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战争将是重新划分亚洲和世界格局的“准世界大战”(转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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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中篇:政治篇       拨开战前的思想迷雾       第一章 对传统文化的长期批判,正在瓦解中华民族的生存理由和战斗精神    第一节 批判“批判者”    第二节 批判“知识分子”    第二章 民族主义何罪之有?    第一节 漫长的中国历史,其实非常缺乏民族主义    第二节 在世界民族征伐史中,汉民族拥有最高的道德水准    第三节 民族主义何罪之有?       第二章 “美氏民主”、“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正在剥夺我们手中的武器    第一节 鼓吹用“文化观”和

中篇:政治篇

拨开战前的思想迷雾

第一章 对传统文化的长期批判,正在瓦解中华民族的生存理由和战斗精神

第一节 批判“批判者”

第二节 批判“知识分子”

第二章 民族主义何罪之有?

第一节 漫长的中国历史,其实非常缺乏民族主义

第二节 在世界民族征伐史中,汉民族拥有最高的道德水准

第三节 民族主义何罪之有?

第二章 “美氏民主”、“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正在剥夺我们手中的武器

第一节 鼓吹用“文化观”和“民族观”来替代国家观、超越国家观

第二节 “美氏民主”的慢性毒药,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机体

第三章 美国真是一个善意的霸权吗?

第一节 看看***和西方文明的“善意”

第二节 ***文明下的美国所书写的“善意”历史

第三节 经济掠夺方式的改变,使美国更象一个善意的霸权

第四章 台湾是中国民主的“特区”,应保留下来作大陆政治的对比和参照?

第一节 台湾及台湾“民主”的不幸

第二节 台海战争之后,大陆如何应对台湾?

第五章 中国民主和新文化建设之路

第一节 从非洲、亚洲的过去和现状来看中国未来的民主之路

第二节 日益坚实的经济地基,才能支撑中国渐进式民主的高楼

第三节 后共产主义思想


实际上,对台统一之战,在思想、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已经开始了没有硝烟的战争前奏,坦率的说,在当今由美国影响甚至决定了价值标准的国际大环境中,由于台湾凭借经济的优势和“民主”的道义制高点,在这一阶段的思想和文化的博弈中,大陆明显落于下风。

第一章 对传统文化的长期批判,正在剥夺中华民族的生存理由及瓦解其战斗精神

第一节 批判“批判者”

对传统文化长达一百年的批判,正在挖去我们的根基,正在剥夺中华民族的生存理由和瓦解中华民族的战斗精神。

从“五四”到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批判已经持续了一百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人,会象中国人这样,咬牙切齿而又不屈不挠地跟早已化为空气尘土的祖宗过不去,冥冥之中,罪魁祸首孔子不知哪天会不会从地里探出头来委屈地质问:如果中国近三百年来的贫弱你们要归罪于我,那在这三百年以前中国一直是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你们是不是就应该跪下来感谢我?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从“专制主义”单一思维的模式里解放出来,开始接触到各式各样的现代新思想,从而开始进行长时间的批判与思考,或者是批判性的思考,而非建设性的思考。

从“五四”到如今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思考方向是“后顾”而非“前瞻”,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精力是用来清算历史和批判旧文化,而不是从历史中吸收营养和建设新文化。确切地说,中国整个知识阶层扮演的是低级的破坏者的角色,而承担不起高明的建筑大师的重任。

不可否认,由于前苏联崩溃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和中国落后的现状,中国目前许多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人为的将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制度,与某种意识形态甚至政府等同起来,不同程度的继承“文革”的攻伐风格,讽古喻今,颇有点“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意味,但是,这种以批判作鞭子,“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作法,往往会使许多人一叶障目,看不到世界丛林的残酷本质,看不到中国的真实国情,也看不到中国未来的必由之路,从而有意无意中站到了自己民族和文化的对立面。

