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壮举的真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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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人们往往会想起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他每天跋山涉水后,晚上还在“破壁枯树”下,点起如豆孤灯撰写日记。然而,在70多年前那场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一些红军指战员在万里转战、炮火连天、风餐露宿的艰辛跋涉中,仍坚持写日记,甚至有人在负伤仅存一臂的情况下坚持写,更是令人肃然起敬。他们从所在的不同部队,以不同的视角和感受,真实地记录了万里长征的艰苦历程。这些长征日记,篇幅虽长短不一,内容却丰富多彩,大至红军战略部署和战役战斗情况,党内军内的政治纷争,小至红军战士的生活琐事、思想情绪,无所不记,无所不录

人们往往会想起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他每天跋山涉水后,晚上还在“破壁枯树”下,点起如豆孤灯撰写日记。然而,在70多年前那场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一些红军指战员在万里转战、炮火连天、风餐露宿的艰辛跋涉中,仍坚持写日记,甚至有人在负伤仅存一臂的情况下坚持写,更是令人肃然起敬。他们从所在的不同部队,以不同的视角和感受,真实地记录了万里长征的艰苦历程。这些长征日记,篇幅虽长短不一,内容却丰富多彩,大至红军战略部署和战役战斗情况,党内军内的政治纷争,小至红军战士的生活琐事、思想情绪,无所不记,无所不录,展现了红军长征的历史画卷。这些历经岁月沧桑幸得保存下来的日记,是我们学习、了解和研究红军长征历史的珍贵资料。今日我们辑录其中部分章节刊登,以此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编者


初上长征路


长征初期,博古、李德“左”倾错误领导者,没有对中央红军进行必要的政治动员,仓促撤离根据地,致使红军指战员不了解撤离根据地的原因和前进的方向,因而疑虑重重,情绪不稳。1934年11月30日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党总支书记肖锋日记写道:“行军路上,担架队战士梅若坚问我:总支书,这里是什么地方?二、六军团在哪里?走到哪是个头。说实在话,我也不知走到哪是个头,我只好回答:我们这两条腿是属于革命的,上级让往哪走,我们就往哪用劲!”像这样的状况,怎能发挥广大红军指战员在长征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在突围转移时采取“大搬家”的方式,部队携带了大批辎重,行军速度十分缓慢,处境极为被动。10月28日,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日记写道:“天黑,路小,行李、辎重太多,行两步停三步,一夜只走了二十里路。”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没有对部队进行政治动员和轻装,因此对部队造成了不良后果。后至湘桂边发生的湘江战役,红军损失惨重,肖锋在12月1日日记中说:“炊事员挑着饭担子,看到香喷喷的米饭没人吃,边走边哭。”“我团是两千七百多人,现在仅剩下八九百人了。”


遵义起春风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红九军团文书林伟日记记载:“1月16日(阴),军委指示:中央在遵义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五次战争的工作。”这则日记表明遵义会议已经召开,会议讨论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遵义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会后,张闻天起草的决议于1935年2月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0日,党中央在云南扎西召开干部会议,张闻天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精神。随后,***、张闻天、陈云等分别到中央红军各部传达贯彻遵义会议的精神。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彭绍辉日记载:“二月十八日,经石夹口到走马坝宿营。行程约五十五里。晚上,军团直属队开排以上干部会,由毛主席报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毛主席指出,五次反‘围剿’单纯防御路线,短促突击,分兵把口,不让敌人进占苏区一寸土地等,都是错误的。而‘反攻’(长征)以来这个错误还在发展。变成了退却、逃跑,叫做‘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跑’,也是错误的。我听了这个报告非常高兴,过去许多怀疑,不清楚的问题,得到了明确的答案。”


翻越夹金山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等大雪山,在四川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日记载:“6月27日,上午大晴,午后骤雨。……早已闻名的夹金山,今日始得亲睹其颜。战士们于三日前就积极准备食物,都是为了要过夹金山。晨,我们由驻地出发,经新寨子开始爬山。夹金山并不高,路亦大,不过高原上的山头,空气稀薄,北风时起,行人过之,稍不注意,即有晕倒之虞,所以此地崇尚迷信,神鬼传说多端。过山顶上下五里处,均有死尸多具,尚未全部掩埋,这是我行军组织之较差所致,当地的疾病瘟疫必将因之而增多。将来我们作先头部队特别须注意此点!敌机一架,午间由南向北,向达维飞去又飞回,在山顶盘旋数次,幸未掷弹。下山后,至午后三时,气候突变,风雨大作,我衣履为之尽湿。但达维无雨。晚在教导营与四方面军廿五师七十三团营以上干部联欢,到廿二时以后始就寝。”


