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战争将是重新划分亚洲和世界格局的“准世界大战”(转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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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民族主义何罪之有?

一、鞭尸“义和团”,目的就是为了铲除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根基

上个世纪80年代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文化魅力的潮水涌入,本身发育就极不健全的中国民族主义,立即“零落成泥碾作尘”,跌落进“自卑自怜”、 “自暴自弃”的泥土中去。一时间,对西方文明的热爱变成了对本民族及文化的仇视,对西方文明的追捧变成了对中国没有“当三百年殖民地”的诅咒,一时间,中国和与中国相关联的精神和文化成了坟场和粪坑,一时间,中国突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汉奸文化”的海洋,“精神卖国”和“自我作践”,已经成了文化界与知识界最时髦的华丽外表和捞取美元与绿卡的敲门砖。

然而,浩瀚的江海不是几个破塑料桶就可以舀干见底。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民众理性的回归和“美氏民主大棒”毫不领情的迎头痛击,中国民族主义在失落近乎绝望的石头下顽强的发出新芽,迎风壮大,正在长成一颗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却突然要被人拦腰砍断,从圣坛上拉下将下来,坐到了被审判的位子上。

中国国内外的知识分子,又开始咬牙切齿的来清算民族主义了。就像60多年前,两个日本军官在南京比赛,看谁杀的中国人多一样,那些“民主先生们”也在搞一场口诛笔伐的大奖赛,谁把中国的民族主义骂得最狠,骂得最绝,谁就是“摩托罗拉”大奖赛的冠军。

第一个被墓穴中挖出来鞭尸扬灰的,居然是100年前的“义和团”。

在1840年以前,中国与法国的贸易规模小于中英贸易和中美贸易,乾隆52年(1787年),在越南传教的法国德兰区主教百多禄,建议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对越南用兵,以抵制英国在亚洲的商务优势,百多禄在封议中继续说道:“此外还有其他的利益。……这是从这个国家(越南)……建议(修)一条达到中国东部去的商道,将获得莫大利益。”这个奏议成为法国制定亚洲政策的指导思想。1844年10月,中国便在法国的讹诈逼迫之下,在法国军舰上鉴定了中法《黄埔条约》,这个条约除了攫取更多的特权,法国还专门强迫清政府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准许传教士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

从1095年罗马教皇乌尔班号召发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的传教士们扮演的都是虚伪而贪婪的另一类掠夺者的角色,从来都是殖民者犯罪前的向导与奸细,犯罪时的见证与帮凶,犯罪后的宽恕者和分赃者。

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民主”、“自由”的杰出代表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随着外国人在中国不受制约的优势地位的确立,无数的商人、政客、学者、游客、冒险家、传教士、诈骗犯、间谍甚至流浪汉和娼妓,形成了一股淘金的浪潮,越过大洋滚滚而来,以广州、上海和天津为桥头堡,逐渐向中国内陆蔓延。失去了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后,尚处于小农经济时代的中国人在混乱无序的不平等竞争中,哪里是那些以国家和宗教支持的资本主义掠食者的对手,60年下来,中国积累了几千年的财富,就象黄河中的泥沙滚滚流进了西方殖民者的腰包,而身后却只留下贫瘠的高原,人民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下怎能不破产贫弱,怎能不愚昧麻木,怎能不在胸中积累愤怒,怎能不将这种愤怒用暴力方式释放出来。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义和团”运动首先是对经济压迫和经济掠夺的反抗,然后才上升为文化和政治的反抗,成为“面临绝境的农耕文明”与“掠夺成性的资本主义文明”必然的暴力碰撞。

不言而喻,“义和团”运动的反抗手段盲目、荒诞而又极端,但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只能用它自己所知道的所能使用的暴力手段来反抗外来侵略,处于黑暗愚昧中的中国人,除此以外还能用什么别的办法?如果他们不使用大刀对付洋枪,那他们使用什么呢?难道他们要穿上西装、手握“战斧”式巡航导弹才能证明自己合法而很“文明”吗?他们““烧教堂、毁铁路、焚电局、割电线”,是因为这些他们看不懂的东西不仅没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还让他们的财富通过这些“洋玩艺”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来看看这几段精彩绝伦的文字。

