指挥者。周恩来精神在“两弹一星”的精神里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从1969年到1974年6月1日总理因病重入院治疗,他多次亲自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对我国国防尖端科研事业各个领域,作了一系列重大决定和指示。1974年4月12日,住院前夕,这是周总理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专委会会议。总理像往常一样交代我们:下午3点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并交代有关部门准备以“大烩菜”为主的晚饭。这次会议审查批准了728工程建设方案,即今天已投入运转的秦山核电站工程开工的方案。


会议时间长,总理讲话也多,显然气力不如以前,我请服务员几次给他送上热毛巾。与会者看到这种情况既感动又难过。当时,凡由国防科委组织的“两弹一星”的发射试验及有关项目,总理都仔细审阅报告,听取一线同志的意见。确定发射时间后,总理再亲自写报告呈毛主席批准实施。对重要的试验项目,他都要我们与国防科委随时保持联系。让总理最担心的一次,也是“两弹一星”中最惊险的一幕,是1971年的一次空投核试验。


这次试验由兰州军区空军组织实施。当飞机带弹进入投弹地域上空后,飞行员按动电钮,但弹体舱底盖开关打不开,飞行员启用手动系统也无济于事。紧急时刻,国防科委立即把情况向周总理报告。总理听后,放下手里的文件,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由现场指挥员临机处置,怎么安全怎么办,情况这样紧急不能由北京决定了!”


总理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他是根据试验场区情况复杂多变下达命令的,现场指挥员最有决定权。我觉得,这时总理考虑更多的还是万一出现最坏的结果时要怎么办。总理静静地坐在办公桌前等待消息,办公室静得可怕。几分钟后,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打来电话,声音激动得有些颤抖:“报告总理,飞机安全着陆,飞行员和弹体安全。”总理听后,轻轻地嘘了一口气。他深情地说:“处置得当,很好!感谢他们!”说完又陷入了沉思。


改了号码群众怎么找我?


总理是伟大的人,也是平凡的人,他是把伟大和平凡结合得完美的人。人们会记住他经天纬地的丰功伟绩,也会记住他对普通百姓的点滴关爱。


他和群众一起坐公共汽车体验生活;他在地震区下车亲自指挥车辆,疏导交通;他在黄河岸边和船工一道踏着纤夫的号子前行……一滴水可以映照太阳的光辉。


周总理曾多次告诫国务院机关的同志:不要有衙门作风,要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在总理办公桌旁的茶几上有一部直拨的外线电话,经常有人因拨错号码打进来。总理每次都是非常和蔼而耐心地告诉对方:“你是不是把电话号码拨错了?也可能是串线了……”然后轻轻放下电话机,重新投入工作。在秘书值班室,也有一部外线直拨电话。“文革”中,这部电话一直对外联系,号码是公开的,经常有人打进电话反映情况。我们就想换个号码,可总理不同意,他说:“改了号码群众再有什么事怎么找我啊?”于是这部电话一直没改号。


1969年12月28日,总理对北京市交通作出批示:应将快慢车道标志加粗并标准化,使之醒目。此外,人行横道标志也应清晰明了。长安街中间的“安全岛”必须恢复起来。


一次我随总理从大会堂开完会回中南海,那天正在下雨,总理对司机杨金明说:“车子别开得太快,行人看到会紧张,有的路段有水,别溅到骑车人身上。”


1974年6月的一天,总理刚动完手术,就起身翻看我们给他挑选送阅的文件资料。有一封群众来信反映,山西一个山区的食盐比城市贵一分钱。山区农民的生活本来就十分困难,盐比城里还贵,这怎么行?总理躺在病床上立即给李先念副总理打电话:“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让山区群众吃上盐。”


初中语文课本里曾有一篇课文——《一件珍贵的衬衫》,写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1972年8月3日下午,我随总理坐车去人民大会堂开会。汽车快行驶到府右街南端时,突然一个上身穿白色长袖衬衫、大约十七八岁的女孩子骑车从府右街西侧略带下坡的太仆寺街北口冲了过来,一下子撞在了汽车车头侧前轮处。女孩趴在了汽车右前盖上。司机眼疾脚快,猛地一脚急刹车。刹车瞬间,总理的上身前后晃了两下,我赶紧扶住了。卫士张树迎迅速下车扶起女孩交给后面上来的警卫人员。总理虽然没有看清楚,但也看了个大概,随着前行,他的心情很不安,嘴里不停地念叨:“你们看,不小心把孩子撞了,孩子到底怎么样了?”