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秘书童小鹏6月14日记载:“前几天就听得说,前面有经常积雪的夹金山,连日来都想一睹为快,好迅速超逾这难关。出发后四十里就开始上了,由山脚至顶三十里,但路陡处只十数里,可是因为地势特高空气稀薄,又加之这几天来吃包谷营养不足,故将及顶时,个个都手疲脚软,气喘头晕,每行几十步又要稍休息后始能继进。山上风大很冷,几乎欲发抖,故树木不殖,仅一些矮草生起也表出萎靡之概。至极顶见北面一片晳白,乃是去冬积雪,以手持木棍透入,直至将木棍完全淹住才抵地面,大约有三尺余深,于是即过‘雪中行军’之境矣?此路前面曾有部队经过,因冷甚,故疾病掉队冻死者十余人,这确实是有生以来未有之境遇也,同志们均为之惊奇。”



徐向前元帅为彭绍辉日记扉页题词:珍贵的资料,历史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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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感情深


为克服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红军中大力提倡和发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阶级友爱精神。红军在翻越白雪皑皑、空气稀薄的夹金山时,肖锋日记载:“6月14日,雾雪,晨六时出发,沿丰乐崖、铜陵沟、图岩窝、九道拐、三道桥爬到程胡岭,到处都是白雪。……一到下午,气候突然大变。先是大雾,后来又下起了毛毛雨,不一会又下起了雪。我们冒雪继续往上爬,越往高爬,雪越大,还刮起了大风。指战员们一个个都成了雪人儿,再加上刺骨的寒风一吹,冻得人不知怎么是好。……政委、政指和宣传队的同志们跟大家一样,尽管呼吸十分困难,但仍在积极宣传……战士剧社的同志们也在大声高喊:同志们,快下山去,千万莫停留,莫吃山上的积雪,不然会泻肚子、发高烧的。一路上,大家发扬团结互助精神,看到年纪大身体弱的同志就扶持保护,真是阶级感情深似海!”林伟日记6月17日也说,在夹金山,“大家发扬阶级友爱,互相搀扶照料。”虽然“天气很坏”,“我们终于12时许越过了夹金山顶。”红军战士间的阶级友爱精神,征服了雪山等地的艰难。而红军各部间的互助友爱精神,则克服了长征生活中遇到的艰难。5月16日林伟日记载:“按军委指示,由我军团送给三军团银币五万元”。这些银元是红九军团在乌江北岸独立作战时缴获的。他们便将缴获之款分赠给了兄弟部队,以解决他们沿途购物所需的费用。6月8日,林伟日记又载:“我军团调拨三军团现款十万元。”而红三军团,也帮助红九军团解决缺粮的困难。5月27日林伟日记载:“三军团在此(小铺子)留给我军团一部分大米、白面等。”


思想工作实


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密切结合部队的实际情况,经常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是保障红军胜利转移的重要条件。1935年1月初,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在贵州龙溪镇,对该部进行了政治工作的讲话。林伟日记载:“1月1日(阴雨)早晨从余庆城出发,中午进到龙溪镇。……政治部黄火青主任又利用部队在这个镇上休息的机会,向大家讲了一次话,他号召全军团红色指战员们到达黔北以后,要进行以下工作:‘一、比赛扩大红军。每一个同志要扩大一个新战士;二、做到爱护群众,遵守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要向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工作,做到每个能写字的同志写两条大标语;四、要进行清洁卫生运动,清除虱子,洗净衣服;五、要整顿军纪风纪;六、大家来调查黔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情况。’”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时,有些战士对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不理解,肖锋提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迫切性,他在日记中写道:“3月20日晴凌晨五时出发,跟三团一营急行军,经二十里铺,岩场到后坝场、鸡溪镇宿营,行程百余里。战士问,怎么老是走,究竟走到哪里去?这说明我们政治动员工作做得不够深入。我们政治处要同连队一同走,边走边谈为什么要转圈子的道理,说明我们红军转一圈,走一步,白匪就要倾巢而出。要叫蒋介石乖乖地听我们毛主席的指挥。”由于加强了红一师的政治工作,该师战士们的情绪随之有了显著的转变。