杨小凯《从科索沃事件看中国民主和政党政治的前景》:

“上个世纪末,中国并没有形成这种意识形态(禁止宗教和政治迫害)。因此,民众和政府都不能容忍自由教会在中国的发展。义和团实际上是对自由教会搞宗教迫害,并以扶清灭洋来争取当局的认同。‘灭洋’类似今天的种族清洗,仅仅因为人家不是中国人,信不同的宗教,就有杀身之祸。这种宗教迫害,对自由结社和人身自由、人身安全的侵犯,理所当然受到西方各国的一致反对,这是中国庚子之乱的根源。客观地反省,中国政府和义和团当时的行为是野蛮人的行为,是应该受到制裁的。”

那位在“自由亚洲电台”主持“华盛顿手记”专题的北明先生,更是把强奸历史、颠倒黑白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至:

“美国在‘门户开放’政策下参加‘八国联军’是制约欧洲列强,保护中国关税自主权,保证中国关税收入,”而“八国联军出兵中国是被迫自卫”,“从长程历史看,近代百年屈辱,西方列强逼迫清廷打开商贸大门,对中国而言,未始全是坏事,否则,怎会有今日中国之积极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联合创办经济实体和经济开发区、努力加入世界经贸组织、主动承诺信守国际规则呢?”

一个被肌肉发达的强盗淫虐的女性,用藏在衣服里的剪刀扎伤了强盗的屁股,却被她的后人斥为愚昧和野蛮,后人认为,这位女性应该用拳击方式来和强盗来进行“fairplay”的比赛。

其实,这些子孙心理也很清楚,柔弱的女性和强盗没有较量的可能,他们只是用这种指责来掩盖他们潜意识里一种卑污的欲念,他们埋怨那位女性为什么要反抗,他们希望那位女性顺从,然后产下中西合壁的杂种来,他们这些子孙就脱胎换骨,变成了金发闭眼的洋人,彻底埋葬了自己的身世和人种,然后混进华尔街、好莱坞洋人“文明”的海洋中去。

如果没办法反抗强奸,那就只有闭着眼睛享受,这就是现代“民主派”的先生们,以他们奴仆加娼妓的实用主义价值观,来侮辱100年前那些为生存而战的愚昧而不屈服的斗士。今天那些“民主派”,用现代评价“野蛮”的标准,就来判100年前祖先的死刑,他们不仅自己要对“文明”征服奴颜婢膝,而且还不允许祖先们进行反抗,这不知是祖先的悲哀,还是后世子孙的悲哀。



作者:男儿带吴钩 回复日期:2005-10-17 13:38:40

第三章 “美氏民主”、“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正在剥夺我们手中的武器

打赢台海战争,统一台湾,什么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

中华文明能历经几千年辉煌而完整延续下来,最有力的保障武器,应该是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华民族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统一观,从“三皇五帝”到满清民国,中国无数次“合久比分、分久必合”,但最终都能化险为夷,绝处逢生,根本原因就在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超强的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在全世界各种语言中,大概只有中国人才把“国”与“家”连在一起,才营造出“国家”这个血肉相连的抽象词汇。

同样,统一台湾,我们最有力的武器不是导弹也不是原子弹,而是几千年来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是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号召力,也是几千年辉煌传统延续下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毋庸讳言,这种向心力正前所未有地受到来自于民族内外的挑战,这种灿烂文化和“大一统”的辉煌传统正在受到来自于传统内外的怀疑和批判。

第一节 鼓吹用“文化观”和“民族观”来替代国家观、超越国家观

一、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龙应台帮助“台独”挖到了我们脆弱的基础。

龙应台在《向核心价值迈进超越台湾主义》中,引用了卡尔巴柏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对追求乌托邦的激进主义者提出的警告。

卡尔巴柏认为,乌托邦往往是一种国家想像,这种国家想像在激进者手中变成一个终极标准,来衡量一切行为的善恶。“凡是对国家有利的就是善的、道德的、正义的;威胁国家利益的就是坏的、罪恶的、不义的。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行动是道德的,危害国家利益的行动是不道德的。”

