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同志生平(1899-1992)

93岁高龄德高望重的聂荣臻同志,走完了他革命征途的最后一步,于1992年5月14日与世长辞了!


聂荣臻同志1899年12月29日生于四川省江津县吴滩镇石院子。幼年家境衰落,生活艰辛。在断续就读私塾、小学后,1917年考入江津县立中学。五四运动中积极参加当地学生爱国斗争。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就读于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同年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1923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训练部副主任。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任国民党驻巴黎通讯处处长。1924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2月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同年9月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参与创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1926年7月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参加北伐战争。北伐军攻占武昌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派往上海,协助周恩来将惨遭摧残的工人纠察队转入秘密活动。5月,湖北省委军委并入中共中央军事部后,参与军事部的领导工作。他是较早懂得中国共产党必须直接掌握武装的革命前驱者之一。


1927年7月中旬,被周恩来指定为前敌军委书记,赴九江准备组织武装起义。8月1日,在马回岭地区成功地将张发奎部第25师两个多团拉到南昌参加起义,任起义军第11军党代表,与军长叶挺率部南下。潮汕失败后,与叶挺、杨石魂护送重病中的周恩来转赴香港。同年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在起义军受挫的紧急关头,与叶挺果断决定撤退,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装力量。1928年初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1930年初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长,同年5月后在中央特科和中央军委工作,1931年1月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先后在香港、天津、上海等地坚持艰险的秘密斗争。


1931年底进入中央苏区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曾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3月任第1军团政治委员,在“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坚持要中央红军夺取赣江两岸城市时,支持***关于红军主力应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赣东北地区发展的正确意见。同年4月,作为红军东路军政治委员,参与指挥了漳州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在部队驻漳期间,坚决执行***制订的城市政策和纪律,有力地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1932年冬以后,率部参加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在战斗关键时刻,均亲临前线指挥。长征中,在突破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时,坚决执行军委关于控制九峰山的命令,保障了中央军委纵队等后续部队左翼的安全。在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时,率部顽强抗击优势敌人的轮番进攻,掩护中央纵队与部分红军渡过湘江。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的正确主张。过金沙江后,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刘伯承一起,率部通过大凉山彝族同胞聚居区,强渡大渡河,策应西岸红军夺取泸定桥。随后率部翻雪山,过草地,攻占腊子口,为中央主力红军打开了前进道路。其间,在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合后,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

裂活动。到陕北后,率部参加直罗镇战役和东征、西征战役。1936年11月,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同年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政治委员。参与指挥平型关战斗,歼灭日军精锐坂垣师团1000多人,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敌人的第一个大胜利。


1937年11月,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3000人的武装,在晋察冀边区创建了华北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的建立、巩固与发展中,创造性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各项政策,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不久,日军调集2万余人,向边区发动八路围攻,他采取广泛的游击战和集中主力歼敌一部的方针,打击和消耗敌人,迫其主力回到铁路沿线。1938年2月至7月,为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他指挥晋察冀军区部队对平汉、平绥、正太铁路进行了三次破袭战,振奋了敌后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这一时期,还派出部队开辟冀东、平西、平北等抗日根据地,使晋察冀边区迅速扩大。到1939年,晋察冀边区发展到72个县,人口1200万,武装部队有31个主力团近10万人,另有民兵等地方武装数十万人。曾被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誉为“模范抗日根据地和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同年5月,写了《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一书,系统总结了晋察冀军民抗日斗争的经验。这本书由***、朱德、王稼祥分别作序,在重庆、延安发行,宣传了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业绩,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8年起,抓紧时机整训了一批主力兵团。1939年夏初起,指挥所部接连取得大龙华、雁宿崖、黄土岭等歼灭战的胜利。尤其在指挥雁宿崖、黄土岭的伏击围歼战中,歼日军1500余人,击毙了被日军称为“名将之花”的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


1940年8月起,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率部参加百团大战。先后组织指挥39个团和大批地方武装,对正太、津浦、平汉、北宁、沧石、沧保等铁路、公路线进行破击战,有力地打击了日军推行的“囚笼政策”。在攻占井陉煤矿的战斗中,他以革命人道主义的博大胸怀,把从战火中救出的两个日本女孩妥善地送交日军,并就此写信给日军官兵,进行政治工作。40年后,被救的美穗子专程来中国看望他,成为中日人民友好史中的佳话。1941年秋,在日军7万余人对北岳、平西根据地大举“扫荡”时,一面指挥主力相继转至外线打击敌人,同时率领党政军机关近万人,在只有一个团兵力掩护下,巧妙地跳出了敌军的包围圈,粉碎了日军围歼边区领导机关及主力部队的企图。1942年,在斗争极其残酷、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提出“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斗争方针,将主力部队分散活动,配合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同时组建多支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把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以打击和瓦解伪军、伪政权为主,相机袭击或夺取日伪军力量薄弱的据点,扩大游击区。至1943年后,逐步挫败了敌人的“封锁”、“扫荡”、“蚕食”和“清剿”,扭转了困难局面。