跋涉大草地


1936年7月上旬,红二、四方面军从甘孜等地开始北上。7月中旬,红二方面军进入茫茫大草地。进草地没几天,战士的粮袋差不多都空了。红二方面军副政委关向应日记中简要记录了当时缺粮的情景:


“7月7日,6军行军约百里。沿途均无房屋,到大吉岭附近露营。7月12日,6军在西倾寺休息。准备筹集7天粮食,不但没筹集到,而且在该地休息吃的粮食都没有。部队带来的粮只够吃两三天。部队开始采野菜充饥。


7月13日,6军经点头寺进沟,顺沟而上,翻了两个山,最后1个较高,下山坡很滑,行军约120里到绒玉。


7月14日,6军在绒玉休息。无粮食,采野菜吃。


7月15日,6军仍在绒玉休息,以野菜充饥。


7月16日。6军上午出发,沿河而上,下午到玉楼。各部队还是没有找到粮食,全吃野菜。指挥部及2军4师到打盆、大古岭。6师在东谷。因河水涨,需架设浮桥,明日才能续进。


7月18日。6军在亚龙寺一线休息,准备补充粮食,但因该地区居民很少,有点粮食全为前边部队通过时收集走了。所以大部分部队采野菜做干粮……”


草地里的气候变化无常,时风时雨,时雪时雹,红军指战员深受其苦。关向应日记中载:


“7月19日,6军到作木沟露营,大风大雨,接着下大雪雹,部队人员一夜满身通湿,寒冷似湖南三九天气。


7月21日,6军到离阿坝约40里的地方露营,通宵大雨,帐篷大漏,地下很湿,睡不成。


7月22日,6军过一个上下约40里的横排山。过山时,大雨倾注,狂风折树,非常寒冷。


7月30日,6军到贾诺露营。沿途都是小丘草地,没有森林,没有房屋,快到贾诺时,突然遭到暴风雨和冰雹的袭击。”



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的本文长征日记作者陈伯钧(左六)、彭绍辉(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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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纪律严


红军长征所经大多是国民党统治区,这些地区群众对党和红军缺乏了解,加之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因而他们对红军存有疑虑、恐惧心理。为此,红军沿途大力加强政治宣传工作,解除群众的疑虑,扩大红军的影响,得到了群众在人力、物力上的支持。肖锋在1935年4月19日日记中写道:“我们红军好比测绘员,一路描绘着祖国江山将来的新面貌。沿途向群众宣传打土豪分田地,更广泛地建立苏维埃各级政府和游击队。”彭绍辉在1934年11月14日日记中写道:“我们在白石渡吃午饭,派人做宣传工作,在修路工人中进行动员,两个钟头的时间,争取五六百名新兵,并组成一个补充营。”为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红军一方面加强政治宣传工作,一方面要部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1934年12月14日彭绍辉日记载:“此地属贵州管辖,群众对我们不了解,大多跑到山上去了。我们利用向导对群众做宣传,同时严格纪律,凡吃了群众米粮的,都要写信留钱,使群众逐渐对我们有所了解。”红军进入川西后,部队粮食供应遇到极大的困难,但为了执行群众纪律,红军领导部门加强了对部队执行纪律的教育。陈伯钧1936年7月15日日记载:“晨起不久,即召集直属队首长谈话,主要是针对目前粮食困难做好政治宣传、组织工作,提高执行纪律的自觉性。”陈在4月12日日记载:“闻教导队发生打土豪不归公的问题,即严责该队指导员,令其如数缴出。”由于红军沿途热情宣传,待人和气,买卖公平,纪律严明,因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抢渡大渡河


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为执行中央在川西北创建根据地,会合红四方面军的战略方针,自四川冕宁以北的大凉山彝族区北上,向大渡河急进。担任抢占大渡河渡口安顺场的先头部队是红一军团和第一师第一团。肖锋在日记中写道:


5月24日晴


师政首长分配我同吴福善、金行生跟一团抢渡大渡河,任务很光荣。


晨七时出发,经草坪、李子坪,过大山东堡子、窝挡头、大落沟、海洋会、山峭、新汤、下坝到安顺场、老街子,一日兼程一百二十里。我跟谭主任进到松树林观察,对岸是月亮头,看到河宽水急,没有渡船很着急。