当今世界,所有国家都把自己有限的文化遗产视若珍宝,2003年,法国将大仲马的灵柩移入先贤祠,由希拉克总统主持的国葬仪式向全球转播,更体现出文化大国的浩荡风范。纵观古今中外,不管是康德还是费尔巴哈,不管是契诃夫还是是列林斯基,不管是斯宾诺沙还是卢梭,不管是卡夫卡还是米兰·昆德拉,不管是贝多芬还是瓦格纳,甚至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也没有看见哪一个文化巨人或者国家民族,会对自己的文化发动如此残酷的“百年讨伐战争”,陈独秀、鲁迅等大师在风雨晦明中给传统文化挖下的巨大墓坑还象路标一样摆在历史的道路旁,而无数后来者如..之流又扑腾跳下去,搅起一点脏水,便赢得自己和围观者的轻薄欢呼和无知叫好。而放眼未来,悲哀的是,我们还看不到批判的结束和新文化建设的开始。

如果说矫枉必须过正,那么一百年了,特别是自1978年以来的二十几年,足够我们“矫”回来了。

还有一点,是批判者们在潜意识中不愿承认也不愿正视的,对传统文化的低级重复批判,也存在着一种功利主义的市侩嘴脸和没落贵族的卑微心态。

一个世代殷富的诗书礼仪之家,老祖宗开疆拓土,浴血拼杀,留下了金壁辉煌的宅院、广袤无垠的田产、繁荣兴旺的人丁、卷帙浩繁的典籍和辉煌灿烂的家史,历经十数代而不衰,最后传至十九代,国际形势已经风云变幻,子孙不肖不思进取变通,又兼邻间豪强蜂起,蚕食鲸吞,终于搞得这个大家中落破败,家人饱受贫辱。至二十代,觉醒者痛定思痛,高喊“打到孔家店”、呼请“德先生、赛先生”,但依然没有改变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

就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着别人过好日子,自己却破衣烂衫,这种现象我们肯定要反思,要寻找贫穷的原因,思来思去,找来找去,发现是自己的家庭不行,是父辈祖父辈逛窑子抽鸦片,遗毒祸害秧及子孙,所以,我们应该批判祖宗,肃清其遗毒。批完以后,我们应重新努力,利用前辈留下来的丰厚遗产,依靠自己的能力重新建立新生活,这才是一种正确的批判态度。

但是在批判过程中,我们不能走两种极端,一是将祖辈留下来的遗产一把火烧掉,从外面引进来另外一种文化,事实证明,文化的更新绝不可能象外科手术那么简单,大火永远烧不掉传统,否则焚烧阿房宫的楚霸王就应该是中国的民主先驱了;第二,不应该总是停留在批判而不建设,否则,我们的前辈他们也会问我们:我们是不行了,那你们呢?你们要是有本事,你们就搞点新东西来看看呀;我们没有本事让你们过好日子,让你们骂,可你们骂了一百年,日子也没有多大起色,那你们也是没有本事的无能之辈,还好意思来再骂祖宗。

我们是这种“有奶便是娘”的无能子孙吗?

第二节 批判“知识分子”

中国几百年来的屈辱和沉沦,应该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因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致命弱点所致:一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却又自以为是、清高酸腐, “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专制时代,知识分子依附于权贵阶层,现阶段许多人又盲目追随美国的“民主”的鞭子,以美国的马首是瞻;二是缺乏实践精神,看不清社会的真实,常常游离于社会实际行为之外,“动口不动手”,虚弱无能,他可以尽毕生精力于“致知”,却不会用少许时间身体力行地去实践探索,所以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别说三年,三百年、三千年也不成。

中国有句俗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秀才是苍白的理想主义者,平时除了读书奉主,便是在后花园调弄春香,胸有屠龙之志,可手无缚鸡之力,遇到外敌入侵,死在敌人刀戟下的往往还没有自悬房梁上的多。而大兵是行为主义者,没有那么多鸿鹄志向和风花雪月,却有改变自身命运甚至国家命运的能力。但中国的秀才自古好象很愿意保留这种半男半女的尴尬形象,吟风弄月,乐在其中,很少人会象班超那般投笔从戎,即是秀才又是兵,让敌人打也打不过,骂也骂不赢。