龙应台说:“这种道德逻辑,听起来多么熟悉。共产党这么告诉大陆的人民,国民党这么告诉台湾的人民。令人不安的是,把‘国家’两个字换成‘台湾主体性’读读看:‘凡是对台湾主体性有利的就是善的、道德的、正义的;威胁台湾主体性的就是坏的、罪恶的、不义的。为台湾主体性服务的行动是道德的,危害台湾主体性的行动是不道德的。’熟悉吗?这是民进党的今日台湾。……这种逻辑,用巴柏的语言称呼,‘就是集体主义的、部落的、集权主义的道德理论’。”

龙应台在批判“台湾主体性”的同时,也顺便批判了“国家主体性”,批判了“乌托邦般的国家想像”。

二、不能因为国家具有侵犯个体人权的功能,就由此否定了国家存在的所有理由。

平心而论,国家作为一个政权工具,在组织抗击外来压力的同时,也具备了对内的.功能。历史上的多少暴政都是盗用国家的神圣名义来进行的,如德国纳粹对犹太民族的灭绝,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党人的血腥.,中国“文化大革命”对政治异己的专政,前苏联疯狂的对外扩张,美国在“反恐”名义下的对阿拉伯世界的“东征”,都是以国家的名义来进行的。在国家名义下的集权主义,往往将国家机器作为残酷的刀斧,剥夺人民个体的权利和生命,甚至将全民族绑架上少数人利益的战车。

解释国家两重功能最好的范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苏联。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把持了国家大权的斯大林对党的高层领导、军队、共青团、职工会、科学界、文化艺术界、经济界等各行各业,尤其是其中的优秀分子,进行了残酷的“大清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斯大林对军队干部的清洗更是惊人。在那个时候,被窃国者控制的国家对任何一个人来说仿佛是一个黑暗的地狱。但是,1941年6月22日拂晓,希特勒打响了“巴巴罗沙计划”的第一枪,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而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国家又成了拯救全体人民的盾牌和武器,所有的力量都必须在国家的名义下面才能聚集起来,才能最有效的发挥抗击外敌的作用。正是因为国家的存在和强大,才拯救了苏联,拯救了俄罗斯。

个体在一个国家里的命运,常常会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拉扯和撕裂,甚至扮演社稷祭坛上牺牲品的角色,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痛苦的疑问:

“我爱这个国家,为什么这个国家不爱我?”

“不爱我的国家,值得我爱吗?”

这是个体的不幸,而个人逃避这种不幸,又往往会导致种群承受更大的苦难。逍遥遁世,或者卖国求荣,极少数“个体”得到了幸免或奖赏,而牺牲的却是绝大多数的“个体”。

这是国家框架下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的两难,这是个无法取掉的极其沉重的十字架,它挂在我们每个人的胸口,只有殉道的精神,才能让我们得到救赎。

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就是让我们摆脱这种“两难”,进入更高的人道境界,这就是我们要寻求的真正的民主,也是全人类的未来,尽管道路漫长而曲折,但它一定会到来。

三、“美国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从来都是美国人最冠冕堂皇的口号。

“民主派”们神往无限的美国,每每在世界某处发生危机时,在电视面前口口声声说得最多的,都是要保护美国在全球的“国家利益”,而在对手遇到麻烦的时候,美国才会压住内心的兴奋,义正词严的要来捍卫“民主”的尊严。

