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期的历史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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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时期的历史迷局

文/张鸣



张作霖的名言是:管你吃,管你穿,不听话怎么能行?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我只一章,不听话就枪毙。后来由于小张(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一白遮百丑,结果老张“父藉子贵”,实在是历史叙述的滑稽。


帝制结束之后,中国进入民国时期。在名义上,共和制的招牌已经挂在了首都的城门楼上;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建立了代议制政府。民国的前半段,人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1912到1928年,差不多16年。这一段历史,类似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乱打群架的时光。南与北打,东与西打,一省甚至一区之内,几个小军阀忽而刀兵相见,忽而握手言欢。看这段历史,谁都头大,不仅头痛混战不已,民生涂炭,还头痛找不到头绪,连最好读的陶菊隐先生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往往几页就冒出来几十个人名,几场乱仗同时开打,乱哄哄,你未唱罢我登场,叫我如何认得他!


“黄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


不过,如果从北京政府的角度粗线条地概括,民国北洋这段,大体上是袁世凯4年,皖系4年,直系4年,奉系4年。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依次各唱了4年的戏。这16年,虽然依王闿运的对子,“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但细分起来,还是有分别。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民国政府,在民主制度方面,是沿着下降线行进。袁世凯时期,民国元年的国会,是全国普选的,尽管农民们未必知道选举是怎么回事,大多数人实际上是由别人包办着投票,但普选的形式毕竟还在,人为操纵的痕迹不大,其实是各地的精英按照他们的意志,选出了他们心目中应该做议员的人(有的地方,人还在国外留学,已经被选为议员)。到了皖系上台,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结果弄出来一个安福国会。轮到直系出头,居然公开贿选,议员成了猪仔。冯玉祥联合奉系倒直,首先推出来的临时政府,居然连代议制机关都没有,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首领是大元帅。套一句俗语,黄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当政的都是军阀武夫,不知道宪政是怎么回事,就像民国的外交家顾维钧所说:袁世凯对西方民主,缺乏起码的认识。袁世凯如此,袁世凯之后的“北洋团体”中的骁将,更是等而下之。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虽然武夫不了解西方的代议制,更不懂民主是什么,可毕竟他们都是从晚清过来的,深知清朝积弱积贫的历史,明了若干年来中国学习西方的艰苦努力。虽然他们不了解代议制,不了解西方的民主制度,但这个制度的优越,却是经过西方的“先生们”验证过的,即便在清朝的王公贵族最喜欢的帝制德国,也有国会和宪法。吃过西方军队苦头,并且受过西式军事教育,其中有些人还有留学(德国和日本)经历,他们至少知道所效法的西方有称雄世界的道理。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武夫,实际上对风靡知识界的进化论也略晓一二,他们对当时堪称时代的意识形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从心底里服膺的。就当时而言,西方的制度意味着进步,意味着进化的方向。所以,不了解代议制,不明白民主制度,不意味着他们完全不理会这个制度。我们所说的北洋军阀,其实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推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他们不见得都是我们教科书中所说的卖国贼,至少,也有希望中国好起来的愿望。所谓的“北洋团体”中,像张勋这样的人是少数,而且属于团体的边缘人物(不是北洋军事学校出来的人),其他的人,即使对共和并不热心,也不至于公然开倒车,所谓的袁世凯复辟帝制,其实并没有取消代议制,打的主意是君主立宪制。反过来也可以理解,尽管中国进入共和政体以来,国家之混乱,国势之衰落,比之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复辟却总也实现不了(包括强人袁世凯所尝试的看起来仅仅退了一小步的帝制),反对者中,最有力量的还是“北洋团体”的军人们。进化论的魅力,在那个时代,显然不是其他什么力量可以抵消的。


做君子不如做流氓


在这16年中,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种场景——每当这些武夫打算尊重代议制的时候,跟国会往往很难处理好关系,处处是坎,冲突不断,什么事都做不成;而当他们抛弃了对宪法对国会的尊重,实践起他们一向熟悉的权术操作、军人干政时,则到处绿灯,诸事顺遂,想干什么往往就能成什么。这令人感到悲哀,但的确是现实。当袁世凯尊重宪政的时候,他没有干预国会选举,甚至没有利用行政资源对自己所期待的政党施一援手,眼睁睁看着同盟会变的国民党。取得优势,成了国会具有绝对优势的第一大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步履维艰了,面对辛亥革命后各地乱糟糟的局面,遍地民军、政府、土匪,帮会横行,统一财政、削减民军、整顿地方,这些事一样也做不成。最后袁世凯动武了,大兵一到,反抗的国民党势力土崩瓦解,大小头目出国流亡。更损的是,袁世凯派人化装成“公民”,组织“公民团”包围国会,逼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这个国民党人占多数的国会,还就真的把他选成了正式大总统。