中国几千年来的贫穷愚昧,很大责任也在于中国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尤其是社会学科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良心扮演者”,不仅能“妙手著文章”,而且还要“铁肩担道义”——这里是“担”,而不是“百无一用” 的“空空妙手”或“如簧巧舌”。知识分子不仅要为被压迫者鼓与呼,不仅是丑恶现象的批判者,而且应该是、必须是社会进步方向的探索者和实践者。作为独立思考的隐者,知识分子不仅要守望社会丛林的山火,还要寻找未来天边峰峦间隐约的曙光,如果因为树叶的遮挡而失去了了望的视线,那这样的知识分子还不如守夜的更夫,他的铜锣声毕竟还能召唤邻居来救火。正如许多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的求生技能及衍生出来的社会价值,似乎还比不上工厂里埋头苦干的产业工人来得实在,真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

冷嘲热讽,张嘴骂人,中国“民主派”的先生们似乎比不上在酒宴上露着私处“击鼓骂曹”的弥横,人家终究敢当着曹操的面操他的祖宗,但批判的武器始终比不过武器的批判,弥恒的如剑利舌最后仍然挡不住“土木偶人”黄祖的一刀。

所以,这样的“先生”,对中国来说自然是越少越好。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特别提出了“知易行难”,并认为“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有志竟成”。

作为无数次经历失败而又无数次站起来的革命实践家,中山先生在论述知行关系的时候,没有进实验室去探索自然界最深处的奥秘,而是把重点放到了治国救民的“行”上。

先生所处其时,亲眼目睹了满清闭关锁国、腐败顽固给国家民众带来的巨大灾难,而这些灾难有许多恰好就是当时最先进的“民主女神”用坚船利炮给中国人民送来的“启蒙教材”,所以,中山先生深刻认识到只有效法西方,接受民主与科学才能救中国。

中山先生参照西方确定的目标,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自由强盛的国家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是“知”,而更重要的便是如何去实现这个目标,推翻清王朝、打到军阀、建立民国——这就是“行”。为实践这个“行”,中山先生用去了毕生精力,呕心沥血,筚路蓝缕,最后虽然没有实现其最终理想,但毕竟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民国的基本格局,为在黑暗中呻吟的中国带来了一缕绚丽的曙光。

“知”固然要紧,而“行”必定更加重要。

所以,另一位伟大的实践家***给了孙中山一个独到精准的评价:革命的先行者。



作者:男儿带吴钩 回复日期:2005-10-17 13:33:44

第二章 民族主义何罪之有?

新加坡《联合早报》6月26日登载了邱震海的一篇文章,标题为《民族主义:中国和平崛起的隐忧》。文章认为,中国目前的状况与二战以前的德国相似,国力强盛而精神不成熟,“中华文明没有经受过现代民主和人道主义思想的洗礼,近十来年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原先承受的意识形态束缚逐渐为经济致富的狂热和快感所替代,原本十分正面的国民自信心增长,很多时候竟演化为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膨胀,而这种情绪很快就被其他国家理解为“中国威胁论”的佐证”。文章还特别提到了“杭州张惠妹事件”,并认为“(中国国内)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日本国内引起了情绪化的反弹,而且还阻碍了日本社会健康、理性力量的成长,客观上对于中日关系和中国长远形象造成损害”。

文章在最后还说到,“遗憾的是,人们至今看不到中国知识界系统持之以恒的启蒙工作。多年的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传统传统,令中国(包括香港)所拥有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但却缺乏一带具有批评精神、终极社会责任和道德勇气的知识分子。”

应该说,把中国与二战前的德国联系起来,并认为民族主义将给中国及周边国家带来巨大麻烦的观点,不仅限此文,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也有很大的市场,那个一厢情愿要象汪兆铭一样跟日本“款曲通好”的马立诚先生,就痛斥“爱国者”为“爱国贼”。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民族主义突然变成了一只过街老鼠,被国内外的“民族异己分子”们鸣鼓而攻,大加责罚。