中、南美洲接壤处的巴拿马运河,是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便捷水道,可使太平洋到大西洋的航程缩短一万多公里,每年都有100艘(次)以上的美国军舰经运河驶往世界各地(越南战争期间高达每年1500艘),但运河区由美国驻军长期控制。为收回运河管理权,巴拿马同美国进行了长期斗争,1977年,迫于巴拿马人民强烈要求及世界舆论压力,美国卡特政府曾与巴拿马总统托里芬斯将军签订《关于巴拿马运河永久中立和运河营运条约》,答应从1990年起,将运河逐步交还巴方管理,至2000年撤走美军,将运河主权全部归还巴拿马。里根政府上台后即想推翻该条约,美巴关系随之紧张,布什政府更不愿在其任期内失去对运河的控制权。为推翻在运河主权问题上态度强硬的巴国防军司令诺列加(后任政府首脑),延续美对运河的控制,从1987年6月起,美国曾先后三次策动旨在推翻诺列加的军事政变,但均未成功,最后借口诺列加贩毒和破坏“民主”,由美军直接武装入侵巴拿马。1989年12月20日,美国对巴拿马发动了代号为“正义事业”的入侵行动,抓获巴拿马总统诺列加,将其送交美国司法部审判,最后判处诺列加40年监禁。

第一,诺列加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公民,他否犯有美国所指控的罪行,应该由巴拿马本国来进行审判,从国际法原则来看,美国无权越过国界直接抓捕并且审判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公民,如果该公民在美国国土上犯罪,美国也只能经巴拿马同意后引渡。

第二,诺列加是巴拿马共和国的总统,美国根本没有资格来进行审判,即使诺列加犯下战争罪或反人类罪,也只能由国际法庭来调查取证和进行审判(如二次大战后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而美国的逻辑却是先假设诺列加有罪,然后用武力入侵巴拿马后加以逮捕,再送到美国去监禁,随后才来为审判收集证据,而最后还要让诺列加在美国监狱里坐40年牢。

第三,美国借口诺列加贩毒就出动军队入侵巴拿马,造成巴拿马上千名平民的死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那是不是巴拿马政府也有权到美国去逮捕布什总统呢?

这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其他再漂亮的口号也掩盖不了丑陋的事实。

美国入侵巴拿马事件,是美国打着“民主”旗号为自己而剥夺他国利益的最赤裸裸的范例,从此以后,只要美国人说到“捍卫民主价值”,说到“国际法”,大概上帝也会发笑吧。

国家契约学说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认为,人性是恶的,人自私自利、恐惧贪婪、残暴无情,人与人彼此离异、敌对,又互相防范、征战不已。不过,由于人人都有保存自己、企求安全的欲望,在理性的驱使下,或者说,在自然法的支配下,人们为了摆脱悲惨可怕的自然状态,甘愿放弃了原来享有的自然权利,彼此订立了一种社会契约,于是建立了国家。

在《利维坦》一书中,霍布斯把人类进入社会、组成国家之前的时期设想为人人自危的普遍争斗的自然状态。在这种“战争状态”下,人像兽类一样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且短寿。更有甚者,他认为自然状态的威胁随时存在,只要人们一旦脱离了国家,或国家主权一旦遭到破坏,就会立即恢复到互相争斗、恐惧不安的自然状态了。

就像***认为人从出生起就带着“原罪”一样,国家的起源也确实带有某种“原罪”。

人类的群居和生产工具的使用,带来了物质产品的剩余,剩余产品的分配便使得混沌平等的原始人类中开始出现私有制,而私有制又形成阶级,而阶级最终消灭了氏族社会,形成了国家。

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国家就作为一个集团,天然就具备了一种压迫的功能,要么多数人剥夺少数人的权益,要么少数人剥夺多数人的权益。从奴隶制到封建制,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最根本的变革方向,就是国家政权从“天赋神权”的极少数统治者手中,慢慢向人民大众转移,一个人的国家,变成一部分人的国家,又变成大部分人的国家,最后成为全民的国家,这就是民主的最终标准,也是民主成为人类追求的最终价值所在。全民对国家权利分享的程度,也就是民主化的程度。

以长远的眼光来看,随着文明的演进,国家的观念会逐渐淡化最后直至消亡,全世界消灭了阶级,消灭了集团——民主发展到最后,又与“共产主义”殊途同归,倒真成了反对“共产恶魔”的“美氏民主”的天大笑话——会成为一个没有樊篱阻隔的大家庭,这是一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仍还看不到这种趋势,看不到国家消亡的征兆(欧盟只是几十个国家在政治经济上形成平衡的联盟,联盟消灭不了国家),尤其是今后全球又将面临一个更加危险的新帝国——美国帝国的疯狂扩张,我们更不能放弃国家这一最有力的防御武器。