吃硬不吃软的政治现实,逼得北洋军阀走回了老路。既然做君子不如做小人甚至流氓,那么索性就流氓做到底。坐上正式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干脆以收缴国民党议员党证的方式,把国民党议员统统赶走,迫使国会因不过半数开不成会,然后自己一家说了算。接下来,他进入了自家统治的最高点,秩序稳定,改革前进,一些非北洋系的地方军人也开始被收抚,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很有起色。若不是日本乘欧洲列强忙于世界大战之际,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让袁世凯做不起人,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一切看起来很是不错。当然,真的把袁世凯毁了的,还是他的帝制“改革”,这一招,不仅没能实现他加强中央权力的初衷,反而给了那些原本在他“削藩”过程中惴惴不安的地方势力以反抗的借口,一个合乎进化论意识形态的最好借口。送了他性命的“二陈汤”(原本是他亲信的四川督军陈宦、陕西督军陈树藩和湖南督军汤芗铭都宣布独立反袁),本是自家从药店买来的。


接下来统领北洋团体,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的遭遇也是如此。当身为国务总理的他尊重民元国会,尊重民元约法的时候,几乎寸步难行,处处掣肘,跟国会以及虚位的总统黎元洪的关系,越来越僵,直至最后决裂。当他玩阴谋,耍诡计,煽动督军团干政,最后利用张勋赶走黎元洪,复辟帝制,把逊清的小皇帝抬出来的时候,反而左右逢源,连黎元洪都再次委任他为国务总理。他组织讨逆军,杀回北京,成了“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成为英雄之后,接受前段时间府院之争的教训,开始组织选举听话的国会,从日本弄来的西原大借款,多半养了自家的武力参战军,少部分堆出来一个安福国会,选出一个乖巧的听话总统徐世昌,从此,政治强人段祺瑞要什么有什么,再也没人挡道。段祺瑞最后栽就栽在武力统一的策略上。武力统一南方,在用武过程中同室相残,消耗掉同属“北洋团体”的直系力量,借刀杀人,一石二鸟。直系的吴佩孚卖力打下了湖南,但湖南督军却给了只知道捞钱的张敬尧,只因张是段的亲信,而立下大功的吴佩孚只许在湘南前线拼命。算盘打得不错,但谁都不是傻子,包括吴佩孚的“主公”、人称曹三傻子的曹锟。结果是,武力统一变成了北洋火并,直系从湖南前线回师北上,段祺瑞花大钱养的少爷兵敌不住吴佩孚,天下从此变了颜色。


皖系倒台之后,有一个直系和奉系共同当家的时段,在这个阶段,占了优势的直系调子唱得很高,对宪政看起来相当尊重,不仅民元国会重开,连黎元洪都再作冯妇,重回总统宝座。可是,一旦奉系被驱逐出关,直系一统北京政府之后,曹锟就公然搞起了贿选,早就堕落成政客的民元国会议员也相当配合,3000元一票,5000元一票地把个文字上只知道写一笔“虎”字的曹锟,选成了民国大总统。连选总统都可以收钱投票的国会,自然做不起代议机关。国会,从此废掉。北京政府,进入了曹锟要钱、吴佩孚专权的时代。


枪杆子:该时期最有价值的物品


直系的垮掉跟内部分裂有关。一方面是吴佩孚专权,排挤同一系统的其他将领,尤其是直系的另一员骁将冯玉祥;一方面也是由于吴佩孚民族主义的调子唱得太高,上去下不来,阻碍了北京政府靠出卖主权换取借款的途径,导致中央政府财力枯竭,机关干部和军警一起上街游行讨薪。财力有限,难免就分赃不均,吴佩孚的嫡系还能保障供给,而别的人,尤其是没有地盘的冯玉祥就闹穷,转而接受直系夙敌奉系的资助,一旦直奉开战,冯玉祥倒戈自然不可避免。原本旗鼓相当的直奉,打得正激烈的当口,直系一个方面军回师倒戈,抄了大队人马的后路,吴佩孚再硬也撑不下去,于是,开始了奉系入主北京政府的时代。当然,奉系时代的序幕,有一个国民军和奉系共同当家的过渡。此时的临时政府,又抬出了段祺瑞临时执政,根本没有立法机关。