第一节 漫长的中国历史,其实非常缺乏民族主义

在“君权神授”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整个国家是帝王一家的天下,整个民族是帝王脚下的臣民,所以,中国自古以来的国家民族感情就存在极大的缺陷,忠君为首,爱国其次,臣因桀亡,民为尧存,所以,历代爱国志士常常会陷入会陷于君主与国家“二律背反”的两难之中,岳飞、郑成功等许许多多的英雄便是这样的悲剧性代表。

在这种“君国不分”的缺陷中,尽管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家训导,尽管有强汉盛唐时强烈的民族自信心,但是,纵观几千年,广大民众尤其是下层百姓对国家和民族的认识较为忽视,感情都较为淡漠。皇帝驾崩,民众如丧考妣,国家沦丧,民众却往往是麻木不仁。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说道:“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更见出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出其完全不像国家。”

中国历史上,除了汉朝与匈奴的战争和元末汉民族推翻蒙古统治的起义,民族战争基本上没有上升到压倒政治斗争的位置上,民族征伐从来都是各政治集团相互角逐利益的一个战争方式。

民族矛盾比较集中的是称为“五胡乱华”的南北朝时期。公元350年,后赵大将汉人冉闵立国,大肆屠杀高鼻深目的“胡人”,致使二十余万人暴尸于野(主要是匈奴人和羯族,以及部分鲜卑和氐、羌、巴氐人),残存的匈奴人几乎被灭族。后冉闵为燕国慕容俊所擒,被押到慕容俊——大概是《天龙八部》里慕容复的祖先吧 ——面前,慕容俊斥责道:“你是赵国的大将,怎么能灭掉自己的祖国自称皇帝呢?”冉闵回答道:“现在天下大乱,你们这些蛮夷之邦都想称帝,我堂堂中原英雄,怎么不能当皇帝?”

公元391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消灭了恃强入侵的匈奴左贤王奴刘卫辰部落,在东汉时归顺汉朝的南匈奴便全部灭绝,从此,匈奴在亚洲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便彻底结束了。而拓跋珪消灭匈奴,只是其统一北方战争的一步,民族矛盾并非是主要矛盾,而拓跋珪联盟中的重要盟友独孤部落本身就是匈奴鲜卑化后的一支。

满清入关,遭遇南方包括士族在内的知识分子的拼死抵抗,原因一是落后民族的野蛮屠杀,二是文化上的彻底剥夺,所谓“留发不留人”,在此,民族矛盾似乎有超越各阶层而达到“全民抗战”的趋势,但随着南明小朝廷的逃亡和满清政策的调整,中国人尤其是最基层的广大百姓基本上就认同了满清的统治,把这当作了又一次的“改朝换代”,以至于300年后,中国人剪辫子倒又成了历史上曾经的一个令后人深感耻辱的大难题。

中国历史上对外来征服的软弱抵抗力,在20世纪30、40年代曾经为日本人所蔑视和嘲笑,所以日本动不动就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动不动就要“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而这也为西方人所诟病,斥为“一盘散沙”,甚至大加凌辱(如“狗与华人不得入内”)。应该说,这个民族痼疾是刺激日本及其他殖民强盗企图彻底征服中国的一个潜在诱因。

1949年以前,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这里的“病”有两重,一是指身体羸弱,由营养严重不良和肉体上的各种疾病(主要是指蔓延在民众中的各种结核,如淋巴计划、肺结核、骨结核、肠结核等等)而致;二就是国家民族意识普遍淡漠,民族精神萎靡,抵抗意志软弱,一盘散沙,不堪一击。这种民族感情的忽略和淡漠,自然造成民族凝聚力和抵抗力的低下,也就造成了自1840年以来差点亡国灭种的百年惨剧。

中国几千年来没有被完全分裂,最后还保持着泱泱大国的架势,文化的作用应该说远远大于民族认知的作用,民族精神远远没有资格来承受这个殊荣。

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把民族主义的大纛旗第一次鲜亮灿烂的树立起来的,是辛亥革命伟大的先驱们。

章太炎说:“民族主义,自古太原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方始发达”。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的革命宗旨中,第一次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明确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

