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笔下的香港回归

这本《香港史》写于香港回归前,是迄今西方出版的最权威、最详尽的香港通史,一出版即大获好评。作者是研究英国史的专家,态度温和客观,本书系统地叙述了1838年到1990年间香港的发展历史,以一个英国人的视角对有关香港的重大事件和问题,引证了原始史料加以论述和深入分析。本文摘编自该书。


谈判


1982年9月,首相访问北京,标志着正式谈判开始。谈判并不成功。撒切尔夫人还陶醉在战胜阿根廷加尔铁里将军的胜利之中,颇有劲头地提出英国的立场基于确认了英国权益的各项既定条约,问题是中国多年来反复明确表示不承认这些条约的合法性。菲利克斯·帕特里基夫报道说,撒切尔夫人“明显显得异常天真。她在会见***时强调19世纪签订的几项涉及香港的条约的重要性,这些条约自然对英国有利。当她的话翻译给***,他反应极为强烈,有很多异常激烈的言辞,乃至无法翻译给撒切尔夫人听”。保守的《每日电讯报》援引***对一位助手低声抱怨:“我简直没法跟这个女人谈,她根本不讲道理。”这次访问还有一个谜团没有解开。1984年12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撒切尔夫人宣称对麦理浩勋爵1979年访问北京时的会谈内容一无所知。这个声明令人难以置信,因为驻北京大使柯利达爵士既参加了1979年麦理浩和***的会见,也参加了撒切尔夫人访华时举行的会谈。

1982年9月,***与撒切尔夫人讨论香港问题,首相结束对北京的访问后又访问了香港。《泰晤士报》的戴维·博纳维亚报道说:“撒切尔夫人于次日离去,有点像西太平洋刮来的一阵台风,留下一连串破坏的痕迹。英国殖民地历史上很少有哪一个人在如此短时间里对如此多人的利益造成了如此巨大的损害。”菲利克斯·帕特里基夫暗示,首相表现出对香港“二流”商人的“憎恶”。事实上,中国决心已定,英国没有什么底牌可打。

从军事上说,倘若中国采取行动,英国无论如何无法抵御。福克兰远征的成功其实非常侥幸,问题是中国并非阿根廷,香港也不再是一个荒岛。中国完全清楚自身的权利,联合国把香港从殖民地名单中撤消,从法律上承认了中国的权利。

美国的支持是给予英国谈判代表重大帮助的关键因素。战后历届英国政府都意识到,倘若没有美国参与,任何一项外交政策的推行即使不是完全行不通,至少也是极其困难的。

英国与中国谈判之际,英美关系正处于蜜月期,更何况里根总统与撒切尔夫人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友谊。正是由于美国支持,福克兰远征虽遇到很大阻力,但在联合国没有受到阻挠。为回报美国的支持,日后美国入侵格林纳达这个英联邦成员国时,英国保持了沉默。美国有充分理由希望看到香港和平移交,更为现实的考虑是,美国在香港有上亿美元投资,务须保护这些投资的安全。

但是,撒切尔夫人在北京宣布了英国的新外交方针之后,事情就没有多少转圈余地了。1982年秋,双方开始谈判,英国不愿承认恢复中国的主权,谈判陷入僵局。实际上,这可能是由于首相与外交部之间缺乏沟通所致,人们很难相信外交部会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对于“不平等条约”的感受。早在1975年,外交部就以务实的姿态表明了这一点。当时外交部平静地从正式国际条约记录中删除了这些条约。法国人没有效法这个举动,依然认为以往与中国签订的协定有效。按照最恰当的中国习惯,传统程序应该是英国体面地承认这些条约并不存在,双方从清白的历史从头开始。这样,1997年即将到来的紧迫感不复存在,也能照顾到双方的面子,或许还可以做出包括让英国继续管治在内的安排。希思充分了解中国的立场,本来可以提供宝贵的指导意见,但撒切尔夫人与外交部和希思先生关系不和。

早在1972年12月,中国就明确表示决不接受英国继续对这个殖民地的任何一个部分享有主权。直到1983年6月保守党顺利赢得大选之后,双方的谈判才得以恢复(确切地说,才真正开始)。

在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爵士坚韧而耐心的领导下,英国代表团花了一年多时间试图就香港的前途达成协议。谈判并不顺利,他们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一位代表团成员承认中国人把他们搞得“狼狈不堪”。1984年12月5日,杰弗里·豪爵士向下院提交协议最后文本,解释了这一年时间的延宕:“香港人民一开始确实希望我们考虑(保留主权)的可能性。”