到了人民大会堂,总理刚下车就着急地说:“赶快问一下孩子怎么样了?”直到得知孩子到医院做了检查,确实没受伤,只是上衣剐破一块,总理才放心。他执意让人买一件新衬衣送给孩子,并说:“把人家衬衫剐破了,总要赔嘛,从我工资里出钱!”


他爱人是对调,没沾你的光


我在总理身边工作八年,回西安探过4次家,每次回家,邓大姐都会准备一份礼物让我带回去。我每次探家回来,都带一摞我母亲烙的河南烙饼。大姐尝了,说味道不错。我和爱人长期两地分居总不是办法,而且她带着两个孩子实在困难。可按照规定,连职干部家属不能随军,在西花厅工作的同志从无提职的先例。好在当时国家有一项政策:两地之间的工人在自愿的情况下,工作可以“对调”。


非常巧,一次我偶然同一位在北京市邮政局工作的战友说起这事,他说他们局有位同志家在西安,正为调回去发愁呢。战友很热心,从中联络,按对调程序把事办成了。我很感谢这位战友。


总理入院之前,一天和邓大姐在院里散步,大姐趁机笑着对总理说:“小纪的爱人‘对调’快来北京了,这是符合国家政策的,可没沾你什么光。”总理也很高兴地应了一声:“好啊!”接着又问我:“你爱人不是车工吗,还有关节炎,在北京安排什么工作?”


我记得上次总理问起我爱人的情况是两年前,老人家事情那么多,却清楚记得一个工作人员偶然提起的家庭琐事,使我又惊奇,又感动。


恩来呀让我再看你一眼


“你们来了,我累了,问家里同志好。”这是1975年12月31日中午12时,钱嘉东、赵茂峰和我三人到医院看望总理时,老人家对我们说出的话。他躺在病床上,睁开那双睿智、慈祥的眼睛,微微招了招瘦弱无力的右手,用我们刚刚能听到的声音,一字一顿用尽全身气力说出了这句话。说完,总理又闭上眼睛陷入了昏迷之中……当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他的病房时,大脑一片空白,只剩下满脸的泪水。


这一天离总理辞世只有不到8天的时间。这是总理生前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这位陪伴月亮和太阳最多的人,第一次向我们真正说出了“累”字。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周总理办公桌上的日历永远停在了这一天。我们到医院时,病房已经清理完毕,总理安卧在床上,我们深深地向总理的遗体三鞠躬,向老人家作最后的诀别。1月8日上午,总理的遗体移至北京医院整容,准备人们瞻仰。有的人为见总理最后一面,等了一天又一天,排了一次又一次的队,而当他们如愿以偿时,泪水已经流干了。1月11日下午4时30分,总理的遗体火化。凛冽的北风挡不住为总理送殡的人群。


当总理的遗体停放在八宝山灵堂时,在那里等候的人们簇拥着扑向灵柩,泪飞如雨。邓大姐哭诉着:“恩来呀,我们永别了!让我再看你一眼……”


人们的哭声更大了,那种炽烈,那种悲怆,至今让人想起来会潸然泪下。负责现场指挥的是国务院管理局副局长高富有,他流着泪水大声呼喊:“请同志们节哀,请你们支持我的工作!”他用带着哭腔的声音下达了将总理的遗体送入火化炉的命令!


那个乳名“大鸾”的吉祥神鸟啊,从此在中华民族的沃土上涅槃,在熊熊的烈火中永生!


他像他的名字一亲,“周”治万物,“恩”泽中华,“来”于自然,把无限的爱留在了人间。他走了,踏着青烟,乘着劲风,把一切美好带上了云霄。(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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