1905年12月8日晨,高呼“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的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决心以一死唤醒同胞,他挥笔写下《绝命书》,呼唤同胞“去绝非行,共讲爱国”,然后蹈海自杀,年仅30岁。

而后,在1937年7月7日以后,民族主义便完全汇流到爱国主义的大潮之中,凝聚成了一个浑厚低沉的声音:“中华民族到了最后的时候,每个人们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到1953年,民族主义在朝鲜战争的凯歌声中达到了鼎盛,中国人100多年来第一次享受到了做人的尊严,尽管这种享受还十分不完整,但却鲜明而纯洁,让今天的国人无不神往。

第二节 在世界民族征伐史中,汉民族拥有最高的道德水准

自秦汉以后,中国民族精神的弱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在华夏大地5000年的民族征战中,汉民族始几乎始终处于占绝对优势的地位,这种优势让汉民族长期占有了自然条件最好的长江黄河流域,在良好的生存空间里,汉民族也才有机会来充分发展和享受自己的科技与文化。在这种长期居高临下的强者心态中,汉民族对别的弱小民族的征服感,慢慢上升为一种宽宏仁厚的包容大度,既有称为“蛮夷”“胡番”的轻视,又有“怀柔”、“归化”的怜惜,颇有众多兄弟姊妹中长兄的威仪和气度,尽管这种威仪和气度基本上植根于统治者“开疆拓土”的好大喜功和“流芳千古”的追名逐利。

这种威仪和气度同样体现在目前大陆对台湾的各项政策之中。

从先秦开始,以汉民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格局就基本形成。在这种格局中,汉民族内部之间的争斗远远多于对别的民族的战争,而内部争斗的残酷性也远远大于对外战争。

公元元年前后,西汉和东汉前仆后继,彻底打败并驱逐了北方强盛骁勇的匈奴帝国,臣服了整个西域,面对那些过去曾经在汉朝和匈奴之间摇摆投机的诸多小国,如大月氏、乌孙、大宛、于阗、康居等国,汉朝仍然不念旧恶,不予追究,以中央政府的“和亲”政策和大量赏赐来笼络人心,继续维持其政权、地域和文化的完整性。

公元225年,蜀汉南中地区(今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和贵州西北部一带)发生叛乱,诸葛亮听从参军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的献策,携占绝对优势的军队深入少数民族聚居的建宁、牂牁、永昌、越嶲四郡,采取军事.和政治攻心相结合的方针,很快就平定了叛乱。而平叛之后,诸葛亮继续施行“和彝”政策,从南中撤出军队,缓和和消除了与当地少数民族的矛盾,使“纲纪粗安”,“彝汉粗安”,同时,尽量任用当地有影响的人物做官,通过他们加强了蜀汉在南中的统治。另外,诸葛亮还注意南中的经济开发,从内地引来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如引进牛耕,以改变当地落后的刀耕火种的方法,提高了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力,从而吸引了许多原以狩猎为生的少数民族,使其“渐去山林,徒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从而走向定居的农业社会。

14世纪,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出于对汉民族深厚文化的恐惧,将汉人压迫在各民族的最下等,大肆屠杀,手段极为残忍,元朝被推翻以后,内地许多随军迁移而来的蒙古民族聚居地居然还能完整的保留下来,在后来也没有受到明显的践踏和虐待,汉民族的宅心仁厚由此可见一斑。

公元四世纪中叶,被中国汉朝驱逐出西域和小亚细亚的匈奴民族,在沉寂300年以后越过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在可汗巴兰勃、乌尔丁和“上帝之鞭”阿提拉的率领下,摧毁了罗马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等许多欧洲强大民族的抵抗,使整个欧洲国家与民族的政治版图完全改变,其深远影响远大于1500年以后希特勒第三帝国对欧洲的征服。

而1000年以后的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身为穆斯林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超级强大的特混舰队,“云帆高张,昼夜星驰”于南中国海和印度洋,其浩大军力别说对付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和东非那些还未完全开化的民族和宵小海盗,如果多载军队,绕过好望角、佛得角,到达伊比利亚半岛或英吉利海峡,打败海上强国西班牙和英格兰(郑和宝船可达数千吨,而16世纪西班牙无敌舰队平均排水量只有528吨),征服整个蒙昧时代的欧洲绝对不在话下。