听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地方,这一带的许多坟地,就是太平军将士的坟墓。现在,蒋介石吹牛说,共军前有金沙江,后有大渡河,还有薛、周、吴、二刘(刘湘、刘文辉)几十万大军追堵,长翅也难飞过,只有做“石达开第二”。


军阀们不要高兴得太早!石达开的失败,那是历史。共产党和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红军没有过不去的天险。我们红一团一千七百个英雄指战员,有信心打过河东去,会合红四方面军。


经过两天的准备,全师集中机枪百余挺,迫击炮二十余门,统归一团指挥。


5月25日阴


强渡大渡河的任务,是毛主席亲自布置的,由先遣支队司令刘伯承、政委聂荣臻直接指挥。一团杨得志、黎林同志紧张准备,杨团长带一营夺占安顺场,由二连化装成“中央军”从东堡子疾进新民街渡口。渡口有民团和川军两个连防守,那些民团还以为红二连真的是“中央军”,连忙招待吸烟喝茶。二连突然命令他们缴枪,敌人愣了。他们万没想到,昨天红军还在很远的冕宁县,今晨便像天兵降临新民街。我们俘虏了敌连长,缴获了他们摆渡的一只船。


刘司令、聂政委由李师长、黄政委、谭主任等陪同来到新民街渡口,只见江水咆哮,枪声激烈,对岸川军不时地向我射击,企图打烂这只船。二连连长熊尚林立即招呼战士们把船藏起来,这船是我们渡大渡河的宝贝呀!


5月26日阴


我军又在新民街找到两只木船,还在周围山沟里找到十几个船工。杨团长布置好火力,决心强渡。师首长把轻重机枪、迫击炮都调来了,分段占领阵地,区分射击任务。杨团长叫孙继先营长组织奋勇队,战士们都要求参加。最后,决定从二连挑选十七名勇士。他们是:连长熊尚林、二排长罗会明、三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麦克、四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光吉、肖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明。最后,二连通讯员陈万清冲出来哭着要随熊连长参加这个关键战斗,孙营长感动批准。十七勇士排好队,杨、黎首长亲交任务,鼓励他们打过去,为中国革命立新功。


午后两点钟,一切准备就绪,杨、黎一声令下:开火!下船!这时,我军阵地上所有轻重机枪、迫击炮、平射炮一齐响了起来。对岸敌人也疯狂地向我渡船射击。神炮手赵章成同志不慌不忙,将炮瞄准好,“通!通!”两下,准确地命中目标,敌碉堡飞上了天。这时,肖华同志拿过司号员手里的军号,亲自吹起冲锋号,渡船向对岸疾驶。不一会,十七勇士在东岸胜利登陆,用冲锋枪、手榴弹把冲出来的敌人打垮,消灭川军守敌一个营,占领了渡口阵地。接着,接连缴了敌人七只渡船,分批迅速地将全团战士渡过去。


乐观抒情怀


红军指战员们是热爱生活、富有审美情趣的人,即使日常生活中的一顿美餐、一幅风景,他们都会尽情地领略和欣赏,甚至在严酷的战争氛围中也不例外。如红九军团在老木孔战斗前,林伟在1935年日记中写道:“4月1日(晴)我军今天仍在老木孔附近隐蔽休息。这里是干村河的东岸,四面都是高大的山坳,森林稠密,清清的水,缓缓的往南流去。山区里满山葱绿,好一派山清水秀的景色。在春天的晴日,山里尽是鸟雀声。”这虽是一场大战的前夕,作者却把战场描写得如此宁静幽美。作者和战友们经过“风景旖旎”的六冲河、七星峡一带时写道:“4月14日(晴)今天走了整日,越过了著名的七星峡,渡过了六冲河,晚上进到双溪桥一带宿营。在途中大家议论着,如果有摄影机,能把今天走过所见到的景物照下来,那该是多好啊。”再如,当红军途经仁怀酌饮茅台佳酿,在宣威品尝火腿,在草地钓鱼佐餐等生活乐事,日记中亦不惜笔墨加以记载;即使像生长在南方的红军战士不识北方的小米、窑洞,把驴子视作“狼”等生活笑话,日记亦不乏记录。这,反映了红军指战员们在艰苦环境下的乐观襟怀和热爱生活的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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