1943年秋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在敌后6年,领导晋察冀军民粉碎了敌人1万兵力以上的10次大规模“围攻”和“扫荡”,挫败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歼日伪军19万人。1945年8月11日起,部署晋察冀军区部队对日反攻作战,解放了察哈尔、热河省全部,河北省大部,山西、绥远、辽宁省部分地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书记。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陆续抽调大量晋察冀的部队和大批干部,开赴东北,参加创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1947年4月,指挥正太战役,置增援之敌于不顾,集中优势兵力,击敌薄弱环节,歼国民党军3.5万余人,攻克正太路沿线7城及井陉等重要矿区,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1947年10月,在取得清风店战役的重大胜利后,又组织所部乘胜发起石家庄战役,全歼守敌2.4万人,创攻克坚固设防重镇的范例。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同年3至9月,先后组织进行了察南、绥东、热西、冀东、保北、察绥等战役。共歼敌5.6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平津战役发起后,根据1949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与林彪、罗荣桓组成平津前线总前委,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作战,取得了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的重大胜利;在此期间还参与领导了同傅作义的和平谈判,推动了北平的和平解放。2月,兼任平津卫戍区司令。9月,兼任北平市市长、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迅速整顿了平津地区的社会治安秩序,完成了和平改编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所属25万人的任务,为新中国定都北京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1949年6月,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主持总参谋部的日常工作;1950年初任代理总参谋长,协助中央军委领导人,部署人民解放军继续解放西南地区和华东沿海岛屿,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的部署、训练、运输、供应、补兵、轮换等工作。主持人民解放军大规模精简整编,压缩兵员定额,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并向地方输送大批骨干;参与组建各军兵种领导机构和一批军事院校;组织制订各种军事条令、条例等。他主张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学习外军的经验,重视我军优良传统的继承、研究和发展,强调要大力提高指战员的文化水平,以加速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武器装备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5年7月,被中共中央指定为领导原子能事业的三人小组成员。1956年4月,任国务院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领导发展火箭和航空事业。同年1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1958年,兼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管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在领导科学技术工作中,坚决执行中央和军委的方针,模范地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56年,在参与领导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的同时,组织草拟了“对十二年科学规划中国防研究项目的意见”,明确了武器装备研制的奋斗目标。随即积极组建机构,组织队伍。到1960年,陆续建立了导弹、原子弹、飞机、舰船和军用电子设备等研究院,并相应建成了各种武器试验基地、必要的科研服务机构,以及十余所培养科技人才的高等院校。


60年代初,在国内遇到严重困难,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停止一切技术援助的情况下,他先后于1960年7月3日、1961年8月20日向中共中央和***报告,力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继续研制导弹和原子弹。在***、周恩来等领导支持下,采取突出重点,任务排队,组织全国大协作,狠攻新型原材料、电子原器件、仪器仪表、精密机械、大型设备等技术难关,并进一步调整知识分子政策,领导制订著名的“科学工作十四条”等一系列措施,仅用5年时间,研制成功多种导弹、原子弹,不久又研制成功氢弹,并为远程火箭、人造地球卫星、核潜艇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础。同期,在研制常规武器和民用科研项目方面也取得显著成果,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被诬陷为“二月逆流”成员而受到压制和打击。在逆境中,他想方设法保护国防科研战线上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尽量减少动乱给国防建设带来的损害。1969年夏,受***、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叶剑英、徐向前等一起,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历史新时期,年届八旬的聂荣臻,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领导岗位上,以病弱之躯,全身心地关怀着党、国家和军队的各项建设事业,提出许多中肯意见,坚决支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的基本路线。为贯彻中央关于干部“四化”的方针,早在1982年看望出席党的十二大的解放军代表时就提出,“我已经83岁了,应该交班了,我请求交班。”1985年请求退出中央委员会,1987年辞去了党内外一切职务。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尤为令人感动的是,在病重期间,仍坚持每天听工作人员读报和念文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在临别遗言中说:“我坚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坚信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十分正确的。我非常赞同***同志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谈话。我很想多看一看,几十年来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喜人形势,也很想多听一听祖国科技事业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现在行将归去,临别依依,好像有许多话还言犹未尽。我衷心希望全党同志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同时也希望全军同志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进一步巩固国防,保卫和平。我希望海峡两岸,尽快统一。我希望全国的科技工作者牢记科技兴国的重任,努力攀登世界高科技的崇山峻岭,为国争光,为人类进步多作贡献!”还一再嘱咐,他的丧事要从简,坚决按中央的指示精神办。


聂荣臻同志是中共第七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83年6月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著有《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1939)、《聂荣臻回忆录》(1983)等。


聂荣臻同志是杰出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老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在整整70年中,对人民革命事业,对共产主义信念始终忠贞不渝。一贯忠于党的组织原则,凡是中央的决定,无不坚决执行。在作战指挥中,胸怀全局,运筹帷幄,善于捕捉战机,屡建殊勋。热爱科学,在领导科技事业和各项工作中,坚韧不拔,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成绩斐然。心地坦荡,大公无私,生活简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被***称为“厚道人”。


聂荣臻同志为开创和建设新中国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他的优秀品德和领导才能将成为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和学习榜样!


聂荣臻同志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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