但是,郑和的舰队却完全是一趟“宣德化而柔远人”(郑和语)的“和平之旅”,既施行了“不可欺寡,不可凌弱”、“远邦异域,咸使各得其所”和“万国共享太平”(均为明成祖朱棣语)的浩荡王道,又给各落后民族带去了大量的先进文化技术和金银瓷绸等物质财富,甚至在占城和安南(今均属越南)的战争之中,还扮演了“锄强扶弱”的“国际维和部队”的角色。

当然,郑和下西洋,也备有两万多军队的武力为后盾,但在其30年间的七次航海中的“人权记录”上,并没有一次滥用武力,恃强凌弱。“永乐四年6月,郑和的舰队来到爪哇,其船员登陆与当地人进行贸易交换的时候,却无缘无故被爪哇西王都马板的士兵杀死一百七十多人,郑和大怒,决定出兵讨伐,都马板十分惊慌,一面向郑和致歉,一面遣使向北京的明朝皇帝请罪。明成祖谴责都马板的使臣说:‘尔与东王均受朝廷封爵,乃逞贪忿,擅灭之而据其地,违天逆命,有大于此乎?方将兴师讨伐,而遣亚烈加恩等诣阙请罪,朕以尔能悔过,姑止兵不进。但念百七十人命死于无辜,岂可已也?即输黄金六百两,偿死者之命,且赎尔罪,庶几可保尔土地人民;不然,问罪之师,终不可已,安南之事可鉴矣’。”(资料引自日本历史学家上杉千年著《郑和下西洋-1421中国发现世界》)

同样作为征服者,从希腊、斯巴达、罗马、波斯、奥斯曼土耳其、匈奴、契丹、蒙古,到后来的大英帝国、沙皇俄国、德国、日本、苏联、以色列和今天的美利坚,哪一个国家或民族有过如此博大的胸怀和如此高尚的道德感召力?

而就是在距今不远的19世纪晚期,一个不堪忍受美国灭绝杀戮的印第安酋长,曾经对一个美国军官恳求,表示愿意放弃所有抵抗臣服于白人的统治,从此以后作“好的印第安人”,但是那个美国军官的回答是:“我所知道的好的印第安人,就是死了的印第安人。”

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在这种基本摒弃了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只有“仁义”和“中庸”才是超越一切的核心价值。

西方国家征服待弱小民族后的“斩尽杀绝”不同,中国在用军事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和民族臣服之后,往往是用道德和文化的感召力来“来远附迩”,收服人心,如果过于用强,还容易招致奉“仁政”、“义战”为圭臬的儒家士大夫们的批判,斥之为“胜之不武”。

这种仁厚宽宏的雍容大度,使中国文化具有一种道德至上的优越感和宏大气象,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中华文明如同黄河长江,就此浩浩荡荡,汪洋恣肆,一直奔腾了五千年。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中国的许许多多弱小民族才得以生存下来,才不至于象非洲黑人、印第安人、澳洲土人和巴勒斯坦人那样被先进民族“斩草除根”。中国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发生过惨绝人伦的民族屠杀,但都是在对方拒绝臣服时才发生的,如果对方甘拜下风,汉民族自然不会采取如此低下手段,不说孔子“义战”道德的制约,就是在孙子兵法里,不战而屈人之兵从来都是最高境界;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国内外的各个民族才能汇集中国,毫无障碍的求学、做官、经商甚至定居,甚至是战败民族的俘虏照样可以在朝廷里作高官。汉武帝时,匈奴休屠王战败归附,其阏氏和太子金日磾俱没入官,输黄门养马。金日磾容貌甚严,马又肥好,汉武帝很高兴,封金日磾为马监,后来逐渐升迁为侍中、驸马都尉和光禄大夫。金日磾生有两个儿子,束发垂髫,楚楚可爱,经常和汉武帝闹着玩,有次两个小孩在武帝背后,戏弄武帝的后颈。金日磾在旁边不好发作,只有嗔目怒视,两个孩子吓得边走边哭,说:“阿翁恨我!”武帝便责怪日磾道:“汝何故恨视我儿?”金日磾无奈,只好趋出(《后汉书·金日磾传》)——千古帝王,汉武帝堪称伟大的君主;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被征服的弱小“外邦藩国”向天朝大国进贡,得到的往往远大于所贡献出去的,蕞尔小国的使节们高高兴兴的从天朝大国京城的官道上满载而归;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一个荷兰殖民者用24美元的玻璃珠子骗了印第安人的一座曼哈顿岛,如果是在中国,恐怕会遭到整个知识阶层的不齿,因为这是倚仗自己的先进优势来对落后民族进行巧取豪夺,属于见利忘义,以大欺小;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蒋介石才会以“以德报怨”的名义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索赔;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中国军人在朝鲜秋毫无犯,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抢救朝鲜落水儿童,而同样作为盟友,美国在韩国留下的却是憎恨,留下的是屠杀朝鲜数百平民的“老根里事件”那样丑恶的“人权记录”;