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做了大元帅,代议机关连形式上存在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奉系统治的4年是北洋时期最黑暗的时期。不仅形式上的代议机关不复存在,连起码的言论自由也遭到封杀。敢言的记者被捕杀,民国最有名的两个记者,邵飘萍、林白水,都死在奉系军阀手里。学生的游行请愿,也遭到军警射杀,著名的“三一八”惨案,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在奉系的天下里才可能出现。北京的教育界一向独立,由专家教授治校,但奉系上台之后派人接管,说是教员的薪水不再拖欠,但必须听话,如果不听话,就军法从事。张作霖的名言,管你吃,管你穿,不听话怎么能行?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我只一章,不听话就枪毙。后来,由于小张(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一白遮百丑,结果父藉子贵,连老张(张作霖)的种种,包括做土匪打家劫舍,也变得很是正面,实在是历史叙述的滑稽。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中央政府在下降线上行进,其他地方也如此。孙中山的南方政府,非常国会,也一样卷在阴谋、暗杀、军阀恶斗之中难以自拔,孙中山在骂南北军阀一丘之貉的时候,他的政治操作也没有脱离权术和武力威胁的窠臼。湖南的赵恒惕、广东的陈炯明提倡联省自治,省宪倒是做得像模像样,可是基于省宪的自治却都谈不上,还是有枪的说了算。从骨子里讲,北洋时代跟中国其他历史阶段出现的军阀统治时期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唯力是恃,武力崇拜。整个社会进入一个武化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有的调节机制受到很大破坏,暴力手段受到最多的推崇。枪杆子,成为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物品。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际上是湖南一个文人出身的军阀谭延闿总结出来的,很形象地揭示了这一时期政治的真谛。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跟东汉末年和五代十国时期又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时的中国,已经被西方拉入了它们的世界体系,军阀政治,无论在操作手段上多么传统,但毕竟摆脱不了现代性的印痕。中国农民闹义和团的时候,对洋枪洋炮还相当陌生,想拥有,拥有了却不会使用。可是经过多年军阀混战、兵变为匪、匪变成兵的战争习染,农民对西洋火器的熟悉程度,实现了质的飞跃。招来农民,稍加训练,就是兵,当兵也成为很多地区农民的一项还算不坏的职业选择,这一切,也为后来共产主义的农村革命提供了准备。


更令人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知识界,不但没有阻止政治的下滑,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界的主流政治意向,只在两个方面特别活跃,一方面依然沉醉于“根本解决”的方案,当发现制度改变没能改变中国的时候,就把努力方向投向伦理和文化改造方向。新文化运动本身倒无可厚非,但知识界寄托其上的政治理想,不仅过分沉重,而且模糊了政治变革的真正方向。另一方面,某些知识精英又对好人政治、贤人政治抱有过多的幻想,甚至希望托庇于某个好军阀,借助军事和政治的强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一时期虽然不乏留学西方,专攻宪政和民主的学者回国,但总体而言,西方民主宪政理论的研究,在中国并无多大起色,即使学界也没有多少声音。学界丧失了对政治的理性思考能力。相反,唯物史观和阶级话语,倒在学界逐渐发出大声,甚至占据主流,唯一有力的抵抗,倒来自主张文化保守主义的陈寅恪、钱穆等人。


北洋时期这种沿下降线行进的政治演进,值得后来的人们认真地思考,在政治的台前表演的军阀武夫们,不见得都是白鼻子的丑角,也不见得都是背后受帝国主义列强牵线操纵的复杂木偶。中国政治从代议制逐渐演变为军事专制,最后变成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党治和军事专制的混合,道理何在,绝非一句转型期的特有现象可以说清楚。北洋时期纷乱复杂的历史中也蕴含着机遇,一种可以解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现代化转型迷局的机遇。但愿当我们再次面对机遇的时候,不要再放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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