谈判只是在英国与中国之间进行,香港没有代表参加。(尤德爵士曾经提出以香港总督的身份代表香港人参加谈判,遭到中方的严厉驳斥。中方指出,香港人都是中国人,他们的利益理应由中国代表。尤德爵士自始至终是以英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谈判的。)除了向行政局秘密通报过简要情况之外,再没有就英中双方的谈判征询过香港人的意见,有关谈判进展的报告也是含糊其词和不确定的。

在中国的强大压力和杰弗里·豪的热诚支持下——他在访问北京期间解决了“大多数关键问题”——1984年9月,双方最终达成协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已是既成事实,“不可能再做任何修正。如果不接受现有协议,再也无法达成任何协议……这是香港历史的现实所赋予的抉择”。

1984年9月26日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草签的《联合声明》无疑是一份卓越的文件。退休的前任总督麦理浩勋爵认为:“一个共产党政府承诺维持这块资本主义飞地,这听起来十分怪异,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这确实需要经过极为耐心的谈判。《联合声明》是一份前所未有的文件,这份协定移交了一个人口超过挪威、以色列或爱尔兰的地区,移交不是通过战争方式,所涉及的居民也没有直接参与其事。中国在这份协定中承诺保留香港与大陆截然不同的法律、习俗和社会制度,允许香港人享受大陆人民享受不到的自由。

在主权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毫无疑问占了上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收回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以下称香港)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决定恢复行使主权”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与其说这是双方的协定,不如说是中国单方面做出的决定。《联合声明》没有提及主权移交后英国继续参与香港行政的可能性。1997年7月以后,香港问题将成为中国的内部事务,英国无权过问。英方对此不得不做了委婉的解释:

联合王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随着主权问题的解决,中国颇为体面地终结了被视为一个半世纪以来屈辱的历史。中国当局能够表现出、也确实被要求表现出大度和宽容,《联合声明》的“附件一”详细规定了中国对香港的义务,“附件一”还对个人权利做了详尽的规定。


护照风波


1989年,中国已经明确表示,任何大规模授予居留权的行为都将被视为严重的冒犯,因为这表明英方完全不信任中方的承诺。

英国政府采取了有些许安慰作用的折衷办法。1990年7月,政府同意向5万户家庭发放正式的英国护照,理由是这些人士对于香港的正常运转十分重要,因此给予特别照顾。据说一些香港商界人士以实际方式提供“赞助”,向保守党提供大笔捐赠。虽然保守党对此予以否认,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些香港商界领袖可以自由出入唐宁街10号,在1990年11月撒切尔夫人下台前后都是如此,以至于香港驻伦敦办事处对此大为惊奇。香港的头面人物并非一致赞同英国政府在护照问题上的折衷方案,邓莲如夫人就认为这种做法将制造分裂,造成不可原谅的错误。

最终的护照分配情况是:7000份给“纪律部门”(警察和海关),6000份给“敏感部门”(资深公务员和媒体人士),36500份给专业人士和商界人士,500份留给重要的投资者。通过各方施加巨大压力,香港义勇军的葡萄牙裔和华裔幸存者最终也获得了护照。申领护照的人数比原先预计的要少,第一批发放的护照有43250个名额,申请者为65700人。这个方案确实给保守党政府带来了政治上的好处,使在野的工党陷入了两难处境。他们不得不满足于反对把护照发放对象限定为“精英人士”。至于政府方面,以言语率直著称的前保守党主席诺曼·特比特在1990年的一次采访中声称:“如此众多的移民从香港来到英国后,不会融入(英国社会)……他们将依然是香港华人,有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习俗……一种极为危险的怨恨之情正在酝酿,只有当生活变得相当好时,这种情绪才会消除。但血缘、历史和宗教纽带的力量远远超出了政府的命令。”保守党明确保证反对进一步的大规模移民。

中国政府自然认为,英国政府决定以这种方式签发护照,严重违背了《联合声明》,既毫无必要,也是对中国的侮辱和挑衅。中国明确表示,任何持有这种护照的人恐怕不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担任公职,这种证件甚至可能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大陆得不到承认。中国人没有让反对意见成为阻碍双方关系的绊脚石。不过,北京方面确实掌握了一张王牌,这就是有权决定新的《基本法》的框架。《基本法》数稿草案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讨论:香港舆论各界几乎都有代表参加《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主要由北京任命,咨询委员会则由香港居民组成。《基本法》草案的各项原则得到中肯的讨论,尤其是著名民权律师李柱铭资深大律师提出了许多意见,北京方面同意了许多实质性的修改意见。《基本法》最终于1990年4月4日颁布,其基调相当平和。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