四、“美氏民主派”对国家的感情,完全是“有奶便是娘”的势利嘴脸。

“美氏民主派”们偏斜的目光,看不见美国在“反恐”大旗下,不惜编造侵略理由——美国最终承认了“情报失误”,萨达姆没有和“基地”勾结,也没有制造“大规模杀伤武器”,美国当初攻打伊拉克的理由完全不复存在——无限制的追求自己国家的最大利益,占领他国领土,掠夺石油资源,却反过来要让中国超越国家观念,扮演无私的“和平耶稣”,把自己钉在别人的十字架上,成全犹大们的阴谋和“罗马人”的功绩。“美氏民主派”们一边在赞赏迈克尔·乔丹在中国的商业巡游时要求必须乘坐美国汽车——道奇,垂涎三尺地赞赏美国人对国家的忠诚和爱戴,一边却对自己的国家横加责罚,斥为一无是处,并且振振有辞:美国国家富强,人家当然要热爱,中国落后贫穷,我们为什么要去爱她。

许多“民主派”的先生们对国家的感情,在这里完全变成了“有奶便是娘”的势利交换,变成了无耻的市侩嘴脸。

从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来看,战争是社会每过一段时间就要降临的常态,和平只是战争之间的间歇。到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终于有可能来享受较长时间的和平,但是在和平的枕头下面,我们仍然不能忘记放一把警惕的宝剑。和平是宝剑带来的战利品,而宝剑又必须是和平的守护神。

守好我们的疆域,守好我们的民族,国家是我们遮风挡雨的屋顶,民族主义是我们打击豺狼的猎枪,我们只有守住坚固的阵地,握紧了武器,才有资格来谈对幸福的向往,才敢追寻通往真正民主的天堂之路。

第二节、“美氏民主”的慢性毒药,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机体

“美氏民主”正像慢性毒药一样,侵蚀着我们的机体,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抗体”,当最后病菌大规模袭来的时候,我们突然才发现,原来我们手里面已经没有救命的“抗生素”了。

这种危险的场景,中国人在2003年的“SARS”风暴中已经切身经历了一次。值得感谢的是,我们只是经历了一次近乎演习的“生化危机”,否则,在国家遭受重大危机的时候,这样一个微小而凶恶的病毒可能就击倒一个国家,葬送一个民族。

我们的敌人撒播下那许许多多的病毒,在暗中等待的就是那一天。

抛弃了现行制度,美国是不是就成了“平等待我之民族”?

美国播下的最致命的“民主毒药”,就是给许多迷茫的中国人带来的一个梦幻般的福音:只要中国人民推翻“专制”,抛弃“社会主义”,象台湾一样走上“民主” 的道路,美国对中国的所有敌对行为便会改弦更张,美国就会成为中国最亲密的朋友,美国不说倾其所有来帮助中国人享受民主富足,最起码会平等待我,再也不会与我为敌。

所以,美国拦截“银河号”也好,美国炸中国大使馆也好,美国撞中国的飞机也好,美国给台湾大量军售也好,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也好,美国频频制裁中国也好,这些都不是美国不对,而是中国不好,是中国的制度不好,要是中国放弃了这种“制度”,以上所有的事情就再也不会发生。

世界上有这么美好的筵席在等着我们入座吗?

在这里,我们不讲正面的理由,还是来看看俄罗斯。

十几年前,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带领人民一举推翻了自己的布尔什维克,然后叶利钦再往前走了一步,摧毁了苏联那庞大的碉堡,顷刻间,一个“邪恶帝国”土崩瓦解,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幸事,自然也是美国的幸事。

劫后余生的俄罗斯,开始接受西方经济学家的帮助,用“休克疗法”来建立纯西方的市场经济架构,可得到的却是经济濒临崩溃的结局,人民生活一落千丈,在1988年,美国金融寡头索罗斯雪上加霜,还没忘记给俄罗斯再来一刀。