在这种大国风范下,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韩国的偏狭龌龊,才会让西边的邻居极为不齿,如果那幕幕丑剧发生在中国,球场上第一个起来抗议哄笑的恐怕是中国人自己;

正如黑格尔所言,任何成熟的历史形态都将走向衰弱。而恰恰就是在这种大国风范下,中华民族高高在上,踌躇满志,骄傲自大,慢慢磨灭了民族的进取精神,丧失了民族活力,慢慢在跟中华版图以外的民族竞争中败下阵来,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以至于沦落到被昔日学生残酷蹂躏的悲惨地步。

因为我们的对手根本就不会仁慈宽厚。

中华文明的宽厚,也常常落入“义”与“利”的两难困境之中,太过于取“义”,追求儒家的“仁义礼乐”的理想政治,则往往迂腐颟顸,自取其辱,自掘坟墓;而太过于逐“利”,则必然遵循孙子的“唯胜利论”原则,对敌人“堕其城,毁其国”、“掠于饶野”、“掠乡分众”,手段残忍,毫无仁慈。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宋襄公率兵伐郑,楚派兵伐宋救郑,宋军与楚军在河南泓水边上对阵开战。宋军排成队列,楚军尚未全部渡河,司马提议乘机全线出击,宋襄公不答应,认为趁人之危不算仁义之师。楚军过河,但还未列好阵势,司马再次请求下令攻击,宋襄公仍不答应。实力强大的楚军列队完毕,立即进攻宋军,宋军大败,宋襄公脚部还受了伤。泓水之战以后,宋人都埋怨宋襄公,宋襄公却说,君子打仗时,不伤害伤员,不擒拿头发花白的人。后宋襄公因伤势过重而亡。

从今天人类成熟后的良知和各种国际法的观点来看,战争应该受到道德的制约,但是战争道德从古至今在都被碾压在马蹄和履带之下,包括今天,那些遥遥领先于弱小国家的先进强大的“文明国家”,他们为了获取胜利依然是不择手段,天花病毒、橙剂、贫铀弹、集束炸弹、“炸弹之母”,无所不用其极,而更为卑劣的是,他们凭借自己的优势条件来操纵“战争道德”的舆论,目的只是用来约束对手,而自己却根本不受这种道德的制约,所以,战争道德因此往往也变成了战犯的帮凶,变成了另一种无形的“杀人武器”。

从而,“道德”失去了对人类恶行的最高约束力,就不再成为审评“善意”、“邪恶”的标准。

2600年前的宋襄公,太过于超前地充当了“战争道德观”的探索者,不幸成为千古笑柄,但后人在2600年的笑声中始终有些苦涩,在中国人的骨髓深处, “义”与“利”依然在作高贵的搏斗,在中国国力强大以后,那种东方文明“重义轻利”的泱泱风范仍然要焕发出圣洁的光辉,将给这个被“商业文明”的物欲淹没了的世界增添一缕绚烂的亮色。

而我们的对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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