几乎在一夜之间,俄罗斯放弃了前苏联所有的势力范围,退回到“独联体”的疆域中去,只是在关键的几个中亚国家内保留了一部分军事存在。而又在十来年的时间里,美国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便完全“攻占”了俄罗斯“让”出来的这些地区,一直把坦克开进阿富汗、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炮口紧紧的抵住了俄罗斯“柔软的下腹部”。

俄罗斯的退却还没有尽头,2000年3月,还处于叶利钦卵翼下的普京试探性的放风说,如果(加入北约)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有可能加入北约。对此,北约秘书长罗伯逊作了一个精辟的“表态”:俄罗斯加入北约,就像大象要进入浴缸一样,到头来结果是浴缸保不住,大象也没有真正洗成澡。

换句话说,象俄罗斯这种大象,根本就不要想进到北约的浴缸里去洗澡,真要想洗的话,除非俄罗斯不再是大象,而是化整为零变成了北极圈里的驯鹿。

象俄罗斯这样一个***文化圈里的欧洲国家,即使推翻了“共产暴政”,完全实现了民主选举,照样没有资格参加北约的筵席,那象中国人这样的完全没有基督文明和资本主义“血统”的亚洲黄种人,即使砸开了自己的围墙,可又凭什么来博取美国人的欢心,被请到到德克萨斯克州劳福德小镇的牧场上去吃牛排呢?

即使是日本,在美国和苏联比赛摔跤的夹缝中,偷吃了美国的牛排,结果又如何,关键的时候照样被“广场协定”踩下去当垫脚石,从投降到今天,一直都被压制得出不了头,变成了美国报销军费的“提款机”。

如果中国投降,只怕是当垫脚石的资格都没有,更不要去想当“战略伙伴”。

9·11以后,布什以地球统治者的姿态给全世界划了一条蛮横的界限,要么支持美国,是美国的盟友,否则就是支持恐怖分子,是美国的敌人。

美国在不同的时期,曾经选择过不同的盟友。口头上,美国是“民主”、“自由”的代名词,却并不以此来作为选择盟友的标准。蒋介石、吴庭艳、皮诺切特、萨达姆,无一不是专制的暴君,即使是中东富得流油的盟国沙特,也存在着富裕掩盖下残忍的宗教压迫(据报道,一所沙特的女子学校失火,许多少女仓促之下来不及戴面纱逃出来,被宗教警察用鞭子抽回去,最后有十几名没找到面纱的少女葬身火海)。而有些真正的人民选出来的政权,又会被美国用各种手段颠覆,如1973年智利大选,选出总统阿连德,美国中情局却以1200万美元,收买智利陆军司令皮诺切特等人发动政变,推翻了政府,阿连德总统与叛军激战,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美国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国家的最高利益,其他所有形式,都是为遮盖这个本质的假象。

这种观念下的美国,对于自己国内的人民来说是天堂,而对他国人民来说无疑就是地狱。

所以,指望以“民主选举”来博得美国的欢心,指望放弃现行制度而换来美国的真诚相待,指望美国来成为中国的救世主,无疑是中国东郭先生们一厢情愿的痴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懂得西方文明最核心的精髓,那就是从生物进化论演变而来的“丛林法则”,那就是:适者生存,弱者淘汰。

万物霜天竞自由,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生物体,如果想得到生存,得到幸福,永远只有靠自己的奋斗,这个真理适应于植物,也适用于动物,适应于所有的个人,也同样适应于所有的民族与国家。

即使保留现行制度,只要中国在利益上向全面美国投降,美国是不是就成了中国的朋友?

有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善意和温和的霸权,如果让美国来统治世界也不见得是一个坏事,这比苏联人、阿拉伯人甚至中国人来统治要好。即使中国不改变现行制度,但只要中国顺应美国的统治,维护美国的利益,不作“丐帮”帮主而与美国为敌(实际上就是),如果这样,我们就能得到美国的“平等待遇”吗?

对专制的仇恨,演变到对善意霸权的期待,民主又轮回到可悲的起点,这才是人类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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